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机构及华人精英科学家成长规律研究

通常而言，科学家接受高等教育的机构既包括取得学位的机构，也包括进修访学的机构。本节对两类机构分别进行描述。

（一）学历教育机构环境

对学术人来说，本科、博士是普遍必经阶段，硕士则更像是一种走进科学建制的过渡阶段。因此，不是每位科学家都有一段独立的攻读硕士学位的经历，但本科毕业院校和博士毕业院校一般都可以查到。

1.本科毕业院校

本科教育是整个高等教育阶段的基础。统计发现，华人高被引科学家中除有11.5%的学者是在海外获得的学士学位外，其余都在国内完成本科阶段的学习；其中就读于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高校的科学家的人数分别占38.5%和40.6%，毕业于中国香港大学的人数最少（9.4%）。在三地的高校中，台湾大学是华人高被引科学家获得学士学位人数最集中的高校，一共有25位科学家毕业于此，占总样本量的24.5%。其余人数比较多的院校还包括香港大学（6人）、台湾“清华大学”和成功大学（各5人）、北京大学和中国科技大学（各4人）等。

联系毕业于台湾大学的华人高被引科学家求学的时间及该阶段台湾大学的发展特点，我们分析，台湾大学“盛产”高被引科学家的主要原因可能有二：一是与台湾大学的办学水平高有关；二与台湾大学和国外高校保持密切的交流合作有关。

首先，从办学方面看，台湾大学是中国台湾地区的第一所大学，在中国台湾高等教育史上一直扮演着火车头的角色。197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丁肇中1955年高中毕业时本已获得保送台湾成功大学的资格，但他一心向往学风自由、师资优良的台湾大学，所以放弃保送，参加大学联考。^[1]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当时台湾大学在中国台湾学子心中的地位。台湾大学毕业的25位高被引科学家中，其中23位皆是1951—1971间在台湾大学就读的，这二十年基本是钱思亮校长在任时期（1951—1970）。钱先生在傅斯年校长时代即担任台湾大学教务长，其时就对教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掌舵台湾大学的十九载，主要依循傅斯年对台大的擘画继续前行。在教学方面，强调大一基础课程的重要性，聘请教学经验丰富、学有专长的教授任教。恢复了“大一课程委员会”，加强对大一教学的指导。在教员培养方面，通过多种渠道筹集资金，有计划地大量派遣在校的教员赴欧美进修，同时不惜重金延聘世界一流大学学者来校讲学或任教，以提高台湾大学的教学和科研水平。这些措施的推行，使台湾大学的教育质量不断提高，成为中国台湾地区的一流大学。^[2]；

其次，台湾大学重视国际学术合作与交流。钱校长亦非常支持台湾大学学子毕业后赴世界一流大学深造。据说，那时台湾大学有一个不成文的惯例，凡平均成绩在75分以上者，钱思亮校长都愿意亲自写留学推荐信，有时还代为介绍相关专业的导师，出国之前他总要亲自召见学生，勉励、告诫一番。^[3]毕业于台湾大学的赖明诏即是由钱校长亲写推荐函，顺利申请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就读的。在这样的留学氛围下，台湾大学学生也得以对美国的学术有较早的了解，事先打好根基，赴美后自然收获更大。毕业于台湾大学的吴建福就曾说，台湾大学当年老师上课的质量并不尽如人意。但当时中国台湾地区好的大学里，无论教授水平如何，都采用和美国主流高校同样的英文材料，这对他日后在美学习帮助很大，因对教材熟悉，了解他们想问题的方式和写作习惯而可轻而易举地适应那里。^[4]按今天的话说，台湾大学很早就与美国接轨。考虑到美国科技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那里走出众多国际级的科学家也就不足为奇了。

