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史第四卷：民族、宗教与文化教育

这一时期，在罗马帝国所发生的大范围民族竞争中，劣等民族似乎正在逐渐衰落或消亡。其中最重要的当属腓尼基人，他们在迦太基的灭亡中遭到了致命一击，慢慢地流血致死。迄今为止，意大利的埃特鲁里亚和萨莫奈地区都保留着自己古老的语言和习俗，但苏拉保守的思想不仅让他们遭受到最重大的打击，而且为了在意大利实行政治平等化，他们还被迫使用拉丁语和习俗，从而导致当地的语言沦为大众方言，很快就走向衰落。在罗马全国再也没有任何民族有资格可以与罗马和希腊竞争。

另一方面，拉丁民族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处于最具决定性的支配地位。因为在同盟战争后，任何意大利人都可以对意大利土地的任何部分拥有完全的罗马所有权，任何意大利神庙中的神都可以接受罗马人的献祭。自此以后，整个意大利除了波河以北的地区之外，罗马法取代了所有的市民法和当地法，具有绝对的权威性。所以，此时从阿尔卑斯山脉到西西里海峡的整个半岛上，罗马语成了商业中的通用语言，很快也成了人际交流的通用语言，但是，罗马语言不再以自然疆界为限。意大利聚集了大量的资本、丰富的商品、聪明的农民、伶俐的商人，半岛变得过于狭小。这样的环境和公共服务让大量的意大利人前往各行省。居于特权地位的他们让罗马语言和罗马法也享有特权，并不仅限于罗马人进行商业交易的地方。意大利人在各地都紧密而有组织地聚集在一起，士兵组成军团，每个稍大的城镇里商人会组成特殊的企业，罗马公民定居或逗留的某个行省司法区称为“罗马公民司法区”（conventus civium Romanorum）。这些司法区有自己的陪审员名单，在一定限度内有自己的民社法。虽然各行省的罗马人早晚会返回意大利，不过他们还是逐渐在各行省奠定了常住人口的基础，其中部分是罗马人，部分是依附于罗马移民的混合人群。我们已经提及，罗马军队首次在西班牙设立了常备军，具有意大利体制的各行省城镇第一次组织起来——罗马纪元583年即前171年的迦太基、罗马纪元616年即前138年的瓦伦提亚、稍后的帕尔玛和波伦提亚。虽然内陆地区还远未开化，例如此后很久仍被提及的瓦恺人地区，就是文明的意大利人最厌恶的野蛮之地。不过据作者和碑文记载，证实早在7世纪中叶，新迦太基周围和沿海地区就已经普遍使用拉丁语。格拉古首先明确提出将意大利人移民罗马各行省的殖民化的想法，或称之为罗马化，并大力推行。虽然这个大胆的想法遭到了保守派的反对，在推行之初他们便摧毁了大部分殖民地，阻止它继续实施。不过殖民地纳尔波保留了下来，重要的是它扩大了拉丁语的范围，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建设性的意见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成为未来强大结构的奠基石。古代的高卢，事实上还有现代的法国，都源于殖民地，追根溯源，都是盖乌斯·格拉古创造的。拉丁民族并不仅限于意大利境内，他们开始向外扩张，这也需要更深层次的文化基础。我们发现拉丁民族正在创造一种古典文学和一种属于自己的更高级的教育。虽然与希腊的古典文学和希腊文化相比，我们感到这种意大利孱弱的温室产物价值甚微，但是就它的史学发展而言，拉丁古典文学和古典文化的特质与希腊并肩而立。就文学的观点来看，当时希腊人日趋衰落，在这里可以引用诗人的话：活着的苦力好过死去的阿喀琉斯。

不过，虽然拉丁语和拉丁民族迅速而又强有力地攻城略地，但同时他们也意识到，事实上出现更早且更优越的希腊民族与其完全平等，二者在各处都更紧密地联合或混合在一起共同发展。意大利革命将半岛上所有的非拉丁民族都毁灭了，却没有打扰希腊城市塔兰托、利基翁、拿波里和洛克里。同样，马赛利亚目前虽然被罗马国土所包围，但仍是一座希腊城市，就这样和罗马稳固地联系在一起。意大利的完全拉丁化和希腊化不断加深，携手前行。在意大利的上层社会，希腊教育成了本土文化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曾于罗马纪元623年即前131年担任执政官的大祭司普布利乌斯·克拉苏，当他担任亚细亚的官员时，会根据案件的需要，有时用普通的希腊语，有时用已成为书面语的四种方言来宣读判决，这甚至让当地的希腊人也颇感震惊。如果意大利的文学和艺术都久久凝视着东方，那么现在希腊文学和艺术开始转向西方。不仅意大利的希腊城继续和希腊、小亚细亚和埃及保持着积极的文化交流，并授予希腊诗人和表演者应有的赞誉。在罗马，他们还效仿在罗马纪元608年即前146年摧毁科林斯者的凯旋礼，希腊的体育和美学的娱乐活动也在这里流行，如角力比赛以及音乐、演出、背诵和演讲[1]。甚至于希腊的文人早已在罗马的贵族社会尤其是西庇阿的圈子里扎根，其中最著名的希腊人士如史学家波利比乌斯和哲学家帕奈提乌斯，他们都属于罗马的历史而非希腊的发展史。即使在其他不太出名的社交圈也有类似的事情出现，我们可以介绍另外一位与西庇阿同时代的哲学家克莱托马库斯，因为他的生活生动地呈现了当时各民族融合的场面。克莱托马库斯生于迦太基，他在雅典时师从卡涅阿德斯，后来继任了卡涅阿德斯的职位。他与雅典最有文化的意大利人来往，如历史学家奥卢斯·阿尔比努斯和诗人卢奇利乌斯。克莱托马库斯一面给围攻迦太基的罗马执政官卢西乌斯·森索里努斯献上自己的科研著作，一面给沦为意大利奴隶的同胞写了篇慰问性的哲学文。迄今为止，希腊著名的文人都会以出使、流亡或其他原因暂居于罗马，现在他们开始定居于此。例如前面已经提及的住在西庇阿家里的帕奈提乌斯，还有于罗马纪元652年即前102年定居于罗马、来自安提俄克的阿尔基阿斯，他靠即兴创作关于罗马执政官的叙事诗体面地养活自己。盖乌斯·马略甚至连一行诗都不认识，完全不适合做一个文学艺术事业的慷慨资助者，但也不影响他资助诗人。这样，精神和文学生活将两个民族中即使不是全部也是较为有教养的部分彼此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小亚细亚和叙利亚的奴隶成群结队地来到罗马，商人从希腊和半希腊的东方移居于此，带来了希腊文化中最粗鄙的一层——主要是与东方的融合及普遍的野蛮成分，并与意大利无产阶级联系在一起，给它也带来了一抹希腊色彩。西塞罗评论说，新词汇和新潮流首先出现在沿海城市，这可能主要是指具有半希腊属性的奥斯提亚、普泰奥利和布隆迪西乌姆。外国商品和外国风俗就是首先传入这些城市，然后才散播开来。

