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乌斯·格拉古在改革中的角色

提比略·格拉古死了，但是他的两个工作——分地和革命——还在持续。在面对饥饿的农业无产阶级时，元老院可能采取谋杀，但他们无法还使用谋杀的方式去废除塞穆普罗尼乌斯土地法。在激烈的党派之争中，这项法律不仅没有动摇，反而更加根深蒂固。以昆图斯·梅特路斯（当时的审查官）和普布利乌斯·斯卡埃沃拉为首的、对改革持友好态度的贵族党派，与并不反对改革的埃米利亚努斯一派一起，逐渐在元老院占有优势。元老院明确命令三委员开始工作。根据塞穆普罗尼乌斯法，三委员应每年由公民推举，这条命令可能得到实行，不过由于他们工作的性质，每年当选的都是同样几个人，只有一个地方的委员死后，职位空缺，才会进行新的选举。因此提比略·格拉古的弟弟盖乌斯的岳父普布利乌斯·克拉苏斯·穆奇安努斯被任命代替他的职位，罗马纪元624年即前130年穆奇安努斯阵亡[1]，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也死了，分配土地的任务就交由年轻的盖乌斯·格拉古以及行动党最活跃的两个成员马库斯·福尔维乌斯和盖乌斯·派皮里乌斯·卡波掌管。这两人的姓名就保证了公地的征收及分配工作进行得非常热烈，事实上，这方面的证据确实很多。

早在罗马纪元622年即前132年，当时的执政官也就是主持追查提比略·格拉古同党的普布利乌斯·波皮里乌斯就让人在一个公共纪念碑上刻下了如下句子，他“是第一个把羊群逐出耕地，让农民填充其内”的人，并且这种分地的做法还一直推广到整个意大利。结果，在原有的民社内，农庄的数目不断增多，这也正是塞穆普罗尼乌斯法的目的所在，即不需要建立新的民社，仅在原有民社的基础上，扩大农民阶级的数量。

罗马的量地方法有很多都可以追溯到格拉古分配土地时期，这也证明了当时分地的深远程度和综合效果。比如，界石安放在什么位置能够预防将来的错误，就首创于格拉古时代的分地和测量人员。不过最清晰的数据还是来自于公民户籍上的数目。罗马纪元622年即前132年进行、罗马纪元623年即前131年发布的人口普查表明，能服兵役的人数有三十一万九千人，六年后（罗马纪元629年即前125年）人数增加到三十五万九千[2]，也就是说，增加了四万人，而之前每年的人数都在下降。毫无疑问，这全部来自于分配委员为罗马人所做的功劳。意大利的农庄是否以同样的比例增加是个问题，但无论如何，他们所作的贡献已经为意大利人带来了有益的后果，虽然这种做法侵犯了不同阶层人们的利益和权利。分地委员都由最坚决的人士组成，绝对独断专行，做事不顾一切，甚至会引起骚乱。他们发出公告，要求每一位人士都尽其所能给出关于公地范围的信息。他们按照旧的土地登记册办事，毫不留情，占有公地者，不论新旧，一概收回，即使是真正的私有财产，如果占有人无法出具足够的证据，也一起没收。尽管人们怨声载道，而且大都确有根据，元老院还是坚持让分地委员们继续自己的工作。很明显，要彻底解决公地问题，不依靠这种方式根本无法进行。

这种默许有一定的底限，意大利的公地并不全都掌握在罗马公民手中。根据公民及元老院的法令，还有一部分土地分给了一些特殊同盟民社，供其单独使用。此外，拉丁人民也占有一部分。不管有没有经过同意，最终，分配委员开始对这些土地动手。要收回非公民手中的土地无疑是法律允许的，即便是根据元老院或者公民法令分配给意大利民社的土地（因为分给他们土地并不意味着国家放弃权利），而且从各个方面看，分给民社的土地和分给私人的土地一样，都可以予以收回。这些同盟及属国人民抱怨说罗马不遵守现行条约。罗马人民的权益受到分地委员侵害时发出的抱怨政府可以置若罔闻，对于同盟的抱怨就不能同样对待了。

从法律上看，属国人民的抱怨并不比本国人民的抱怨更有理，但后者属于本国人民的私人利益，而有关拉丁人的土地，却引发了另外一个问题：这些同盟国在军事上的地位非常重要，而且由于罗马在法律上和实际上已经严重伤害了他们的物质利益，因而与罗马日渐疏离，现在又在土地方面得罪他们，这在政治上是否合适？这个问题取决于中间派的意见，因为这个党派在格拉古死后，与格拉古的追随者一起继续进行改革，反对寡头政府，现在也只有这个党派能与寡头政府联合对改革进行限制。拉丁人亲自拜见该党派的显要人物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请求他保护他们的权利。埃米利亚努斯答应了。由于他的影响，罗马纪元625年即前129年，出台了一条人民法令废除了分地委员的裁判权，把决定何为公地何为私有财产的决定权交给了执政官，法律规定由执政官来代替他们行使这种权利。其实，这只是用一种温和的方法终止了进一步的公地分配活动。执政官塔迪坦努斯根本不赞成格拉古的观念，也根本不愿意进行耕地划分这样困难的工作，趁着伊利里亚战争爆发的机会领军参战，没有完成交给他的分地任务。分地委员会此时还继续存在，但是公地分配的司法管制工作已陷于停顿，他们也被迫终止工作。

改革党对此极为愤慨，即便普布利乌斯·穆奇乌斯和昆图斯·梅特路斯也不赞成西庇阿干预此事，其他人的怒火仅靠语言表达远远不够。此后一天，西庇阿宣布要就与拉丁人的关系进行演讲，但是当天早上他被发现死在自己的床上。他那时才仅仅五十六岁，身体健壮，精力充沛。前一天还进行了公共演说，晚上回家时间比平时早了一点，预备第二天的演讲。毫无疑问，他是个政治暗杀的牺牲品。不久之前他还在公众面前提到了暗杀他的阴谋。什么人在夜里杀害了这位一流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永远没人找出真相。当时城中对此众说纷纭，当然重复这些说法并不是我们历史学家要做的事情，更不用说孩子气地猜测哪种说法更为可信了。目前的事实只有这么多：此事的煽动者必是格拉古党派，谋杀西庇阿其实就是对于贵族党派在忠义神庙所作所为的报复。法院对此没有干预。平民党当然害怕其领导人盖乌斯·格拉古、福拉库斯和卡波被这件事牵连（不管他们究竟是否有罪），都尽力反对对此事进行调查。西庇阿之死让贵族们失去了一个同盟，同时也失去了一个对手，所以他们也同意息事宁人。多数民众和温和派人士对此都深感震惊，尤其是曾经反对西庇阿干预改革的昆图斯·梅特路斯，但是他现在却背弃了自己的同盟，命令自己的四个儿子把这位伟大对手的灵柩送去火葬。葬礼举行得非常仓促。扎马征服者家族的最后一位成员被蒙着头，没有一个人被允许看到一眼这位已逝者的面容，柴堆的火焰就这样吞噬了这位优秀人物的遗体，一同带走的还有他的过错。

