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纪》揭示了《汉书》存在的问题

前此写《颜师古注的〈汉书〉叫什么名》那篇文稿，我在篇末写道：“但愿正在重新修订的中华书局点校本能够改正这个明显的疏误。”这是希望此书的点校者和筹划、主持其事的出版商能够把卷首的“汉书叙例”改正为颜师古本人写下的“新注汉书叙例”。

其实说心里话，人家究竟怎么做，我是一点儿也不在意的。我研究历史问题，纯粹是个乐子，自己发现问题，还对付着提出了自以为是的解决方案，小心眼儿里有点儿自满，就得了。别人是不是采纳，是不是认同，以至看还是不看，都跟我没关系。

不过闲翻《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无意间又想到一个中华书局点校本或许可以改进的地方。当然这只是我自然而然生发的想法，抑制不住，并不是真的想让人家去改。

看这种《图录》，有一个很特别的效果，就那么一两页书影，你不能像读一本书那样通读其文字，于是很自然地会关注页面上的某些局部特征。当然古籍版本学本来就是所谓“书衣之学”，绝大多数研究者关注的就是古书的表面形态，根本不管它的内容；甚至连书籍本身的表面形态也不大在意，而是更多地瞩目于书页上钤盖的名家印章，全神贯注地审视其如何“流传有绪”。这像什么？我看这就是标准的古董商贩，这就是赏玩文物的古董藏家。在这些人眼里，古书就只是一种古董，一个玩物。

实际上，古籍所谓外在形态同它蕴含的内容，往往是无法清楚区分开来的。比如陈寿记载魏、吴、蜀三国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就是大家现在熟知的《三国志》，它本来的名称是《国志》，这在明朝万历年间以前的刻本当中，是镌刻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没有任何不同形式的。可是，从明末到整个清代，一直到我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之前（拙文《陈寿〈三国志〉本名〈国志〉说》，收入敝人文集《祭獭食蹠》），却没有一个人注意到这明晃晃的事实。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人们只是把眼前明晃晃的“国志”二字看作一个无关紧要的“形式”问题。大概很多学者都以为这不过是“三国志”的一种略写而已，所以从来没有人对此稍予关注。

这一事例告诉我们，悉心观察古代典籍早期刻本那些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属于外在形式的特征，也许会帮助我们认识这些古籍很多内在的性质，至少这往往会涉及很多古代典籍的原始面貌问题。现在有那么多历史文献学专家或者说古文献学专家，整天忙于校勘古籍，不就是要复原古书旧貌吗？这样看来，那些在很多历史文献学者或古文献学者看来无关紧要的似乎只是某种形式差异的乏味要素，实际上却会具有很重要的历史价值。

现在，引起我关注的是，《图录》中的第0375号藏品“北宋刻递修本”《汉书》。这个本子，应该就是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的那部瞿氏铁琴铜剑楼旧藏本。这书，我过去翻阅过很多次，但都是只看其内部的文字差异而从来没有关注它外在形式上的特点。

《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第0375号藏品所谓景祐本《汉书》

《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第0377号藏品白鹭洲书院刻本《汉书》

现在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上页左侧这幅图片，看看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若是一下子没看出来，那么，就对比右侧那一幅同样属于《汉书》首卷首页的图片，比较一下这两幅图片最显著的不同是什么。右侧的这幅图片，是《图录》第0377号藏品嘉定十七年（1224）白鹭洲书院刻本《汉书》（案：此白鹭洲书院本应属元刻本）。

其实这个差别很明显，所谓景祐本的篇题是“高纪”，而白鹭洲书院本是读过当今通行的中华书局本《汉书》或是看过一些汉史研究著述的人都很熟悉的“高帝纪”。也许有人会想，这是不是一个雕刻书版过程中偶然产生的疏忽，以致少刻了一个“帝”字？情况并不是这样。因为翻检百衲本《二十四史》中影印的这个本子的《汉书》，我们看到了更多同样的情况——西汉帝后十二本纪中除了《高后纪》之外的所有十一个皇帝的本纪都是这样。

那么，这是不是一种省略的表述形式呢？就是说是不是有意省略掉了表述各个皇帝身份的这个“帝”字呢？这也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看待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放宽一些眼界，以便往前看得远些。这需要首先从中国古代典籍的演变历史着眼，先来了解一下古书卷端题名究竟意味着什么。

从古书产生和发展的过程看，往往是先有篇名，后有书名，而且篇名和书名最初也都并未书写于著述之中。后来演变到把篇名和书名书写于著述前面，也是先写入篇名，后写入书名。这样，先写入书中的篇名就被写到了每一卷第一行最靠上头的显眼位置上，后写入的书名只好屈居其下，被写到了靠下头的地方。这就是专家们在讲述早期古籍版本形态时常常念叨的“小题在上，大题在下”那两句话。这里所说的“小题”是指篇名，“大题”就是书名。