2.博士毕业院校

博士生教育是科学家进入学术职业的最重要阶段，是其接受学术训练的关键环节，影响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下一代学术人员的质量。在实践中，博士学位已经成为进入学术职业的必要条件，在高声望的研究型大学尤其如此。本研究样本中，绝大多数科学家均是博士学位获得者，受过完整的研究训练。只有三位出自中国大陆的高被引科学家没有取得博士学位，这与中国大陆自1982年才开始招收博士生的历史原因有关。

从获得博士学位的国别来看，93%的高被引学者是在海外大学取得的博士学位，博士毕业于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高校的科学家分别仅占5.1%和2.0%。在海外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学者中，又有占总样本85.9%的华人高被引学者毕业于美国大学，仅有7.1%毕业于海外其他国家高校（见表5-1）。

表5-1　华人高被引科学家获得博士学位的地域表

从获得博士学位的院校来看，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华人高被引科学家人数最多（12人）。加上加州大学的其他分校，整个加州大学系统共产生了16位华人高被引学者。其次是哈佛大学8人，威斯康星大学5人、斯坦福大学和纽约大学各4人，密歇根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马里兰大学各3人。无论是根据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QS世界大学排名、上海交大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抑或是美新世界大学排名来看，这些学校都是当之无愧的世界顶尖大学。可见，绝大多数华人高被引学者都是在美国一流研究型大学接受的博士生教育。这大概与美国雄厚的科研实力以及高质量的博士教育有关。

此外，在整个样本中，只有5名学者本科和博士毕业于同一所院校。其中2名本、博皆毕业于吉林大学，2名毕业于香港大学，1名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科学家从本科到博士经历了不同的学校。

二战后，美国借助一系列包括人才积累、政策制定、经费投入等方面的措施，成为新的世界科技中心。“据统计，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重大科技发明有65%是美国首先研发成功的，75%是美国首先付诸应用的。在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方面（包括化学、物理、医学三项），美国科学家获得了战后颁发的诺贝尔奖金的半数左右。”^[5]时至今日，美国作为世界科技中心的地位依然得以保持稳固。作为其科技人才战略的一部分，美国十分重视招收海外留学生，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学习条件（如奖学金等），并为他们毕业后留美工作提供各种各样的便利条件。如此一来就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延揽优秀的科学苗子加以培养，再留下他们为其所用；反过来，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因为美国拥有良好的科研环境和最高的科研水平，也十分愿意去美国学习深造。于是，在美国领先的科研实力和留学生教育之间便形成了良性循环。这在整个教育体系的顶端——博士生教育中体现得非常明显。(www.xing528.com)

博士生教育的核心在于培养学生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并提高其学术水平。张英丽认为，美国大学的博士生培养综合了多样化的课程设置、学习方式和指导力量，为博士生提供了宽广的知识基础，从多个方面训练了博士生的科研能力，也集跨学科研究与众导师之专长，促进了博士生的全面发展。^[6]因此，美国大学对于国际学生的吸引力远远超过其他国家，一直稳居世界榜首。对华人高被引学者博士学习最集中的1960—1999年的美国大学国际学生来源地进行分析发现，绝大多数留美学生来自亚洲，中国、印度和韩国是留学生人数最多的三个国家。^[7]就中国大陆来说，在邓小平的大力推动下，1978年年底派出了“文革”后首批留美人员，重启了中国大陆与美国科学界的交流，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最具代表性的政策之一。在这之后，大批内地学子赴美攻读博士学位，造就了不少优秀的科学人才。对中国台湾而言，由于与美国一直保持着紧密的关系，美国博士生教育又以高质量的人才产出著称于世，赴美读书也就成为大学毕业生一个顺理成章的选择。此外，在海外华人学者的倡议和帮助下，一些赴美留学项目也相继设立，为更多平民学子提供了出国读博的机会。例如，本书中的王中林和袁钧瑛等都是通过1979—1989年间实施的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CUSPEA）实现出国攻博的。如此一来，华人高被引科学家大多在美国名校取得博士学位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非学历教育机构/海外研修

