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乾学•传楼 江南记

徐乾学　（1631—1694）

清江苏昆山人，字原一，号健庵。顾炎武之甥。康熙九年（1670）进士，授编修，历官至刑部尚书。与弟徐秉义、徐元文均为贵官。曾总裁《大清一统志》《明史》等书。与高士奇、王鸿绪等互相标榜，编著有《读礼通考》《通志堂经解》《传是楼书目》《憺园集》等。

在清康熙朝前期，江南最大的藏书家很可能就是徐乾学，时人多有这样的表述。《四库全书总目》中《读礼通考》条中称：“乾学传是楼藏书甲于当代。”万斯同写过一首《传是楼藏书歌》，该诗中有如下诗句：

若将此楼相絜量，何异八百归西周。

玉峰当代盛人物，君家昆弟真英杰。

论才宇内原无双，积书寰中亦第一。

徐釚也曾说：“吾吴藏书之富，数十年来推海虞钱氏、泰兴季氏，近则吾玉峰司寇。海虞自绛云一炬，锦轴牙签，都归劫火；泰兴殁后，编简亦多散亡。惟司寇传是楼所藏，插架盈箱，令观者相顾怡愕，如入群玉之府，为当今第一。”（《南州草堂集》卷二十《菊庄藏书目录自序》）

关于传是楼的规模，汪琬在《传是楼记》中写道：“昆山徐健庵先生筑楼于所居之后，凡七楹。间命工斫木为橱，贮书若干万卷……部居类汇，各以其次。素标缃帙，启钥烂然。”这里称传是楼的规模总计有七楹。然而彭士望所撰《传是楼藏书记》则称：“楼十楹，跨地亩许，特远人境，无附丽，启后牖，几席与玉峰相接。中置庋阁七十有二，高广径丈有五尺，以藏古今之书，装潢精好，次第胪序。首经史，以宋版者正位南面；次有《明实录》、奏议，多抄本；又次诸子、百家、二氏、方术、稗官、野乘、齐谐，靡不具备。曲折纵横，部勒充四阿，各有标目。”

且不管是七楹还是十楹，都说明传是楼当年规模很大。而彭士望还简述了传是楼藏书的主要特色，这一切都说明，当年的传是楼是何等地受到时人看重。当时的文献大家黄宗羲还特意写了篇《传是楼藏书记》，该记中提到了传是楼何以能有如此之规模：“丧乱之后，藏书之家多不能守，异日之尘封未触，数百年之沉于瑶台牛箧者，一时俱出。于是南北大家之藏书尽归先生。先生之门生故吏遍于天下，随其所至，莫不网罗坠简，搜抉缇帙，而先生为之海若。作楼藏之，名曰‘传是’。昔人称藏书之盛者，谓与天府相埒，则无以加矣！明室旧书，尽于贼焰。新朝开创，天府之藏未备。朝章典故，制度文为，历代因革，皆于先生乎取之。是先生之藏书，非但藏于家也。”

黄宗羲的这篇《传是楼藏书记》在起头部分说得比较含糊，其实他的所指就是明末清初的战乱，在那个社会巨变期，很多珍本都散失了出来，而徐乾学尽力收购，终于蔚为大观。

那么传是楼藏书的具体来源是哪些呢？从现有的史料来看，传是楼旧藏有不少是来自钱谦益的绛云楼、毛晋的汲古阁以及季振宜等大藏书家的旧藏。陈登原在《古今典籍聚散考》中称：“又，毛晋汲古、钱遵王述古之书，康熙中，半归徐乾学、季沧苇家。徐、季两家之书，后由何义门介绍，归于清宗室怡府之乐善堂。乐善堂大楼九楹，庋藏满溢，四库开馆之日，彼且秘而不献。至端华以狂悖见诛，于是毛、钱、徐、季之珍好，又流落人间。而致堂之子绍和，时官北京，得之颇多，于是传是、述古之旧，又随百宋一廛而趋入于海源阁矣。”陈登原的这段话不但讲到了传是楼藏书的来由，同时也谈到了该楼散书的情况。由此可知，徐乾学去世后，他的藏书归了怡府的乐善堂，而最终又到了杨氏海源阁。

