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取消中央地位，与毛泽东长征胜利有关

张国焘“南下”破产，走上绝路

1935年9月中旬，张国焘悍然与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分裂，于9月17日发布“南下”命令，率左路军向川康边进军。经过六十多天连续行军作战后，于11月中旬在百丈与川军决战。经过七天七夜恶战，英勇的红军虽毙伤敌军一万五千余人，自身伤亡亦近万人。百丈战斗的失利，是张国焘“南下”方针碰壁的标志。

百丈战斗之后，红四方面军停留懋功、丹巴、宝兴、天全、芦山地区，蒋介石和四川军阀的部队联合起来对红军包围。他们从南、东、西三面加紧封锁，准备进攻。红军处在危险境地，南下或东进都不可能，而控制的地域人口不过几十万，物产不丰，地瘠民贫，粮食、被服、药品发生很大困难，兵员得不到补充。在被围困的情况下，张国焘进退维谷，无所适从。至1936年2月下旬，南下时的八万红军，只剩下了四万人。这时不但粮食即将吃尽，军事形势也更加严重。张国焘只得变计“西进”，鼓吹先在康（西康）、川（四川）、青（青海）边少数民族地区发展。

虽然“南下”方针已然破产，但张国焘还是死不认账。在部队到达道孚后，张国焘于3月15日召开了一个干部会议，他在会上作了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前途的报告，还是弹他的“南下”方针“完全正确”，反对毛、洛、周、博“完全正确”的老调。说什么“耍回马枪，乘敌的空虚突然南下，这是非常正确的”。“至于我们此次的北上，是在达到了预定的目的以后，我们主动的向北发展。”“在相当意义上说，南下是胜利，达到了我们预定的目的。”他还鼓吹“我们在这里不是借路经过，而是要整理部队，建立政权”。4月1日，张国焘又在机关活动分子会上作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前途和我们当前任务的报告，继续攻击中央的“北上”方针，散布他的偏安西北边陲的谬论。他对张闻天、凯丰等过去批评他擅自成立“西北联邦政府”耿耿于怀，说什么“我们要了解西北联邦政府的正确性，了解它的前途，它的历史需要”，“要立即开始与加强西北联邦政府的工作，并要强固的树立其威信”^[13]。张国焘说：“我们要在四川、陕北、甘肃、青海、新疆、西康的几省中建立广大革命与抗日的根据地。”^[14]张国焘不愿与党中央合作，要到西北另创一个局面的用心暴露无遗。

5月初，张国焘在甘孜建立了“波巴依得瓦政府”（藏族人民政府）。但甘孜一带是藏民居住区，人烟稀少，粮食缺乏，几万红军被困西康一隅，难以生存发展。严峻的现实证明了党中央“南下是绝路”的预言和张国焘分裂活动和逃跑方针的破产。张国焘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主力红军如果比较长久停留在川、康区域内是不利的”^[15]。走到这条绝路尽头的张国焘，这时不得不回头，提出：“我们目前的革命战略是在夺取西北地区，创立西北广大地区的抗日根据地。”^[16]虽然张国焘的夺取西北仍然是以“我”为中心的自行发展，并不想要去同中央会合，但处在绝境中的张国焘终于期待“陕北红军采取配合行动”了。^[17]

党中央自瓦窑堡会议以来取得巨大胜利和毛、洛、周对张国焘的继续团结、争取

1936年5月上旬，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在总结东征、部署西征以后，又讨论了继续团结、争取张国焘的问题。这时，任弼时、贺龙、萧克、关向应已率领红二、六军团北渡金沙江，快要同四方面军会合。

1936年5月20日，林育英、洛甫、毛泽东、周恩来、博古、邓发、王稼祥、凯丰、彭德怀、林彪、徐海东、程子华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萧克、关向应、夏曦诸同志并转各负责同志，通报瓦窑堡会议以来党中央领导下取得的巨大胜利，分析当前国际国内形势，说明目前党和红军的任务。电报首先通报与二、四方面军最密切相关的红军同东北军联合工作的进展：

关于红军与东北军密切合作，已进到西北大联合建立西北国防政府，打通苏联，同苏联及外蒙订立抗日互助条约的计划，我们正在进行全国性与国际性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各方面的布置，必须严密对付日帝与蒋介石的阴谋破坏与军事进攻，对外尤须严守秘密。

