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命运之日：西方国家在2010年5月8日、俄罗斯在5月9日庆祝对纳粹德国战争的胜利，我们的官方用语中也有“解放日”一说。今年，反德战争同盟国武装部队（也包括一支波兰部队）共同列队参加胜利阅兵式。在莫斯科红场，安格拉·默克尔站在普京旁边，她的在场也重申了“新”德国精神：战后德国的世世代代没有忘记，他们也是被俄罗斯军队——被这些最大的受害者之一——所解放的。
德国总理是从布鲁塞尔来的，在那里，她以完全不同的身份，参加了一种全然不同的失败行动。那次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了欧盟各国政府首脑共同救助受重创欧元的决定，彼时的景象泄露了当今德国的焦虑心态，而不是一个新的德国应有的心态。这张令人咬牙切齿的照片定格了默克尔和萨科奇呆滞的脸部表情——斗败的、已经无话可说的政府首脑。这是在对一个历史性时刻造像，寓意着深刻影响欧洲战后历史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欧洲一体化远景正走向失败吗？
在莫斯科，默克尔处在老联邦德国之传统的阴影之下，而她2010年5月8日在布鲁塞尔已经经历了一周之久的斗争——作为经济最强的成员国国家利益的游说人士。她呼吁其他成员国学习德国财政纪律的榜样，就是阻挠了欧盟原本可以及时支撑希腊的信誉、应对意在使其国家破产的投机的共同行动。那些效果全无的意向声明，将希腊视为了个案，阻碍了共同的预防行动。
直到最近的交易所冲击之后，联邦总理才无声地屈服了，被美国总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和欧洲央行行长的集体精神按摩所软化。出于对街头小报这个毁灭性武器的畏惧，默克尔似乎忘记了去关注金融市场这个毁灭性武器的穿透力。默克尔绝对不想要欧委会主席若泽·曼努埃尔·巴罗佐在接下来的日子这样说起的欧元区：谁不想要经济政策的联合，谁就得也把货币联盟忘掉。
现在，总算所有参与方都明白了布鲁塞尔2010年5月8日所作决定的影响。我们一刻不停地张开“救援伞”，捆上一揽子救援方案，这种新式德语比喻所不能掩盖的事实是，连夜赶出的紧急措施对于欧元的后果有别于所有迄今的救助。因为现在欧盟委员会是为欧洲联盟这个共同体在市场上借贷，所以这种“危机机制”是一种“共同体工具”，它改变了欧洲联盟的业务基础。
欧元区纳税人继续共同为其他成员国的财政风险作担保，这一事实意味着范式转变，这样一来，人们意识到了一个长期被排斥的问题。而今蔓延成为国家危机的金融危机令人想起了政治联盟的先天缺陷，即在拥有一个大洲的规模和巨量人口的经济区，形成了局部采用共同货币的共同市场，而在欧洲层面上却没有设立真正可以有效协调成员国经济政策的权限。
如今，不再有人可以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建立“欧洲经济政府”的要求视为非理性而从台面上抹去，根据稳定公约的规定执行“符合规则的”经济政策和“自律的”财政的模式设想无法胜任快速变化的政治形势。当然必须整顿国家财政。但是这里不仅涉及希腊的“作弊”和西班牙的“财富幻想”，还有从经济政策上对一个拥有多个不均衡国民经济体的货币区内部发展水平的调整适应。稳定公约已经成为神话，法国和德国自己就在2005年违背过。加强惩罚机制不足以平衡欧洲经济完全一体化和政治不完全一体化这种不对称所带来的后果。
《法兰克福汇报》经济版的编辑也认为：“货币联盟正处在十字路口”，当然他们不过是假想了一个恐怖场景，激发起了人们在“软通货国家”面前对马克的怀旧情绪。而善于适应的联邦总理马上说起欧洲人必须“在经济和财政上加强联系”。但就目前而言，远未看到深远转折意识的踪迹。一些人抹掉了欧元和银行危机之间的因果关联，把灾难仅仅归咎于财政纪律的缺乏。而另一些人则热衷于将早就应该进行的国家经济政策协调的问题贬低为改善管理的问题。
欧盟委员会计划将有时间限制的欧元救助基金长期化，并先行检查各国的财政计划——在他们提交给各国议会之前。并非是这些提议不理性。但是如果认为欧委会如此干涉各国议会的财政权没有触动欧盟条约，不会更深度地增加早就存在的民主赤字，这实在是无耻的。经济政策的有效协调将会带来斯特拉斯堡议会权限的增强，这也将在其他政策领域呼唤改善协调的需求。
欧元区国家正走向深化欧洲合作和放弃欧元之间的选择，这里涉及的不是“经济政策的相互监督”（特里谢），而是共同行动，但联邦德国对此却毫无准备。
在“二战”后，联邦德国回归文明国家的圈子耗费了几十年的努力，从阿登纳和海涅曼到勃兰特和赫尔穆特·施密特，再到魏茨泽克和科尔。仅凭策略明智的“根舍主义”和出于机会主义原因选择的西方取向是不够的。这里所必要的是广大民众艰难的心态转变。最终使得我们的欧洲邻居接受和解的，首先是年轻些的、在联邦德国长大的数代人转变了规范性观念，表现出坦诚度。当然在外交往来中，当年活跃的一批政治家们值得信赖的信念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www.xing528.com)