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所谓景祐本《汉书》

这种“小题在上，大题在下”的形式，随着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变化，但不同性质的书籍，其变化的进程是有所差异的，其中史书里像《史记》《汉书》这样的正史，相对比较滞后，或者说其保持旧貌的时间是比较长的。唐代初年人孔颖达就以《汉书》为例，讲述了这一古书通例（孔颖达《毛诗注疏》卷一）。直至宋元时期刊刻前代正史，仍旧保持着这样的体式，或者说一直稳定地保持着古书的旧貌（包括所谓景祐刻本在内的所有宋元本《汉书》都是这样）。

这告诉我们什么？它告诉我们一定要充分注意古代典籍早期传本在每一卷卷端所题写的篇名和书名，它是有来头的，很可能自古以来就是那个样子。

这样我们再考虑到所谓景祐本《汉书》是直接沿承北宋国子监刻本的官刻之书（这有其卷末附镌的景祐二年秘书丞余靖上言为证），这“高纪”之类的帝纪篇名，就很可能承自班固原书。

其实清人王念孙在《读书杂志》中专门考述过这个问题，述云：

高帝纪第一。念孙案：宋景祐监本无“帝”字，下文“惠帝纪”至“平帝纪”亦皆无“帝”字。景祐本是也。《叙传》云“述高纪第一”，下至“述平纪第十二”，皆无“帝”字。又《项籍传》云“语在《高纪》”〔他篇言“语在某纪”者并同〕，师古注《惠纪》云“解在《高纪》”〔他篇注言“解在某纪”者并同〕，皆其证。（《读书杂志》卷四）

《叙传》是班固《汉书》里的最后一篇，王念孙这是用班固自己在《汉书·叙传》里的说法来证明所谓景祐本的帝纪但云“某纪”而不加“帝”字的合理性，认为这就应该是班固自己的写法。然后，再用颜师古《汉书》注的说法来证明唐初通行的写本就是这个样子。

这样，关于这一问题的结论，就是宋代以来其他版本（如前面举述的白鹭洲书院刻本）“高帝纪”之类的形式，俱属衍增，理应删去各个帝纪篇题中的“帝”字，改回所谓景祐本的状态，徒云“某纪”。王念孙在《读书杂志》中实际采用的《汉书》帝纪篇名，就是《高纪》《惠纪》《文纪》等这样的形式。

现在通行的中华书局点校本《汉书》，并没有采纳王念孙的见解，而且也根本没给出个注来说明一下所谓景祐本的情况。由于中华书局点校本的底本亦即王先谦的《汉书补注》本来迻录有王念孙上述看法，东西就放在眼前，用不着另行花费什么功夫，所以这未免让人有些遗憾。不过要是真的按王念孙说的那样改了，很多读者也会觉得很别扭。因为很久以来人们就一直“高帝纪”“文帝纪”“武帝纪”地叫着，古今著述大多也都是这么称述，骤然改了，怎么着都不顺畅。

清嘉庆原刻本《读书杂志》

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所谓景祐本《汉书》

其实这倒大可不必担心，很多古书的实际名称同世人的通行叫法一直就不统一，人们习惯怎么叫，尽可继续叫。然而我们校勘古书的文本，其核心目的就是尽可能地恢复古书原貌（而不是一定要把原书的错误内容和文字改对了，这是作者的秘书或助手的职责），所以，还是前边讲过的那句话，作为一种自然反应，我还是希望中华书局正在重新修订的《二十四史》，能够把它改过来。

至于班固为什么不称“某帝纪”而但名“某纪”，譬如不称“高帝纪”而但名“高纪”，史阙有间，这实在无从揣测；至少我是找不到一丁点儿头绪来做解释。假如一定要强自做一下尝试的话，我想如何处理“高祖”的问题，或许是一项可以考虑的原因。虽然这想法既不成熟，更不靠谱儿，可反正在这里就是随便漫谈，也不妨姑妄言之。

《史记》列有《高祖本纪》载述刘邦一朝史事，可是这“高祖”实在是个莫名其妙的称谓，与它密切相关的，还有一个“高皇帝”。这个“高皇帝”，省称就是“高帝”，实际上在刘邦去世之后，西汉人通常正是这样来称呼他。那为什么司马迁不把这篇本纪名为“高帝本纪”而称作“高祖本纪”？

汉廷后来给刘邦定的庙号是“太祖”，可是他刚刚去世，群臣即“上尊号为高皇帝”（《史记·高祖本纪》）。这个“尊号”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人都死了还要定个“尊号”？《史记》旧有的三家注一家也不解释。是大家都懂了不用解释了吗？我看恰恰相反，其实裴骃、司马贞和张守节这三家之中哪一家都没有弄明白，于是统统缄默不语。不说，是因为不懂说不出话来，而不是谁都懂得不需要再说。

唐人颜师古注《汉书》，重在文字训诂，有这么奇怪的问题摆在那里，对这个“高皇帝”之“高”到底是从哪里看过来才会有这种感觉，他也不大好回避，于是强自解释说：“尊号，谥也。”也就是说，他认为“高皇帝”这个“尊号”实际上就是个谥号。