然而，黄宗羲称传是楼的钞本有不少是源自天一阁，黄宗羲在《天一阁藏书记》中称：“天一阁书，范司马所藏也。从嘉靖至今，盖已百五十年矣，司马殁后，封闭甚严。癸丑，余至甬上，范友仲破戒，引余登楼，悉发其藏，余取其流通未广者抄为书目。凡经、史、地志、类书坊间易得者，及时人之集、三式之书，皆不在此例。余之无力，殆与东里少时伯仲，尤冀以暇日握管怀铅，拣卷小书短者抄之。友仲曰诺。荏苒七年，未蹈前言。然余之书目，遂为好事流传。昆山徐健庵使其门生誊写去者，不知凡几。”

当年天一阁不允许外人登楼，黄宗羲经过一番活动，终于进入天一阁内看书。而徐乾学也派人借机来抄书目，对于这件事，全祖望所写《天一阁碑目记》可以为证：“是阁之书，明时无人过而问者，康熙初，黄先生太冲始破例登之，于是昆山徐尚书健庵闻而来钞。”

关于传是楼藏书的来由，王士禛在《分甘余话·四》中有如下描述：“钱先生藏书甲江左，绛云楼一炬之后，以所余宋椠本尽付其族孙曾，字遵王。《有学集》中跋述古堂宋版书，即其人也。先生逝后，曾尽鬻之泰兴季氏，于是藏书无复存者。闻今又归昆山徐氏矣。”这段话的叙述，应当是陈登原在《古今典籍聚散考》中叙述之所本，因为王士禛说，当年钱谦益绛云楼的烬余基本归了钱曾，后来钱曾的旧藏又全部卖给了季振宜，而后季振宜的所藏又到了徐乾学的传是楼。而传是楼旧藏中的另一个主要来源，则是山东藏书家李开先（号中麓子），朱彝尊在《静志居诗话》中记载了该事：“（中麓）藏书之富甲于齐东。……百余年无恙。近徐尚书原一购得其半。”

这么多著名的收藏，都先后汇集到了传是楼中，难怪该楼被人视为那个时代首屈一指的巨擘。

关于传是楼的旧藏，在徐乾学生前就已有散失，因为他将一些珍善之本贡献给了皇帝。徐乾学在《恭进经籍疏》中写道：“谨将家藏善本，有关经诸史者，共十二种，或用缮写，或仍古本装潢成帙，仰呈乙夜之观。臣葵藿微忱毫无补报，藉兹卷册以少赞高深。所有恭进书籍具列于后，……以上共计三十六套一百九十二册。”而其献给皇帝的这些书，基本上都是他所藏的宋元版。

就数量而言，传是楼所藏的宋元版的确是他那个时代的翘楚。《传是楼宋元本书目》中收录了宋版书二百六十部、元版书二百零三部，另外还有抄宋本、抄元本等五六百部。仅凭这个数字，传是楼的所藏就可以傲视群雄。

关于徐乾学为什么给自己的藏书处起了“传是楼”这样一个名称，汪琬在《传是楼记》中有如下形象的记载：

于是先生召诸子登斯楼而诏之曰：“吾何以传汝哉？吾徐先世，故以清白起家，吾耳濡目染久矣，盖尝慨夫为人之父祖者，每欲传其土田货财，而子孙未必能世富也；欲传其金玉珍玩、鼎彝尊斝之物，而又未必能世宝也；欲传其园池台榭、舞歌舆马之具，而又未必能世享其娱乐也。吾方以此为鉴。然则吾何以传汝哉？”因指书而欣然曰：“所传惟是矣。”遂名其楼为“传是”，而问记于琬。