罗马历史上有很多人比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更有天分，但没有一个人在道德上比他更正直，政治上比他更无私，比他更热爱自己的国家，同时也没有人比他的结局更悲惨。尽管他用意纯正、极具才干，却不得不亲眼目睹自己的祖国走向衰落；他不得不勉强抑制拯救国家的热忱，因为他清楚看到这样只能使事情更糟；他不得不批准纳西卡那样的暴行，同时又要保护受害者的工作不受干扰。不过他可以自豪地说他没有白活。罗马公民的土地增加了八万多块，他的功劳至少和塞穆普罗尼乌斯法的制定者一样大；当土地分配已达到最大利益时，是他适时地终止了这种做法。不过土地分配该不该停止，当时心存正义的人士都争论不休，但是按照他哥哥的法律，一些应该收回但并未收回的公地，盖乌斯·格拉古并没有认真考虑，这一点说明西庇阿选择的时机是正确的。他采取的两次措施都是从各党派手里争取来的——第一次是从贵族手中，第二次则是从改革派手中——而且每次采取新的措施，其首倡者都失去了性命。无数次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结果安全归来，却死在谋杀者的手中，这可能就是西庇阿的宿命。不过，如果说他死在迦太基城下是为罗马而死，那么死在安静的卧室也是为了罗马。

土地分配运动终于结束，革命还在继续。改革派以土地分配委员会为领导，即使在西庇阿活着的时候也经常与现存政府发生冲突。尤其是卡波，他是当时最出色的演说家，在罗马纪元623年即前131年出任保民官时给元老院带来了不少麻烦：他在公民大会里全部推行无记名投票，甚至还提出一个建议，使保民官可以在第二年作为候选人参加同一职位的竞选，从而在法律上废除掉提比略·格拉古之前所遇到的障碍。该提议当时受到西庇阿的反对而告终，但是几年之后，很明显西庇阿死后，该提议又重新提起，尽管还有一些限制条款[3]，但总算得到通过。这个党派的根本目的就是促使分地委员会已终止的活动重新开始。他们的领导人打算授予同盟国人民公民的地位，从而消除他们对土地分配制度的阻碍，并就这个问题做了认真讨论，同时他们的行动也主要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为了阻止他们的这种活动，元老院命令平民保民官马库斯·朱尼乌斯·皮努斯提议把都城的非公民全部驱逐出去，尽管平民党人，尤其是盖乌斯·格拉古坚决反对，拉丁民社也因为这个可恶的提议发生动乱，但这个提议最终还是通过了。

马库斯·福尔维乌斯·福拉库斯第二年担任执政官，提出另一个建议以示报复，他鼓励盟国公民获取公民权，没有获得公民权的人在遭到刑事审判时也可以上诉至公民大会。不过他当时几乎处于孤立无援的地步——卡波已改变颜色，成了一位热心的贵族党，盖乌斯·格拉古出任撒丁的财务官，不在罗马——所以，该提议不仅遭到元老院的反对，甚至公民们也不赞成，因为他们不愿意将自己的特权扩及到更大的范围。福拉库斯于是离开罗马，担任凯尔特战争的最高统帅。他打算通过在阿尔卑斯山另一侧的胜利为将来的民主活动铺平道路，同时，他也避免了尴尬，不用拿起武器攻打那些由他鼓动起来的盟国人民。

弗雷格莱位于拉丁姆和坎帕尼亚的边境，在一块广阔而富饶的地区中间，是利里斯河的一个渡口，当时可能是意大利的第二大城市，在与罗马人的谈判中，是拉丁殖民地的喉舌，由于福拉库斯的提议遭到失败而对罗马发动战争。在一百五十年来不断爆发的严重叛乱中，并非由外国力量引起，而是意大利人自己起来反对罗马霸权，这还是第一次。不过在这次叛乱中，战火还没有蔓延到其他盟国，便被成功扑灭。并不是由于罗马人武器先进，而是由于当地一位名叫昆图斯·努米图里乌斯·普鲁斯的人的叛变，罗马将军路奇乌斯·奥皮米乌斯很快就成了这个叛乱城市的长官。这个城市也失去了它的特权和城墙，变成了一个村庄，就像卡普亚一样。罗马纪元630年即前124年，罗马人在该地区建立了法布拉特利亚殖民地，其他地方和城市都被分给了周围的民社。这种快速而可怕的惩罚措施震惊了其他同盟，不仅弗雷格莱人，甚至罗马的很多平民党领袖都以叛国罪被控告，因为罗马的贵族党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是这次暴乱的支持者。这时盖乌斯·格拉古也回到了罗马。贵族党害怕格拉古。起初他们打算不派遣接替人，把格拉古留在撒丁，可是他不顾这一点，毅然回国，贵族党就控告他支持弗雷格莱叛乱，但是公民们宣布他无罪释放。于是现在他也决定宣战，参加了平民保民官的竞选，成为罗马纪元631年即前123年的保民官（当年选举与会人员非常之多）。战争就此开始。平民党人经常缺乏能干的领导，不得已终止活动九年，现在休战状态结束，这次的领导人比卡波正直，比福拉库斯有才，在各个方面都足以胜任领导职位。