可这就不是简单的文字训诂问题了。因为谥号不是随随便便定的，不能谁想用个啥字儿就用啥字儿。当时人定立谥号，遵循的只能是所谓“周公谥法”，这就是《逸周书·谥法篇》里讲述那套东西（这《逸周书·谥法篇》，唐人张守节的《史记正义》抄录过，因而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也就把它附在了后面）。曹魏时人张晏早就说过：“《谥法》无‘高’。”（《汉书·高帝纪》颜师古注引）虽然张晏这话是针对“高祖”之“高”讲的，不是直接针对“高皇帝”而发，但对我们理解“高皇帝”这一称号的性质仍很重要——既然《谥法篇》里面就没有定出“高”这个字儿，这“高皇帝”也就当然不可能是个谥号。

遗憾的是，张晏指出的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后人多忽略未予注意，其中如宋人魏了翁，甚至干脆把颜师古的解释，当作班固的记述，径云汉人对刘邦“谥曰高皇帝”（魏了翁《古今考》卷一“高帝纪”条）。宋末人王应麟著《困学纪闻》，考史论事，以博雅深邃著称，亦同样轻率附从于颜师古之后，谓西汉群臣给高祖上“尊号”事乃“谥议之始也”（《困学纪闻》卷一二《考史》），竟把这事儿看作古人谥号行用方式上的一个转折性事件，错谬尤甚。

若谓“高皇帝”并非谥号，那么，它又是个什么名号呢？还是让我们来看一下《史记·高祖本纪》的原始记载，看看当时是怎么定下这个名号的：

（高祖十二年）四月甲辰，高祖崩长乐宫……

丙寅，葬。己巳，立太子，至太上皇庙。群臣皆曰：“高祖起微细，拨乱世反之正，平定天下，为汉太祖，功最高。”上尊号为高皇帝。太子袭号为皇帝，孝惠帝也。令郡国诸侯各立高祖庙，以岁时祠。

对这段记载，首先要做一个文字的订定，这就是不管怎么理解“高祖”的含义，“高祖起细微”的“高祖”都肯定有误，即在“高皇帝”这个谥号没有定立之前，汉廷臣子们绝不会有这样的叫法，《汉书·高帝纪》载同事记作“帝起细微”，当近于史实。另外，上面引文的第二段非常重要，即“令郡国诸侯各立高祖庙”这句话，对我们合理理解“高祖”这一称号的含义具有重要意义，但这里姑且按下不表，稍后再具体解说。

这段引文中“群臣皆曰”那些话，是朝廷决定“上尊号为高皇帝”的前提条件，所谓“功最高”是授予刘邦“高皇帝”这一名号的具体缘由，而经其“拨乱世反之正，平定天下”并最终“为汉太祖”，就是这最高之功的实际体现。那么，核心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刘邦成为汉之太祖；换句话说，也就是开国君主。

在这里还需要说明一下，前面我已经谈到，“太祖”是汉廷后来给刘邦定立的庙号，但汉廷群臣这时所说的“太祖”却不是刘邦的庙号，只是开国皇帝的意思。这是因为“太祖”这一庙号是在景帝时期才设定的，《史记·孝文本纪》篇末明确记云：

（景帝元年十月）丞相臣（申屠）嘉等言：“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臣谨议：世功莫大于高皇帝，德莫盛于孝文皇帝，高皇庙宜为帝者太祖之庙，孝文皇帝庙宜为帝者太宗之庙。天子宜世世献祖宗之庙。郡国诸侯宜各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庙。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岁献祖宗之庙。请著之竹帛，宣布天下。”制曰：“可。”

汉家祖宗之庙定立过程如此，足以确认刘邦“为汉太祖”之功，也就是成为汉朝之开国皇帝。

不过一提“开国皇帝”这四个字儿，就让我联想到字面儿上和它一模一样的“始皇帝”那个称号。那么，“始皇帝”这一称号的实质是什么？我在《生死秦始皇》一书中讲到过它，后来又做过一次专题讲演，进一步阐述我的看法。我这篇讲演稿的题目是“谈谈‘始皇帝’的谥号性质”（此稿收入拙作《辛德勇读书随笔集》之《正史与小说》分册），已经亮出来了敝人的结论，即“始皇帝”是一个具有谥号性质的称号，秦君赵正创制这一名号，就是用以取代西周以来通行的谥号制度，免得他在去世之后遭遇“子议父，臣议君”的尴尬处境（《史记·秦始皇本纪》），亦即免得被朝中大臣和亲生儿子给自己定下一个“恶谥”，而且后世子孙可以一直这样“二世皇帝”“三世皇帝”以至“万世皇帝”地持续叫下去。简单，清楚，还很省事儿。