上文已经揭示了在海外大学接受过学位教育的高被引学者占样本总量的92.9%。实际上，其他毕业于本土的科学家也基本都有两年以上的海外研究经历（包括专职研究和非专职研究两类），只有一位大陆学者的相关信息不详。整体来看，在102个样本中，97名学者有留美经历，还有3人留学英国/德国、日本和加拿大。可见，目前海外教育或海外研究经历，基本已成为华人高被引科学家的必备特征。接下来本研究将从时间和工作性质两个维度来对目前在国内（包括港台）任职的38位高被引科学家的非学历海外研究经历进行具体分析。

1.时间

大陆高被引群体中，有3位科学家是在海外获得的博士学位。另外5位在本土获得博士学位的科学家均有2年以上的海外博士后或访学经历。这8位高被引科学家的平均海外非学历研究时间为8.7年。中国台湾地区的所有样本均是在海外完成的博士教育，不过有的学者博士毕业不久就回台服务，有的则在海外工作超过30年后才回台履职。统计显示，中国台湾高被引科学家的非学历海外研究的平均时间超过21.3年。中国香港地区仅有1位学者从本科至博士阶段都在中国香港本土完成，博士毕业后赴美从事了三年博士后研究，其他学者均是在海外获得的博士学位，平均海外研究时间至少达到19.2年。很明显，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的高被引学者在海外工作的年限远远多于中国大陆学者，这是由于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的科学家基本属于“人才回流”，而中国大陆科学家由本土院校培养的比例更大。

喻恺对日本高被引科学家的海外工作经历进行分析后发现，超过七成的高被引学者曾在日本之外的其他国家工作过，且以短期工作为主。海外研究年限在5年以内的占样本总体的73.7%，其中又以2至3年的为最多。^[8]将本研究样本的情况与日本高被引科学家进行对比能够看到，中国高被引科学家无论从有海外研究经历的人员比例，还是海外研究的年限，都远高于邻国日本的高被引学者同期群。

2.性质

海外研究工作大体有专职研究和非专职研究两种类型。其中，专职研究人员包括博士后、终身轨教职、非终身轨研究助理等角色；非专职研究人员主要指访问学者、客座教授/研究员等。目前隶属于中国科学机构的38名华人高被引学者中，有86.8%都曾以专职人员的身份在海外从事过研究工作，只有7.9%的学者在海外从事过非专职研究。另有2位科学家获得美国大学博士学位后立刻回国工作，1人信息不详。一般认为，专职研究人员能够接触到该机构最前沿的研究工作。另外受晋升、聘任等因素的影响，对科研工作的投入程度一般更高。

图5-1描述了中国高被引学者初次海外工作的职务情况、接近1/3的样本有海外科研机构的博士后经历；约1/4的科学家在博士毕业后直接进入终身轨教职体系成为助理教授；再次是研究助理等专职研究人员大约占21%；博士毕业后直接以访问学者或客座研究人员的身份赴海外工作的仅占10%；还有5位中国高被引科学家无海外工作经历或信息不详。

图5-1　中国高被引科学家初次海外工作的职务分布图

图5-2　日本高被引科学家初次海外工作的职务分布图

（资料来源：喻恺等，2013^[9]）

与日本高被引科学家的初次海外工作性质（见图5-2）进行比较会发现，两个群体差异最大的指标主要有非专职研究人员和终身轨教职人员的占比。首先，日本高被引同期群的第一份海外工作是访问学者或客座研究者性质的占到28%，远高于中国学者的相应比例。另外，他们之中仅有2.5%的学者博士毕业后立即进入了日本大学的终身轨教职系统，远低于中国高被引科学家直接从教的比例。分析原因，日本的研究型大学及科研机构已经能够为从业者提供一流的教学与科研环境，因而日本杰出科学家多在本土获得博士学位，并选择在本土工作。日本博士生毕业后直接进入大学终身轨教职系统的难度是很大的，利用科研黄金年龄赴海外高水平研究机构开展合作研究既有利于开拓眼界，也顺应了当前国际化的潮流，不啻为一项好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