盖乌斯·格拉古与大他九岁的哥哥差别甚大。与哥哥一样，他也不喜欢粗俗的享乐，只喜欢高雅的追求。他精通各种文化，英勇善战，在努曼迪亚（在姐夫的军队里）以及后来的撒丁都功勋卓著。在天分、性格，尤其是在对事物的热情方面，他都居于哥哥之上。之后在实际上执行他的法律时，他自然需要做很多工作，可是在压力之下，依然能够看事清楚，做事沉着，这都表明了他的政治天赋。朋友们对他忠心耿耿，至死不变，这一点也说明他品德高尚，本性可爱。他所经受的磨难以及过去九年间的韬光隐晦让他更加明白自己的目标，行动能力也更加增强。对于谋杀他哥哥、毁掉其祖国的党派他无比憎恨，这种恨意深深藏在心中，燃烧出强烈的火焰。由于这团郁积已久的火焰，他成了当时罗马最优秀的演说家。没有这种情感，我们可能就只能把他当作古往今来一流的政治家了。在他保存下来为数不多的演讲中，即使现在，我们也能感受到那种激动人心的力量[4]，而当时听到或者读到他演讲的人，如何被他滔滔的演讲所感染、所激发，这都可以理解了。不过这位演讲家虽然是位语言大师，但他也经常为自己的怒气所控制，演讲时时常会语无伦次或者支吾不清，这一点正反映了他在政治上的作为和遭受的痛苦。提比略性格多愁善感、有些短视且不分好坏、对人一概忠厚老实，妄想用眼泪和乞求去改变政治对手的意见，这些弱点盖乌斯完全没有。他以无比的坚定开始了自己的革命事业，决心实现自己复仇的目标。他母亲给他写信说：“能够向敌人复仇，是最光荣最伟大的事情，只要你不给祖国带来灾难。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那就让敌人继续下去吧，这总比毁灭我们的祖国要强一千倍。”柯妮丽娅了解自己的儿子，可是他的信念却恰恰相反。他要向这个腐败的政府复仇，不管付出什么代价，即使他自己和祖国一起灭亡也在所不惜。他预感到自己也会遭到和哥哥同样的命运，这只促使他赶快行动，就像一个受伤的人不顾一切扑向敌人一样。他母亲的想法更加高尚，但是被激怒的儿子的热情已被唤起，他那纯粹意大利的天性使他不能回头。后世人对于她这个儿子惋惜多于指责，而他们的看法并不谬误。

提比略向公民提出的只是一项行政改革，而盖乌斯提出的一系列改革无疑将是制定一套新的法律。新法律的基石就是之前通过的一项改革制度，就是说，人民保民官第二年可以重新参加选举。这项法律可以保证这位平民党领袖永居其位，从而保护自己。他接下来的目标就是争夺实权，换句话说，就是让都城大多数人的利益与他们的领袖结合在一起——那些偶尔从农村来到城市的人根本不可靠，这一点已经证明。为了实现这一点，首先，他的都城开始分配粮食。国家通过什一税在各行省征收的粮食通常以名义价格分配给公民[5]。格拉古规定，每一位来到都城的公民每月都可以从国家仓库里分得一定份额的粮食，一般都是5莫迪（相当于4.546公斗），价格为每莫迪6.3阿司，还不到平均市价的一半[6]。为了这个目标，他又新建了塞穆普罗尼乌斯粮仓，以扩大公共仓库。分配粮食时，住在都城之外的公民都不包含在内，这就把众多的无产阶级公民都吸引到了罗马，他的目的就是让那些主要依靠贵族们的无产阶级公民转而依靠改革党的领袖，这样，既给国家新领袖带来了很多护卫，又在公民大会里找到了坚决的拥护者。不仅如此，为了巩固自己在公民大会的地位，之前公民大会里每个部落的公民都按照其财产多少分成五个等级，并依次投票，现在这种现存的投票方式也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将来公民大会的每位公民都按照抽签的先后顺序进行投票。这些政策制定的目的是为了让国家新领导人得到无产阶级的支持，从而完全掌控都城甚至国家和公民大会，并在必要时来震慑元老院和各行政长官。与此同时，立法者也开始积极热情地解决现存的社会弊端。

意大利的公地问题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得到了解决，提比略的土地法，甚至分地委员会在法律上依然有效，所以格拉古的土地法没有制定什么新的措施，只是又恢复了土地委员会被取消的审查权。采取这一步骤的目的只是为了保持一种原则，而事实上，分地制度即使再次实行，也只是在非常有限的程度上实行，罗马纪元629年即前125年和罗马纪元639年即前115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完全相同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很明显，盖乌斯并没有在此事上继续下去，因为罗马公民占有的公地实质上都已分配完毕，而拉丁人所占有的公地如果被收回，就涉及到有关罗马公民范围这个困难的问题。另一方面，他又采取了超越提比略土地法的一个重要步骤，提议在意大利建立殖民地——比如在塔伦图姆，尤其是在加普亚——那里的公地被国家出租，不包括在分地之列，现在那些土地也可以被分配了，只是要按照殖民地的政策，而不像以前，土地不能进行分配。

毫无疑问，建立这些殖民地的目的也是为了让他们永远支持改革，因为他们的存在有赖于改革。盖乌斯·格拉古提出的更重要、更值得注意的一项措施，就是为海外地区的无产阶级谋取生路。他向迦太基故址派去了六千名殖民者，不仅包括罗马公民，还有来自意大利盟国的居民，并且向这个新城朱诺尼亚授予了罗马公民殖民地的权利。他所建造的新城非常重要，更加重要的是由此奠定的海外移民原则。这为意大利无产阶级找到了一个永远的出路，这种救济不仅是暂时的。可是这样一来，现存有效的国家法律都等于作废，这些法律的原则就是：意大利是统治者，而其他各行省则是被统治者。

除了针对无产阶级这个重大问题制定的措施外，格拉古还制定了其他一系列的措施。与现行法制的严苛相比，这些新制度的原则更加宽容，与时代精神更加一致，军制改革就属此列。关于兵役期限的问题，旧法中并未规定，只是说“年满十七岁、未满四十六岁的市民必须服兵役”。后来，由于占领西班牙，兵役似乎变成了永久性质，那时首次从法律上规定，“凡连续服兵役满六年的，可以有权退伍”，当然退伍并不等于以后不会再次被征入伍。后来，可能在本世纪初，又出现了一个新规定，“凡在步兵团服役二十年，或在骑兵队服役十年的，可以免除再次兵役”。“未满十八岁的公民不得被征入伍”这条规定似乎经常有人违反，所以格拉古对这个规定做了修改。同时，为了减少服兵役的人数，他还限制了战役的数目。不仅如此，士兵的军服费用之前一直在他们的军饷中扣除，此后，也都由国家无偿供应。此外，格拉古的法律还有一种趋势在很多场合都很明显：死刑即便没有废除，至少也比之前遭到严厉限制，这种趋势在军事司法中也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应用。共和国成立以来，官吏们没有得到公民大会同意就没有权利判处公民死刑，除了在军事法中[7]。在格拉古时代之后不久，公民的上诉权在军营中也可以实行，而且军官判处死刑的权利只能适用于盟国或属国公民，这种变化的来源可能就是盖乌斯·格拉古的上诉法。民社宣判死刑或坐实死刑的权利也间接受到限制，因为格拉古撤销了公民审理容易导致死刑的公共案件的权利——比如投毒案和谋杀案等，而把这种权利移交给永久法庭。这些法庭与公民法庭不同，不会由于保民官的干预而解散。他们的判决毋庸上诉至民社，同时也不会受到民社的取消，正如历史悠久的民事陪审团的判决一样。在公民法庭中，尤其是严肃的政治案件里，被审判人在审判期间仍然保持自由，只要交出公民权就至少能够活命或者获得自由。当然，即使逃亡的人，也仍然要遭到财产罚款或者民事审判。这种情况下，至少在预先羁押和完全执行这法律上还是可能的，有时候对于达官贵人也能够生效，比如，卢修斯·赫斯提里乌斯·图布鲁斯，罗马纪元612年即前142年的执政官，被控犯有十恶不赦的罪行，并且不准流放到外地，最终被逮捕处决。另一方面，这些司法委员都来自于民事诉讼，可能一开始就无权干涉公民的自由或者生命，最多只能宣判他们流放到外地。流放到外地一直都是对犯罪人员的一种减刑，现在第一次成为一种正式的处罚。不过这种被迫放逐和自愿出国一样，其财产在缴纳罚金进行赔偿之后若还有剩余，一律交由其本人处理。最后，在债务方面，盖乌斯·格拉古没有做出任何改变，但是可靠的记载认为，他至少给那些欠债者一些希望，可以降低或者减免债务。如果此说正确的话，这一做法也可以算作一项激进的利民法令。

