改革运动与提比略·格拉古精彩概要

皮德纳战役之后，罗马国家整整几十年都异常平静，偶尔一点小波澜也不会影响大局。其统治范围远达三大洲，势力不断扩大，声名远播重洋。意大利是所有人瞩目的地方，世界各地的人才和财富都源源不断流入罗马，似乎和平繁荣和享受生活的黄金时期只能从这里开始。这个时期的东方人中流传着关于西方伟大共和国的传说：“远近的王国全部臣服，听到这个名字的人都浑身战栗，但它诚心对待友邦和属国人民。没有人觊觎王冠，没有人身穿紫衣耀武扬威，他们对于自己选作最高长官的人毕恭毕敬，从未有过嫉妒之心或者有丝毫不协调的地方，这就是罗马的荣耀。”

远看罗马的确如此，但就近细看，罗马却呈现出不同的面目。贵族政府正不遗余力地毁掉自己辛苦工作的成果。当然，我们的意思并不是说被征服者坎尼的子孙与胜利者扎马的子孙与各自的祖先完全不同，其实，变化如此显著的并不是元老院的元老，而是时代。由少数财力雄厚、政治显赫的古老家族掌管政府，在危难时刻，他们就会展现出无可比拟的韧性及英勇的自我牺牲精神，而在和平时期，他们就会变得目光短浅、自私自利、玩忽职守——其实这二者本质上都来自于世袭制和同僚制。这种病态制度存在已久，但它还需要合适的条件才能生长。因此，加图的问题就具有很深的含义：“罗马在世上无所畏惧的时候，它的未来会怎么样呢？”现在就到了这个时候。它曾经害怕的邻居现在都灭亡了，而那些生长在旧制度下、经历过严酷的汉尼拔战争的人，只要一息尚存就依旧发出呼声的人，死神已经一个一个召去了，甚至最后一个人——老兵加图——的声音也永远不会在元老院或者讨论会上响起。年轻一代掌握了政权，可是对于那个爱国老将的问题，他们的政策给出的答案却让人遗憾。在他们的统治下，属国臣民和对外政策究竟如何，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在内部事务上，他们更是放任事态发展。如果我们认为内政不仅仅是处理眼下杂务，那就可以说这个时期的罗马没有政府。政府官员主要的思想似乎就是维护他们篡夺来的特权，如果可能的话，再扩大这种特权。国家没有权利选择最合适最能干的人充任最高长官，但是那个圈子里所有的人天生就有担任最高长官的权利，而且同阶级的竞争和下层阶级的侵犯都不会影响这种权利。因此这个党派约定，对重新竞选执政官加以限制，并极力排除“新人”，这也是他们最重要的政治目标，事实上，他们确实于罗马纪元603年即前151年通过法律对前者加以限制[1]，使政府里充满了无能的贵族。毫无疑问，即使政府在对外关系上无所作为也与贵族排斥普通人、不信任本阶级成员的政策有关。平民要想成为贵族，成就功业是他们的途径，所以要想阻止平民进入贵族阶层，最有把握的办法就是不给他们机会建功立业。对于现存的无能政府来说，即使是征服了叙利亚和埃及的人在这里也无法施展手脚。

当然，这个时期并非没有反抗，而且反抗在一定程度上也取得了成效。行政司法有所改善。对于行省长官的行政裁判权，通常由元老院自己行使，但在某些情况下，也由特别使臣团行使，但无论哪种情况，这种行政裁判权都不太恰当。罗马纪元605年即前149年，在卢修斯·卡尔普尔尼乌斯·皮索的提议下，成立了一个常任元老院使臣团，对公民控告罗马官员进行勒索的案件进行司法审理。这是一个创新，对罗马社会的公共生活具有重大影响。此外，人们还努力把公民大会从贵族的优势影响中解放出来。罗马民主政治的灵丹妙药就是在公民大会进行秘密投票，罗马纪元615年即前139年，因为官员选举，秘密投票在《加比尼法》中首次实行；罗马纪元617年即前137年因为民众法庭，秘密投票在《卡西安法》中实施，最后在罗马纪元623年即前131年为了对立法建议进行投票，秘密投票在《帕皮里法》中实施。同样，此后不久，一道人民法令命令元老在进入元老院时应交出公共马匹，放弃他们在选举骑士百人团中的特权[2]。这些措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选举人，使之不受贵族统治阶级的支配，对于提出这些建议的人来说，这可算是国家再生的第一步。事实上，对于罗马社会法律制度缺乏自由的现象来说，这些措施没有带来一点改善，相反，它们只是让这种缺乏自由的现象更加明显，与此有关或者无关的人都能看见。同样无用但更加明显的是，元老院把公民聚会的场所从元老院下面的会场转移到弗洛广场，以此表明正式承认公民的独立和自治。人民这种形式上的自治与实际制度之间的冲突，大部分只是一种表象。各党派的口号四处流传，可是真正需要解决实际问题时，却不见这些党派的踪迹。在七世纪的整整一百年间，每年一度的民事官员选举，尤其是执政官和大法官的选举，是当时一个长期的问题，同时也是政治的焦点，但是只有在很少情况下，不同候选人才会代表不同的政治主张。通常情况下，这个问题只是人的问题。赞成凯西利氏的人多还是赞成科尼利氏的人多，根本无关大局。罗马社会缺少那种超越所有党派生活并能补偿党派生活所有缺陷的活动，比如人民大众为争取某个有利目标而进行的自由而普遍的活动，罗马人民忍受所有这些缺陷，仅仅为了得到统治阶级各利益阶层权利游戏带来的一点好处。

罗马贵族很容易通过财务官或保民官等职务进入仕途，但要做到执政官或大法官一职，则需要多年的努力不可。做官的好处很多，可是真正值得拥有的则很少。正如一位罗马诗人所说，“竞争对手们就如在赛马场上，起初很宽，可是越到尽头越窄”。这些官职是一种荣耀，而那些具有军事、政治或法律才能的人就是争夺这顶花冠的竞赛者，这固然无可厚非，但是现在的贵族几乎已经同化，这就使竞争失去了意义，只留下许多的坏处。上层社会家庭的年轻人全都涌入政坛，很少有例外，他们草率且尚未成熟的政治抱负促使他们寻找别的办法去升官发财，比为公众谋福利更为有效。