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与大秦帝国相伴而生的一项重要的制度创建。盖“皇帝”乃横空出世，前所未有，包括像“始皇帝”名号在内的各项礼制，当然都要由秦帝自我创制。汉承秦制，几乎各个方面的制度都是直接由秦制衍生而来；特别是汉朝的礼制建设，最初都是由故秦博士叔孙通一手操持，即司马迁所说“叔孙通定礼仪”者（《史记·太史公自序》）。叔孙通掌握的这些皇帝的礼仪制度，当然主要来自秦朝。

我们若是仅仅向下看，那么，看上引景帝时期申屠嘉等将“高皇庙”与“孝文皇帝庙”并称的说法，这“高皇帝”一称确实很像是同“孝文皇帝”一样的谥号，可若是抬起眼皮来向上就会看到，这“高皇帝”同“始皇帝”那个名号似乎也具有某种相似性。

我说“高皇帝”同“始皇帝”具有某种相似性，主要是考虑这“高”“始”二字都不是出自《谥法》；也就是说，“高皇帝”一称同样是避开了“子议父，臣议君”的窘境，刘邦下葬后群臣所论，不过是专门给他评功摆好而已，它的评判指向是事先预定的，只能指向正方向，而不是按照《谥法》所定“谥者行之迹”的原则或褒或贬，如实评定刘邦一生的功过是非。在我看来，这才是“高皇帝”一称的实质。通观秦汉之际历史演变的轨迹，我只能这样看。

正因为“高皇帝”之“高”本来就不是谥号意义的名号，只是称功颂德的牌坊，所以《史记·高祖本纪》才会把它说成是一种“尊号”，这与所谓“谥号”当然具有本质性差异。颜师古硬要把这个“尊”字理解为“谥”，可以说是毫无道理的。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再来看《史记·高祖本纪》中惠帝即位后随即“令郡国诸侯各立高祖庙”那句话。请大家注意，这是汉廷刚刚议决给死去的刘邦“上尊号为高皇帝”之后紧接着发生的事儿。按照史事发生的时间次序来说，是“高祖”一称始见于史之时，所以“高祖庙”中那个“高”字只能是承此“高皇帝”而来，这就直接触及“高祖”一称的来源问题了。

从前文引述的申屠嘉等人奏语可知，这时汉廷还没有给刘邦定立庙号，所以这个“高祖”不会是庙号。既没有谥号，也不是庙号，那还能是个什么名号呢？前面提到过的那个张晏解释说：“以为功最高而为汉帝之太祖，故特起名焉。”（《汉书·高帝纪》颜师古注引）在我看来，这个说法并不正确，可它为我们准确理解“高祖”一语的含义，指出了一条比较合理的路径。

我说这条路径比较合理，就在于张晏放弃了谥号或庙号的思考，把它看作一种特殊的称号，即所谓“特起名焉”。至于汉廷“特起名焉”的具体缘由，我认为张晏讲对了一半，另一半还不够妥当。

张晏讲对的这一半，是“高祖”的“祖”字源自刘邦为汉朝“太祖”。申屠嘉讲的话已经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这时刘邦还没有庙号，因而若谓他这个人是“汉帝之太祖”，那么，这个“太祖”只是个一般意义的语辞，而不是专用的特称。我同意张晏这一说法，就是把这个“太祖”理解为汉朝开国之祖。班固在《汉书·叙传》述及刘邦一朝时所说“皇矣汉祖”的“祖”字，实际上也是同样的意思。

“高祖”一称的另一半，也就是那个“高”字，张晏解作“为功最高”，我觉得很不妥当。我认为，这不是因为刘邦开国功高，而是源自他那个“尊号”，也就是得自“高皇帝”的“高”字。看一下当时的实际情况，大家就很容易明白，正是由于当时既没有庙号，又没有谥号，臣子们才在刚刚安葬刘邦之后特别推上这个“尊号”，用以称谓先帝。不然的话，那又怎么个叫法呢？

前文所见申屠嘉的奏语，就是直接以这个“高皇帝”来称谓刘邦，但“高皇帝”这一名号不足以清楚体现刘邦开国皇帝的地位，于是就另行以“高皇帝”之“高”与体现开国之君的“祖”字相组合——这就是“高祖”这一名号的由来。如谓不然，请看文帝朝诸臣在劝谏刘恒早立太子时讲的这样一段话：(www.xing528.com)

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庙社稷，不忘天下也……古者殷周有国，治安皆千余岁，古之有天下者莫长焉，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从来远矣。高帝亲率士大夫，始平天下，建诸侯，为帝者太祖。诸侯王及列侯始受国者皆亦为其国祖。子孙继嗣，世世弗绝，天下之大义也，故高帝设之以抚海内。（《史记·孝文本纪》）

这里的“为帝者太祖”，同样是言之于刘邦未有庙号之时，就是张晏所说“为汉帝之太祖”，也就应该是“高祖”之“祖”。

梳理上述情况可以看出，“高祖”这一称谓，在刘邦甫一下葬，即随着“高皇帝”这一尊号的定立而产生了，而这显然是大汉臣民对刘邦的一种尊称。史籍所见第一次用这个“尊号”来称谓朝廷所设与刘邦相关的建置，就是用它来指称祭祀刘邦的庙宇——高祖庙。