看来徐乾学是本着诗书传家的姿态教育后人。而昆山徐家的发达，也的确是靠读书起家。

徐乾学的曾祖父徐应聘是明代万历年间的进士，曾官至太仆寺少卿，到了徐乾学的父亲徐开法时，其家已经衰落了下来。然而徐开法教子有方，他有四个儿子，其中的三位都考中了进士。长子徐乾学是康熙九年（1670）的探花，次子徐秉义为康熙十二年（1673）的探花，三子徐元文为顺治十六年（1659）的状元。兄弟三人均为鼎甲出身，并且同在朝中任职高官，这在古代科举史上是极其少见的情形，故蔡冠洛编著《清代七百名人传》中称：“皆以鼎甲致位通显，时号‘昆山三徐’。”

昆山三徐几乎把持了那个时代的文风，当时的学人都以能够得到徐乾学的赏识为荣，徐慧、冯晓霞所撰《清代著名藏书家徐乾学被告一案钩沉》一文中，讲到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据说徐乾学当时深受康熙皇帝宠爱，专以奖拔读书人、发现人才为己邀名。因此常有人投其所好，在他住的绳匠胡同里租房居住，每待五更时，故意大声读书给他听，以至于当时绳匠胡同的房价高出他处几倍。”

为了让徐乾学发现自己，有人竟然刻意将房子租在徐家附近，而后大声读书，以便能够让徐乾学听到，并且这么做的人似乎不在少数，这导致了徐府附近的房租都比别处贵几倍。而徐乾学正是通过这种提拔人才的方式，把当时很多的文人团结在了自己的身边。韩菼在《资政大夫经筵讲官刑部尚书徐公行状》中描绘道：“公故负海内望，而勤于造进，笃于人物，一时庶几之流，奔走辐辏如不及，山林遗逸之老，亦不惜几两，屐远千里乐从公。公迎致馆餐而厚资之，俾至如归，访问故实，商榷僻书，以广见闻。后生之才隽者，延誉荐引无虚日，即片言细行之善，亦叹赏不去口。”

徐乾学正是用这种方式，壮大了自己的幕府。尚小明在《徐乾学幕府研究》一文中专门谈及此事，尚小明对徐幕给出了如下的定义：“清代是中国历史上幕府发展最兴盛的时期，除了在地方衙门特别是府州县衙门，广泛存在着以从事刑名、钱谷为主要职业的幕友外，还有不少学者遨游于廷臣及督抚学政幕下，从事修书、校书等工作，并形成一些重要学人幕府。徐乾学幕府是最早出现的一个。”

尚小明认为徐乾学的学人幕府，乃是清代的第一个，很多文人投入此幕之中。而顾炎武的弟子潘耒也准备投入徐幕中，他的老师顾炎武闻听此事后，特意写信给潘，阻止潘的这种想法：“原一（徐乾学字）……官弥贵，客弥多，便佞者留，刚方者去。今且欲延一二学问之士以盖其群丑。……吾以六十四之舅氏，主于其家，见彼蝇营蚁附之流，骇人耳目，至于征色发声而拒之，乃仅得自完而已。”（《与潘次耕札》）

◎《经典释文》三十卷，清康熙十九年（1680）通志堂刻《通志堂经解》本

◎《经典释文》三十卷，清康熙十九（1680）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经解》本，卷首

顾炎武的这封信被后世广泛引用，后人多以此来论述顾炎武是何等看不起这位外甥，然而从其他史料来看，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顾炎武跟昆山三徐有着密切的关系，昆山三徐的母亲，也即徐开法的妻子，是顾炎武的五妹。可见，顾、徐两家关系很近。当时徐开法家经济上较困难，顾炎武时常拿出钱财帮助徐家，“累数千金”。

