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电影产业在一带一路视域下的空间转型、功能升级与身份重构

赵　宜^**

上海作为中国电影的发源地和中心之一，为中国电影贡献了大批的影视人才和优秀作品，承载了中国电影辉煌的历史，并在当下持续性地发挥着核心影响力。近年来，无论是在票房贡献、本土出品、院线建设、产业集群搭建乃至影视人才教育层面，上海电影都成绩喜人，但如果要承载更重要的历史使命与文化功能，上海电影依旧需要更加清晰的战略定位，并由此规划未来的战略走向。

当下，全球性的产业结构转型与媒介生态革命正深深影响着世界电影工业，越来越多的国家与地区开始寻求差异化的路径以融入全球电影产业链的国际分工当中，并尝试在媒介革命进行时的当下突破既有全球文化产业的“阶层壁垒”，抹平与以好莱坞为代表的先发电影工业的发展时间差。全球范围内联动的产业结构转型与秩序协商重塑对于以电影为代表中国文化产业来说无疑是难得机遇，更为十九大以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化繁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建设目标提供了历史性的实现条件与发展空间。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及其在电影领域的初步实践，则进一步明确了上海电影融入全球电影话语体系的战略定位、不仅提升了其战略价值，更为前述空间奠定了明确的演进方向。

“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五通”指标体系是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创新合作模式的重要路径，而文化通融则是“五通”实现的基础条件之一。“一带一路”构想在电影领域的落实展开，为电影产业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和丰富的文化资源。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国际金融中心城市以及“一带一路”的关键节点城市，无论是作为中外文化交流汇聚的枢纽还是推动中国电影海外传播的展台，都应借力“一带一路”打开的文化通路，把握历史契机，找到中国电影新的传播路径，发挥文化空间优势，带动区域交流合作，并借此机会完成自身的空间、功能与身份转型。

“引进来”和“走出去”既是中国电影多年以来的发展目标，也是当下中国在面向未来世界格局时的全新思路。尤其是围绕如何“走出去”的讨论，几乎是近二十年来中国电影不曾间断的思考。这一缘起于后WTO时代的探索，曾经面向的是经济全球化加速的外部环境，以及中国经济实力全面提升的内部环境下对中国电影提出的全新要求：“全球化的推进，不仅突破了国际贸易壁垒，也推开了国家之间相对封闭的政治与文化的大门”⁽¹⁾。彼时的中国电影，被指认为是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有力媒介，带着用差异性的文化表达融入世界文化普适性话语之中的目的，开启了一系列创作与生产实践。然而，不论是2000年前后在“狼来了”的恐慌之下打造“中国式大片”的尝试，还是2010年前后在媒介融合导向下顺应资本逻辑的泛娱乐布局以及通过跨文化、跨区域，跨国别的电影生产交流形成的合拍片模式，其在意识形态表达、文化输出乃至艺术审美层面的成效都很难完全满足前述的愿景。这两类景观虽然分属不同的发展时期、市场和文化环境，但其一致的内部逻辑则都以美国好莱坞为标杆，却最终都被卷入了好莱坞式的话语结构之内。前者以好莱坞的叙事方式、故事模式以及电影工业标准嫁接本土故事，在试图消弭国际传播中的文化折扣的同时，也将电影中的民族风格与中国话语简化为了文化符号的堆垒；后者则常常被转换为打开中国内地市场的简单交易，如《钢铁侠3》中国内地明星“离岸外包”式客串的“特供版”、仅作为取景地的低附加值创作参与以及参股式的共同投资。近年来，以实现资本的增值为目的，购买国外知名IP打造中国版本的翻拍模式，往往呈现出“南橘北枳”式的文化隔阂。既没有以本土文化作为土壤对国外故事进行重写的基础，也缺乏历史的眼光对国外经典进行重读的视野，因而无论其外部的审美表征还是内部的叙事核心都显得尤为割裂。

