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用基本原则填补“隐藏法律漏洞”表现为修正既有的法律，为其添加限制性规定，因此我国学者也将其称为“法律修正”或“法律限制”功能。[47] 诚信原则是否具有法律修正功能，学界尚未达成共识。我国学界对修正功能的问题意识系受日本法影响，对诚信原则的修正功能采取较为保守的态度。[48] 诚然，日本学界存在“否定说”，如石田穰认为，诚信原则仅有法律漏洞补充的机能，没有修正制定法的机能，不得以诚实信用原则排除现行法规定之适用。[49] 理由如下：①为了维护法律的权威；②防止法官滥用诚实信用原则，借诚实信用原则之名而任意解释法律，反于依法裁判之基本原则。但亦有日本学者持“肯定说”，如山本敬三认为，由于规则或多或少地带有一般性的性格特征，因此原封不动地适用规则，可能会出现产生不当的结果，诚信原则的修正功能，在此发挥着重要作用。[50]
谢怀栻教授曾在讨论合同法的立法方案时，建议规定诚信原则的修正功能：“法院在裁判案件时，如无具体条文可以适用，或适用具体规定所得到的结果显然违反社会正义，则可以不适用该具体规定而适用基本原则。为避免基本原则的滥用，可规定法院于直接适用基本原则裁判案件时，应报经最高法院核准。”[51] 梁慧星教授亦从此说，认为以“担心诚实信用原则之滥用，损及法律的安定”为由，否定诚信原则的修正功能并不妥当，因为“明知现行规定属于恶法，其适用结果将违背法律正义，即借口维护法律安定性而仍予适用，致当事人遭受不公正之效果，终难免有因噎废食之讥。”[52]
比较法上，《德国民法典》第242 条所规定的诚信原则具有对既定法的修正功能（KorrekturvorhandenenRechts）。[53] 这一功能的危险在于：立法者的决定很可能会被修正功能架空，违背了法官受法律约束的原则，严重损害法律的安定性。[54] 但即便如此，德国学界并未否定诚信原则的修正功能，认为可以通过严格适用诚信原则来防范，只有在极其例外的情况下才能发挥诚信原则的修正功能。[55] 与德国法不同，《瑞士民法典》第2 条分别规定了诚信原则与禁止权利滥用原则，诚信原则仅具有解释和补充功能，而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具有修正功能。[56] 除少数国家外，诚信原则的修正功能为大陆法系国家所普遍接受。[57](www.xing528.com)
无论我国学界是否承认修正功能，在客观上，“隐藏的法律漏洞”始终都是存在的，如果学界不承认修正功能，法官很有可能在面对此种漏洞时，借“目的论限缩”之名，行“法律修正”之实。[58] 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6 条规定了解除权的除斥期间，该规定的目的不仅在于敦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还在于维护法律关系的稳定状态。[59] 但实践中有法院仅依据前者进行目的性限缩，忽略了后者。[60] 这里法官进行的就不是目的性限缩，而是法律修正。
而且与法律修正相比，目的性限缩更为简便，看起来也更加“忠于法律”。[61] 这更会造成诚信原则的滥用，因为前者只需要法官合理论证即可，而法律修正存在极为严格的方法论限制，司法者要想进行“法律修正”，首先应证明存在法律漏洞，之后要在充分说理的情况下将基本原则具体化为规则，此时方能从事“法律修正”。[62] 有鉴于此，应承认诚信原则的修正功能，并发展出成熟的方法论原理，以此避免诚信原则的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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