康熙七年（1668），顾炎武被卷入了黄培诗案，黄培原本是锦衣指挥使，他家有位家奴叫姜元衡，此人后来发达了，于是想敲诈旧主黄培。姜向山东督府衙门告发，称黄培曾写过反清的逆诗，为此牵连到很多人。在此前顾炎武得罪了一位名叫谢长吉的山东商人，此人找到了姜元衡，合谋一番后，诬陷顾炎武编过一本名为《忠节录》的书，书内有抗清思想。这两人同时称，黄培跟顾炎武曾经密谋反清。

这真是无妄之灾，因为《忠节录》一书的编者乃是陈济生，跟顾炎武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既然有人告发，官府当然要查办，那时的顾炎武正住在北京，听闻这件事后，特意到济南投案为自己辩白，但还是被关进了牢房。顾炎武的朋友听到此事后，立即赶到北京将此事告诉了徐元文。在徐元文的帮助下，顾炎武终于获释出狱。而后顾炎武多次来北京，曾经有四次都住在了徐元文和徐乾学家。早在顺治十七年（1660），顾炎武还写过一首名为《答徐甥乾学》的诗：

◎《毛诗指说》，清康熙十九年（1680）《通志堂经解》本，书牌

◎《毛诗指说》，清康熙十九年（1680）《通志堂经解》本，卷首

孤单苦忆难兄弟，薄劣烦呼似舅甥。

今日燕台何邂逅？数年心事一班荆。

顾炎武在诗中把他跟徐乾学之间的关系，以何无忌与刘牢之甥舅关系进行类比。由这个侧面可以看出，顾炎武跟昆山三徐的关系非同一般。这样反过来看顾写给潘耒的那封信，侧重点是称徐乾学幕府中人物鱼龙混杂，而顾看不惯这些趋炎附势的人，所以他劝潘耒不要前去凑热闹。

徐乾学所办幕府并非只是为了拉帮结派，他也干了不少的正事，其中有一件文化事业最受人们称道，那就是他编纂了《通志堂经解》。(www.xing528.com)

《通志堂经解》乃是清初最重要的经学丛编，该书收录了一百四十六种古代经学著作，总计有一千八百六十卷，这在当时是很大的一项文化工程。对于该书的编者，历史上却有着广泛的争论。因为通志堂乃是清初著名文人纳兰成德（纳兰性德，原名成德，因避太子保成讳而改为纳兰性德）的堂号，所以这部书大多被后世认定为纳兰所编，更何况《通志堂经解》里面有许多纳兰所写提要。

然而纳兰成德去世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仅三十一岁，而《通志堂经解》一书从康熙十二年（1673）开始刊刻，当时的成德年仅十九岁。古人曰：“皓首穷经。”也就是说，对于经学的研究，要经过许多年的修炼，而年仅十九岁的成德显然难以编出这么一部大书。于是有不少人说《通志堂经解》一书其实是出自徐乾学之手，而徐为了巴结权臣纳兰成德的父亲明珠，才把这部书署上了明珠之子的大名，因为那时的明珠把持着朝政，徐乾学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事情是否真的如此呢？至少乾隆皇帝是这么认为的。弘历在乾隆五十年（1785）二月二十九日的上谕中说：“夫明珠在康熙年间柄用有年，势焰薰灼，招致一时名流如徐乾学等互相交结，植党营私。是以伊子成德，年未弱冠，即夤缘得取科名，自由关节，乃刊刻《通志堂经解》以见其学问渊博。古称皓首穷经，虽在通儒，非义理精熟、毕生讲贯者，尚不能覃心阐扬，发明先儒之精蕴；而成德以幼年薄植，即能广搜博采，集经学之大成，有是理乎？更可证为徐乾学所裒辑，令成德出名刊刻，俾藉此市名邀誉，为逢迎权要之具耳。”