格拉古的新令让一部分民众的地位得到切实改善，另一部分还在期盼之中。格拉古就这样一方面依赖民众的支持，另一方面也同样努力促进贵族的消亡。他清楚地看到，一个国家领导只靠无产阶级的支持会非常危险，所以他尽力去分化贵族阶级，把其中一部分引入自己的阵营。其实这样的分裂迹象早就存在了。富有的贵族在反对提比略·格拉古时团结一致，但他们其实由两个本质不同的团体组成，在某种程度上与英国的爵位贵族和城市贵族一样：其中一个集团主要包括统治集团的元老家族，他们不屑于进行直接投机，而是把自己的巨额资产一部分投入地产，一部分作为匿名合伙人投入大商号；第二个集团的核心人物就是一些投机家，他们自己经营公司商号，或者以自己的名义在罗马霸权的范围内进行商业与金钱交易。我们前面讲过，尤其是在第六世纪[8]，后面一个集团渐渐与元老规则并驾齐驱，由格拉古的先驱盖乌斯·柯拉米尼乌斯颁布的克劳迪安法令禁止元老们从事商业，在元老和商人及投机家之间划了一条分界线。在本时期，商业贵族开始以“骑士阶级”的名义在政治事务上发挥决定性影响。这个称呼，起初专指服役的骑兵，后来渐渐用于（至少在称呼上如此）一切拥有至少价值四十万地产且有服兵役、做骑兵义务的人士，这就包含了罗马上层社会所有人士，无论元老还是非元老。在盖乌斯·格拉古之前不久，法律规定元老院的席位与骑兵之位不能兼而有之[9]，因此元老们就不能再称为“骑士”。骑士阶级与元老阶级相对应，就代表了整个投机贵族。虽然如此，元老家族成员没有进入元老院的，尤其是年轻成员，也照样服役成为骑兵，因此也被称作骑士。事实上，他们——也就是十八个百人团队——骑士公民的称呼恰如其分，因为他们是有监察官编制的，所以主要还是由年轻的元老家族成员组成。

骑士阶层——实质上就是富有商人——在很多方面都与统治阶级的元老们发生冲突。文雅的上流社会与依靠金钱买来地位的商人之间有一种天然的排斥感。统治阶级的上层，尤其是一些优秀分子完全不屑于投机。同样，那些追求实际利益的商人对于政治上的钩心斗角也漠不关心。这两个阶层经常会产生尖锐的冲突尤其是在各行省内，因为，总体来说，虽然各省人民比罗马资本家更有理由抱怨罗马官吏执法不公，但是元老们并不像资本家所希望的那样，完全支持他们以属国人民为代价的、贪婪不公的行为。尽管他们在反对共同敌人（比如提比略·格拉古）时团结一致，但是上层贵族和商人贵族之间存在着很深的鸿沟，而盖乌斯比他的哥哥更加明智，他尽力扩大这种鸿沟，瓦解其联盟，将商人阶级拉入自己的队伍。

后来把骑士阶层与其他民众区分开来的外部特征——比如佩戴金戒指而不是普通的铁戒指或者铜戒指，并且在公民节日时占有单独且位置更佳的席位——最初是否由盖乌斯·格拉古授予骑士阶层并不确定，不过并非没有这种可能。因为无论如何，它们就出现在这个时期，而且，把迄今为止元老院专有的特权赐予骑士阶层，凸显他们的最贵地位，这也是格拉古的典型作风。所以格拉古的目标就是给骑士阶层盖上一个印章，使他们成为介于元老规则和普通百姓之间的一个中间阶层，不仅享有特权，而且很难进入。这种阶级标志虽然微不足道，而且许多有资格的骑士也并不使用，但它们比很多重要的法令更能达到格拉古的目标。这些看重实际利益的商人贵族虽然并不轻视这些荣誉，但是只有这些根本不可能收买他们。格拉古心里明白，这个阶层一定属于出价最高的人，所以他就把国家在亚洲的年收入和审判法庭都拱手送给他们。

根据罗马的财物管理制度，间接税和公地收入都由中间商来征收，这样就给了罗马资本家最广泛的特权，当然那些需要缴纳赋税的民众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直接税收在很多行省就是由民社缴纳固定数额的金钱，这样就防止了罗马资本家的介入，或者像西西里和撒丁那样，直接税就是指田地什一税。什一税的征收一般出租给省内人士，这样富裕的省份或属国就自己征收什一税，从而把危险的罗马中间商挡在门外。六年前，当亚细亚行省落入罗马之手时，元老院就按照第一种制度来管理这个地方[10]，盖乌斯·格拉古[11]利用一项人民法令废除了这种做法，向当地人征收大量的间接税和直接税，尤其是田地什一税，不仅加重了当地人民的负担（迄今为止当地人几乎不用缴纳赋税），而且还规定全省的赋税必须在罗马进行公开拍卖。这样就排除了省内人员参与拍卖，并且他还把管理亚细亚省什一税、放牧税和关税的中间商组织成一个巨大的资本家团体。除此之外，格拉古为让资本家脱离元老院所做努力的重要标志就是颁布法令，规定元老院不能如以前一样随意免除规定租金的全部或一部分，而是应该根据具体情况依法处理。