这种彻底的革命所立即产生的结果与民族的关系肯定无法让人满意。当罗马人涌入各行省时，希腊人、叙利亚人、腓尼基人、犹太人和埃及人都聚集在意大利。各地鲜明的民族性在彼此融合的过程中被明显地消磨掉，好像除了实用主义的印象外，一切都消失了。拉丁性在扩散的过程中丧失了新鲜性，尤其是在罗马本地，中产阶级几乎迅速地完全消失，只剩下贵族和乞丐，这二者似乎各地可见。西塞罗相信，大概在罗马纪元660年即前94年拉丁城镇的普遍文化修养要高于罗马，这可以从当时的文学中得到证实。那时最出色、最健全、最有特色的作品如国民喜剧和卢奇利乌斯的讽刺诗，与其说是罗马作品，不如说是拉丁作品。不言而喻的是，意大利底层阶级的希腊文化事实上只不过是一种令人生厌的世界主义，它同时沾染了奢侈风和肤浅地被掩藏起来的野蛮。即使是在西庇阿的社交圈，这些具有高级趣味的上流社会也没有留下任何永恒的标记。社会大众越发对希腊生活感兴趣，越发不会学习古典文化，而是学习希腊思想中最流行最无趣的产物。他们不是用希腊精神来陶冶罗马的性情，而是满足于借它来消遣，避免劳心劳力的活动。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演说家西塞罗的父亲阿努姆地主马尔库斯·西塞罗曾说，罗马人正如叙利亚奴隶一样，他们之中越是了解希腊，就越没有价值。

正如那整个时代一样，这种民族的瓦解让人不悦，但也像那个时代一样，具有着重大意义。我们习惯上所说的古代世界，它民族范围的发展是在罗马权威下形成外部统一，再到以希腊元素为基础的现代文化影响下形成内部统一。在此等民族的废墟之上，两个具有统治地位的国家悄无声息地完成了伟大的历史妥协，希腊民族和拉丁民族以和平共处而告终。希腊人放弃了希腊语在文化领域的权利，正如罗马人放弃了罗马语在政治领域的权利。在教育活动中，拉丁语和希腊语平起平坐——当然是受到限制和不完善的，另一方面苏拉首次允许外国使者在罗马元老院可以不用翻译员直接说希腊语。当罗马共和国成为一个双语国家，亚历山大大帝的思想和王位的真正继承人在西方出现时，这预示着此人既是一个罗马人也是一个希腊人。

对次等民族的压制和两个主要民族的相互渗透可以对民族关系有个大致了解，现在，我们将更详细地讲述宗教、国家教育、文学和艺术几个领域。

罗马宗教和罗马共和国及罗马家庭紧密交织在一起——事实上是如此彻底、虔诚地反映了罗马公民社会，政治和社会革命必然也会推翻它的宗教结构。当古代意大利普遍流行的信仰土崩瓦解时，在这废墟之上出现了两种形式：一面是没有信仰、国教和希腊精神，另一面是迷信、宗派主义和东方宗教，这就如同在共和国政治的废墟之上所建立的寡头政治和僭主政治。当然，这两方面的萌芽也如政治和社会革命的萌芽一样，可以追溯到前一时期。那时在上流社会，希腊文化甚至已经在悄然动摇着祖宗的信仰。恩尼乌斯将寓言化和史事化的希腊宗教引入意大利，征服了汉尼拔的元老院，不得不准许将对西布莉[2]的崇拜从小亚细亚带到罗马，而对其他仍具有危害的迷信尤其是酒神节的丑闻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因为在此前，革命一直在人们的意识里酝酿着，还未表现出来，所以宗教革命事实上只是格拉古和苏拉时代的事情。