接着，电报评述了国内、国际形势。关于国内形势，电报指出：

党的十二月政治决议及七次政治宣言与绍禹同志在七次国际大会上的报告，均得到全国广大人民包括知识界最大多数人的同情与拥护。红军的东征引起了华北、华中民众的狂热赞助，上海许多抗日团体及鲁迅、茅盾、宋庆龄、覃振等均有信来，表示拥护党与苏维埃中央的主张，甚至如李济深亦发表拥护通电，冯玉祥主张抗日与不打红军，南京政府内部分裂为联日反共与联共反日的两派正在斗争中，上海拥护我们主张的政治、经济、文化之公开刊物多至三十余种，其中《大众生活》一种销数约达二十余万份，突破历史总纪录，蒋介石无法制止。马相伯、何香凝在上海街上领导示威游行，许多外国记者赞助反日运动，从蓝衣社、国民党起至国家主义派止，全国几十个派别在联共反日或联日反共的问题上，起了分裂、震动与变化，我党和各党各派的统一战线正在积极组成中，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中国革命发展是取着暴风雨的形势。

关于国际形势，电报指出：“共产国际的统一战线号召，已在许多国家得到胜利”，“国际已三四次派人来找我们，希望我们在西北成立大局面。”

电报最后提出当前任务：“弟等与国焘同志之间现在已经没有政治上与战略上的分歧，过去的分歧不必谈，唯一任务是全党全军团结一致反对日帝与蒋介石，弟等对于兄等及二、四方面军全体同志之艰苦奋斗表示无限敬意，对于采取北上方针一致欢迎。”为求革命胜利，应“以和谐团结、努力奋斗为目标”。完全是一种真挚诚恳的态度，采取的是宽容大度，绝不恃强压人的姿态。

5月25日，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彭德怀、林彪、徐海东又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任弼时、贺龙、萧克、关向应、夏曦，分析国内国际形势和西北的战局，说明“红军西渡后向陕、甘、宁发展，策应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猛力发展苏区，渐次接近外蒙”，要求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宜趁此十分有利时机与有利天候速定大计，或出甘肃，或出青海”。表示：“在兄等大计决定之后，一方面军适时向天水、兰州出动，进一步策应兄等，使蒋军不能拦阻。”至于东北军方面，“已与秘密约定不加拦阻”。

一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党中央的“北上”是正确的方针、胜利的方针；张国焘的“南下”方针是错误的方针、失败的方针。一年来的实践也已经证明，瓦窑堡会议确定的策略方针是正确的，党中央领导实现战略转变、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陕甘根据地扩大和巩固了；红军发展和壮大了；同东北军、西北军结成“三位一体”，西北大联合的局面开始形成；党中央得到全国各党各派各社会团体各界人士的支持，被国民党、蒋介石视为谈判的对手，并开始进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秘密谈判；共产国际肯定和支持以张闻天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完全同意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所有这一切，使得处于绝境的张国焘再也无力同党中央分庭抗礼了。

5月28日，张闻天在瓦窑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估计在目前情况下张国焘有改变错误的可能，为了团结、争取张国焘，使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北进甘南，大家同意毛泽东的意见，确定“组织上可以让步到不一定受我们指挥”^[18]。

红二、六军团先头部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

1936年3月23日，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得知红二、六军团已经到达贵州、云南边境，朱德、刘伯承极力主张红二、六军团北渡金沙江前来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红二、六军团确定北渡方针之后，红四方面军配合行动。4月27日、28日，红二、六军团在云南丽江县之石鼓街附近全部渡过金沙江。^[19]朱德获悉后，立刻领衔发去贺电：“金沙既渡，会合有期，捷报传来，全军欢跃。谨向横扫湘、滇、黔，万里转战的我二、六军团致以热烈的祝贺和革命的敬礼！”^[20]这时，这支英勇的红军部队共有一万六千余人。^[21]5月下旬，二军团进到巴安一带。6月3日，萧克、王震率领的六军团先头部队直属队及十六师到雄坝，与四方面军接应部队三十二军罗炳辉部会合，然后进驻甲洼。18日，六军团十七师和军团直属队到达瞻化（今新龙县），与红四方面军第四军会合。22日，六军团到达甘孜附近的普玉隆，与四方面军指挥部会合。^[22]。