对德国人的不信任基于历史原因，这不是仅靠德国人对欧洲和平联合表现出明显兴趣就能打消的。看起来西部德国人是不得已才接受国家分裂。回忆起前辈的极端民族主义行径，他们也不难放弃过重新谋求国家主权，承担起欧洲最大净出资国的角色，并在必要情况下预先支付反正对联邦德国有利的开支。德国的这种种积极努力如果希望令怀有疑虑者信服，必须确立于规范性观念之中。让克劳德·容克就很好地描述了这种压力测试：针对安格拉·默克尔头脑冷静地忙于利益算计，他表示希望看到德国“为欧洲承担内政风险”的意愿。
德国这种新的顽固有着更深刻的根源。随着两德统一，德国变得更大了，成天忙于处理自身问题，其视角就已经有所改变，更加重要的是在赫尔穆特·科尔之后就出现的心态上的断层。除了昙花一现的约施卡·菲舍尔，自从格尔哈德·施罗德上台后，执政的一代人不再考虑规范性问题，他们为日益复杂化的社会所迫，应对每日出现问题的方式越来越快捷。由于意识到政治行动空间的不断萎缩，他们放弃了目标和政治规划意图，更不要说欧洲联合这样的事业了。
如今德国精英们正享受着重新找到的民族国家的正常化。在“通往西方的漫长道路”的终点，他们获得了民主的毕业证，再次被允许“像别人一样”。这个在道德上被战胜、需要自我批评的民族曾如此不安地随时准备快速适应后国家时代的形势，而今这种心态已经消失殆尽。在全球化世界里，所有人都必须学习将其他人的视角纳入自己的，而不是退回到混合了美化和利益最优化的自我中心式状态中。学习意愿下降的一个政治前兆是，联邦宪法法院作出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里斯本条约》裁决还牢牢握住已经过时了的有关主权的法律教条主张。德国这个位于欧洲中心位置、以自我为中心的庞然大物绕着自己兜圈子，在规范性上毫无抱负，这种心态甚至无法再保障欧洲联盟能维持摇摆不定的现状。
心态的转变不是指责的理由，但是新近表现出的淡漠影响到了对于当前挑战的政治认知。虽然伦敦二十国峰会在漂亮的意向声明中早就记录下了种种经验教训，但谁会真的愿意从银行危机中吸取教训，并为之奋斗呢？
在控制已经野性难驯的金融资本主义方面，没有人会低估各国民众的多数派意愿。2008年秋季，受金融市场驱动的世界经济体系在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只有依靠纳税人的担保才免于崩溃。作为纳税公民，国家公民不得不为“系统失灵”担保，而从那以后，他们就已经深刻意识到资本主义再也不能凭借自身力量实现再生产的事实了。
专家的要求摆到了台上，有种种解决方案提交讨论，包括提高银行自有资本，提高对冲基金交易的透明度，改善对交易所和信用评级机构的控制，禁止富有想象力、但却危害国民经济的投机工具，征收金融交易税和银行税，把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分离，预防性地分割“太大以至于无法破产”的复杂银行体，等等。当主持人梅布里特·伊尔纳（Maybrit Illner）在她的谈话节目中提出了至少几种这些立法者的“刑具”供选择时，经验老到的银行业首席游说人士约瑟夫·阿克曼（Josef Ackermann）[4]的脸上显现出了某种紧张不安。
金融市场的调控并非易事，它需要最唯利是图的银行家的专业知识。但是，良好的意愿更多不是输在“市场的复杂性”上，而是输在了各国政府的畏首畏尾和缺乏独立性上，输在了操之过急地放弃了在全世界、在欧洲联盟，尤其是在欧元区内部进行国际合作，以期建立缺失的政治行动能力上。在希腊救助问题上，外汇交易商和投机商更愿意相信阿克曼的悲观主义，而不是默克尔对欧元救助基金不情不愿的同意。出于现实原因，他们不相信欧元区能坚定合作。在一个把能量消磨在让最平庸的人担任最有影响力职位的争斗上的联盟里，还会有其他前途的可能吗？
在危机时代，甚至个人也能创造历史。不能允许我们那些情愿追随《图片报》头条的胆小政治精英们找借口，辩称是民众阻挠了欧洲联合的深化。他们可是最清楚地知道，民意调查得出的公众舆论和国家公民协商形成的民主意愿结果不是一回事。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国家有过哪怕一次欧洲选举或是全民公决，去决定除了本国的议题和候选人名单以外的其他事宜。撇开民族国家左翼（我这里不仅是指“左翼党”）的地方主义不谈，到目前为止，所有政党都未能尝试通过开展宣传攻势以从政治上形成公共舆论。
如果多一点有力的政治支持，共同货币的危机可以带来某些人曾经对共同欧洲外交寄予的期盼——超越国界共同承担欧洲命运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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