格拉古就这样为商人阶级开发了一座金矿，而资本家团体的成员财力逐渐壮大，形成了一个“商人元老院”，对政府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此时，他们又在审判法庭获得了参与公共活动的具体场所。进行刑事诉讼的权利依法应归公民所有，在罗马人中，它的范围从开始就非常狭窄，正如以前所说，盖乌斯·格拉古的改革让它更窄[12]。大部分诉讼过程，不管刑事诉讼还是民事诉讼，都由单个的陪审员或者委员会进行（委员会一部分由永久委员，一部分由特殊委员组成）。无论前者还是后者全部都从元老里面挑选人员。格拉古把陪审的任务转移到骑士阶层身上——无论是民事诉讼，还是在永久或临时委员里——他命人按照骑士百人大会的方式，从有资格的骑士里每年制定出一个新的陪审团名单。这个名单直接把元老们排除在外，同时，由于名单有一定的年龄限制，来自元老家庭的年轻人也被排除在外。陪审人员条件的制定，使得当选的只能是那些在商人团体里具有领导地位的人士，尤其是在亚细亚和其他地区征收年赋的人，这未必不可能，因为是否出席法庭与这些人有切实的利害关系。如果陪审员名单与商人团体的名单在领导人员方面完全一致，我们就能更好理解建立这个反元老院团体的意义所在了。其影响显而易见，迄今为止在罗马只有两个权威机构：政府是行政和统治机构，公民大会是立法机构，法庭由二者共同掌握，现在这个商人贵族阶层不仅在坚实的物质利益基础上团结起来，成为了一个联系紧密的特权阶层，而且作为一支审判和统治力量参与国政，差不多与统治贵族并驾齐驱。商人阶级对于上层贵族的憎恶在陪审团对于案件的宣判中找到了实际的宣泄方式。尤为重要的是，当各行省长官接受审判时，有关其公民权利的决定，元老们必须听命于这些大商人和银行家，而不似往常听从自己同僚的命令。这些富裕贵族之间不仅产生分化，而且格拉古还刻意让这些分化不断加强，并且经常爆发冲突。

无产阶级和商人阶级作为格拉古进行斗争的武器已准备齐全，接下来他就开始其主要工作——颠覆整个贵族统治阶级了。不过，颠覆元老院一方面意味着要改变法律，剥夺其主要职能，另一方面要通过个人性质的短暂措施彻底摧毁贵族阶级。格拉古采取了两种措施尤其是行政职能，到目前为止都专属于元老院，格拉古把他们这项权利剥夺了，因为一方面他通过公民大会法律来解决最重要的行政问题，换句话说，就是通过保民官的命令解决问题；另一方面他尽可能限制元老院参与目前事务，最后，他用一种复杂的方法把政务都集中在自己手里。第一类措施我们已经讲过，比如：国家新领导通过分配粮食，给国家财政增加了永恒的负担，没有申请元老院就动用国库资源；私自处理公地，没有通过元老院和公民大会的共同法令，而是仅通过公民大会法令就划分了殖民地；干预行省政务，利用公民大会法令废除了元老院在亚细亚行省实施的财政制度，并以另一个不同的制度来取代它。元老院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按照自己的意思选出两位执政官——还没有被剥夺，但是现在元老院被要求在选出执政官之前就先规定他们的权限，这样最高长官因此产生的间接压力就变小了。最后，盖乌斯以无与伦比的精力把政府最为复杂的政务都拢到自己身上。他亲自监督粮食分配、挑选陪审人员、建立殖民地，尽管法律规定他的职位就在罗马都城，他还是亲自视察修路工程、签订建筑合约、主持元老院的讨论、解决执政官选举问题，简而言之，他让人民相信，一个人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他一个人有力而多样的管理使得元老院同僚们松懈无能的统治相形见绌。

格拉古对于元老院司法权的干涉比对行政权的干涉更加猛烈。我们已经讲过，他剥夺了元老们陪审员的资格。此外，元老们作为最高行政委员，在特殊情况下具有裁判权，但这种裁判权也被剥夺了。格拉古在他恢复使用的上诉法中，还用严刑禁止元老院任命特殊委员会来惩治叛国罪，比如他哥哥被谋杀后，元老院任命来裁判其随从的委员会。这些措施的综合效果就是元老院彻底失去了其控制权，只保留了一些国家行政首脑应当持有的权利。仅有这些基本法令还远远不够，这时期的上层贵族也受到了直接的攻击。纳西卡就在这个时期死去，他死之后，普布利乌斯·波皮里乌斯成了平民党人最讨厌的贵族。格拉古完全是出于报复，命令上述法律具有追诉权，因此迫使普布利乌斯流浪海外。值得注意的是，该提议在部落大会中仅以十八比十七的票数通过，这表明，至少在有关个人利益时，贵族仍对大多数人具有影响。格拉古还提出了一条与此类似但有欠公允的命令，规定“任何一个由人民法令剥夺官职的人，都不能重新担任公职”，这条法令是专门针对马库斯·屋大维的。在母亲的要求下，盖乌斯撤回了这条法令。盖乌斯也因此避免了恶意违反宪法、玩弄正义、大肆报复正人君子的坏名声，因为马库斯·屋大维从未说过提比略一句坏话，只是按照宪法以及自己的职责行事。盖乌斯还有另外一个计划与这些措施完全不同，他打算向元老院再吸纳三百位元老（大概和现有元老同样的数量），并且新元老应由公民大会从骑士阶层进行选举。这种方式极端复杂，而且此举一定会使元老院完全依赖国家的首领。不过这个计划几乎没有得到执行，这倒是真的。(www.xing528.com)

这些就是盖乌斯·格拉古所制定的法律，其基本部分都在其担任保民官的两年内实施，而且，我们看到，他的法律没有遇到任何值得一提的抵抗，也不需要动用武力来达到自己的目标。由于流传的资料混乱，这些法律制定的顺序无法得知，而且有关它们的很多问题也都没有答案。可是虽然资料不全，很多重要的因素我们还是能够知道的，因为主要的事实，我们有可靠的资料。盖乌斯又完全不像他的哥哥，由于时事的变化，只好不断敦促法律的执行，他显然有一个全盘的综合计划，他的本意在一系列特别法律中完全体现出来。对于任何一个能够又愿意看见的人来说，塞穆普罗尼乌斯法都清楚表明，盖乌斯·格拉古根本无意将罗马共和国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跟古往今来一些心地忠厚的人士猜想的相反，他希望废除民主，代之以专制。用现代语言来说，他希望建立的不是一种封建专制，也不是神权专制，而是像拿破仑那样的绝对专制——执政长官能定期进行重新选举，从而终身在职，并对最高公民大会具有绝对的控制能力，成为一个权力无限的终身制人民保民官。事实上，如果格拉古志在推翻元老院政府，如同他演讲及作品中所说的那样，那么推翻了贵族政府之后，在这个无法使用公民大会而议会政治又尚未存在的大国，除了专制制度还有其他什么政治组织可能存在呢？其前任的一些梦想家、后世的骗子流氓可能对此不以为然，但是盖乌斯·格拉古是个政治家，虽然这位伟大人物内心有这种想法，但他从未正式表达出来。后人对他的做法也见解各异，不过毫无疑问他肯定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具有篡夺专制权的意图，这点绝不会错，但是看清当时状况的人绝不会因此责备格拉古。