于是，“是以适合中国电影自身特点和发展规律的方式‘走出去’，还是以好莱坞的方式‘走出去’”⁽²⁾，就成了面对全新世界格局，对近20年来的探索进行重新思考时的首要问题。目前，中国已与“一带一路”沿线16个国家签署了电影合拍协议，也与新西兰和英国签署了电视合拍协议，然而，当下的合拍片模式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突破原有单一模式的限制，突破好莱坞对全球电影生产与消费的影响力布控，并建构一套全新的电影传播秩序与文化话语结构？这其中，首先要破除的是“唯票房论”的陷阱。正是在这样一种发展主义的迷思下，包括上海在内的中国电影市场整体偏向于好莱坞电影以及由其规定的价值体系与审美逻辑，在资本逐利的电影市场下，这一现状不会马上得到改变，其必然产生的结果便是文化交流的单一化与话语体系的同质化。虽然近几年小成本电影显现出巨大的市场价值，艺术片的市场潜力也持续撬动着原有市场格局，但在资本逐利的局限下，好莱坞“高概念”大片作为市场最推崇的模式长期占据焦点位置。好莱坞的电影套路不仅深深影响了国内的影片制作，更潜在地影响了国内观众的审美方式，主导着文化话语的内在逻辑。而在“一带一路”的新视阈下，上海电影完全有条件率先做出改变，探索由市场空间向文化空间转型的全新路径。

上海国际电影节是目前国内唯一的A类国际电影节，经过20余年的发展，已经逐渐成长为具有国际效应的电影节品牌，这一难得的优势资源让上海成为了吸引全国、亚洲乃至全球的优秀电影作品汇聚之地，同时更成为了来自全球的电影发行商的聚集地，展示、交易和交流的平台。作为2015年“丝绸之路风貌”影展单元和2016年首届“一带一路”单元的延续，在2017年的第20届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期间，“一带一路”已经作为电影节展映的常设单元之一出现。这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沿线国家电影人提交作品，也逐渐形成了电影市场以外的文化交流新场域。

2016年，在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倡议和推动下，参加第19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影人共同签订了《“一带一路”电影节战略合作协议》，这是“一带一路”提出后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最新成果之一，此项举措对中国电影融入区域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而倾听海外电影市场的声音，也有助于中国故事的有效传播。自2016年年底至今，上海国际电影节已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印度孟买电影节、爱沙尼亚“黑色之夜”电影节、印度国际电影节、波兰华沙国际电影节、阿联酋迪拜国际电影节等展开合作，并建立了“人员互访、互荐影片和评委、互办专题影展和论坛、互换展台和市场推广”等机制，在上海汇聚，从上海出发，贯通文化出入的新空间。正是在电影生产发源地历史性地向文化传播枢纽站进行空间转型的全新可能性下，2017年共计有“一带一路”沿线47个国家1 016部影片申报参加⁽³⁾上海国际电影节，数量超过往年，且在最终入选的片单中，包括有马来西亚、菲律宾、阿富汗、克罗地亚、塞尔维亚、罗马尼亚、马其顿、伊朗等沿线国家的电影作品，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电影“引进来”的文化意义。

上海电影节着眼于挖掘沿线国家的电影艺术资源，寻求更为多元的国际文化交流形式。上海电影节打开了票房市场以外的全新文化空间，大大丰富了文化传播的多样性与可能性，并使上海成为了“一带一路”沿线、乃至全球国家“文化通融”的全新场域。正是在上海电影节实践“一带一路”倡议的启发下，适度将目光转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并建构更为开放与多元的电影市场不失为新的选择。事实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少新兴电影市场成功崛起的经验都值得中国电影借鉴，其民族文化、历史问题与当下现实也会作为深度话题成为新的电影题材关注点。2017年，印度电影《摔跤吧！爸爸》以12.9亿人民币的成绩名列中国内地票房榜第7位，泰国电影《天才枪手》也获得了2.68亿的成绩，可见，好莱坞电影并非拉动电影票房的唯一选择，而作为全国第一大票仓城市的上海，既有能力也有义务率先尝试改革，借鉴电影节的经验、合理利用已有的交流平台，完善、引导电影市场，在购买影片的时候考虑到“一带一路”的战略背景、有意识地挖掘、引入相关优质影片，成为中国电影市场由单一向多元价值转型的试验田。

寻求中国电影在全球文化版图中的新方向、新定位，实现对本土电影产业的供给侧改革，首先需要改变的是依赖粗放型增长的电影产业现状，形成规模化、集约化的可持续发展路径。回顾近年来的中国电影生态，在荣登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的背后，天价片酬、产能过剩等结构性问题集中爆发，结构性的产业调整迫在眉睫，综合来看，中国电影产业尚处在传统的票房思维以及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为主的内向型经济，非票房收入以及国际参与能力依旧相对较低。“迄今为止，票房收入依然是电影投资回报的主要渠道，盈利模式仍显陈旧，未能形成多向面可持续的有机产业链。”⁽⁴⁾而当下全球范围内的媒介革新与文化生产格局调整，提供给了中国电影突破全球文化生产原有的阶层壁垒、协商国际分工地位的历史机遇，借由“一带一路”的全新文化交流版图，升级本土电影的产业功能、占据全球分工与文化传播的高附加值环节，形成更为完善的产业生态，也同样是中国电影的历史性挑战。这既是中国电影实践“一带一路”布局时急需面对的重要课题，也是上海在对本土电影产业进行创新实践与向上升级的突破口。