谋取公共职位的首要条件如今变成了权贵亲属，因此，他们的仕途就开始于权势家族的前厅，不像以前的官员，仕途开始于军营。现在逐渐出现了一批有教养的门客，一大早就来到保护人的府上侍候，并公然伴随他出入公共场合，而这在以前都是由仆人或者随从所做的。人民大众也是一个尊贵的主人，需要得到相应的尊重。他们开始要求未来的执政官应当承认街头每一位衣衫褴褛的游民都是自己的主人，以表示尊重。每个候选人在巡回演讲时，都应招呼每一位选民的名字，并跟他们握手，而那些上流社会人士也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种不体面的要求。真正的候选人不仅在宫中进行阿谀奉承，在街上也是如此，得到公众认可的方式就是哗众取宠、纵容他们或者以雅俗共赏的方式跟他们客气。当然他们也利用煽动或鼓励群众进行改革的方式来获得公众的关注和赞成，但他们针对的不是事，而是人，而且攻击得越厉害，效果就越好。那些乳臭未干的年轻贵族通常就以加图自居，用自己幼稚的口才以及远未成熟的爱国热忱进入公共生活，或者宣称自己是国家的律师，如果可能的话，对那些地位很高但不受人欢迎的人进行攻击，这都成了当时的风俗。关于刑事司法和政治警察的严肃制度竟然成了这些人求官的工具，罗马人竟也听之任之。筹办公共娱乐活动，或者更糟糕的，承诺举办这样的活动早已成了就任执政官一职的先决条件，就如这是一条法律一样。选民的投票可以直接用金钱购买，这一点在罗马纪元595年即前159年的禁止令中有明确规定。

不过贵族统治阶级不断讨好人民大众导致的最恶劣的结果可能就是，这样的谄媚讨好与政府和被统治者所处的地位不相协调。政府因此由人民的福音变成了一种诅咒。在紧急时刻，他们不敢为了国家的利益，冒险去处理公民的财产和生命。他们给公民撇下一种危险的念头，就是他们从法律上免除了缴纳直接税的义务，即便是贷款式的直接税——自从与玻尔修斯的战争之后，这个国家就没有征收过贷款式的直接税。他们宁肯让军队日渐衰落，也不愿逼迫公民到海外服役。有一些军队长官试图按照严格的法律规定进行征兵，他们的结果如何，我们前面已经讲述[3]。

这个时期的罗马，既有退化的寡头政治，又有尚未充分发展但已腐化不堪的民主政治，这两种祸害相互交织，孕育着可怕的后果。他们党派的名字在这个时期才始见于史书，根据名字可以知道，贵族党希望实现上流社会的愿望，平民党希望实现普通民众的愿望，但事实上在当时的罗马，既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贵族，也没有能够决定自己命运的民众。两党所争夺的无非是镜中花水中月，而且他们笼络的人才也只是些狂热分子和伪君子而已。两党同样政治腐败，同样毫无价值。他们都同样满足于现状，因为他们都没有什么可以改变现状的政治理想，更不用说政治计划了，因此可以说，两党在步调上完全一致，手段和目的也全都相同，党派的改变只是改变了政治策略，而不是政治主张。如果贵族党真能引进世袭轮流制而不实行公民选举制，或者平民党真能建立一个人民做主的政府，这毫无疑问是国家的幸事，但七世纪初的贵族党和平民党相互依赖严重，他们不会做出两败俱伤的事情。他们不仅不能消灭对方，而且，即使能够，他们也不愿这么做。同时，整个国家在政治上和道德上也越来越腐败，正在逐步走向解体。

罗马革命的危机不仅仅来自于无聊的党派之争，更多是来自于经济和社会关系。正如对其他事情一样，罗马政府对经济和社会关系也同样放任自流，因此那些病态的因素久经发酵，此时就毫无障碍地以可怕的速度和力量走向成熟。从很早开始，罗马经济就建立在两个因素的基础上——小农阶级的农业和资产阶级的金钱，这两种因素相互需求且常有分歧。后者与大规模拥有土地紧密相联，向农民阶级开战已有几百年，看样子不消灭农民阶级，并最终消灭整个国家，战争绝不停止。可是由于罗马在战争中已取胜，获得了大量的国外土地，所以国内的战争未见胜负便告终。上面我们说过，在这个时期的罗马，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对立又尖锐起来，只是名称不同而已。两个阶级的财产严重不均，为资本家再次进攻农业做了充分准备。当然他们使用的方法与之前不同。之前，毁灭小农阶级的是贷款，贷款把他们实际上变成了债主的管家，现在摧毁他们的是海外竞争，尤其是奴隶生产的粮食与他们进行的竞争。资本家们学会了与时俱进。他们的资本在攻击劳动力或者是人的自由时，会严格依照法律规定，他们不再以不名誉的形式把自由人变成奴隶，而是付出一定的价钱去合法购买奴隶。根据时代要求，以前的高利贷者摇身一变成了辛勤的种植园主，但二者最终的结果完全相同——他们都造成了意大利农民阶级的消亡。大种植园起初在某些行省，后来在整个意大利都逐渐代替了小农阶级。当时流行的做法就是在意大利的种植园饲养牲畜、生产橄榄油和葡萄酒，最后，逐渐以奴隶劳作代替了自由劳工。同样，当时的显贵比一般贵族更危险，因为显贵不像一般贵族一样，由于制度变化就可能失去贵族身份，所以这种新资本势力比第四、第五世纪的资本势力更危险，因为即便法制有所变化也不会影响他们。

在我们讲述劳资双方的第二次重大冲突之前，必须先讲述一下奴隶制的性质和规模。我们现在所讲的不是那种旧的农村奴隶制，那种奴隶制基本上没什么害处，农民会与奴隶共同耕作，如果农民拥有土地过多，自己耕种不完，便让奴隶单独管理一份田产，这时，奴隶就是一个管家，或者就是一个租户，每年缴纳一定数量的农产品。不用说，这种关系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存在过，比如在帝国时期，这在科姆周围地区是一种流行作法，但只限于一些享有特权的地区或者人性化管理的地区。我们现在所说的是大规模的奴隶制，就跟以前的迦太基一样，罗马的这种制度也起源于资本带来的优势。早期，从战争中抓到的俘虏和世袭的奴隶就足够奴隶的来源，但现在的奴隶制就跟美国的奴隶制一样，完全建立在有计划地捕捉奴隶的基础上，因为人们使用奴隶时根本不顾及他们的生命和繁殖，奴隶的数量在不断减少，即使能够带来新鲜奴隶的战争也不足以补充奴隶的数量。凡是有猎物可以捕捉的地方都无一幸免于难，即使在罗马，可怜的自由平民被当成奴隶使用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不过当时的黑奴产地却在西亚[4]，克里特和西里西亚的海盗是专业捕捉和买卖奴隶的人，他们在叙利亚和希腊海岸进行抢劫。和他们一样，罗马的包税商也在这里的属国进行抢劫，并把劫来的人数充作奴隶。事情最终发展到这样的程度，约罗马纪元650年即前104年，比提尼亚国王宣称自己无法招到足够的兵员，因为所有的劳动力都被罗马的包税商抓到了国外。在提洛岛的奴隶市场上，小亚细亚的奴隶贩子把他们的货物兜售给意大利投机商，每天早上都有多达1万个奴隶上岸，不到傍晚就全部售空。这就说明当时奴隶交易的数目多么巨大，而且供不应求。不过这也不足为奇。我们在讲到罗马纪元6世纪的罗马经济时就已经说过，罗马经济也和当时的一切大事一样，都建立在奴隶制的基础之上[5]。无论在哪个方面的投机事业都是如此，毫无例外就是把人当成牲畜来使用。各种行业大部分都由奴隶在做，利润却落到了奴隶主的手里。低级税务的征收也由社团租用的奴隶办理。此外，奴隶还要从事挖矿、制造沥青等其他工作。把大量奴隶送往西班牙矿场，这很早就是一种流行做法。那里的监工很乐意接受他们，并支付高额报酬。意大利庄园里生产的葡萄酒和橄榄油并非由庄园的人们自己劳作，而是承包给奴隶主。放牧牛羊的事情也都交给了奴隶。我们在上文就曾经提到意大利庄园里经常骑马的武装牧民奴隶[6]，不久，这种畜牧业也成了罗马投机商所喜欢的一种目标。比如达尔马提亚刚被征服，罗马资本家就按照意大利人的方式，在那里从事大规模的畜牧业。从各方面来讲，种植园里奴隶们的情况更加糟糕——奴隶们身背烙印、足戴镣铐，白天在监工的监督下劳作，晚上被锁在位于地下的牢房里。这种种植园制度从东方传到迦太基[7]，又由迦太基人传到西西里，可能因为这个原因，这种制度在西西里比罗马其他地方都发展得更早、更充分[8]。在莱昂蒂尼地区约有3万犹格耕地，检察官把它们当作罗马公地出租。格拉古时代后几十年间，土地只租给了不到八十四人，每人平均三百六十犹格，而这些人中只有一个是莱昂蒂尼人，剩余的全是外国人，大部分都是罗马的投机商。由此看出，罗马投机商正热心地沿着前人脚步，利用西西里人的牛马和西西里人的奴隶，在这个美丽的海岛上开设牧场和种植园，谋得大量利润。不过此时在意大利还没有这种残忍的奴隶制种植业。尽管伊特鲁里亚是意大利种植园制度产生最早的地方，而且此后在那里持续了至少四十年，现在虽然很可能存在着劳工监狱，然而这个时期的意大利农业还是主要由自由人进行耕作，至少是不戴枷锁的奴隶，而那些更大的工作则通常出租给承包商。有一件事清楚表明意大利和西西里奴隶制的不同之处：马默丁社区的奴隶是按照罗马人的方式生活的，在罗马纪元619—622年即前135—前132年的西西里奴隶暴乱中，马默丁地区的奴隶是唯一没有参与的。