如上所述，“高祖”是由“高皇帝”这个“尊号”衍生出来的一个对刘邦的尊称，而“高皇帝”这一死后“尊号”的产生，乃是秦汉历史变迁过程中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

前已述及，在制定这一“尊号”的过程中，曾经因帮助刘邦制礼作乐而被擢任为太常的叔孙通，一定发挥了核心的作用，而这位叔孙通帮助刘邦制礼作乐的资本，主要就是他在秦朝修习和掌握的礼乐制度，因而他变换秦朝的“始皇帝”而给刘邦定下“高皇帝”这一尊号，可以说是一种很自然的过渡。

“高皇帝”这一“尊号”最本质的特性是它对谥号的替代，而谥号制度乃是约束帝王行为的重要手段。若是失去谥号的约束，君主们就全不顾忌身后的声名，行为愈加肆无忌惮。长此以往，必然会给整个社会造成严重危害。

所以，当大汉帝国运行一段时间之后，就又恢复了西周以来的谥号制度。《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称：“高祖崩，孝惠即位，乃谓叔孙生曰：‘先帝园陵寝庙，群臣莫习。’徙为太常，定宗庙仪法。及稍定汉诸仪法，皆叔孙生为太常所论箸也。”应该就是在这一期间，叔孙通为汉朝设置了新的谥号制度，因而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了孝惠、孝文、孝景、孝武等一系列西汉诸帝的谥号（案：《史记·孝文本纪》记云文帝崩，“群臣皆顿首上尊号曰孝文皇帝”，但这只是在形式上延续了刘邦所谓“尊号”的旧称，实质上已是按照《谥法》确定的谥号）。这是汉朝礼制史上的一项重大事件，应当予以高度重视。值得注意的是，与《谥法》的定制相比，西汉的谥号制度也有所变化，这就是特别强调“孝”这一观念，故在具体的谥字之前都要冠一个“孝”字。

不过这一制度变动，好像也给班固撰著《汉书》带来了不大不小的麻烦。这就是帝纪的篇名，难以统一。《史记》是一部通史，其本纪从黄帝写到西汉武帝，篇名不必统一，而且也无法统一，所以既可以有使用非正式尊称的《高祖本纪》，也可以有《孝文本纪》《孝景本纪》，还有《今上本纪》，形式参差错落，没有什么关系。可《汉书》是有汉一朝的断代史，皇帝之中除了吕后，都是一家天子，所以班固显然想要采用统一的形式来确定这些帝纪的篇名，如前所述，这便是《高纪》《惠纪》《文纪》《景纪》等。

那么，为什么不能写作《高帝纪》《惠帝纪》《文帝纪》《景帝纪》这样的形式呢？这只能是因为“高帝”是所谓“尊号”而不是惠帝、文帝、景帝等那样的谥号，在内在实质上统一不到一起去，表面上看似整齐划一了，实际上反而会彰显其间的差异（若像《史记》一样写作《高祖纪》会显得更不地道）；甚至更有可能的是班固也弄不清楚这“高皇帝”到底指的是什么，只是觉得这个名号很不对劲儿，当然要是写成“高祖”就更不对劲儿了，跟下边的惠帝、文帝等不好往一起配。这样，就写成了《高纪》《惠纪》《文纪》《景纪》等这样的形式。这虽然有点儿像掩耳盗铃，可你看看“中研院史语所”之类的写法，也许会觉得有那么几分道理。

当然，不管怎么说，还是我在前面提出这一问题时所讲的那句话，不过是因为觉得像《高纪》《惠纪》《文纪》《武纪》这样的篇名实在太过奇怪（要是你觉得这也没啥奇怪的，就自己动脑筋琢磨琢磨：若是望文生义，单看到《景纪》这名目，你会怎样想？不过这问题不是很大，可能只是想到要穿越回去看看大汉的风景。可看到《哀纪》呢，这就实在不大好多想了），想不通是什么道理，一时兴起，姑妄言之而已。

其实念古书做历史研究，广见博闻虽然是最重要的基础，甚至可以说是必备的先行条件，但这还只是治学之路的入口，而不是它的出口。那么，出口在哪里呢？它是在研究者的“见识”之处，这就是你有没有敏锐的眼光发现问题，并且有没有相应的能力去解析问题。

要真的顺着《高纪》这个篇名较真儿看下去，有一个问题倒是可以稍微认真讨论一下：不管是像《高纪》那样叫“某纪”，还是像现在通行的中华书局点校本这样标记为诸如《高帝纪》的形式，大家是不是注意过，这二者之间有没有什么共同的特征？其实这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一目了然的——它们都只有一个“纪”字，而不是像《史记》那样称作“某本纪”。

关于这个“纪”字的含义，唐朝初年人颜师古在注释《汉书》时就做过专门的探讨，这也可以说是他注释《汉书》的开篇第一条释文，大家可以很直观地从前面的图片中看到它的内容。颜氏乃释之曰：