首先，让我们将希腊哲学与希腊文化联系起来追溯一下。希腊民族的繁荣和没落远远早于意大利人，他们早已经历过信仰的时期，然后进入沉思的领域。长久以来，这里已经没有宗教，只有哲学，但是，当希腊思想的哲学活动开始对罗马施加影响时，希腊的哲学活动早已跨过富有成效的冥想阶段，来到下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不仅没有新体系的开端，甚至连对更完善的旧体系的理解力也开始减弱，人们很快便沿袭着学术传统，将自己局限于背诵前人并不完善的教条。因此，在这个阶段，哲学无法让思想变得更深刻更自由，反而让它变得肤浅，套上了自己所锻造的最坏的枷锁。深陷冥想之中往往是件危险的事，当它变得浅薄陈腐之时就成了一种毒药。当时的希腊人就把这种平庸肤浅的冥想传给了罗马人。没有判断力的罗马人不知道是该拒绝，还是该摒弃当下的老师转而学习已故的大师。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更不用说苏格拉底之前的圣贤之士，虽然他们的名字广为流传，他们那较易理解的著作也被翻译阅读，但他们对罗马的文化并未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因此，罗马哲学只是糟糕的老师教出的坏学生而已。

除了历史理性主义宗教观外，对意大利来说有三种主要的哲学流派。历史理性主义宗教观又称为神话史实说（Euhemerism），它认为神话是生活在蒙昧时期的人类各种不同恩人的传记，迷信将这些恩人变成神。三种主要的哲学流派是伊壁鸠鲁和芝诺的两种教条派，还有阿塞西拉斯和卡涅阿德斯的怀疑派，或称为伊壁鸠鲁学派、斯多葛学派和后期学院派。最后这个学派以不可能存在确信无疑的知识为出发点，认为这可能只是满足实际需要的一个临时性观点。因为这一学派让每个确定的理念或哲学教条成为议题，所以它的活动以辩论为主。就此而言，这一学派和较早的诡辩派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诡辩派争论更多的是大众普遍接受的观点，而阿塞西拉斯及其门更多的是与哲学同行争论。另一方面，伊壁鸠鲁和芝诺二者共同的目标就是合理解释事物的本性，他们用生理方法从物质的概念出发。他们的分歧在于：伊壁鸠鲁遵循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认为首要原则是事物的真实存在，由此仅通过机械的变化就能演变出多种多样的事物；芝诺则是遵循以弗所人赫拉克利特的观点，甚至将动力的矛盾和上下起伏的运动引入他的物质本源。由此衍生出更深层次的区别：在伊壁鸠鲁的体系里神好像不存在，或者最多只是梦中之梦，而斯多葛派的神是世界永存的灵魂，是精神，是太阳，具有掌握身体、地球和自然的威力；伊壁鸠鲁不信上帝、不信灵魂不死，而芝诺则不然；伊壁鸠鲁认为人类所追求的合理目标是一种绝对的平静，不受身体欲望或精神冲突的打扰，而芝诺则认为是一种在身心的不断斗争中增长的人类活动，与自然在永恒的矛盾和永恒的平静中达到一种和谐。关于宗教这一点，所有这些学派都同意信仰本身是空洞的，需要用沉思来补充，但是否如学院派认为这种沉思毫无所获让人绝望，还是如伊壁鸠鲁反对民间信仰的概念，亦或如斯多葛派保留部分并说明原因，同时修改部分内容，则各有不同。

希腊哲学首次，与信仰坚定和反对空想的罗马民族相遇时，完全是相互抵触的，这是必然结果。罗马宗教完全不屑于这些哲学体系的攻击，也不求获得它们的支持，它们都将消灭宗教的特征。当宗教遭到攻击时，罗马国本能地感觉到自己被攻击。它对待哲学家的态度就像是要塞面对来包围它的军队间谍，早在罗马纪元593年即前161年，希腊哲学家连同雄辩家就被赶出了罗马。事实上，哲学首次在罗马大范围的传播正是哲学对信仰和道德的一次正式宣战。这是由雅典人占领奥罗普斯所引起的，他们于罗马纪元599年即前155年派遣了三位最德高望重的哲学家在元老院面前辩护，其中包括现代诡辩学大师卡涅阿德斯。所挑选的人可谓相当合适，因为这件十分可耻的事情不能用任何常识来辩护。当卡涅阿德斯用正反论点来证明，引证出赞美不公正与赞美公正一样多的令人信服的理由；当他用最好的逻辑形式指出让希腊人交出奥罗普斯，罗马人同样应再次蜷居于帕拉廷山上古老的茅草屋，而这些都符合当时的形势时，大批精通希腊语的少年们被这件丑闻和这个名人铿锵有力的演说所吸引。不过这次加图可没有做错，他不仅直言不讳地将哲学家的辩护比作哭号的女人冗长乏味的挽歌，还坚持让元老院驱逐这个颠倒是非黑白的人，认为他的辩护事实上就是好言无耻且具有侮辱性地承认错误。这种蔑视毫无效果，尤其是无法阻止罗马青年在罗德斯和雅典聆听哲学家的演讲。人们开始习惯忍受哲学，认为它至少是一种必然的不幸。以前人们是向罗马宗教寻求支持，但却无法维持它的简单。这种外国哲学的支持无疑破坏了信仰，但无论如何允许有修养的人多少保持了大众教义的名字和形式。这种支持既不是神话即历史论也不是卡涅阿德斯或才学派。