弘历明确地指出正因为明珠是康熙朝的权臣，所以徐乾学才想去巴结他，而把自己所编《通志堂经解》的主编之名给了明珠之子纳兰成德。弘历认为，《通志堂经解》一书学问渊博，绝非像纳兰这样的年轻人能够编得了的。

皇帝都这么认定了，所以《通志堂经解》一书成了徐乾学巴结权贵的证据。而《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也称：“性德举壬午乡试，徐乾学为主考，乾学藉以谄附明珠，是书乃乾学所编刊，而让其名于性德者。”纳兰成德是徐乾学的学生，于是他就借这层关系，跟明珠建立了联系。

事情真是如上所言吗？从各种文献来看，问题并不如人们猜测得这么简单，徐乾学在《通志堂经解》卷首写了篇总序，他在总序中首先称：“秀水朱竹垞谂余：书策莫繁芿于今日，而古籍渐替，若经解仅有存者，弥当珍惜矣。”看来徐乾学并不掠他人之功，他坦白地说编《经解》一书乃是朱彝尊的提议，而当时徐乾学也觉得从汉代到明末经学变得十分衰微，为此他也收集了不少这方面的著作，听到朱彝尊的建议后，他决定拿出自己的藏书来编一部《经解》。总序中还写道：“皇朝弘阐《六经》，表微扶绝，海内喁喁向风，皆有修学好古之思。余雅欲广搜经解，付诸剞劂，以为圣世右文之一助，而志焉未逮。今感竹垞之言，深惧所存十百之一又复沦斁，责在后死，其可他诿？因悉余兄弟家所藏本，覆加校勘，更假秀水曹秋岳、无锡秦对岩、常熟钱遵王、毛斧季、温陵黄俞邰及竹垞家藏旧版书若抄本，厘择是正，总若干种，谋雕版行世。门人纳兰容若尤怂恿是举，捐金倡始，同志群相助成，次第开雕。经始于康熙癸丑，逾二年讫工。藉以表章先哲，嘉惠来学，功在发余，其敢掠美。因叙其缘起，志之首简。”

传是楼藏书量虽然很大，但也会有一些未备之本，于是他就找到了当时的藏书家，比如曹溶、钱曾、毛扆等人。徐乾学从他们那里借到了自己未备的经书，而后编成了《通志堂经解》。而他原本想将这部大书刊刻出来，但是要刻这么一部大书，显然需要一大笔钱。他的弟子纳兰成德很赞同这件事，为此捐出一笔刻书之资。在纳兰的带领下很多人纷纷捐款，经过两年的时间，这部大书终于刊刻完毕。

从这篇总序来看，徐乾学明确地说，《通志堂经解》一书乃是朱彝尊提议，而自己所编者，纳兰成德只是出资人之一。徐乾学完全没有说，该书是成德所编。如果以常理来推，徐乾学为了巴结明珠，将该书的主编之名改为了成德，那他的这篇序言肯定不能这样写，他应当说成德编此书是何等的有价值，而不能仅称成德只是捐了一笔钱。因此王爱亭在其博士论文《昆山徐氏所刻〈通志堂经解〉版本学研究》中称：“依徐氏序中所言，《通志堂经解》的刊刻缘起，是其担心现存宋、元等经解文献继续沦亡，并为响应朝廷稽古右文的号召。徐氏早已怀抱辑刻经解的愿望，又受到朱彝尊进一步的触发，于是付诸行动。从搜罗底本，到校勘，到开雕，审其语意，皆亲自操办，并未让功于他人，且有‘功在发余，其敢掠美’之谦辞。至于成德，除称‘尤怂恿是举，捐金倡始’外，并未提及他于此事的其他贡献。若是为别人编刻的书作序，这样彰显自己而忽略主人，于情于理不符。”

