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0日当天，张闻天即派专人送信给在直罗镇前线的毛泽东等人，通报张浩回来及他传达的共产国际七大精神与《八一宣言》要点。同时，他立即同张浩和在后方的党中央领导同志一道，认真研究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结合中国革命的经验，特别是九一八以来的教训，依据当时国内外各种关系变动的情况，作出战略和策略转变的重大决策。
11月21日，毛泽东等从前线致电张闻天等报告直罗镇大捷喜讯：“洛甫及中央各同志：捷报。敌一〇九师及一一一师一个团，昨日侵入直罗镇，方面军本廿一日包围该敌，激战至十二时，被我一军团将一〇九师之两个团及其师直属队整个消灭，未令逃脱一人一枪，缴获丰富，正清查中。”
11月24日，洛（甫）、博（古）联名致电毛泽东，估计敌三次“围剿”已经终结，建议开一详细讨论各项问题的会，即后来召开的瓦窑堡会议。[3]
11月25日，张闻天又派专人送信给毛泽东，并附奉在后方的党中央领导同志研究后草拟的文件（包括拟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联名发表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以下简称《抗日救国宣言》］和《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就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红军行动方针、改变对富农的策略等问题，征求毛泽东和前方领导同志的意见。(www.xing528.com)
11月26日，张闻天致电毛泽东，建议释放俘虏的东北军军官。电报说：“为了扩大我们抗日反蒋的影响与同盟者，此次所俘东北军军官（师长亦在内）应给以优待，晓以抗日反蒋大义后大部释放，同时表示红军不但不杀白军士兵，而且也不杀军官，以进一步瓦解白军上层。”[4]
12月1日，毛泽东在鄜县东村复电张闻天，表示：“反蒋统一战线的策略内容及具体的口号和纲领，完全同意。宣言请立发。”“对富农策略的转变，基本同意”，提出了若干补充意见。
自遵义会议以来，张闻天总是这样，遇事都同毛泽东商量。他作风民主，对毛很尊重，处处以“配角”自居，同毛配合合作得很融洽。党中央总书记同红军最高统帅的高度一致，保证了毛泽东的方针、谋略能够畅通无阻地贯彻执行，是当时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的重要关键。在历史档案里可以看到，从1935年10月初到陕北起，到1938年9月六届六中全会，有洛甫（或张闻天）署名的电报为451件，其中“洛、毛”或“毛、洛”联名者达286件之多，占了64％。可见“毛洛合作”在实行战略策略转变、促成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中的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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