奴隶是所有无产阶级中最悲惨的一群人，如果你进行深入研究，就会发现他们每时每刻都处于痛苦和悲惨生活的深渊中。与罗马奴隶遭受的苦难相比，所有黑人奴隶的痛苦加起来也只能算是沧海之一粟。不过在这里我们关心的不是奴隶们遭受的痛苦，而是奴隶制给罗马国家带来的灾难以及政府面临这些灾难采取了什么措施。很明显，这种无产阶级不是政府造成的，也不是政府所能解决的问题。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只能采用比治病更糟糕的方法。奴隶无产阶级对国家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而政府的职责就是利用严格的警察制度，避免损害国家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另一方面，政府应尽量采取措施限制无产阶级，提倡自由劳工。我们且看一下罗马贵族是如何解决这两个问题的。

奴隶反抗和奴隶暴乱到处都有，这就可以看出各地警察的工作做得如何。在意大利，混乱的局面是汉尼拔战争可怕的后遗症之一[9]，现在似乎又卷土重来了。突然之间，罗马政府就不得不在都城抓捕一百五十名奴隶，在民图尔纳抓捕四百五十名，在西努斯甚至抓捕四千名。可以想象，各行省的情况更加糟糕。在提洛岛的奴隶市场和阿提卡的银矿，不得不用武力将同时爆发的奴隶暴乱镇压下去。小亚细亚发生的反对亚利斯托尼库斯及其“太阳城公民”的斗争实质上就是地主对反叛奴隶的镇压[10]，但情况更糟的当属西西里——种植园制度最早产生的地方。那里劫匪盛行，早就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尤其是西西里内部，后来这种情况逐渐发展成为暴乱。恩那地区一个富裕的种植园主达摩费鲁斯，他在本国都城进行的商业投资，足以与意大利的投机商进行竞争。他遭到愤怒的农庄奴隶的攻击并被杀死。接着，这群野蛮人又冲进恩那城，进行更大规模的反抗。其他奴隶也群起响应，反抗自己的主人，把他们杀死或者把他们变成奴隶，并推举一位来自叙利亚阿帕米亚的江湖骗子为这支已经强大起来的军队的首领。这个江湖骗子会吐火，并能预知未来，之前是一个奴隶，名为尤努斯，现在成了军队的首领，号称“叙利亚国王安条克”。这有何不可呢？几年前，另一位叙利亚奴隶甚至还不会预言任何东西，就戴上了塞琉古王朝的王冠。希腊奴隶阿凯夫斯是新国王英勇的将军。军队横扫全岛，不仅远近的野蛮牧民蜂拥而至，加入他的队伍，就连那些素来对农场主并无好感的自由劳工也与这些奴隶叛军联合起来。在西西里·科里昂的另外一个地区，一个在本国就是一个亡命之徒的西里西亚奴隶，也在此影响下揭竿而起，占领了阿格里真托。后来这两个首领达成一致，在战斗中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最后终于成功击败执政官卢修斯·希普塞乌斯率领的军队（其中大部分都是西西里的民兵），并占领他的营地。通过这种方式，全岛都落入了叛军之手。根据最低估计，其军队能参加战斗的人数也达到七万人。罗马人连续三年都不得不派遣执政官和军队到西西里，最后，经过几次胜负未定的战役甚至几次失败之后，执政官夺回了陶尔米纳和恩那地区，叛军失败。叛军中一些坚决的人退守恩那城，他们自知不可能得到解救或者原谅，想以这个牢不可破的城堡为据点顽抗到底。执政官卢修斯·卡尔普尼乌斯·皮索和普布利乌斯·卢皮里乌斯驻军于城下两年，最终收复城市，不过他们依靠的并不是武力，更多是因为饥荒。

罗马元老院及其在意大利和各行省的官员所领导的警察制度对于秩序的维护，结果就是如此。要解决无产阶级带来的问题，仅靠政府的权力和智慧是不够的，相反，运用警察的力量进行镇压对任何一个大国都相对容易。如果无产大众对人民的威胁就像虎狼豺豹对人民的威胁一样，那将是国家的幸事，只有胆小如鼠之辈或者借群众无知的恐惧来牟利的人才会预言，公民秩序会在奴隶的反抗或无产阶级的叛乱中灭亡。即便是镇压奴隶叛乱这么容易的工作，罗马政府也力不从心。虽然现在国家太平，又享有无穷无尽的资源。这就是国家衰弱的表现，但表现出来的还不止衰落这一点。根据法律，罗马政府应保证公共道路的安全，抓住的盗贼如果是奴隶，就应处以绞刑，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如果不进行恐怖统治，奴隶制就无法实行。在这一时期的西西里，道路很不太平时，政府会时不时进行一次远征，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为了讨好那些意大利庄园主，被抓住的强盗一般都交给他们的主人自己处置。那些庄园主都是些吝啬之徒，如果他们的牧民奴隶要衣服穿，回答就是一顿皮鞭，然后质问他们：“难道经过这里的游客都是光着身子的吗？”这样纵容的结果就是，镇压奴隶叛乱之后，执政官普布利乌斯·卢皮里乌斯下令将所有的俘虏——据说有两万人——全部钉在十字架上。庄园主想要节约也不可能。