关于徐乾学乃是《通志堂经解》一书的真正编纂人问题，其实相应的史料多有记载。陆陇其在《陆清献公日记》中写道：“廿三，在朱锡鬯所，见通志堂所刻敖继公《仪礼集说》、卫湜《礼记集说》、王次点《周礼订义》、杨复《仪礼图》。又见宋陈均《皇朝编年录要》，系宋板。又见李焘《长编》，系抄本。锡鬯言，通志堂诸书，初刊时皆有跋，刻在成德名下，后因交不终，刊去。然每页版心，通志堂之名犹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九月二十三号，陆陇其见到了一些通志堂所刻之书，而朱锡鬯则告诉他《通志堂经解》的初刊本后面均有署名纳兰成德的跋语，但因为朝政有变，后来刷印的《通志堂经解》一书，就把纳兰成德的跋语都去掉了，可是版心的通志堂之名却未曾剜掉。

由此可知，《通志堂经解》一书的书版，徐乾学还是给了成德，而后成德以此书版继续刷印。清姚元之在《竹叶亭杂记》中也载有此事：“《通志堂经解》，纳兰成德容若校刊，实则昆山徐健庵家刻本也。高庙有‘成德借名，徐乾学逢迎权贵’之旨。成德为明珠之子。徐以其家所藏经解之书，荟而付梓，镌成德名，携板赠之，《序》中绝不一语及徐氏也。”

既然如此，那么纳兰成德究竟懂不懂经学呢？或者换一种说法：徐乾学是否仅是自己编出了该书，而后署上了纳兰成德之名呢？其实从其他资料来看，情况也不尽然。朱彝尊在《合订大易集义粹言序》中说：“吾友纳兰侍卫容若，以韶年登甲科，未与馆选，有感消息盈亏之千里，读《易》渌水亭中，聚《易》义百家插架，于温陵曾氏《粹言》、隆山陈氏《集传精义》一十八家之说有取焉，合而订之，成八十卷。择焉精，语焉详，庶几哉有大醇而无小疵也乎。刑部尚书昆山徐公嘉其志，许镂板布诸通邑大都，用示学者，乍发雕而容若溘焉逝矣。”

看来在此前，纳兰成德也藏了一大批经学著作，他尤其对《易经》感兴趣，并且也曾根据自己的藏书，编出了八十卷本的易学著作。成德的这个行为被徐乾学闻听后，大为赞赏，并且答应把成德的这部经学著作刻板发行，以便让更多的人知道成德在这方面所做出的成就。可惜的是，徐乾学刚刚开始刊刻这部经学著作，成德就去世了。这段记载足以说明，纳兰成德对经学也有研究，还为此搜集了一批这方面的著作。

如此说来，编纂《通志堂经解》所用的底本中，也有一些成德所藏之本，其中也应当有他的研究成果，所以说把《经解》一书全部视为徐乾学所编，而纳兰成德受益，也不是一个完全的事实，更何况古代出资人来署名也是一种惯例。为此，王爱亭在其论文中称：

又有论者以为，既然《通志堂经解》为纳兰成德捐资刊刻，则成德便应拥有编刻权。此则牵涉到关于著作权的问题。古人编书、刻书甚至写书，确实存在一个署名问题。以清人刻书为例，《常州先哲遗书》题为盛宣怀辑，实为缪荃孙代办；《粤雅堂丛书》题为伍崇曜编，实为谭莹代辑。一般的惯例即是，谁出资则署谁的名。《通志堂经解》的情况，与此相类，又有不同。一则，从《经解》的刊刻过程看，成德并非唯一的出资人，而大端实为徐乾学。二则，成德与徐乾学不存在幕主与门客的雇佣关系，而实际情况是徐氏辑刻了《经解》，出于政治目的，赠予了成德，而署以成德之名。