神话即历史论若直言神就是人，将会和大众信仰产生激烈的冲突，卡涅阿德斯甚至怀疑他们的存在，伊壁鸠鲁至少否定了他们对人类命运的影响。这些知识体系与罗马宗教无法结合，它们被禁止且永远如此。甚至在西塞罗的著作里也声称公民有责任抵制神话即历史的论点，这种观点对宗教崇拜是有害的。如果在他的谈话中出现了阿卡德弥或伊壁鸠鲁，前者会借口说当他作为哲学家时，他是卡涅阿德斯的弟子；当他作为公民和大祭司时，他是卡匹托尔山的朱庇特正统的信徒。最后，伊壁鸠鲁甚至投降并转变信仰。这三个体系都不受欢迎。简单易懂的神话即历史的论点无疑对罗马人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尤其是将老少皆宜的寓言融入历史，对罗马的传统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但仍然无法对罗马宗教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因为罗马宗教从开始就用譬喻而非寓言，在罗马不会像在希腊写一本、两本、三本的宙斯传记。现代诡辩术只能在像雅典这样的地方成功，这里本来就健谈。此外，来来往往的一系列哲学体系累计了大量的智慧垃圾。最后，罗马人生性诚恳务实，是彻底的行动派，一切都和伊壁鸠鲁派的无为主义相抵触，然而，伊壁鸠鲁却受到了比神话即历史论和诡辩派更多的盲目拥护，或许就是因此警察才会与其做长久且最顽固的交战。这种罗马的伊壁鸠鲁学派与其说是一种哲学体系不如说是一种哲学面具。与其道德创始人的理念相违背，他们将自己伪装成好的社交团，沉浸于感官享受之中。例如这派最早的一个信徒提图斯·阿尔布契乌斯，他是卢奇利乌斯诗中的一个人物，是个被丑化的罗马希腊化人物的原型。

斯多葛学派的哲学在意大利的地位和影响则大不相同，它与这些学派形成鲜明对比。在科学所能容纳信仰的地方，斯多葛派与当地的宗教紧密联系起来。斯多葛派在原则上遵守民间信仰中的神及神谕，他在其中了解到一种本能性的知识，对此科学知识也要尊重它甚至是服从它。斯多葛派与人民所信仰的方式不同，而非对象差异：在他看来，真实而又至高无上的神无疑是世界的灵魂，但每个原始神灵都表现出神圣性，尤其是群星，还有地球、被众人奉为英雄的杰出人物的灵魂，实际上还有每个前人所逝去的灵魂。相较于这种哲学的产生地，它确实更适合罗马。虔诚的信仰者反对说，斯多葛派的神没有性别、没有年龄，而且无形，将一个人转换成了一个概念，这在希腊是有意义的，但在罗马毫无意义。时下神灵论具有粗俗寓言化和道德洁净化的特点，这损害了希腊神话的精髓，但是罗马人的可塑性，甚至在未开化的朴素时期，也只是产生了一层笼罩原始直觉和原始概念的面纱，缺乏神性——揭去这层面纱也不会造成特别的损害。当帕拉斯·雅典娜发现自己突然成了记忆里的概念，她可能会愤愤不平，而密涅瓦实际上一直都停留在记忆里。超自然的斯多葛派和寓言化的罗马在理论上其结果大体是一致的。虽然哲学家不得不指出个别祭司学说命题的可疑或错误之处——例如，斯多葛派反对神话论，认为赫拉克勒斯（Hercules）、卡斯托尔（Castor）和波卢克斯（Pollux）不过是名人的精神，他们不允许将神象视为神性的表现——但至少芝诺的信徒不常向这些错误的信条开战，不会推翻有误的神灵，相反，他们会在各处表现出对当地宗教甚至是缺陷的尊敬和敬畏。斯多葛派也倾向于一种解决疑难的道德观和专业科学的系统处理法，这符合罗马人的想法，尤其是此时的罗马人。他们不再像祖辈那样具有质朴无华的自律和美德，而是将祖辈淳朴的美德转变为一种问答式的允许和不允许的行为方式。此外，他们的语法和法律体系都急需一种系统的处理方法，而他们自己不具有产生这种方法的能力。

所以，这种哲学和罗马的国民经济彻底融合，毫无疑问就像一株从海外移来的植物适应了意大利的水土，我们可以在各种不同的活动领域发现它的痕迹。当然，斯多葛学派最早出现的时间向前追溯，但它首次对罗马社会的上流阶级产生全面的影响，是依靠聚集在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周围的一群人。西庇阿及其所有亲密伙伴在斯多葛哲学方面的老师是罗德斯的帕奈提乌斯，他们不断跟随着他甚至在旅途中加入他的队伍。帕奈提乌斯知道如何让哲学体系迎合世间精明之人，如何将猜疑隐藏起来，如何改善枯燥的术语和道德问答的无趣，尤其是借助于哲学先贤，其中西庇阿自己最偏爱色诺芬的苏格拉底。自此以后，最有名望的政客和学者都承认斯多葛派哲学——其中有科学语言学的奠基者斯提罗和科学法学的奠基者昆图斯·斯凯沃拉。哲学体系的学习形式正是源于斯多葛学派，此后至少在形式上流行于这些专业学科，尤其是与此相连的一种奇怪的像猜字游戏的追溯语源的无趣方式。极为重要的是新的国家哲学和国家宗教源于斯多葛哲学和罗马宗教的融合。从一开始，思考对芝诺的体系就影响不大，当这个哲学体系被传入罗马后思考被进一步弱化。一个世纪以来，希腊教师将哲学盲目地灌输到孩子的头脑中，而丧失了它的精髓。思考元素在罗马则完全隐没，除了金融家没人会去思考，更多的是谈及神统治人类灵魂的理想化发展或神圣的世界法。斯多葛哲学家看见他们的哲学体系被提升为罗马半官方的国家哲学，这让他们意识到了有利可图的荣誉，可以想到他们将严格的原则变得更为顺从。他们关于神和国家的学说很快便与给予他们面包的实际组织相像。他们不再阐明哲学家世界性的国家观，而是转而冥想罗马官员的明智之举。当更为文雅的斯多葛派如帕奈提乌斯将神秘的天启当作可以想象而不能确定的事，断然拒绝占星术，而他的直接继任者为了神秘的天启而斗争，甚至对占星术做出了非哲学化的让步。明辨是非的义务论越来越成为这一体系的主要特色。这一时期的罗马人在与希腊人的交往中，在各种谦卑的环境中寻求收获，让自己来适应一种空洞的美德骄傲。这一体系正式成形来适应教条主义的道德观，就像一切受过良好教育的道德体系一样，总体看来很严苛，细节上确是最为礼貌的放纵。[4]正如我们所说，它实际的结果不过就是两三个贵族家庭，吃点粗茶淡饭来取悦斯多葛派。