纪，理也，统理众事而系之于年月者也。

到清末王先谦做《汉书补注》，又对这个“纪”字进一步解释说：

王先慎曰：《说文》“统”下云“纪也”，“纪”下云“丝别也”。凡丝必有端，别者，寻其端，故为纪。《淮南·泰族训》云：“茧之性为丝，然非得女工煮以热汤而抽其统纪，则不能成丝。”《礼器》郑注云“纪者，丝缕之数有纪”也。此“纪”字本义，引申之为凡事统纪之称。《史记》称“本纪”，班《书》单用“纪”字，皆每帝事实分别统纪之意，颜说非。（王先谦《汉书补注》卷一）

这一大段话，从表面上看，论证好像很复杂，可我怎么看也没看出来其结论同颜师古的说法有什么不同；甚至还不如颜师古说得更清楚，更具体，也更能切入其内在实质。真正有价值的考据，并不是像这样胡乱堆砌材料，但清人所谓考据，大多数也就这个样子，能做到钱大昕、王念孙那个程度的，毕竟是凤毛麟角。这王先慎是王先谦的堂弟，感觉王先谦好像是硬要往上抄录自家老弟的糊涂说法。我把它原文转抄到这里，只是想让大家明白这绕来绕去的基本上都是废话，别有谁看到我在谈论这个问题就再去琢磨它就是了。

我说颜师古对“纪”的解释比王先谦、王先慎兄弟讲得好，首先是他没有谈什么帝不帝的，只是讲“纪”字“统理众事”的语义。这一点，看一看《史记》和《汉书》这两部书“纪”的设置就明白了：在《史记》中，周的君主只称王，不称帝，秦人在始皇帝之前也不称帝，项羽更只是所谓“西楚霸王”（具体论讨，见本文作者《世间本无“西楚霸王”》，载《澎湃新闻·翻书党》2021年3月25日）——编者注。若是再仔细区分，秦始皇、秦二世以及西汉的皇帝同五帝以至殷商诸帝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汉书》的“纪”看似单纯，但也有不是皇帝的《高后纪》。所以，王先慎的“每帝事实分别统纪之意”显然并不符合实际。其次是颜师古说所谓“统理众事”的具体处置办法是“系之于年月”，这非常清楚地讲述了“纪”在形式上的一项突出特征，即逐时列置史事，而王先慎却根本没有谈及这一点。

至于王先谦、王先慎所说《汉书》中作为篇名的“某纪”之“纪”是由“纪”字本义而“引申之为凡事统纪之称”，这本是颜师古训释此字不言自明的前提，王氏兄弟并没有提出什么超越颜师古的见解。

单纯就对“纪”的训释这一点而言，颜师古的解说确实很好（它究竟好在哪里，且待我下文再表），可在另一方面，颜氏对我在这里所要讨论的核心问题，也就是“本纪”的“本”字是什么意思，却未著一语。

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颜师古是在注《汉书》，而《汉书》里边没这个字儿。我们每一个人的著述、这世上每一种著述，都有其自身的侧重点。作为一位重在文字训诂的注释者，颜师古这样做，并没有什么问题。然而，若是追根溯源，像《高纪》这样“某纪”的“纪”字，并不像王先慎所讲的那样，是自然而然地由蚕丝之端“引申之为凡事统纪”的。想要了解它的来路并不困难，只要对比一下《汉书》脱胎而出的《史记》。历史的真相，本来是一目了然的——《汉书》之“纪”的前身乃是《史记》的“本纪”。这不需要任何专家来做研究，也不需要观察者有什么学问。只要睁开眼睛，对比一下，是谁都看得到的。

在颜师古之后，开元年间人司马贞，在注释《史记》时解释了这一词语：

纪者，记也。本其事而记之，故曰本纪。（《史记·五帝本纪》之《索隐》）

这是把“本纪”的“本”字解释成“根据”“依据”或者“遵循”的意思，即依循史事而为之记。比司马贞稍晚一点儿，张守节在撰著《史记正义》时，却又倒转过来，把这个“本”看作是“纪”的对象，或者说是所“纪”对象的一种特性：

本者，系其本系，故曰本。（《史记·五帝本纪》之《正义》）

用一句不够贴切的大白话来讲，这个“本系”也可以说是一个时代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在我看来，这就比较接近事实的真相了。

前面我讲颜师古说的“统理众事而系之于年月者也”这句话比王先谦、王先慎兄弟解释得要好，是因为他抓住了“纪”这种体裁在形式上最基本的特征，这样的解释好就好在它引导着我去考察中国古代史学著述体裁的演进历程。

像这样“统理众事而系之于年月”的史书，实乃古已有之，稍习古代史籍者一下子就会想到《左传》和它所依傍的《春秋》，还有西晋时期出土的《竹书纪年》。虽然《春秋》和《左传》后来随着儒家地位的提升而被尊奉为代表官家意识形态的“经”和“传”，但它本来只是朴实的编年体史书，《竹书纪年》同样如此。