张国焘宣布取消另立的“中央”

就是这样，张国焘在“南下”破产，“西进”失利，陷于绝路的情况下，经过党中央领导同志毛、洛、周、博和国际代表林育英以及时在陕北的红军将领彭、林、徐等一起对他进行的反复批评、教育，在朱德、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等帮助、敦促下，加之红二、六军团即将前来会师，张国焘的第二“中央”无法继续存在下去了。

1936年6月6日，张国焘在他的“中央”纵队活动分子会上作报告，被迫宣布取消他另立的“中共中央”，而成立“西北局”（本应成立“西南局”，因电文错译而为“西北局”^[23]）。但是，他仍然坚持他的错误，并没有真正悔改。张国焘在报告中，先讲了当前形势，然后宣布“取消中央的名义”，说“我们对陕北方面的同志们不一定用命令的方式，就是用互相协商的形式也还是可以的”。同时，他又宣布，在陕北的党中央也取消中央名义，中央的职权由驻国际的代表团暂时行使。“陕北方面设中央的北方局，指挥陕北方面的党和红军中工作。此外当然还有白区的上海局、东北局，我们则成立西北局，统统受国际代表团的指挥。”对陕北方面，他不得不承认“得到了发展和新的胜利”，但又说不能“过分估计”这些发展和胜利。还坚持认为“过去我们的反对逃跑路线，是站在原则上的”。张国焘仍然坚持错误，但不得不摘掉他的伪中央的牌子；在军事上，也宣布仍按一、四方面军会合时的编制，即四、五、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军为红四方面军。张国焘还收回了一切他那个“中央”的“中央文件”，予以焚毁。^[24]

长征途中同张国焘反党分裂活动的斗争终于取得胜利，但由于张国焘仍然坚持其错误立场，同张国焘的斗争，还远没有结束。要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合，还要经历一番尖锐、复杂、艰苦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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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力平等：《中国红军长征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68页。(www.xing528.com)

[2] 此处和以下叙述阿坝会议情况均据金冲及主编：《朱德传》（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50页；力平等：《中国红军长征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74—175页。

[3] 力平等：《中国红军长征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76页。

[4] 知惠：《驳张国焘》，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2003年版，第54—55页。

[5] 知惠：《驳张国焘》，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2003年版，第156页。

[6] 转引自金冲及主编：《朱德传》（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62—463页。

[7] 张闻天：《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0—81页。

[8]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3页。

[9] 此电以《为谋党内统一复朱德电》为题收入《张闻天文集》（二）。

[10] 知惠：《驳张国焘》，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2003年版，第182—183页。

[11] 此电以《关于中央政治决议给张国焘等的复电》为题收入《张闻天文集》（二）。

[12]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300—301页。

[13] 知惠：《驳张国焘》，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2003年版，第173—174页。

[14] 转引自力平等：《中国红军长征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91页。

[15] 张国焘的第二“中央”于1936年5月21日作出的《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的前途和目前紧急任务决议大纲》。

[16] 张国焘的第二“中央”于1936年5月21日作出的《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的前途和目前紧急任务决议大纲》。

[17] 张国焘的第二“中央”于1936年5月21日作出的《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的前途和目前紧急任务决议大纲》中这句话的原话是：“建立西北抗日根据地，有吸引陕北红军采取配合行动的可能。”

[18] 引自毛泽东在1936年5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

[19] 知惠：《驳张国焘》之附录二《当时国民党方面关于红军行止的记载》，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2003年版，第409页。

[20] 转引自金冲及主编：《朱德传》（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70页。

[21] 力平等著《中国红军长征史》记载，红二、六军团过金沙江时，共有15995人，7852支枪。其中二军团9995人，4867支枪；六军团5998人，2985支枪。见该书第280页。

[22] 会合的经过据力平等著《中国红军长征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284—285页。

[23] 成仿吾：《记叛徒张国焘》，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第128页。

[24] 知惠：《驳张国焘》，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2003年版，第189—1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