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有位叫蔡美儿的华裔妈妈在美国很火爆。这位耶鲁大学教授在其著作《虎妈妈的战歌》中，结合自己教育两个孩子的经验，充分肯定中国式严格教育的优势。她主张要对孩子进行不怕伤害其自尊心的控制和苛责，毫不掩饰向他们施加强制性要求的欲望，并且认为自己的“悍妈”教育模式已经取得了“成功”。她对孩子列出的要求包括：除了体育和戏剧课，所有课程都必须是第一名；不能碰钢琴和小提琴之外的乐器；不能玩电脑游戏；不能自己选择课外活动；等等。总之，她非但不认为父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孩子有何不妥，反而认为这种强悍甚至显得粗暴的方式能够帮助子女趋于完美。
有意思的是，从报道里看，有的美国人（包括美国华人）似乎也认可这种虎妈教育模式，他们觉得家长过于温和、时时刻刻注意维护孩子自尊心的美国式育子理念，是在骄纵懒惰、不自律、却总是期待被称赞的下一代，可能使得美国的下一代输给中国。蔡美儿所奉行的那一套，中国人实在是再熟悉不过。可是，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同一样东西，经过“他者”的目光反射回来，似乎就会变得“油光可鉴”，哪怕女人的三寸金莲和男人的三尺辫子，倘若在另一种语境里经过全新的诠释，也能顿时让人体会到“国粹”的荣光。
不过，我不认为美国人会真的推崇蔡美儿的虎妈教育（其实真正为蔡美儿唱赞歌的主要也是美国的中文报纸），我从他们有保留的肯定中发现：一是美国人如今的确是有了一些危机意识和反思精神，尽管他们深以自己雅典式教育的从容优雅而骄傲，但警觉到这种优雅可能败于斯巴达式教育严苛的纪律性和残酷的竞争性所造就的“强大”；二是美国人并不认为培养做事效率高、富有竞争力的“成功人士”是家长唯一或至高的目标，在美国家长眼里，孩子能否拥有幸福的人生远比获得狭义的所谓成功更重要。我们国内的一些媒体因为《华尔街日报》一个“为什么中国妈妈更胜一筹”的标题而激动，实在是因为不自信兼太自恋。其实，《纽约时报》也刊登过一篇报道——《中国教育：通往附和从众之路》，认为斯巴达式的中国教育需要加入雅典模式。这则报道开篇就提到了令人尴尬的“钱学森之问”：太多的中国孩子在父母的监督之下，经过形形色色的磨练后掌握了很多技能，但从中却没有产生杰出的人才。
对于教育有着深刻理解的人，是不会太把蔡美儿感到得意的两个孩子的“成功”当回事儿的。功课第一、钢琴十级、奥数冠军，诸如此类成绩的取得如果是来自悍妈强力控制下的摧残式训练和掠夺式开发，那它就什么也不是。任何杀鸡取卵式、拔苗助长式的所谓“成功”只会走向自己的反面。且不说指标化的成绩与一个人的幸福感并无必然的正相关性，哪怕就把个人成就看成养育孩子的终极目标吧，仅仅停留在基础教育的学业阶段的“成功”也显得相当可疑。借用一句美国成语，只能说是“so far so beautiful”（到目前为止很美）。斯巴达式、虎妈式教育的后果之一就是，它注定会剥夺（而不是激发）孩子最内在最原始的对于世界、对于科学的兴趣。
好好回忆一下，考上大学的时候，我们这伙经磨砺煎熬脱颖而出的“佼佼者”，所产生的心理体验是什么——终于解脱了，终于解放了，再见了熬夜，再见了晚自习，再见了习题集，一切都结束了，我该好好玩一玩了！就像《纽约时报》那则报道中所写的，有些人上了大学可能会懒散下来，“经过12年的历练，他们觉得自己理应休息一下了。可能确实他们需要休息，但是因此就没有了辉煌的学术奖项”。而对美国的孩子来说，情况可能是相反的，小时候也许并没有在父母严格监督和“关爱”之下的刻苦经历，但上了大学以后就真的倾情投入了。我们有一个不知从何而来的误解，以为美国学生从来就是懒散的，其实大谬不然，美国的大学生只会比中国的大学生更勤奋。我有位朋友的孩子留学美国，据他说，大学图书馆通宵开放，午夜12点以前基本上是座无虚席，有些“王牌专业”的学生至少自习到凌晨三四点，甚至熬到天亮。他们的学习是研究式的，需要读完老师指定的很多书籍，需要在图书馆里查阅大量资料，打马虎眼的后果就是跟不上授课进程，或者在讨论课上做一只“闷嘴葫芦”。我有位同学在新西兰读研究生，据她自己说，那几年她从来没有一天是在零点以前睡觉的。我们是该玩的时候没得玩，到了该发奋钻研的时候却要报复性地玩，以求得心理上的补偿，所谓“先苦后甜”。到了“成功”（考上大学）之时，探究的欲望也如同强弩之末，基本上已经“颓”了。(www.xing528.com)
感叹一下“so far so beautiful”是可以理解的，欣赏一下彼岸花的美丽也是可以理解的，但置身于此岸的我们千万别忽视了内心里真实的纠结，别把所有折磨着我们的烦恼和焦虑诗意化，以为父母以“我是为你好”的名义行控制、强迫、侮辱孩子的举动有什么正当性。一部歪经，哪怕经过“出口转内销”，也依然难成正果。事实上，就是蔡美儿本人，也并没有像媒体上表现出来的那么固执于虎妈教育的一端，她明确说过，最好的教育是在中国式与美国式之间找到平衡。
我们今天怎样做父母？想起了去世的作家史铁生在其名篇《我与地坛》中的一段描写。史铁生在罹遭残疾后经常独自到地坛转悠，那段时间他的母亲同样经受着煎熬，怕他内心闯不过这一关，担心他一个人出门时想不开做傻事儿。史铁生后来体会到了母亲的苦心：“只是在她猝然去世之后，我才有余暇设想，当我不在家里的那些漫长的时间，她是怎样心神不定，坐卧不宁，兼着痛苦与惊恐与一个母亲最低限度的祈求。现在我可以断定，以她的聪慧和坚忍，在那些空落的白天后的黑夜，在那不眠的黑夜后的白天，她思来想去最后准是对自己说：‘反正我不能不让他出去，未来的日子是他自己的，如果他真的要在那园子里出了什么事，这苦难也只好我来承担。’在那段日子里——那是好几年长的一段日子，我想我一定使母亲做过了最坏的准备了，但她从来没对我说过：‘你为我想想。’”
什么时候，我们中国的父母不再用“我是为你好”或“你为我想想”这样的名义，粗暴而苛刻地干预孩子的成长进程，而是学会尊重他们，赏识他们，相信他们，必要的批评和惩罚也不会贬抑其价值感和人格尊严，父母当得才真正够格。也惟其如此，孩子才会有中国家长最看重的“出息”，更重要的是，有这样的心态打底，父母和孩子都不会轻易堕入失败惨淡的人生。
2011年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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