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张闻天长征: 成功斗争反党分裂

面对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毛、洛配合合作，团结全党，以最大的耐心，把原则性与灵活性很好地结合起来，采取恰当的方法，开展了积极有效的斗争。他们相信随左路军行动的朱总司令以及刘伯承等同志同中央是一致的，尽可能通过朱德等做教育争取张国焘的工作。同时估计到在当时仅以党中央出面做工作，对执迷不悟的张国焘未必能够奏效，还必须借助共产国际的权威。毛泽东、张闻天与林育英（即张浩）商量，由林育英以“国际代表”的特殊身份出面来教育、争取张国焘。党中央同张国焘之间的组织关系，也用变通的办法处理。林育英支持中共中央的态度和办法，接受毛、洛给他的任务，不断单独或与毛、洛等联名致电张国焘，批评其分裂党的错误，要张改弦易辙，接受共产国际的意见，北上与中央会合。

1935年12月16日9时，林育英致电张国焘，说明“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问题”^[6]。12月22日，林育英又致电张国焘，劝告他注意党内团结，并就组织统一问题提出意见：“可以组织中共中央北方局、上海局、广州局、满洲局、西北局、西南局等，根据各种关系，有的直属中央，有的可由驻莫中共代表团代管，此或为目前使党统一的一种方法。”要张国焘“熟思见复”。1936年1月6日，张国焘复电林育英，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但继续自称“中共中央”，继续攻击党中央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北上是“放弃向南发展，惧怕反攻敌人”，是“向北逃跑”，是“一贯机会主义路线”。

针对张国焘不听国际代表劝告，坚持反党分裂错误，张闻天于1936年1月13日致电张国焘，给予严肃批评，劝诫他“自动取消”另立的“中央”。电文中说：

我们间的政治原则上争论，可待将来作最后的解决，但别立中央妨碍统一，徒为敌人所快，决非革命之利。此间对兄错误，未作任何组织结论，诚以兄是党与中国革命领导者之一，党应以慎重态度出之。但对兄之政治上错误，不能缄默，不日有电致兄，根本用意是望兄改正，使四方面军进入正轨。兄之临时中央，望自动取消。否则长此下去，不但全党不以为然，即国际亦必不以为然，尚祈三思为幸。^[7]

1月16日，中共中央秘书处又将《瓦窑堡会议决议》摘要电告张国焘。

然而张国焘一意孤行，坚持反党分裂错误，于1月20日致电国际代表林育英，竟宣称以张闻天为总书记的合法的党中央是“假冒党中央”，要求“自动取消中央名义”。张闻天乃于1月22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全文如下^[8]：

张国焘同志自同中央决裂后，最近在红四方面军中公开的成立了他自己的“党的中央”、“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与“团的中央”。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党中央除去电命令张国焘同志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的倾向外，特决定在党内公布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的决定。

不过，在党的组织关系上，仍采取变通办法。1936年1月23日，身处红四方面军中、同张国焘分裂行径坚持斗争的朱德致电张闻天，认为“现值革命新的高涨，党内急需统一”，为避免“对外不一致，会使革命有损失”，他“提议暂时此处以南方局，兄处以北方局名义行使职权，以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职务，统一领导”。张闻天于1月24日复电朱德，表示“接读来电，至为欢迎”，关于组织问题，在张国焘“放弃第二党组织”的前提下，同意采纳朱德的提议。电文如下^[9]：

（一）党内统一一致，才能挽救殖民地危险，才有利于中国革命。接读来电，至为欢迎，兄与国焘兄均党内有数同志，此间同志均取尊重态度。弟等所争持者为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之最高原则，好在国际联络已成，尽可从容解决。既愿放弃第二党组织，则他事更好商量。

（二）兄处仿东北局例，成立西南局直属国际代表团，暂时与此间发生横的关系，弟等可以同意。原有之西北局、北方局、上海局、南方局的组织关系照旧，对内对外均无不妥。特复。(www.xing528.com)

在这里，张闻天提出的是一个既坚持“最高原则”（党中央为全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不称北方局，张国焘必须放弃第二党组织），又从当时实际出发作出一定妥协（党中央暂不垂直领导四方面军而只发生平行关系）的方案。

同日，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致电张国焘、朱德。电文说：

甲、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国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

乙、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

在这样的情况下，张国焘于1月27日复电林育英、张闻天，表示同意“应急谋党内统一”，同时还是不承认合法的党中央而坚持他的第二“中央”，提出：“强迫此间承认兄处中央和正统，不过在党史中留下一个不良痕迹，一方让步，必是种下派别痕迹的恶根。互相坚持必是互相把对方往托陈派、罗章龙路线上推。”他还提出：“此时或由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如一时不能召集七次大会，由国际和代表团商同我们双方意见，重新宣布政治局的组成和指导方法，亦可兄处和此间同时改为西北局和西南局。”^[10]同一天，张国焘对《瓦窑堡会议决议》表示原则赞同但提出补充、修改的电报，也用“张闻天并转中委同志”的抬头，以表示他不承认党中央的立场。

张闻天、林育英断然拒绝张国焘的无理要求，坚持合法的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2月9日，张闻天复电张国焘并转诸同志，就来电关于瓦窑堡会议“政治决议”的增修意见进行答复，指出：“国防政府、十大纲领是广泛的抗日纲领，重在动员抗日，故土地问题都一字未提。”电文告知：“为统一对外步骤，此间除发表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主张外，并通电全国主张召集抗日救国代表大会，以产生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其内容办法另电告知。希兄方采取一致办法，以开展这一运动为盼。”^[11]

2月14日，林育英、张闻天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指出：“兄等对政治决议既原则上同意，组织上亦用西南局，则对内对外均告统一，自是党与革命的利益，弟等一致欢迎。”“国际指示都是原则上的，即是：（一）统一战线，这是基本策略方针。（二）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这是统一战线之最广泛与最高的表现。（三）工农苏维埃之改变为人民苏维埃。（四）富农政策。以上这些均已电达。政治决议及抗日救国宣言即根据这些基本原则出发。”“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口号系在上海、北京、东三省等地同时发表，此时不宜再有变更，因原则上并无不妥当处。十条纲领亦是国际指示，且已在各地宣布。为实现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此时即应召集全国代表会议，此会议即名曰抗日救国代表会议，内容不日电告。”“关于党的最高领导机关问题，已见弟等前电所述，此外办法国际都不能同意。”关于战略方针，“育英动身时，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四方面军及二、六军团，如能一过岷江，一过长江，第一步向川北，第二步向陕甘，为在北方建立广大根据地，为使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形成一片，为使红军［成为］真正的抗日先遣队，为与苏联红军联合反对共同敌人——日本，为提高红军技术条件，这一方针自是上策。但须由兄等估计敌情、地形等具体条件的可能性。”^[12]

2月9日、14日的电报所说明的情况和所作的指示，有力地表明了党中央领导的正确性和权威性。关于战略方针的指示，在军事上也坚持了中央对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的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