在媒介迭代发展的当下技术语境中，银幕绝非电影的终端。在成熟的电影工业中，票房早已不是一部电影的唯一收入，甚至不是主要收入来源。而除了继续拓宽银幕外的收入来源、打造基于扩散性的媒介消费系统的全产业链模式以外，更应该充分认识到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所形成的融合文化结构下，高品质的内容创意才是当下文化产业的核心生产力和真正价值所在。影视与其他艺术形式的跨媒介生产和消费，经由近年来IP开发战略的路径实现艺术主体间的融合、互补和有效传播。可以说，IP开发是网络文艺在当下得以成熟和成型的关键步骤。IP取自Intellectual Property的首字母，意为“知识产权”，而IP改编即是获得了原创产权后的合法改编行为，然而吊诡的是，当下国内跨媒介艺术生产中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恰恰来自于产权的争端。2014年，琼瑶诉于正改编剧本《宫锁连城》抄袭其作品《梅花烙》一案将跨媒介影视剧改编过程中大量存在的抄袭问题揭露了出来。其后，2015电视剧《花千骨》被曝出抄袭多部网络小说情节，2016年的电视剧《锦绣未央》的原著被指认与200多部小说的内容高度重合，2017年，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热播的同时，原小说作者唐七公子也深陷抄袭指控。此外，《甄嬛传》《如懿传》等原著小说也被重新“挖坟”，曝出抄袭嫌疑。可以发现，这些近年来的著名案例都具有相同的鲜明特征：都是经由网络文学改编的热播影视剧，而网络文学原作作为IP开发中的知识产权部分，其自身却往往难以摆脱产权争议。尤其是2017年的金庸诉江南一案，彻底将跨媒介改编固有的、普遍性的和结构性的知识产权问题彻底展现了出来：2000年，尚处于中国网络文学起步阶段和探索时期，网络作家江南的小说《此间的少年》发表后迅速走红，小说中，江南化用了多个金庸小说中的角色名，构建了一个迥异于金庸武侠世界，但也蕴含某种结构性相似的青春校园故事。也就是说，常常作为跨媒介IP开发起点的网络文学不仅常常受到抄袭的指控，其“出身”亦带有侵权嫌疑的原罪，而恰同IP的字面意义背道而驰。跨媒介改编与传统媒介生产的产权之争当中，一个关键因素被放大了出来——即媒介变革。而当下影视产业的诸多产权问题，事实上正是一种“新旧媒介的冲突地带”⁽⁵⁾的体现。因而，在全面树立版权意识的前提下，如何顺应媒介技术的发展规律，提供适用于当下创作、生产与消费环境的知识产权服务，由此充分利用起IP作为创意核心的生产价值，是当下中国电影进行供给侧改革的关键所在，也是上海电影融入国家整体文化产业链，进行功能升级、服务升级的切入点。

事实上，在实行知识产权保护、促进知识产权转化运用与完善知识产权服务方面，上海自贸区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并将持续性地产生区域乃至全球影响：2016年1月，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在上海启动，提供知识产权代理、托管、运营、金融、维权、中介、国际、项目、培训等九大服务⁽⁶⁾；2月，上海市委市政府发布《关于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支撑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实施意见》，把将上海建设成亚太知识产权中心城市定位未来发展目标；2017年11月，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服务中心揭牌，将在推进上海亚太知识产权中心建设等六大方面与上海自贸区开展深入合作。在这样的现有基础上，以电影为代表的本土文化创意产业应该思考如何对接自贸区的知识产权中心建设，共同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版权服务平台与创意流通平台，使上海不仅仅是一座停留于电影版权买卖的票仓城市，而是辐射整个丝路版图的创意汇聚中心与IP交易展台，由此占据全球电影分工体系中的高附加值环节。