绝对的君主专制是一个国家的不幸，但这未必比绝对的寡头政治更糟糕，而历史也绝不会因为一个人让国家陷于小难、免于大难而责难他，尤其是像盖乌斯·格拉古这样满心爱国热忱、品行高尚的人。历史无法掩盖一个事实：在他的法律中有两个迥异的目标相互矛盾，这一点非常有害——一方面，这些法律是为了公共利益；另一方面，它们有时又是为了个人目标，实际上是领导人为了公报私仇。格拉古努力工作就是为了寻找解决社会弊端的方法，为了抑制贫困的蔓延，但同时，他又利用分粮的方式故意在都城培养了一批街头无产阶级，使粮食成了对这群懒惰而饥饿的乌合之众的奖励。格拉古用最尖刻的语言批评元老们收贿受贿的现象，毫不留情地揭露了曼尼乌斯·阿基利乌斯与小亚细亚行省所做的丑恶交易，然而就是因为这个人的作为，都城人民才不得不通过政府对属国的照顾，来换得属国人民对于他们的给养。格拉古强烈反对对各行省强取豪夺的行为，不仅在具体情况下严厉禁止这种做法，而且还废除了无能的元老院法庭。在那个法庭，即便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依靠其全部影响都无法对那些罪行确凿的人进行审判。与此同时，格拉古建立了由商人组成的法庭，把行省的物质利益拱手送给这些商人，使得这些商人比贵族阶级还要肆无忌惮。他在亚细亚行省实行了一种税制，与之相比，即使按照迦太基模式在西西里实行的税制也算得上温和、有人性。这是因为，一方面他需要商人阶级的支持；另一方面，他又需要广泛的新资源来填补由于分粮及其他措施给财政带来的负担。毋庸赘言，格拉古希望行政管理有力，司法严格有序，这一点从其法律条款中可以看得出来，然而他的行政制度建立在一连串仅在法律上得到许可的篡权行为之上。每一个井然有序的国家，即使不能把司法系统凌驾于政党之上，也会尽力使之脱离政党，而格拉古却故意把司法系统拉入改革的洪流之中。当然，盖乌斯·格拉古这种矛盾的做法大部分是因为他所处的环境所致，而不是因为他本人的观念使然。专制制度尚未开始之时，他就在道德上和政治上面临着一种危险的窘境——他必须同时既是一个强盗首领，又是国家第一公民——伯里克利、凯撒和拿破仑都必须为这种窘境做出重大牺牲。这种情形还不能完全解释盖乌斯·格拉古的做法，除此之外，支配他的还有一种强烈的情感、一种复仇的欲望。他自料必死，就预先把复仇之火投到仇人家里去。他自己曾经说过，有关陪审员及类似法令的目的就是分裂贵族，他把这些法令称作匕首。他把这些匕首投进敌人的广场，这样那些上流人士可以用它们相互残杀。他是一个政治纵火犯，不仅长达百年的革命始于他，只要是一个人的作为，肯定就是他的作为，而且那些可怕的城市无产阶级，受到上流社会的奉承和养育，格拉古也是这种做法的创始人。这些人聚集在都城（这当然是分粮的功劳），一方面道德沦丧，另一方面统治阶级又深知其强大的力量，他们的要求时而愚蠢，时而无赖，又时常谈论人民至尊这样的话题，这都使他们成为罗马共和国的负担长达五百年，直至最后与它一起灭亡。这个罪大恶极的政治罪人同时又是他祖国的拯救者。罗马的专制制度并没有一个结构性观念，这并不是起源于盖乌斯·格拉古。源于盖乌斯·格拉古的有一个原则：属国的一切土地都属于罗马的私人财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原则无疑来自于古代战争的传统精髓，但是这个原则在现代不断扩展并得到实际应用，这是古代所没有的。该原则的本意是为了表明，国家有权随意在属国征税或者征收土地（如在亚细亚），或者建立殖民地（如在非洲）。后来，这条原则成了帝国的一条基本原则。源自盖乌斯·格拉古的还有一些战略战术，经常被政治煽动家伙同暴君利用来获取物质利益，打败统治贵族，以一种严格而有效的行政来代替先前的无能政府，并最终将法制的改变合法化。君主专制一旦建立，罗马和各行省的关系必将得到和解，这最初的步骤尤其要归功于格拉古。此外，格拉古还打算重建被意大利毁灭的迦太基，并为意大利移民通往各行省打开一条道路，在一连串重要而有利的活动中，这是第一步。无论是对还是错，幸运抑或不幸，这些事都错综复杂地交织在这位非凡人物和政治奇才身上，所以历史在这种情况下，不对他做出任何评价，这也是适合的，不过在历史上这种情况出现得非常少。

盖乌斯·格拉古基本上结束了对国家法律的调整之后，接着投身于第二个更加困难的工作。关于意大利同盟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平民党领导人对于此事的观点，上文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他们当然希望罗马特权能够扩大，这样，他们就能够将拉丁人占有的土地进行分配，而且那里大量的新公民还可以壮大他们的支持者队伍。此外，他们还可以通过扩大特权选举人的数量，将公民大会完全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从而彻底消除由于共和制度的衰落而失去其重要性的那种区别。他们遭到了本党派内部的反对，尤其是那群街头无产阶级，他们不管了不了解，以往通常都会对重要提议表示同意。原因很简单，罗马公民身份对他们来说，就像是一种股东身份，可以给他们带来各种直接和非直接的利益，他们绝不愿意扩大股东的数量。罗马纪元629年即前125年福尔维乌斯法被否决，弗雷格莱人爆发叛乱，都是重要的证据，表明统治公民大会的那伙人有多么固执，而盟国人民又是多么迫不及待。在第二任护民官后期，格拉古可能觉得对盟国负有义务，受此督促，他进行了第二次尝试。