政府出于对自由劳工的关心，对奴隶无产阶级进行限制，这都表明胜利成果更难得，也更丰富。不幸的是，在这方面，政府一件事都没有做。在第一次社会危机时，就有法律规定庄园主应雇用和奴隶数量一致的自由劳工[11]。现在在政府的建议下，一本关于农业的布匿专著被译成了拉丁语，毫无疑问这是以迦太基的方式对庄园体系进行指导的书籍[12]，以供意大利投机家使用。这也是罗马元老院鼓励文学创作的第一例，也是唯一一例。这样的趋势也同样表现在更为重要的事情中，或者更准确地说，表现在对罗马非常重要的问题——殖民地问题中。

无需特别的智慧，大家只需要回忆一下罗马第一次社会危机的情景就会发现，对于农业无产阶级的困境，唯一一个真正的解决办法就是广泛而严格的移民政策[13]，对此，罗马的对外关系提供了绝佳的机会。事实上，直到罗马纪元6世纪末，意大利小地产者都在不断减少，但是不断有新的农庄分配给地主，所以二者相互抵消。当然，政府对这些事情的处理并没有做到应该并且可以做到的程度，不仅私人世代占有的领地没有召回[14]，而且他们还可以占有更多从战败国新夺来的土地。对于其他重要的土地比如加普亚地区，并没有被某人占领，但是也没有进行分配，而是作为可享收益权的公地进行出租。然而分配田地还是让人民受益多多，不仅给缺田者带来福音，更是给所有人都带来了希望。但是自从卢那城建立之后，除了罗马纪元597年即前157年奥克西姆的皮森尼殖民地外，很久都没有分地的事情发生。理由很简单：自从征服波伊和阿普安尼之后，除了贫瘠的利古里亚山谷外，意大利就没有得到什么新土地，所以除了租出去的或者被人占领的公地外，就没有什么土地可以分配了。可以想象，要动用这些土地，贵族们一定不会同意，跟三百年前的情况完全相同。要分配意大利境外获得的土地，政治上也不允许。意大利是主国，意大利和各行省之间的分界线不可打破。除非政府同意不去考虑那些高瞻远瞩的政策，或者放弃他们阶级的利益，否则的话，他们只能坐视意大利农民阶级日益灭亡，别无他法。于是这样的事情也确实发生了：资本家便继续从小地产者手里购买土地，如果对方不同意，那就不用购买，直接抢走。可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解决问题的办法就不会很友好了。他们经常采用的办法就是趁小地产者在田间劳作时，把他的妻儿逐出家园，然后以“既成事实”的理论让他屈服。同时，庄园主继续雇佣奴隶而不用自由劳工，因为前者不会像自由劳工一样会被召去服兵役，结果，自由劳工的日子越来越凄惨，最终落到和奴隶一样的地步。此外，庄园主们还以低廉的价格出售西西里奴隶生产的粮食，试图把意大利粮食逐出都城市场，从而拉低整个半岛上粮食的价格。在伊特鲁里亚，本国贵族与罗马资本家相勾结，早在罗马纪元620年即前134年就把事情做到了这种地步——整个国家没有一个自由农民。在资本市场上你可以这样说，动物都有自己的巢穴，但是自由公民却只有空气和阳光，那些自称为世界主人的人，在整个世界上却没有一块土地是属于自己的。罗马市民的人口普查册对此提供了证明。从汉尼拔战争结束到罗马纪元595年即前159年，公民的数量稳步上升，原因就是不断补充相当数量的土地，但到了罗马纪元595年即前159年，人口普查表上只有三十二万八千名公民能够参军打仗，人口在不断下降，罗马纪元600年即前154年只有三十二万四千人；到了罗马纪元607年即前147年，则只有三十二万二千人，到了罗马纪元623年即前131年，就只有三十一万九千人能服兵役了。这个结果已经非常惊人了，因为这个时期国内外都没有发生战争。如果事情照着这个速度发展，公民团将会只包括庄园主与奴隶了，罗马最终也会像帕提亚一样，需要到奴隶市场上去购买兵丁。

进入7世纪以后，罗马当时的内部情况和外部环境就是如此。目之所及，到处都是腐败和衰退。每一位心怀善意的明智之士都会不由自主想到一个问题：这种情况究竟有没有补救的可能？罗马就有很多这样的人士，但是没有一个人比普布利乌斯·科尼里奥斯·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阿芙里坎努斯更致力于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这项宏大的工作。他是艾米里乌斯·保卢斯最喜欢的儿子，也是老西庇阿的干孙子。他光辉的姓氏阿芙里坎努斯不仅仅是继承来的，更重要的是他的一种个人权利。和父亲一样，他是个性情温和的人，非常健康，从不生病，对于需要立即采取行动的事情从不犹豫。即使年轻时期，那些政治新手们耍弄的手段他也从不屑于参与，比如到某位显耀元老的家里侍奉，或者就某个法律问题进行滔滔雄辩。另一方面，他非常喜欢打猎。十七岁时，他跟随父亲出征对抗玻尔修斯，表现优异。作为回报，他要求可以随意在马其顿国王的鹿苑里打猎，当时鹿苑已经四年无人问津了。此外，他还喜欢在闲暇时候进行科学研究、阅读书籍。在父亲的教导下，他很早就接受真正希腊文化的熏陶，因此超脱于当时流行的半希腊式的无聊文化。他能恰到好处地辨别希腊文化的好坏，又有贵族的雍容举止，所以这位罗马人在东方的王宫里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甚至连喜欢嘲笑罗马人的亚历山大人都对他刮目相看。他非常希腊化，说话时微妙的嘲讽口气和纯粹的拉丁口音都表明了这一点。尽管严格来说，他不算是一个作家，不过他也跟加图一样，经常会撰写一些政治演说稿。他的演说稿和他干姐姐——格拉古兄弟母亲的文字一样受到后世文学家的重视，被奉为散文精品。此外，他还喜欢和一些好的希腊及罗马文人一起相聚。和这些平民团体相聚无疑引起了很多元老院同僚的疑心，而这些同僚们唯一出色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出身。这是个信仰坚定、值得信赖的人，对待无论敌友他都言而有信。他不大兴土木，不搞投机，生活非常简单。在金钱问题上他公正无私，令人尊敬，同时又仁慈慷慨，相对于当时人们的重商精神，他的行为颇显独特。他是个能干的士兵和军官，从非洲战场上载誉而归，而这种花环只授予那些无视自身安危从险境中救人性命的英雄。在这场战争中，开始时他只是一个小军官，战争结束时他已经是全军统帅了。他没有合适的机会，没有遇到真正困难的工作，去施展自己作为将军的才能。西庇阿和他父亲一样，不是什么天才，他对严肃的士兵和稳重的作家色诺芬有一种特别的偏好喜欢就证明了这一点。他非常诚恳真实，正是适合进行社会改革，遏制初期腐败的人才。更重要的是他根本没有试图进行此种改革，诚然，在有机会又有能力时，他确实对于防止和纠正腐败做出了成就，并对司法工作的改善做了很大努力。主要在他的帮助下，卢修斯·卡西乌斯——很有能力的罗马人，严厉而正直——才能够不顾贵族党的坚决反对，将自己的投票法付诸实施。该法规定无记名投票来选举在刑事司法中具有重要作用的热门司法人员[15]。同样，虽然他并不愿参加对童子进行的弹劾，但在他成年时期，确实把几个罪行严重的贵族拉到法院受审。此外，在迦太基和努曼迪亚指挥战争时，是他把妇女和僧侣们逐出军营，并让那些乌合之众再次受到纪律的约束。罗马纪元612年即前142年做审查官时，他严肃批评了贵族子弟的纨绔习惯，并以诚恳的语言劝告这些年轻人学习祖先的好习惯。但是大家尤其是他自己都清楚知道：司法管理偶尔一次严格的干预，对于整个社会的弊病来说甚至算不上初步的治疗，因此对于这些痼疾，西庇阿没有动手。