回顾中国古代史书的撰著形式，这类编年体史书是绝对的主体。其他像“国语”这类的“语体”著述，与《春秋》和《左传》这样的编年体史书相比，就居于很次要、很辅助的地位了。在这一背景之下，司马迁创建了《史记》这一纪传体史书。

所谓纪传体史书，其主体构成部分，最重要的就是“本纪”和“列传”，除此之外，还有“书”和“表”。这里的“书”，后代一般称为“志”。其中“表”是以表格的形式载录那些时间次序参差错落的同类事项，也可以说是逐时载录一些比较特别的事项，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技术性安排；“书”（志）则是分门别类地载述各种典章制度，这一名称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尚书》，它与《尚书》中某些篇章的性质显然具有密切关联，或者说二者之间具有直接的承续关系，譬如《禹贡》。不过后世模仿其体例的著述，并不都有“表”、“书”（志）之类的项目，这就凸显“本纪”和“列传”在纪传体史书中更为核心，也更为重要。

《史记》中还列有一种“世家”，其性质大体介于“本纪”和“列传”之间，也可以说更像是一种性质比较特别的“列传”，这里不做详细论说。但有一点是需要强调说明的，那就是司马迁清楚地讲述这些“世家”所载述的都是所谓“辅拂股肱之臣”，这些人物，就像布列于北辰四周的二十八宿和朝向车毂的三十根车辐条一样，围绕着“本纪”这个中心，“运行无穷”，且理应“忠信行道，以奉主上”（《史记·太史公自序》）。一句话，“世家”是“本纪”的辅助构件。

如果像上面讲的那样，把“世家”看作一种性质比较特别的人物“列传”，那么，“列传”的独特性就非常强烈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到目前为止，已经知晓很多种类的早期历史著述，但在司马迁撰写《史记》之前，不管是在传世文献当中，还是在新发现的出土文献当中，我们还都没有看到人物传记这样的形式。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人物传记，也就是《史记》中这些“列传”，是司马迁的一大创建，它体现了司马迁对个人命运的深切关怀。这种关怀，只要读过《史记》的人，心中都会有强烈的印象。

谁都知道《史记》这种纪传体史书是由司马迁创建的，可我认为“列传”的设置才是其中最具有核心价值和实质性意义的伟大创举。这样看，就是因为纪传体史书中“本纪”的部分，不过是对《春秋》和《左传》这类编年史的一种简单继承，“列传”才是司马迁推给世人的新型著述；若是转换一个角度看，从其产生的时间顺序，也可以说“列传”是在“本纪”之上衍生出来的一种新的著述体裁。

那么，我想说明什么呢？我是想说，充分关注《史记》各个构成部分的内在联系，或许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所谓“本纪”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具体的考察办法，就是把“本纪”和“列传”对着看。

司马迁《史记》当中这些“列传”，到了班固的《汉书》里边，也被省掉一个“列”字，单名称“传”。对“列传”之“列”的含义，司马贞解释说，是指“叙列人臣事迹”，即大致可以理解为陈述的意思；张守节则不认同这种看法，乃谓“其人行迹可序列，故云列传”，这是说“列”是指有事可以陈述（《史记·伯夷列传》之《正义》）。二者相同之处，是都把“列”字理解为“陈述”之义，区别只是一个作动词用，就是陈述其事；另一个是作形容词用，描摹其事堪以陈述。这两种说法，我看着都很别扭，因为按照这两种说法，司马迁写下的都是叠床架屋的表述形式，所以哪个都讲不通。

若是按照我刚才讲的思路，把“本纪”和“列传”对着看，这本来应该是个十分简单明了的事儿。我们看“经纪”一词的“纲常”“法度”语义就很好理解，在这一层语义上“经”“纪”二字不过是同义叠加，而这又都与“统理众事”之义相通。

由此推衍，“本纪”的“纪”乃犹如“经书”的“经”，只不过在司马迁写《史记》的年代，所谓“经书”早已被推上崇高的地位，因而他不便那么狂妄地用“经”字命名，所以才选用了“纪”字。刘知幾在《史通·本纪篇》里说“纪之为体，犹《春秋》之经，系日月以成岁时”，就是具体地落实了“本纪”源出的经书。有了这个被称作“纪”的“经”，就还需要有“传”。我们看《春秋》是经，《春秋》的纪事方法，便是颜师古所说“统理众事而系之于年月者也”。那为什么还要有“传”，因为“经”之所以能够“统理众事”，就在于这种编年的形式决定了它只能举其大纲，而“传”就是给这大纲补充细节。所以，司马迁既写“纪”又写“传”，以这两种体裁并举，仅看形式，还算不上是很特别的创举，太史公的独特创举在于他把《左传》式的随“经”陈“事”之“传”，改变为以个人行事为核心，以那些代表性人物的具体经历来丰富“纪”的内容，补充“纪”的内容。

以这样的眼光来认识“传”的性质，我们就会发现，其事就连它的名目都一变未变。这是因为“传”没有“经”那么高的地位，司马迁用不着故作谦虚躲着它，是可以直接拿过来就用的。