马库斯·福拉库斯是前执政官，但他为了再次提出前次没有成功的提议，再次出任人民保民官。格拉古与他一起提议授予拉丁人完全自治，而对于其他盟国人民则授予拉丁人之前的权利，但是该提议受到了元老院及都城乌合之众的一致反对。执政官盖乌斯·法尼乌斯对民众发表演讲，反对此次提议，偶然有些片段保留了下来，我们从中可以清楚看出他们这种联合的性质和战略方式。那位贵族领导说道：“如果你们把公民权授予拉丁人，你们以为将来还能在公民大会、赛会和娱乐大会里找到位置吗，就像现在站在我面前一样？这些人会占领我们的每一个地方，难道你们不相信我吗？”第5世纪的公民曾经在一天内授予所有萨宾人公民权，如果在当时，这个演讲者肯定会收到嘘声一片；第7世纪的公民却觉得他的道理非常明显，格拉古给他们换回的成果是分配拉丁人的土地，可是这个结果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在进行最后投票的前一天，元老院准许把都城所有的非公民都逐出城去，这就预示着格拉古提议的命运如何。在投票之前，格拉古的同僚李维乌斯·德鲁苏斯否决了这项法律，人们对此次否决的态度让格拉古不敢再次提起此事，也不敢以对待马库斯·屋大维的方式去对待德鲁苏斯。

很明显，这次成功使得元老院胆气大增，敢于试图推翻这位冒险家的统治。他们所使用的武器基本上与格拉古之前所使用的武器一样。格拉古的权力建立在商人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基础上，尤其是后者，在这次没有军事对抗的冲突中扮演了军队的角色。很明显，元老院还没有足够力量废除商人阶级或者无产阶级的新特权，任何攻击分粮法或者新陪审员制度的行为，都会导致街头冲突，形式可能粗暴也可能相对文明，但无论哪种方式都会让元老院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不过同样明显的是，格拉古和这些商人或无产阶级也只是因为相互利益而联结在一起，看重物质利益的商人阶级也很乐意从别人手里接受同样的位置，而无产大众也很乐意从别人手里接受面包，正如从格拉古手里一样。格拉古的制度至少从目前来讲还是坚不可摧，只除了一个方面，就是他的元首资格。这个制度的弱点就在于：在格拉古的新体制下，首领和军队之间没有任何忠诚关系，虽然其拥有别的所有重要元素，但它缺少一样东西，就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道德联系。没有它，任何国家都像建立在泥土之上，不堪一击。从否决授予拉丁人公民权的提议一事上可以清楚看出，民众从来没有为格拉古投过票，他们只是为了自己。由此，贵族阶级计划在这个分粮分地的始作俑者自己的地盘上向他开火。

不用说，元老院向无产阶级提供的特权，不仅和格拉古提供的粮食及其他东西一样多，还远远超过了这一点。在元老院的指派下，人民保民官马库斯·李维乌斯·德鲁苏斯提议，按照格拉古法律得到田地的人一律免除租金，并且宣布他们的田地可以自由支配，随便转让。不仅如此，为了养活这些无产阶级，他们不在海外，而是在意大利设立十二个殖民地，每地三千人。为了实施该计划，民众可以提议合适的人选。只是一点，德鲁苏斯拒绝参加这一光荣使命，这与格拉古的家族委员会完全不同。为该计划承担费用的很可能就是拉丁人，因为在目前的意大利，已经没有其他大片的被占公地可供分配。我们在文献中发现了德鲁苏斯一些零星的规定，比如，拉丁士兵应受鞭刑只能由拉丁军官实施，而不能由罗马军官实施，从各方面看，这好像是为了补偿拉丁人在其他方面所受的损失。这个计划并不十分精细，竞争的痕迹过于明显：他们联合起来压迫拉丁人，以加强贵族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纽带，这种努力也显而易见。还有一个问题，现在意大利大部分公地已分配完毕，即使拉丁人占有的土地全部收回，可是十二个新的公民社团，人口稠密、数量众多，又在亚平宁半岛的什么地方容身呢？最后，德鲁苏斯宣布说，他绝不会参与实施自己的法案，这话过于精明，简直就像是愚蠢。这个笨拙的圈套对于他那些愚蠢的猎物来说却非常合适。事情过于依赖格拉古的个人影响，这时又有一件决定性的事情发生：格拉古此时正在非洲建立迦太基殖民地，他在都城的代理人马库斯·福拉库斯做事愚笨而暴躁，给他的对手带来了可乘之机。民众毫不犹豫地支持李维乌斯法，就像以前支持塞穆普罗尼乌斯法一样。同时为了报答新恩人，就给了旧恩人一次温和的打击，在他第三次竞选保民官时拒绝了他，不过，也有人声称主持选举的保民官操作不公，因为他之前与格拉古不和。由此，格拉古的专制土崩瓦解。进行执政官选举时，又给了他第二次打击，选举的结果不仅不利于平民党，而且使卢修斯·奥比米乌斯成为国家元首。他于罗马纪元629年即前125年任将军时曾征服过弗雷格莱，是贵族党派中一个最坚决、最不顾一切的领导。他决心一有机会就趁早除掉这个最危险的反对派。

这样的机会很快来临。罗马纪元632年即前122年12月10日，格拉古卸去平民保民官一职，罗马纪元633年即前121年1月1日，奥比米乌斯入驻他的办公室。对格拉古的第一次攻击当然就是他那个最有用然而也最不得人心的措施——重建迦太基。由于意大利人还有其他更大的诱惑，所以海外殖民地到目前为止只受到了间接的攻击，可是现在传说，当时的非洲鬣狗挖出了迦太基刚立下的界石，于是罗马祭祀就应人要求，宣称这样的征兆应是一种警示，不该在受神诅咒的土地上进行重建。元老院于是觉得受良心驱使，必须出台一条法律，禁止建立朱诺尼亚殖民地。格拉古与其他被指定建立殖民地的人正在挑选移民，在表决这条法律的当天来到召开公民大会的卡庇托尔神庙，意欲通过其追随者达到废除该法的目的。他不愿给敌人留下他们求之不得的借口，所以不愿动用武力，但他无法阻止自己的忠实信徒全副武装出现。他们还记得提比略的惨死，并且对贵族们的阴谋非常明了，因此在双方激愤之时，冲突就不可避免。执政官卢修斯·奥皮米乌斯照例在卡庇托尔神庙门口祭献，其中一个侍从昆图斯·安图里乌斯在一旁手持圣物，他傲慢地命令“坏公民”离开门厅，而且似乎要向盖乌斯动手。这时一个狂热的格拉古分子拔出剑，把他砍倒，由此引发了一场骚乱。格拉古试图向民众解释，自己与这位亵渎神灵的杀手无关，可是这只是徒劳，他只是给对手留下了正式起诉他的理由，因为在混乱中，他打断了保民官对人民的讲话自己却不知道。这种罪行，按照已经作废的古老法律（起源于阶级斗争之时），应受到严厉的惩罚。贵族故意宣称今天的事情是为了颠覆共和国，所以执政官卢修斯·奥皮米乌斯采取措施进行了武力镇压。他本人晚上就在广场的卡斯特神庙过夜，第二天一大早卡庇托尔神庙前就挤满了克里特弓箭手，同时政府党派人士也把元老院和论坛广场挤得严严实实，这包括元老和一部分支持他们的骑士阶层，在执政官的命令下他们都全副武装，而且每人都由两位全副武装的奴隶陪从。贵族们无一缺席，即便年老可敬的昆图斯·梅特路斯，虽然他一直倾向于改革，此时也带着刀剑到场。德西姆斯·布鲁图斯，一位能力超强、参加过西班牙战争、经验丰富的将领负责指挥这支武装力量。