盖乌斯·莱伊利乌斯，西庇阿的忘年交、政治导师和知心好友，打算提出一个建议，把意大利尚未分配、只是暂时被占有的公地分配出去，救济那些日渐衰落的意大利农民。他看到自己的提议会面临什么样的暴风骤雨，退缩了，因此被后世称为“明智”。西庇阿也认为如此。他很清楚当时社会的弊端根深蒂固，然而还是以一种令人尊敬的勇气无情攻击这种弊端，完全不徇私情，自己也冒着极大的危险。同时他也很清楚，这个国家只有通过革命才能革除这些弊端，就像第四、第五世纪因为改革问题爆发的冲突一样，而且，无论对错，他认为这种治疗方法比病症更糟糕。就这样，他和为数不多的朋友们就成了贵族和平民党的中间派。贵族们因为他支持卡西乌斯法，永远都不能原谅他；平民党人对他永远都不满意，他也不愿取悦他们。他活着时孤立无援，死后却得到两党的赞美，有时是贵族的拥护者，有时又是改革的发起人。到他那时为止，监察官在卸任时，总是祈求神灵赐予国家更大的权力、更大的荣耀，而监察官西庇阿却祈祷神灵能保佑这个国家。他这句痛苦的祈祷表明了自己对国家深深的担心。

这位曾经两次领导罗马军队由危机走向胜利的人都失望了，但是还有一位毫无建树的青年人胆敢声称自己是意大利的救世主。这位青年就是提比略·塞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罗马纪元591—621即前163—前133年）。他父亲与其同名（曾于罗马纪元577年即前177年，罗马纪元591年即前163年担任执政官，罗马纪元585年即前169年担任监察官），是一名罗马贵族的真正模范：他组织的市政官赛会富丽奢华，肯定是建立在属国的财力之上，元老院曾对此进行了严厉而正当的批评；西庇阿氏与其有仇，但他们不幸被控时，他又出面干涉，这表明他具有侠义心肠，当然也可能是出于对同阶级人的尊重；担任监察官期间，他对解放奴隶采取了很多积极行动，这足见他的保守性格；作为埃布罗省的省长，他的英勇尤其是他的正直为国家作出了永久的贡献，同时也赢得了属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在他们心中立下了永久的丰碑。提比略的母亲柯妮丽娅是扎马征服者的女儿。由于那次宽宏大量的调停，他父亲被自己的前对手挑选为女婿。柯妮丽娅本人也非常高雅，远近闻名。她年老的丈夫死后，她拒绝了埃及国王的求婚，独自抚养三个孩子，以此纪念她的丈夫和父亲。提比略是两个儿子中大的一个，心地善良，品德高尚，性格温和，外表一点都不像是一个能够鼓动群众的演说家。从亲属关系和政治观点来看，他属于西庇阿一派，他与兄弟姐妹们全都通晓拉丁文化及本地文化。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既是他的表兄弟，也是他姐姐的丈夫。在他的带领下，提比略十八岁就参加了迦太基的战役，而且他的英勇也让自己脱颖而出，并获得了那位严厉的将军的称赞。他们那一派人流行的观点就是：官吏腐败严重，意大利农民的地位应当提高，而提比略作为一名精力充沛、态度严谨的能干年轻人，很自然地接纳了这些观点，并将它们发扬光大。莱利乌斯不敢实施自己的改革，不仅不明智，而且有些懦弱，这也不仅仅是年轻人的看法了。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曾于罗马纪元611年即前143年担任执政官、于罗马纪元618年即前136年担任监察官，是元老院最受尊重的人之一，他就以克劳狄乌斯家族所特有的激烈批评西庇阿一派人这么快就放弃了分配公地的计划，并且因为他在竞选监察官时曾与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发生过冲突，所以批评得更加猛烈。普布利乌斯·克拉苏斯·穆奇安努斯，当时的大祭司长也表达过同样的观点。无论作为普通人还是律师，他都得到了元老院及市民的普遍尊敬。即使他的哥哥普布利乌斯·穆奇乌斯·斯卡埃沃拉，罗马法理学的奠基人，好像也不反对这个改革计划，而且哥哥的话语更具权威性，因为他不屑参加那些党派之争。抱有同样观点的还有昆图斯·梅特路斯，他是马其顿战争和亚加亚战争的胜利者，但是辉煌战绩给他带来的尊敬还是其次，他在家庭生活及公共生活中表现出来的、老一派贵族的严谨和风度更让人倾慕。提比略·格拉古和这些人联系非常紧密，尤其是后来成为他岳父的阿皮乌斯以及他弟弟的岳父穆奇安努斯。一旦自己拥有这种法律权力的职位，他非常希望亲自实施这个改革计划就不足为奇了，个人动机可能更加强了他的决心。罗马纪元617年即前137年曼奇努斯与努曼迪亚人签订的和平条约实质上全是格拉古兄弟的功劳。元老院又废除了这份条约，那位将军也因此被交给敌人，而格拉古兄弟与其他高级军官则因为受到公民的爱戴而逃脱了同样的命运，所以这件事肯定不会让这位正直、骄傲的年轻人对于掌权的贵族更有好感。他很喜欢与两位希腊雄辩家——米蒂利尼人迪奥菲尼斯和库麦人加伊乌斯·伯劳休斯谈论哲学和政治，这两个人让他所拥有的理想更加坚定。他的意图逐渐为更多的人所知晓，很多人对此抱赞许态度，甚至很多公民张贴海报呼吁这位非洲英雄的孙子垂念穷人，拯救意大利。