显然，徐乾学编《经解》而让纳兰成德冠名，确实有其政治目的在，然而未曾想徐乾学却吃了瓜落儿。他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休致回籍，先是来到了苏州太湖边纂修《大清一统志》。即便他远离了朝廷，但还是有人想办法攻击他，比如康熙三十三年（1694）八月二十七日的《川陕总督佛伦为报江南总督傅拉塔逝后徐乾学等人情形事奏折》中，佛伦首先向玄烨称：“伊徐乾学受国大恩，位极首辅大臣，不图至死酬报，惟以施用奸诈之计，结伙为党，诬杀他人为念。皇上明鉴如日月，宽容如天地，未治重罪，仍宽宥保全，遣之返回。对此理应感激，悛改从前之狼心，安静度日，至死笃念皇父之恩。闻傅拉塔故去，众皆叹惜，唯徐乾学开心，宴饮庆贺，非但有悖于为臣之道，可谓不可留世之大罪人也。奴才有闻，商罪贯盈，天命诛之。”

傅拉塔去世后，徐乾学仍然跟他人出席宴会，佛伦认为这样的人该杀，接着又称：“再，以奴才所见所闻，敬陈于皇父。奴才追惜傅拉塔之忠良，念其为皇上效力，闻讣之顷，即遣家人往吊。此前往之人自江南返回后，闻得，傅拉塔谢世不久，昆山县及邻近嘉定县之民举皇上龙亭，置于县衙，不令征收兼征之钱粮，詈骂知县，甚至殴打。知县惧，往报巡抚宋荦。宋荦曰：‘总督逝世数日，民即行之如此乎？庶民不能行，必有教唆之人。著通报，惩处之’等语。奴才窃思，此皆徐乾学之意，宋荦虽言之如此，未必行此事。”

这位佛伦把县民的一些行为指认为徐乾学的唆使，而证据只是说自己琢磨可能是这么回事。如此的无中生有，看来文人参与政治，大多结果不好。好在徐乾学刊刻的《通志堂经解》广受后世看重，后来《通志堂经解》的书版归了内府。乾隆五十年（1785），弘历命将此书版进行整修后重新刷印，虽然他对徐乾学个人有所不满，但对于他所编的书却十分首肯，这也可以说明《通志堂经解》一书有着很高的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

也正因为这个原因，虽然《通志堂经解》仅是清代刻本，然而该书的初印本却十分的难得。叶德辉在《书林清话》卷九中说：“今通志堂全书初印者，全部绝少。乾嘉间如孙星衍《孙祠书目》、倪模《江上云林阁书目》所载，缺种极多。吾藏初印全本两部，可以睥睨诸君矣。”

而今，《通志堂经解》一书的初印本依然十分罕见，我仅见过两部零种，而全套者从未出现在市场上。因为此书刊刻精美，以至于《天禄琳琅书目续编》中也收录有该书零种，并且被著录为宋刻本。

2007年底，我来到昆山，当地友人沈岗先生及祁学明老师带我来到了昆山中学，祁老师说这里曾是徐乾学的故居所在。展眼望去，如今这里是一片教学楼，已然没有了任何的痕迹。然而关于徐乾学旧居的地址，郑伟章在《文献家通考》中首先称：“徐乾学（1631—1694），字原一，号健庵，江苏昆山人，居马鞍山北遂园。”看来遂园方是其所居之所，如此论起来，传是楼也应当在遂园之内，这个猜测可由彭士望的《传是楼藏书记》为证，因为其明确地称该楼“启后牖，几席与玉峰相接。”如此说来，传是楼应该就建在马鞍山脚下的遂园之内。

关于遂园的来由，刘军在《昆山徐氏家族与遂园雅集》一文中有着详细论述：“在马鞍山北麓，有一座非常美丽的园林，最初的名字叫‘附巢山园’。根据史料记载，它最早的主人是顾震寰，字附巢，后被葛芝的祖父所买，改称‘北园’，葛芝在此度过了美好的童年时代。北园后售予李氏，再后来被葛芝的朋友徐开任所购。葛芝这样形容北园之美：‘从园而望，山环抱焉。岩石峻洁，草树幽邃，至是有加。盖昆山之胜，于斯为最已。’后来，徐开任将北园转给侄子徐乾学，徐氏改北园为遂园。遂园有着丰赡的文化历史内涵，是亭林园内值得珍视的文化遗产。”