元老们在元老院门前集合，装有安图里乌斯尸体的棺材通过这里时，元老们好像吃了一惊，不约而同地挤过去瞻仰尸体，然后商量该如何处理此事。平民党的领袖们都从卡庇托尔神庙回到了家里。马库斯·福拉库斯一晚上都在为这次街头战争做准备，而格拉古则好像不屑于与命运抗争。第二天早上，当他们听说敌人在卡庇托尔和论坛广场严阵以待时，两人一同逃往阿文廷山，也就是昔日贵族与平民斗争时，平民党的堡垒。格拉古一言不发，并且没带武器。福拉库斯命令奴隶们全副武装，并在戴安娜神庙筑了一道壕沟以保护自己，并派遣幼子昆图斯到敌军阵营，可能的话，找出一个折中办法。昆图斯回来，宣布贵族们要求无条件投降，并要求格拉古和福拉库斯本人到达元老院，对自己挑衅人民保民官尊严的行为负责。格拉古打算遵守命令，但是福拉库斯阻止了他，再一次重复了这种软弱而错误的求和行为。于是昆图斯·福拉库斯再次单独来到元老院，执政官就认为两人拒绝到来是反抗政府的开端。他命令逮捕使者，开始进攻阿文廷山，并且下令，无论谁能提来格拉古或者福拉库斯的脑袋，都会得到和脑袋同样重量的黄金；同时那些在冲突爆发之前就离开阿文廷的人，将会得到重重补偿。如此一来，阿文廷山上的人员很快减少很多。胆大的贵族与克里特人和奴隶一起攻向那几乎无人防御的阿文廷山，见者无一活命，约死亡二百五十人，且全是下人。马库斯·福拉库斯与大儿子一起逃去了藏身之地，可是很快就被发现并杀死。格拉古在冲突开始之时就退入密涅瓦神庙，正欲提剑自杀，被朋友普布利乌斯·莱托里乌斯抓住胳膊，恳求他活下去以待日后。他们劝说格拉古逃到台伯河对岸，可是下山时过于匆忙，他跌倒扭伤了脚。为了让他有时间逃跑，他的两个属下转身与追捕者搏斗，拖延时间。马库斯·波姆普尼乌斯死在阿文廷山下的推介明门口，普布利乌斯·莱托里乌斯死在台伯河桥上，据说就是贺雷修斯·柯克雷斯单身匹马抵挡伊特鲁里亚军队的地方。这时的格拉古只有奴隶尤波鲁斯陪伴，来到了台伯河右岸的郊区。在弗利那的小树林里发现了他们的尸体，看样子这个奴隶先杀死了他的主人，随后自杀了。

两位平民党领导人的首级按照规定交给了贵族政府。贵族卢修斯·赛普图穆雷乌斯送去了格拉古的首级，得到了规定的奖赏甚至更多，可是杀死福拉库斯的人，由于地位低下，空手而回。死者的尸体都被扔进河里，领导人的府邸也任由群众洗劫一空。接下来，就大规模追究格拉古余党，至少三千人被杀死在监狱。十八岁的昆图斯·福拉库斯也惨死其中，他从未参加过这种政治冲突，很多人都为他年轻的生命和平易近人的性格感到惋惜。之前在恢复国内和平之后，卡米卢斯在卡庇托尔山麓的空旷处建立一座神坛，此后在类似的场合，人们又在这里为和谐之神建立了几座庙宇。现在这些庙宇都被拆毁，那些死亡或判罪的平民党领导们财产全被没收，即使妻室的嫁妆也难免于难。以这些财产为基础，执政官卢修斯·奥皮米乌斯在元老院的命令下建立了一个宏伟的新和谐神庙以及周围的一些附属建筑。现在，扎马征服者的三个子孙先后葬身于革命——先是提比略·格拉古，接着是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最后是最年轻也最能干的盖乌斯·格拉古，在他们的遗骸上铲除旧的遗迹，建立新的和谐神庙，这当然是符合时代精神的。对格拉古氏的纪念遭到官方明令禁止，柯妮丽娅甚至不能穿上丧服为儿子哀悼。高贵的格拉古兄弟，尤其是盖乌斯生前，很多人对他非常崇拜，现在他们死后，这种崇敬以一种近乎宗教的热情动人地表达出来。尽管警察处处防范，那些热情的追随者对于他们死亡的地点还是寄予深切的怀念。

[1]在抵抗亚利斯托尼库斯的战斗中死亡。

[2]其实这也正是土地改革的初衷之一。

[3]这个限制条款即只有在缺乏其他合格的候选人时，执政官才能继任。这条法律之前没有，是由格拉古首先提出的。

[4]以下就是他宣布新法改革时的话：“我虽出身贵族，但为了国民大众的缘故失去了亲爱的哥哥，从此之后普布利乌斯·阿福里加努斯和提比略·格拉古的后人就只有我和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我希望大家能允许我担当接下来的重任，使我们的家族能够苟延残喘下去。我想如果我请求大家的话，你们一定会同意的。”

[5]其实这也是海外谷物在市场上竞争的结果。

[6]这里指意大利的谷物价格。

[7]这里指他们具有上诉权，不可以随便被判处死刑。

[8]这里指有钱的新兴贵族。

[9]这至少把元老们从骑士百人团里驱逐出去了。

[10]这里指西亚细亚。

[11]这项法律是由他而不是提比略·格拉古颁布的，这在弗朗脱给维苏斯的信中可以证朋。

[12]格拉古对刑事法进行了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