提比略·格拉古于罗马纪元620年即前134年12月10日被任命为人民保民官。官吏腐败的可怕后果，公民在政治、军事、经济及道德各方面的衰退，这时才清楚出现在大家眼中。在当年的两位执政官中，一位在西西里镇压反叛的奴隶却一无所获，另一位就是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几个月来一直致力于摧毁一座西班牙小城，而不是为了征服它。这种形势让每一位爱国志士心里都充满了难言的忧虑。如果格拉古还需要什么特殊指令才能将自己的愿望付诸实施，现在这种形势就是一种指令。他岳父承诺要给他提供建议及行动帮助。法学家斯卡埃沃拉不久前曾于罗马纪元621年即前123年当选为执政官，他也可能会支持格拉古。因此，格拉古上任不久就提议制定土地法，从某种程度来说，这只是对李锡尼-赛克斯法的翻版。这项法律规定：所有毫无报酬被占领的国家公地都应收归国家所有，但那些出租的土地，比如加普亚的土地不受该法影响。该规定有一个限制，每个占有者可保留五百犹格，每个儿子二百五十犹格（但总数不超过一千犹格），作为永久可靠的财产，或者有权得到相应的补偿。以前占有者所做的改进，比如建筑、农庄等，似乎都能得到补偿。收回的公地被分成若干份，每份三十犹格，然后部分分配给公民，部分送给意大利的盟国，不是作为他们的自主财产，而是作为不可转让但可遗传的租赁产业，它们必须被用作农业用地，并向国库缴纳微薄的租金。由三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负责收回和分配土地的工作，他们是国家的常任长官，每年选举一次。这个委员会后来又增加了重要而困难的功能：依法区分公地和私人产业。这种分配土地的政策就这样无限期地持续下去，直到幅员广阔且难以调整的意大利公地被全部分配完毕。塞穆普罗尼乌斯土地法与李锡尼-赛克斯法相比，有如下新特征：第一，有利于遗传占有者的条款；第二，新分配的土地只能出租不得转让；第三，尤为重要的是永久性的管理机构，缺少这个管理机构是以前法律不能得到长期实际应用的原因。

针对大地产主的战争就这样打响了，而这些大地产者的喉舌，正如三百年前一样，仍然是元老院。经过多年沉默之后，又有一个长官挺身而出，激烈反对贵族政府。元老院应对此次冲突的方式，仍然是按照惯例，利用官员职位本身来限制他们越权[16]。格拉古的一个同僚马库斯·屋大维是一个非常坚决的人，他对这个公地法非常反感，当有关该法的提议付诸表决时，他投了反对票，因此该提议被搁置起来。格拉古反过来也暂停了国家事务及行政司法，用印章封闭了国库，政府对此也毫无办法——这的确很不方便，好在这一年就要结束了。格拉古在疑虑不安中，第二次将他的法律提议付诸表决，屋大维当然也再次投了反对票。他的同事及前好友请求他不要妨碍自己拯救意大利，他回答说，对于拯救祖国的方式他们有不同见解，但无论如何，他拥有宪法规定的否决权，这一点毫无疑义。元老院现在决定为格拉古寻一条退路，两位执政官要求他在元老院进一步讨论此事，这位保民官热烈赞成。他认为元老院此举就是基本上同意了他有关分地的提议，但事实上，元老院根本没有这个意思，他们也不打算在这件事上让步。讨论没有任何结果。法律手段至此已经用尽。之前的人们在这种情况下都会把这个提议搁置一年，以后每年提起一次，直到他们恳切的要求以及公众的意见能够战胜反对力量。不过今人处理问题的方式不同。格拉古认为事情已经到达了这样一步，要么彻底放弃改革，要么就进行革命。他选择了后者。于是他来到公众面前宣布说：屋大维和他必须有一人隐退，并向屋大维建议，由公民来投票表决谁应该隐退。屋大维本能地拒绝这样一个奇怪的挑战，他认为否决权存在的目的就是要让同僚们对事情具有不同的意见。格拉古就不再与他的同僚辩论，而是向聚会的群众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人民保民官却做出了反对人民的事情，是否应该剥夺其职位呢？聚会的群众早就习惯了赞成每一个提出的问题，而且他们大部分都由从农村来的农业无产阶级组成，对这个法律的制定很感兴趣，毫无疑问他们几乎全体一致给出了肯定的答复。于是格拉古命令士兵把马库斯·屋大维的保民官座位搬了出去，然后，在大家的欢呼声中，土地法通过了，第一届分配委员会的人选也确定了。当选的人就是这项法律的制定者及其年仅二十岁的弟弟盖乌斯，还有其岳父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当选的全是一个家族的人，这更激起了贵族们的愤怒。当这些新任长官向元老院申请装备资金及日用经费时，他们发现装备资金根本没有，而日用经费也只有24阿司（相当于一先令）。这种不和愈演愈烈，而且手段也越来越狠毒，越来越带有私人攻击性质。要分清楚土地的性质并进行登记，然后分配，这项任务困难而复杂，几乎给每一个公民团体甚至意大利的盟国都带来了冲突。

贵族们在法律上毫无办法，只好默许这位多管闲事的立法者的做法，但他们一定会对他进行报复，这一点毫不掩饰。昆图斯·庞培公开宣布：他一定会在格拉古卸任当天对他进行弹劾，不过这还远算不上最严重的危险。格拉古有理由相信，他的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每次到论坛广场都要带上三千到四千名随从，这种做法更遭到了元老院的尖刻批评，即使并不反对这场改革的梅特路斯对此也不甚满意。总之，如果格拉古曾经认为，通过《土地法》就实现了自己的目标，那他现在深刻明白，这才仅仅是个开始。“人民”应该对他心存感激，但是如果他除了人民的感激外没有别的保护措施，如果他不再是人民不可缺少的人，如果他不提出更全面的建议让人民对他产生新的兴趣，抱有新的希望，那么他必定不能自保。就在这时，根据佩尔加蒙末代国王的遗嘱，阿塔利王国的土地和财富都落入了罗马的手中。格拉古向人民建议，佩尔加蒙王朝的财富应分配给新的地产主，以置买必须的工具和牲畜，并以此证明（当然，这有违于常规），公民有权决定新省的事务。据说他还拟定了其他一些更受欢迎的措施，比如缩短兵役时间、扩大上诉权、废除元老单独作为陪审团的特权，甚至接纳罗马盟国人民为罗马公民等。他的计划实施到了什么程度无法确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格拉古发现，唯一能保证他安全的就是让公民选举他第二年继续任职。这是违反法律的，但是为了做到这一点，他进行了进一步的改革。如果他第一次冒险是为了拯救祖国，现在他为了自己的安全，不得不做出危害国家安全的事情。

各部落聚会以选举下年的保民官时，第一组投了格拉古，可是反对派很快占了优势对此进行否决，至少此次聚会是没有达到目标，他们决定推迟到第二天进行选举。为了这一天格拉古采取了所有手段，不管合不合法。他穿戴丧服出现在公众面前，向他们托孤。料想此次选举还会再次被否决，他预先采取措施，用武力把贵族的信徒从朱庇特神庙前面的聚会中驱逐出去。第二天的选举开始了，投票人数比前一天下降，否决派又占了上风，于是冲突爆发。公民被驱散，选举聚会就此结束，朱庇特神庙被关闭。城里不断有谣传说，提比略罢免了所有的保民官，决心不通过再次竞选继续就任其职。