与新的国家哲学紧密相连的亦或者截然不同的，是新的国家宗教。它的重要特性就是由于外部的便利性，普遍信奉的原则被有意识地保留下来，而这些原则被认为有些荒谬。西庇阿麾下最著名的希腊人波利比奥斯坦言：怪异而又沉闷的罗马宗教仪式是专为群众而发明的，因为理性无法控制他们，需要用神迹奇事来统治他们，当然智慧之士则不需要宗教。毫无疑问，波利比奥斯的罗马朋友们虽然并不反对如此全面彻底地将科学和宗教进行比较，但他们基本都认同这种情感。作为波利比奥斯主要考虑的占卜术，无论是莱利乌斯还是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都将其视为一种政治制度。不过他们的民族精神如此强大，他们的礼仪端庄得体都不允许他们公开表达这种危险的言论。不过，下一任大祭司昆图斯·斯恺弗拉至少在口头讲述法律时，直言不讳地提出存在两种宗教——智者所用的哲学宗教和传统宗教。前者不适合做国教，因为它包含太多无用的东西，让人民知晓了甚至是有害无益。因此，传统的国教应该维持原貌。瓦罗认为罗马宗教自始至终都被视为一种政治制度，这一理论只是同一原则的进一步发展而已。按照瓦罗的学说，他认为国家早于一国之神，正如画师早于图画，如果问题是创造新神，那最好是按照世界灵魂的部分遵循更适合、更理论化的方式来给他们命名，放弃只能引起错误观念的神的形象和错误的祭司制度。[5]因为这些习俗早已确立，每个良好公民都要承认和遵循它们，并做好自己的分内事，这样平民就会学着更加敬重而非蔑视神灵。

为了平民的利益，贵族舍弃了自己的判断，现在平民鄙视这种信念并往他地寻求良药，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日后还能看见。于是罗马的“高教会派”准备就绪，他们包括了一群道貌岸然的祭司和利未人以及多疑的人民。越是公开宣称宗教领域是政治制度，政党越是明显地将国教视为攻防的战地，尤其是占卜术和祭司团的选举越演越烈。自古以来，当雷雨来临时，公民大会自然便要解散，这在罗马占卜师手里发展成了一套多种天体预兆和与此相关的行为准则的繁杂系统。早些时候，甚至直接颁布埃利安和福菲乌斯法来规定：如果高级官吏看见天空出现雷雨的征兆，可以强行解散公民大会。此后，罗马寡头党派便能用敬神的诡计在任何人民的法令上加盖无效的印章，这狡猾的策略让他们骄傲不已。

自古以来，四个主要的祭司团出现席位空缺时都由其自行填补，罗马反对党反对这一做法，要求像此前的大祭司长一样展开普选。当然，这样做与这些团体的精神相违背，但他们也无权抱怨。因为自从他们落入政府的手中，应其要求用生硬的托辞取消政治程序，他们便违背了自身的精神。此事成为各派争论的根源。罗马纪元609年即前145年，西庇阿派元老院击退了第一次的攻击，尤其是西庇阿派拒绝了这个提议，扭转了局势。另一方面，这个计划在罗马纪元650年即前104年获得通过，为了谨慎起见，关于首长选举做了限制性规定，只有小于一半的部落可以参加选举。最后，苏拉恢复了全部的选举权。

就保守党而言，这是为了纯粹的国家宗教，这当然引起了最高层人士的公开嘲笑。罗马祭司在实用方面体现为祭司菜肴，占卜宴和教皇宴成了一位罗马美食家的官方盛会，有几人的宴会甚至在美食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例如占卜师昆图斯霍尔腾西斯的就职宴就让烤孔雀成为流行菜肴。宗教还助长了人们对丑闻的热情。品德高尚的青年有一种喜欢的消遣，就是在夜里毁坏街上的神像。普通的风流韵事早已司空见惯，和已婚妇女私通开始变得不足为奇，而与某位维斯塔贞女（Vestal virgin）偷情就像《十日谈》里与修道院里的修女私通一样让人感到刺激。罗马纪元640年即前114年有一件众人皆知的丑闻，三位来自贵族家庭的维斯塔贞女以及她们那些同样来自上流社会的情夫，因为不贞的行为被带到最高祭司团前受审。他们曾想将此事隐瞒，但最终经由人民法令设立的特别法庭全部被处以死刑。庄重之人确实不会喜欢这类丑闻，但在家里他们认为真实的宗教荒谬之极却无人反对。当占卜师看见另外一位在履行职务时，他们会相视而笑，这对于虔诚地履行职责毫无损害。比起粗鄙无耻的罗马祭司和利未人，我们更喜欢这类人中显得谨慎虚伪的人士。官方宗教显然被视为一个空架子，现在只为玩弄政治的人服务，让它那无数的深巷和活动板门为任何党派服务。最重要的当然是在国家宗教尤其是占卜术中，寡头政治承认了它的守护神，但是，反对党也不排斥这个只剩下空架子的制度，他们将其视为一个壁垒，可以从敌人手中获得。