在知识产权服务方面的发展空间以外，诸如中外影片的译制传播、国际性的电影金融服务平台等都是上海电影可以探索并实现的全新分工领域。文化折扣现象是文化对外传播与交流过程中的重要障碍。相比国内的卖座，《我不是潘金莲》在全球电影市场受到的冷遇难免让人想起曾经国内票房过6亿的《让子弹飞》北美票房仅6万美元的惨痛经历。而在“一带一路”影片传播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类似因文化差异而导致的问题。调查数据中显示，字幕翻译难懂是国外观众对中国电影的最深印象，由于译制水平存在诸多问题，中国电影在走向海外的过程中无法很好地将片中的精神传达出去，这也难免拉低外国观众对中国电影的兴趣和期待⁽⁷⁾。而2016年6月6日至15日，“中外影视译制合作高级研修班”活动在北京、上海两地成功举办，这是推广译介工作的重要一步，也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电影行业的良好发端。在此基础上，上海可以在现有影视教育的基础上，率先培养符合产业需求的专业人才、在相关院校开设影视译制专业，并以上海译制片厂为品牌核心，同时凝聚来自民间的网络字幕组，形成能够服务于全国的影视译制平台，以区位优势融入国家整体文化战略之中。

此外，电影产业的发展离不开金融服务，其中最主要的两个环节则是融资与保险。1930年代的美国电影产业就已经与金融业结合。中国电影产业发展至今，金融服务滞后的现象已经愈发显得严重。政府的政策措施往往不够灵活，远不及市场本身的效率，上海作为中国最重要的金融城市之一，拥有足够的条件率先摸索出电影产业与金融服务业的联合，探索如何以专业、有效的方式对影视剧产品进行融资、共同承担风险，如何搭建金融机构与制作人之间的良好交流平台，推进面向独立制作人和个人投资者的电影制作基金等。同时，作为全球性的金融大都市，上海也完全有理由和潜力提供国际性的电影金融服务，借此成为“一带一路”沿线中重要的支点，真正以其在中国乃至全球电影产业链中的核心功能，吸引更多国家和地区的电影人、电影机构与电影公司，成为全球电影产业价值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https://www.xing528.com)

上海电影已经深度嵌入了城市文化的脉搏，更深刻地参与到了中国文化发展新局面的开创乃至全球文化产业变革的激浪之中，由此站在了全新的时代起点之上。因而，借力战略构想打开全新传播空间、升级全新服务功能，将是上海电影决胜全新历史发展时期的关键要素。借由“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深度地进行本土产业功能、产业模式和产业构成的改革与调整，正是上海文化创意产业在国家战略构想与全新国际形势下的难得机遇。

同时，在这一场牵涉广泛的改革浪潮中，上海电影产业的身份重构也是一项全新的挑战。作为曾经的中国电影策源地，上海有过辉煌的历史，也有过茫然的过去，在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衰落后，上海电影再次回到了舞台的中央。这一次，不仅仅是因为在2016年上海的电影票房首次超越了北京排在全国首位，也不仅仅是2017年上海出品的电影累积票房接近50亿元人民币，占全国国产片票房的16.5%，创下历史新高，而是因为在全新的历史时期，上海电影需要承担全新的历史使命与责任。2013年上海自贸区正式成立，这是全国首家自由贸易试验区，并且在实践成功后在全国范围内复制推广改革试点经验，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试验田，也承担了积极探索改革的重任。如今，当中国电影在寻求全新的文化传播路径、改革产业结构之时，上海电影也应当义不容辞地承担起探索者的重任，发挥好促进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转型升级和培育国际文化合作竞争新优势的“试验田”作用。

“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长远而伟大的国际性构想，上海作为中国电影的发源地、最大电影市场城市与经济中心城市，有责任也有条件去探索“一带一路”倡议，讲好中国故事，在发扬“一带一路”精神的过程中，对中国电影发展起到示范和引领作用，为世界电影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中国影响力。

注释

(1)　尹鸿，唐建英．走得出去才能站得起来——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电影软实力[J]．当代电影．2008（2）：10．

(2)　孙佳山．中国电影如何把握“一带一路”历史契机．中国文化报[N]．20175 22：3．

(3)　http://www.siff.com/a/20170516/1663.html.

(4)　饶曙光．当前中国电影的十大挑战[J]．电影新作．2017（3）：8．

(5)　亨利·詹金斯、杜永明．融合文化：新媒体和旧媒体的冲突地带[M]．商务印书馆．2012：2．

(6)　http://www.ftzip.org/.

(7)　黄会林、朱政、方彬、孙振虎、丁宁．中国电影在“一带一路”倡议区域的传播与接受效果——2015年度中国电影国际传播调研报告[J]．现代传播．2016（2）：20．

*　本文为上海市艺术科学规划重大项目“媒介融合语境下的影视艺术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ZD2016C01）阶段性成果。原载于《电影新作》2018年第2期。

**　作者简介：赵宜，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媒介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