在另一方面，就古代各类著述的早期发展状况而言，在司马迁之前，还有一种看起来并非史书的著述，应该对《史记》的撰著具有重大影响——这就是吕不韦指令门下“智略士”写下的《吕氏春秋》。

我们都知道，《春秋》本来只是一部编年史，是部史书，然而《吕氏春秋》并不是史书，从《汉书·艺文志》起就把它列在子书杂家类里。那它为什么会挂上“春秋”这一名目呢？司马迁以为，缘于其书乃“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而成（《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但在我看来，这是因为它有一个构成部分，称作“十二纪”，这所谓“十二纪”是以太阳视运动的一个完整周期为基本单位，依循这一周期之内的“四时”（请注意：不是四季，更不是后世浅学所理解的十二月）变换进程来展开相关的论述——“四时”是指春、夏、秋、冬，而“春秋”便是对春、夏、秋、冬的概括性表述。

《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明宋邦乂等刊本《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是由“八览”“六论”和“十二纪”三大部分内容构成，传世文本都是把“十二纪”列在全书之首，可太史公司马迁述及此书时所讲的次序，却都是“八览、六论、十二纪”（《史记·吕不韦列传》《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这正应该是其固有的编排形式。这样的次序，显示出“十二纪”乃是全书内容的归结之处。作者自言曰：“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吕氏春秋·序意》）实际上，阐释“治乱存亡”之道不仅是“十二纪”的实质性内容，也是《吕氏春秋》全书的核心内容，而“十二纪”中的“四时”正是通贯其中的经络，也可以说是贯穿于书中所载“天地万物古今之事”的神髓（《史记·吕不韦列传》），这也就是《吕氏春秋》作者自述其撰著旨意时讲的那个顺其而生的天之“大圜”（《吕氏春秋·序意》）。

在此基础上，我们再来看颜师古所说“统理众事而系之于年月”那句话，看“四时”与“年月”的关联，就能够比较清楚地看到纪传体史书的“纪”同《吕氏春秋》“十二纪”的密切联系，看到《吕氏春秋》“十二纪”给司马迁带来的启发。唐人刘知幾在《史通·本纪篇》里讲“《吕氏春秋》肇立纪号……及司马迁之著《史记》也，又列天子行事，以本纪名篇”，讲的也就是这个意思。谈到这一点时，大家一定要明白，像《吕氏春秋》这样在同一部书中并呈“八览”“六论”和“十二纪”这三大类别的内容，在《史记》之前是唯一的；或者换句话来讲，司马迁在创制纪传体史书《史记》的时候，在著述体例方面，《吕氏春秋》应该是他主要参照的前例。

《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第0878号藏品元至正嘉兴路儒学刻本《吕氏春秋》

由于“纪”这个名目对于“经”的改变，也由于“传”的内容较诸以往的改变，这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就变得有些隐而不显。于是，我们看到，为突出“纪”和“传”这两部分内容的内在联系，司马迁在“纪”前边加了个“本”字，显示它是树根，是树干，它是《史记》最重要的主体构成部分；相应地，司马迁又在“传”字前边加了个“列”字，显示它是树枝，是树杈，是从根干上歧分而出的辅助部分——这个“列”就是表示歧分之义的“裂”字。按照我这样的理解，“本纪”同“列传”，不管是从历史渊源上，还是在词性词义上，都是两两相对的，它的语义竟是那么简单而又明了。

假如没有上面我讲的这些因素，如果“本纪”仅仅是“统理众事而系之于年月”的史书体裁，那么，我们在《汉书·艺文志》中是看到有《太古以来年纪》和《汉大年纪》这样名目的书籍的，也就是说司马迁完全也可以遵循这样的通例以“年纪”名篇而不用“本纪”了。

司马迁写《史记》，是在开创一种崭新的史学著述体裁，“本纪”和“列传”是这种全新体裁最核心的主体构成部分。所以，司马迁需要在名目上特别强调这两部分内容的含义，这样才能让人们更好地理解和接受，“本纪”和“列传”这两个名目就这样产生了。但到班固写《汉书》的时候，这种纪传体史书已经被人们广泛接受，也可以说习以为常了。不难想象，在大多数人看来，这样的体裁，已经是天经地义的了。所以班固可以很简单地只用一个“纪”字来取代“本纪”；同样，也只用一个“传”字来取代“列传”。

这话好像真的越讲越远了。前面我只是很偶然地从班固为什么不称“某帝纪”而但名“某纪”随便谈起，谈来谈去，竟然谈到了为什么最初不叫“某帝纪”或“某纪”而叫“某帝本纪”或“某本纪”的问题，而这无意间引出了我对纪传体史书基本构成的新认识。有意思的研究就是这样，放松心情，顺着自己的目光和思路向前走，说不定走着走着就走入了一片新天地。岂不妙哉，岂不乐哉！

2020年6月28日草稿
2020年7月5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