与我们所描述的鬼怪宗教截然不同的，是这一时期所珍视和发展起来的外国崇拜，至少的确很有活力。在贵族男女和奴隶、将领和士兵、意大利和各行省中，外国宗教都随处可见，迷信已经发展到了何种高度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当辛布里战争时期，一位叙利亚的女先知马大向元老院提供了征服日耳曼人的方法和手段，遭到了元老院的蔑视而不予理会。罗马妇女尤其是马略的妻子，将她送往马略的总部，这位将军欣然接受了她，并将她留在军中直到击败条顿族。内战时期，各派不同的领袖马略、屋大维、苏拉都相信预兆和神谕。内战期间，在战事焦灼的罗马纪元667年即前87年，甚至连元老院也同意按照一个疯癫女先知的想象做出指示。罗马希腊宗教的僵化以及受到更强大的宗教刺激后，人们的渴望越发强烈，这都具有重要意义。这让迷信就像巴库斯秘仪，它不再与国教相联，甚至抛下了埃特鲁斯坎的神秘主义，让在东方闷热潮湿地区成熟的崇拜在上流阶级传播。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很多来自小亚细亚和叙利亚的元素进入到了人群中，一部分是奴隶的进口，一部分是意大利和东方的交往日渐增多。(www.xing528.com)

在叙利亚奴隶的叛乱中，绝大部分人都是来自叙利亚本土，这很清楚地显示出这些外国宗教的力量。攸努斯（Eunus）能喷火，阿泰尼奥（Athenion）能观星，奴隶在战争中所投掷的铅锤很多都以神命名，如周四和阿耳特弥斯，尤其是一位从克里特来到西西里的神秘娘娘，在这里受到狂热的崇拜。商业往来也产生了相同的效果，尤其是贝鲁特（Berytus）和亚历山大的货物直接运往意大利港口之后，奥斯提亚和普泰奥利不但成了叙利亚膏药和埃及麻木的大市场，还是东方信仰的传播地。在各地，宗教融合伴随着民族融合不断地深入。所有被允许的崇拜中最流行的就是佩西努斯众神之母的崇拜，它的独身主义、宴会、音乐、化缘队伍和所有感官上的盛况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挨家挨户的化缘已经成了一种经济负担。在辛布里战争最危险的时刻，佩西努斯的神为人们所熟知，佩西努斯的最高祭司巴塔斯出现在罗马的人群中，奉众神之母的特别命令向罗马人民演讲，并显现了各种神迹。这让明智之士感到愤慨，但却不能阻止妇女和广大群众为这位先知送行。前往东方朝圣的誓约不再是稀奇之事，例如马略自己就曾去佩西努斯朝圣。事实上，早在罗马纪元653年即前101年，罗马公民就已经投身于独身主义的祭司团中。

被禁止的秘密崇拜自然更为流行。早在加图时代，迦勒底懂得占星术的占卜人就开始和埃特鲁斯坎的肠卜僧、马尔西的鸟卜人竞争，很快观星术和占星术在意大利就像在他们充满玄幻的本土一样流行起来。罗马纪元615年即前139年，罗马的内事法务官让所有的迦勒底人在十日内撤离罗马和意大利。同时，犹太人也遭遇了相同的命运，因为他们允许意大利改变信仰的人参加他们的安息日。同样，西庇阿也不得不肃清努曼提亚营帐中的占卜人和各种虔诚的冒充者。大约四十年后的罗马纪元657年即前97年，甚至需要禁止活人献祭。人们开始疯狂崇拜卡帕多西亚的女神和阴郁的埃及。罗马人称这位女神为贝罗娜，在他们节日游行时，祭司会放自己的血做献祭。苏拉梦见了卡帕多西亚的女神，随后在罗马所出现的伊希斯神（Isis）和奥西里斯神（Osiris），最早就可以追溯到苏拉时期。人们不仅对原来的信仰产生了困惑，对他们自己也感到不知所措。一场长达五十年的革命，这场可怕的危机让他们本能感到离内战结束还遥遥无期，焦虑日益增加，群众都陷入沮丧困惑之中。惊慌失措的想象力攀爬上每一个高度，看穿每一个深渊，它幻想着在死亡来临时，能够发现新的景象或新的光明，在与命运做殊死搏斗时，能够获得新的希望，或者得到的仅仅是新的恐惧。能够预测未来的神秘主义发现，在这让人心烦意乱的地方——政治、经济、道德、宗教，它的土壤适合自己生长，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神秘主义就像一棵大树，在一夜之间就破土而出，没人知道它来自哪里要去哪里。这惊人的快速生长引发了新的好奇，在完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像流行病一样擒住了所有人的思想。

教育和文化领域正如宗教领域一样，在先前的时代所开始的革命现在业已完成。我们已经阐明，在6世纪期间，罗马体系的基本理念——人民平等，已经开始被逐渐破坏。甚至在皮克托和加图时代，希腊文化就已经在罗马广泛传播；这里还有一种罗马本土文化，但它们均未超过初期阶段。加图的百科全书基本展现了当时人们所理解的用希腊语混合罗姆语的训练模式。它仅仅是把古罗马家长的知识具体化，和当时的希腊文化比起来，就显得非常贫乏。7世纪初期，罗马青年普遍的教育情况还停留在多么低等的阶段，从波利比乌斯的表述中就能推测出来。在这一点上，他明确地谴责与他的同胞公私两方面都注重教育相比，罗马的漠不关心就是种犯罪。没有一个希腊人甚至波利比乌斯自己都不能理解人民平等的深层含义是这种漠不关心的根源。