朱庇特神庙关闭后，元老院众人在忠诚神庙聚会。当他的死对头进行演讲时，在混乱之中，提比略手指额头，向群众表示他有生命危险，可是被人认为他在召集人们给他戴上王冠。贵族们要求执政官斯卡埃沃拉把这个卖国贼立刻处死，可是斯卡埃沃拉是个性情温和的人，且本身并不反对改革，就愤慨地拒绝了这个无理而野蛮的要求。执政官普布利乌斯·西庇阿·纳西卡是一个严厉而暴躁的贵族，他把那些持有同样意见的贵族召集在一起，抄起武器，追赶提比略。当天几乎没有农村人进城选举，城里人看到这些世家子弟眼冒怒火，手持棍棒、椅子腿等冲向前去，都胆怯地放弃了。格拉古带着几名随从试图逃跑，可是在途中，他摔倒在卡庇托尔山上，被一个暴怒的追踪者一棒打在太阳穴上（普布利乌斯·撒图雷乌斯和卢修斯·鲁弗斯之后为了这个不义之名还争得不可开交），死在忠义神庙七王雕像的前面。此外还有三百人被杀，却没有一个为铁器所伤。晚上到来时，他们的尸体都被扔进了台伯河。盖乌斯请求归还哥哥的尸体进行埋葬，被拒绝了。罗马人还从未见过这样的场面。第一次社会危机中，党派之争持续了一百多年，都没有发生过这种灾难，而第二次危机现在才刚刚开始。大部分贵族对此事都不寒而栗，但他们无法退缩。他们要么把忠诚的党羽交给愤怒的人民群众，要么就共同担负起谋杀的责任，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出路。他们选择了后者。他们正式宣布说格拉古确实图谋窃取王位，并用阿哈拉的原始先例证明此次谋杀当属正义[17]。事实上，他们甚至组成了一个由普布利乌斯·波皮里乌斯领导的委员会，进一步调查格拉古的同犯，对一大批无足轻重的人士进行血腥迫害，目的是给谋杀格拉古的事件盖上一个合法的印章。群众宣称要向纳西卡复仇（他至少有勇气公开承认自己的作为并为自己辩护），贵族们编造了冠冕堂皇的借口，把他派去了亚洲。在他出国不久，就任命他为大祭司。在这件事上，即使是温和派也没有背弃自己的同僚。盖乌斯·莱利乌斯甚至参与了对格拉古党羽的调查；曾试图阻止这次谋杀的普布利乌斯·斯卡埃沃拉，之后也在元老院为此事进行辩护；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从西班牙归来后，被当众询问他是否赞成自己的妹夫被杀，他的回答至少是模棱两可的：“如果提比略确实图谋王位，那他确实该杀。”

我们在此公平评价一下前面这些重大问题。成立一个正式委员会，利用国家所能支配的全部土地，分配给小地产主，阻止农民阶级日益减少这个危险现象的发生。毫无疑问这并不是一个健康的经济制度，不过在当时的政治和社会条件下，这是一种适宜的做法。公地的分配，并不是一个政治党派问题，即便是分到最后一块草场，也不会改变现有法律，不会动摇贵族对政府的控制。所以很难说触动了某些人的权利。从名义上讲，国家是公地的主人，一般来说暂时的占有者不能拥有真正的所有权，在例外情况下，他即使宣称自己有所有权，也要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违反法律。分配公地并不是废除财产权，而是行使财产权，所有法学家都认为这具有正式的合法性，但是要试图实施国家的合法权利，在政治上并不一定能保证既不违反法律，又不侵犯别人的权利。如果一个地产主突然开始坚决维护法律上属于他但实际上很久没有使用的权利，通常会引起人们的反对，同样格拉古的法律也遭到同样甚至更强烈的非难。不可否认，这些公地被贵族们世代占有，时间甚至长达三百余年，国家对土地的所有权，从本质讲，比私人所有权更容易丧失。就这些土地而言，国家的所有权早已荡然无存，现在的所有者大都通过购买或其他合法途径获得，早已具有私人的性质。不管法学家怎么说，对于实干家来说，这种方式无非就是为了农业无产阶级的利益，剥夺大地产者的土地所有权。加图时代的政治家如何对待他们时代的类似事件，清楚表明了他们具有同样的意见。罗马纪元543年即前211年，加普亚及附近地区的土地被化为公地，但在此后的连绵战火中，大部分都变成了私人财产。在第6世纪，由于不同的原因，尤其是由于加图的影响，政府管理严格，公民决定收回坎帕尼亚地区的土地，重新出租，以充实国库。他们对土地的所有权也是以占有为基础的，这种占有不是由于受到邀请，最多是得到了默许，而且这种占有一般都不超过一代人，但是市政官普布利乌斯·伦图鲁斯仍在元老院的命令下给他们支付了一笔赔偿费。新分土地为可以继承的租借性质，不可转让，这样的做法让人更容易接受，但仍不无危险。罗马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关于自由买卖的原则非常宽容。现在他们严格限制农民以固定的方式经营自己的一点田地，而且政府的分地还规定了取消权，并且与此相连还有一系列的限制措施，这都与罗马法律的精神完全相悖。(www.xing528.com)

必须承认，对塞穆普罗尼乌斯土地法的反对不可轻视，但这没有任何决定意义。这样剥夺大地产者对土地的占有权当然是一种错误，但是意大利农民阶级的衰落却是一件更大的弊端，甚至会直接毁灭整个国家，而分配土地是唯一一项能抑制这种弊端的措施。因此我们能够理解，即使是保守党中最著名最爱国的人士，比如盖乌斯·莱利乌斯和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对于分地也表示赞成和同意。

