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美国50个州的证券监管机构都有权力执行证券法，各州执法产出存在较大的差异。Rose 和LeBlanc收集了2004年至2006年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的上市公司，申报的10 − K表格中第三项“重大诉讼”的相关信息。[44]在抽样期间，共有399家上市公司披露了534份涉及证券诉讼的案件。对样本的实证分析显示，超过一半的企业，面临两个及以上原告的指控（SEC、州监管机构或私人投资者）。
绝大部分州监管机构（32个州）并未提起任何执法行动，其他14个州在样本期间起诉的数量小于四次。最主要的执法者是纽约州（New York）、西弗吉尼亚州（West Virginia）、康乃迪克州（Connecticut）和马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上述四个州的监管者贡献了 70%的执法产出。州监管机构处罚的违法行为以金融业的丑闻为主，而不是公司内部的违法行为，占执法产出总数的93%。具体而言其包括四类违法行为：第一，共同基金择时交易（market timing）和延迟交易（late trading）。第二，保险公司利用非传统的保险产品操纵财务报表。第三，投资银行发布有偏见的财务分析报告和IPO股份分配策略。第四，共同基金指定经纪公司的违规行为。
州监管机构的执法对象集中于注册地或主要经营地不在该州的企业（68%），并且若监管机构的负责人是通过民选产生，其执法产出是采用任命制的州监管机构的四倍。执法对象的选择可能反映出政治制度对州监管者执法行为的影响。由于州监管机构负责人的当选依赖选民的选票，因而他们并不愿意得罪本州内的企业，以免影响其选举结果。同时，其又必须积极执行证券法，以积累政治资本。州监管机构在大部分情况下与其他执法者，如与联邦机构（91%）或与私人集团诉讼（67%），共同提起执法程序。
金融业占上述四个州GDP的比例都较高。纽约州的金融业产值占其GDP的15%，贡献了所得税的36%。[45]州监管机构因而有强烈的激励去积极执行证券法，以保证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纽约州检察官（New York Attorney General）主要关注共同基金的违规行为，例如向重要的客户提供择时交易和延迟交易机会的丑闻。直到纽约州检察官Eliot Spitzer公开向金丝雀资本（Canary Capital）提出控告后，SEC才开始关注共同基金市场面临的丑闻。[46]而在2002年4月，纽约检察官、证券监管局局长（Securities Bureau Chief）以及其他州监管者还与美国最主要的证券经纪公司达成和解协议，这些经纪公司承认向投资者发布具有误导性的研究报告。(www.xing528.com)
康乃迪克州在地理位置上毗邻纽约市，其金融业占GDP的比重达到10%。该州保险业特别发达，因而其证券监管者约三分之二的执法产出集中于处罚保险公司不当会计处理。在康乃迪克州监管机构介入之前，SEC和纽约州检察官实际也已经着手调查相关的保险公司。康乃迪克州检察官执法活动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几乎都停留在调查取证阶段，因而其执法活动仅是对联邦执法活动的补充。
马萨诸塞州的金融业占GDP的比重也超过10%，有大量共同基金在其州内注册，因而其执法活动主要针对共同基金的违法行为。马萨诸塞州监管机构存在明显的搭便车倾向，往往与其他联邦监管机构共同执法。比较有代表性的执法案例是马萨诸塞州联邦秘书长（Massachusetts Secretary of the Commonwealth）和证券监管局副秘书长，在2003年9月与公平基金达成了关于择时交易违法行为的和解协议。
西弗吉尼亚州的经济发展并未严重依赖金融业，其执法活动的特点在于有“敲竹杠”的倾向。该州检察官往往在违法行为人与其他联邦机构达成和解协议后提起执法程序，因而并未投入任何额外的努力，反而意图通过提起诉讼寻求罚款收入。此外，证券监管者在选任代理律师时，可能存在寻租的行为。西弗吉尼亚州检察官通过指定代理律师，并支付高昂的代理费，以换取律师事务所在竞选活动中为相关检察官提供高昂的竞选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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