现在，情况改变了。正如幼稚的民间信仰被斯多葛派进步的超自然主义所取代。在教育领域，与简单的普通教育同时存在的是一种特殊训练，这种专门的人文主义教育在自我发展的过程中，根除了古代社会的平等中所包含的最后残余物。我们不妨多看一下希腊和拉丁上层社会中所进行的新型少年教育。

奇怪的是同一个人——卢西乌斯·埃米利乌斯·鲍卢斯，在政治上他确实彻底击败了希腊，同时他也是首位或其中一位完全承认希腊文明就是古代世界的文明，而且自此以后这一观点变得毫无争议。诚然，当他伫立在菲迪亚斯所创造的宙斯神像之前，脑海里回荡着荷马史诗时，他已经步入老年，但是年轻的心足以让他把充满阳光的希腊美带回祖国，压抑不住他的灵魂对赫斯珀里得斯金苹果的渴望。于是，那时的诗人和艺术家拥有了一位比任何希腊智者还要热忱的外国信徒。他没有写出荷马或菲迪亚斯的警句，但是他把自己的孩子领入了智慧的殿堂。只要有国民教育，他就不会忽略。他像希腊人一样为了男孩的体格发展而作好准备，没有采用不被罗马人认可的体操，而是教他们狩猎，这在希腊人中几乎发展成了一门艺术。他提倡希腊语教学，这样语言的学习不再是为了说话，而是按照希腊的方式将一般高等教育的所有主题与语言联系起来，并由此获得发展——首先需要了解和希腊文学相关的神话和历史知识，然后是修辞学和哲学。马其顿的战利品中唯一被鲍卢斯据为己有的是国王玻耳修斯的藏书，这就是为了将书送给自己的儿子。在他的队伍中甚至有希腊的画家和雕刻家，由他们来完成鲍卢斯孩子的美学教育。甚至连加图也感到，人们对于希腊文化怀有排斥感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上流阶级可能预感到比起完整的希腊文化，残缺而又扭曲的希腊文化对罗马性格中的高贵成分危害更大。于是，很多罗马和意大利的上流社会开始追随新的模式。罗马已经很久不需要希腊教师了，现在他们又蜂拥来到这块新开发的市场，靠出售智慧赚钱。总之，他们不仅教授语言还教授文学和文化。希腊的哲学导师和教师即使不是奴隶，也照例被视为仆人，现在他们成了罗马宫廷里永远的住户。[6]人们炒作这些人员，据记载曾有一个一流的希腊文学奴隶售价达到二十万塞斯特斯。早在罗马纪元593年即前161年，首都就已经有了几家训练希腊朗诵的特殊团体。几位著名人士的名字出现在罗马教师之中：曾提过的哲学家帕奈提乌斯、生活于西里西亚马鲁斯的语言学大师克拉特斯（Crates）以及和他同时代的竞争对手阿里斯塔克斯（Aristarchus），都于罗马纪元585年即前169年在罗马宣讲朗诵、学习语言文字包括《荷马史诗》。这种新式的青年教育确实是一种反国家的大变革，在一定程度上遭到了政府的抵制。罗马纪元593年即前161年政府当局对雄辩家和哲学家进行了严厉谴责，但就像所有相似的命令一样毫无成效（主要是由于罗马主要官员频繁更替）。在老加图去世后，毫无疑问还是常常会有和他一样的抱怨声，但都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此后，希腊文和希腊文化科学的教育依然被当作是意大利教育的基本部分。

又有一种高等拉丁教育和它同时发展起来。我们已经介绍了，在前一时期罗马的初级教育是如何提高它的特色，如何用拉丁文的《奥德赛》作为初级读物来取代十二铜表法。现在罗马的孩子用《奥德赛》的翻译本来学习母语的理解和交流，就如希腊人用原本一样。希腊语和文学大师如安德罗尼库斯（Andronicus）、恩尼乌斯（Ennius）和其他知名教师，都没有轻视用母语和希腊语同时教学。他们所教授的大概不该称为孩童，而应称为即将成熟的孩子和青年人。这些便是高等拉丁教育的第一步，但至今仍未形成一种属于罗马自己的教育。只要语言教育缺少文学内容，它就无法跨过初级阶段。直到不仅有拉丁教科书还有拉丁文学，而且这种文学已经在6世纪的古典作品中稍具规模时，本国的母语文学才真正进入高等文化元素的范围。现在，离脱离希腊语教师已为时不远。有教养的罗马人士受了克拉特斯朗诵《荷马史诗》的刺激，开始诵读自己的文学作品，如奈维乌斯（Naevius）的《布匿战争》、恩尼乌斯的编年史，后来还有卢西乌斯的诗歌。随后，有教养的文人定期在大众面前公开朗诵，有时还会效法先前的荷马语法学家，对作品进行评论。他们无偿进行的这些文学演讲，虽然不是青少年教育的正规部分，但却是让青少年理解和讨论古典拉丁文学的必要方法。

拉丁演讲也是以相同的方式形成。罗马的贵族青年甚至在年少时就勇于在公开场合发表颂词和进行辩论，他们从不缺乏演讲训练。但只有在这个时期，由于新兴的独特文化，产生了雄辩学。马尔库斯·雷比达·鲍奇（曾于罗马纪元617年即前137年担任执行官）被认为是第一位能学术性地运用语言和内容的罗马律师。马略时代有两位著名的律师都已经完全成了雄辩家，一位是刚健有力的马尔库斯·安东尼（罗马纪元611—667年即前143—前87年），一位是优雅质朴的卢西乌斯·克拉苏（罗马纪元614—663年即前140—前91年）。青年人的演讲练习的范围和重要性自然都有所增加，但仍然像拉丁文学的练习一样，基本局限于初学者个人追随艺术大师，以便由他的榜样来教导训练。