如果说罗马大部分明智之士都认为提比略·格拉古分地的目标有益而正当，可是另一方面，他采取的方法，却没有一个著名的爱国人士表示赞同。此时的罗马主要由元老院所控制，任何人采取的措施如果遭到元老院大多数的反对，那就无异于挑起一场革命。格拉古把公地问题交给人民解决，这本身就是一场违背宪法精神的革命：他以不合法的形式罢免了自己的同僚，还用不伦不类的诡辩为此事辩护，不仅在当时而且永远破坏了保民官的否决权，这一点又违反了法律条文，因为否决权是国家机器的矫正器，通过它元老院可以从本质上消除对其统治的干涉。格拉古的行为在道德上和政治上的错误还不在此。在历史上，叛国罪没有固定的标准。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鼓动一方势力反对另一方势力。他就是一个革命家，同时也可能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格拉古革命的一个主要缺点就在于一个经常被忽略的事实——当时公民大会的性质。斯普利乌斯土地法与提比略·格拉古的土地法内容及目标都大致相同，但是二人采取的方式完全不同，正如罗马公民团今昔的差别一样大。罗马昔日的公民团能与拉丁人和赫尔尼西人共享沃尔西人的战利品，现在的罗马人却把亚洲和非洲许多国家变成自己的行省。前者是一个城市社区，他们能自由聚会共同行动，后者却是一个强国，要把所有属国都组织起来，参加一个统一的大会，并由该大会做出最后决定，那这个决定只能是又可怜又可笑。古代政治的主要缺点就在于，它从未从城市形式充分进化为国家的形式，也就是说，未从全体大会进化到议会制的形式，所以，在这里，这种恶果就表现出来了。如果英国的最高会议不是派代表参加，而是所有选民都聚集在国会——大家为各种利益各种情感驱使，乱糟糟一团，根本不可能产生任何结果，那么罗马的最高会议就是这个样子。这种最高会议根本不能纵观事情全局，不能形成自己的决定，而且一般情况下，在这种大会里，都有成百上千个市民被随便从街上拉过来代表公民进行投票表决。公民们一般都认为，他们在部落大会和百夫会里的代表与在区会里的三十名代表一样，都足以代表他们的利益。区会的法令对于他们来说只是官吏召集代表们开会的命令，同样，部落大会和百夫会的法令实质上也只是一些官吏的法令，并得到了善于附和的人的认可。在这些选举大会里，公民大会对于资格问题远不够认真，大体上只要是公民就能参加。在更流行的人民大会里，只要具有人形的动物都可以参加并尽力呐喊，不管他们是埃及人还是犹太人，是流浪者还是奴隶。这样的聚会在法律上肯定没有什么意义，既不能投票也不能制定法令，但实际上，这种大会统治了全部街道，而当时的罗马，街上人民的意见也具有很强大的力量。所以，这群乌合之众对于你的演讲是报以沉默还是狂呼，他们是掌声雷动、欢欣鼓舞还是嘘声一片、赶你下台，对于一个演说家都具有一定意义。没有几个人敢于像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一样对公众端起架子，他对于妹夫的死亡有些言辞遭到了一片嘘声，这时他说：“如果意大利不是你的母亲，而是你的后母，那你们最好住口！”可是群众的愤怒更加强烈了，他又说道：“难道你们以为我会害怕那些奴隶解放出来吗？是我把他们用链子锁起来送到奴隶市场去的。”

公民大会这种腐败的机器居然被用于选举和立法，这本身就够糟糕的，而这些群众（主要是公民大会，还有人民大会的）又被允许干预行政，并且元老院防止他们进行干预的法律也被踩在脚下。所谓的公民团也被允许颁布法令处理公地及其他一些国库物品。在当时的情况下，任何人对于无产阶级的影响能够控制街道几个小时，那么他的力量就足够在人民的意志上盖上法律的印记。到了这时，罗马人就不是获得了完全自由，相反他们是马上就要失去完全自由，因为罗马面临的不是民主政治，而是君主专制。因此，前一段时期，加图及那些和他观点相同的人士并没有在公民大会讨论这个问题，只是在元老院单独谈论过几次。也是因此，格拉古的同时代人，比如西庇阿一派的人都认为，罗马纪元522年即前232年的弗莱明土地法是踏入致命事业的第一步，也是罗马由强盛走入衰落的开始。还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才同意杀死这个分配公地的始作俑者，并希望他的惨死能够阻止将来的效仿者，但同时他们仍然宣布耕地分配法有效并竭力实施，这充分说明罗马当时的情形有多么可悲——那些爱国志士被迫成了伪君子，一方面抛弃那个罪魁祸首，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保留其恶果。最后还是因为如此，格拉古的反对者声称其谋求专制，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并不算错，他自己可能并没有这样的念头，但这只能是一种新的指责，也并不能算是一种辩护。当时的贵族政府腐败至此，如果有公民能够取而代之，可能对这个国家更加有利。

提比略·格拉古并非如此胆大妄为，他只是一个相当能干的保守派爱国者，做事完全是为了国家。他只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坚信自己是在号召人民，结果却唤醒了一群乌合之众。他已手抓王冠，自己却一无所知，结果在无情的局势下，他不可避免地成了一个鼓动家，一位无可奈何的暴君。他全家人出任这种职务，干预国家财政，在绝望的情况下，不得不继续进行“改革”。他出入有随从陪伴，在街上引发冲突，这都让这位可悲的人越来越清楚地暴露出自己的面目，直至最后，革命的劲头冲破约束，吞噬了这位无能为力的改革家。那桩臭名昭著的谋杀案，不仅造成了他的死亡，也造成了反对派贵族的没落。经常用来赞美提比略·格拉古的英雄殉道主义，其实并不准确。与他同时代的明智之士对此都有不同看法。当此次灾难传来时，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即引用了荷马的这句诗词：“任何人做出这样的事，最终必得这样的死。”

当提比略的弟弟还想继续他的事业时，他母亲写信说道：“我们家的疯狂就没有尽头了吗？什么时候才结束呢？国家混乱至此，都是我们的错，我们不该惭愧吗？”这话并非出自一个忧虑的母亲，而是一位迦太基征服者的女儿。她经历过比死去儿子更加惨痛的不幸，深知其中的痛苦。

[1]罗马纪元537年即前217年，在意大利战争期间，限制执政官选举的法律被废止，一直到罗马纪元551年即前203年。罗马纪元546年即前208年马塞勒斯死后，执政官再次进行选举仅在罗马纪元547即前207年、罗马纪元554年即前200年、罗马纪元560即前194年、罗马纪元579年即前175年、罗马纪元585年即前169年、罗马纪元586年即前168年、罗马纪元591年即前163年、罗马纪元596年即前158年、罗马纪元599年即前155年、罗马纪元602即前152年等这些年份发生，并没有罗马纪元401—410年即前353—前344年间频繁。毫无疑问，马库斯·马塞勒斯于罗马纪元588即前166年和罗马纪元599年即前155年分别担任执政官，后来于罗马纪元602年即前152年再次当选，当时是什么情况我们并不知道，但是这件事导致了禁止执政官再次参加竞选的法律产生。这个提议肯定是罗马纪元605年即前149年提出的，而且得到了加图的支持。

[2]这些贵族同时还拥有骑士百人团的特权，此时必须放弃。

[3]我们前面在“全面影响”一章中讲过。

[4]据说那时候人们就认为当地的人们特别适合当奴隶，因为他们具有无与伦比的韧性。

[5]农庄的奴隶需要生产橄榄油、酿酒、喂养牛羊，这是当时经济的基础。

[6]他们主要从事牧场上各种劳作。

[7]是指迦太基在非洲的领地上。

[8]“干苦力的地方”（ergastulum）这个词就是希腊和罗马语的混合词，这表朋这种管理方式是由使用希腊语的地方传到罗马的，而且当时希腊文化还没有充分发展。

[9]人口数量也大幅度减少。

[10]即反对亚利斯托尼库斯的战争。

[11]这里指李锡尼-赛克斯提亚法。

[12]书名为《资本及其在迦太基的力量》。

[13]这里是指罗马公地数量增多对壮大农民阶级的影响。

[14]这里指公地。

[15]这里指永久刑事委员会。

[16]这里指法律所规定的该职位的权利。

[17]这里指格拉古反对革命、建立君主制的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