大约在罗马纪元650年即前104年，拉努维乌姆的卢西乌斯·埃利乌斯·普雷科尼努斯首先开始正式教授拉丁文学和拉丁修辞学。此人号称“笔人”，是位著名的罗马骑士，思想极为保守，常和一群精挑细选的年轻人（包括瓦罗和西塞罗）一起阅读普劳图斯的书和类似作品。有时，他会和作者一起检查演讲稿的概要，或者把类似的概要交给朋友检查，这就是教学。“笔人”不是一个职业教师，他教授文学和修辞学，就如在罗马教授法律体系，他扮演的是激励青年人的长者朋友，而不是一个听命于他人的雇工。

大约从“笔人”的时代开始，在拉丁也开始有学校式的高等教育，与初级的拉丁教育和希腊教育不同，是由收费的教师在特设的学校传授知识。这些教师一般都是被释放的奴隶。当然，这种教育的精神和方法完全借鉴于希腊文学和语言的练习。在这种学习中，学生也是由青年人而非孩童构成。这种拉丁教育很快就像希腊教学一样分成两种课程：科学和演讲。第一个主题是关于拉丁文学，随后是为颂词、公开演讲和辩论词做准备所进行的专门介绍。大约在“笔人”时期，马尔库斯·塞维乌斯·尼卡诺·波斯图姆斯创办了第一所罗马文学学校；大约在罗马纪元660年即前94年，卢西乌斯·普洛提乌斯·伽卢斯建立了第一所单独讲授拉丁修辞学的学校。不过，在拉丁文学学校一般也会讲授修辞学。这种新型的拉丁学校教育有着广泛的重要作用。这里所教授的拉丁文学和拉丁演讲与希腊人维持着一定的独立性，诸如这些以前是由居于高位的鉴赏家和专家教授。毫无疑问，语言评论家和演讲专家都受到了希腊文化的影响，但没有完全受到希腊文法和修辞学的影响，尤其是后者，显然被人所厌恶。希腊人声称，用母语明了而生动地向同龄人陈述事务的能力，这种为雄辩家所能感知的能力，是可以通过学校规范来学习的。对此，拥有合理常识而又生性骄傲的罗马人表示反对。对于可靠而务实的律师来说，希腊雄辩家的过程完全脱离生活，对于初学者而言，比毫无准备更有害；对于博学成熟的世人来说，希腊雄辩术显得肤浅而让人生厌；对于非常保守的人来说，这种专门培养的花言巧语和煽动家密切相关。因此，西庇阿流派非常敌视雄辩家。对着收取学费的教师进行希腊演讲，毫无疑问主要是作为一种说希腊语的练习来忍受，希腊雄辩术并不会由此进入拉丁演讲或拉丁演讲教学中。在新兴的拉丁雄辩学校中，罗马青少年通过两人一组来讨论雄辩主题，他们被培养成公开演说家。在埃阿斯的尸体旁，人们发现了手持死者凶器的尤利西斯（Ulysses），他们指控他亲手杀死了同伴埃阿斯（Ajax）或者支持他是无辜的；他们控告俄瑞斯忒斯（Orestes）谋杀了自己的母亲或者替他辩护；或者他们会在事后替汉尼拔出主意，他是接受邀请前来罗马好，还是留在迦太基或者逃走好。加图派自然再一次反对这些言辞无礼和有害的舌战。罗马纪元662年即前92年，监察官警告老师和父母不要让年轻人整天把时间花在这种练习上，这些他们的先祖一无所知。发出这个警告的人正是当时一流的法庭演说家卢奇乌·斯李锡·尼克拉苏。当然，这位卡珊德拉是白费口舌。在拉丁，用希腊学校当下的主题进行雄辩家式的练习，成了罗马青年教育的一个永久内容，将这些家伙教育成了法庭和政治上的玩家，而将真正重要的雄辩术扼杀在萌芽中。

近代罗马教育的结果就是涌现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被称之为“人性”，它部分是由多少有点肤浅地挪用来的希腊美学文化构成，部分是由模仿或支离破碎地照搬希腊而形成的特权拉丁文化构成。正如其名所示，这种新人性不仅抛弃了罗马生活的特色，甚至与其相抵触，就像与我们密切相关的“普通文化”。它将全国性的世界主义和社交性的排外特色结合在一起：这里也有我们所要追溯的革命，即划分阶级和民族融合。

[1]认为罗马纪元608年即前146年之前罗马没有出现过“希腊竞赛”的说法不准确：早在罗马纪元568年即前186年就已经有了希腊艺术家和运动家，希腊长笛手、悲剧家和拳击手出现在587年。

[2]西布莉：弗里吉亚的自然女神，古代地中海地区崇奉的女神。对众神之母的崇拜起源于小亚细亚弗里吉亚一带，后来传到希腊，希腊人将其与瑞亚合而为一。公元前3世纪时转到罗马，成为罗马帝国时代最主要的崇拜体系。她在不同地区名称各异。西布莉被尊崇为众神、人类和动物之母。——译者注

[3]斯多葛学派（Stoa）：是在雅典的一座圆柱大厅里进行的（Stoa poikile），因而他和他的门徒也就立即为自己的学派取了名字：斯多葛学派（圆柱大厅派）。——译者注

[4]这是西塞罗《论义务》（de Officiis）中的一个可笑例子。

[5]瓦罗的讽刺作品《土著居民》中，他讽刺性地提出原始人不满于只存在于想象中的神，而渴望木偶和雕像。

[6]西塞罗说，他对待自己博学的奴隶狄俄奥尼索斯比西庇阿对待帕奈提乌斯还要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