遂园除了藏书，还有一项重要活动则是徐乾学在此举办了耆年会。当时的盛况，参与者均将其写入了诗中。

徐乾学去世后，到了康熙四十四年（1705），玄烨南巡，他登临马鞍山，来到了遂园。徐秉义率子侄在园门接驾。玄烨赏赐给徐秉义自己的书法作品以及宫扇，并且详细问到了徐乾学和徐元文墓地情况。可见，玄烨还未曾忘记这两位著名的文臣。当时有很多百姓听说皇帝光临此园，很多人堵在周围看热闹，这场活动让遂园更加名扬天下。

可惜的是到了雍正年间，遂园就荒废了。到了乾隆元年（1736），遂园这片荒地成了无主的埋葬之地，故而改名为普义园。乾隆年间，沈德潜的朋友游览遂园时，在此处的墙壁上看到了一首诗，此诗是吴江诸生郁扬勋所作《憩徐氏北园池上》：“……溪堂杂菱荇，沙屿散凫鹄。围棋曾几何，已动西州哭。因悲平津邸，世事变凉燠。三咏华屋诗，徘徊倚修竹。”这位朋友将诗作抄录了下来，多年后送给了沈德潜。沈在此诗的小注中感慨道：“司寇公北园，余及见其盛衰，作者此诗应在初零落时，故有世事变凉燠之感，今则废为义冢矣。曲池之平，华屋之倾，古今一辙，可胜慨然。”

◎站在了楼前

◎遂园指示牌

时至1983年，当时的昆山县政府拨款重新将遂园修造了起来，而该园的设计则是出自同济大学园林专家陈从周、吕典雅。而今遂园被包在了亭林园景区之内，2017年6月我再次来到昆山，特意到亭林园内寻找修复起来的遂园。

亭林园位于江苏省昆山市马鞍山东路一号，购票入内穿过中轴线，走到顾炎武纪念馆门前，而后由此右转，沿着山侧的道路，继续向前走，在路边可以看到前往遂园的指示牌。

马鞍山平地耸起，四围都是一望无际的平原，这使得该山显得很是突兀，江南的山果真有灵秀在，而这些灵秀不仅是来自山边的河流及其池塘，更多是因为江南的山令人满眼皆绿。马鞍山的侧旁是满山翠竹，沿着竹旁的小路，一直向西北方向前行，走到山的北侧，首先看到了一堵江南的门墙，门楣上是大大的两个字——“遂园”。

◎得江山助

◎幽兰之境

走进大门，里面的视野很是开阔，遂园正中的位置乃是几亩地大小的池塘，道路沿着池塘两侧分别展延。我选择了左侧山脚下的路，此路很窄，右边是水，左侧是竹，这种环境让自己略显焦躁的心态瞬间得以宁静。走到池塘正中的位置，方看清遂园内的主体建筑是在池塘的对岸，但那组建筑看上去有些特别，虽然我知道这些建筑都是重新修复者，但我还是希望在那里能够看到跟徐乾学有关的遗迹。

来到了池塘对岸的古建前面，门楣上却写着“得江山助”，不知道这是不是该楼的名称。楼下坐着一些休闲之人在那里打牌聊天，我举着相机的样子令这些人侧目，故只好躲到远一些的地方再去拍照。沿着古建向上望去，原来上面是一排排戏曲舞台上用的射灯，难怪站在对岸望过来感觉有些异样。沿着侧旁的台阶来到楼的后方，遂园的后墙设计成了碑廊，沿着碑廊一一看过去，未曾发现徐乾学的手笔和诗作。

从碑廊转出，来到了遂园的后门，这里面仍然是环山之路，这一带也修建了一些景观。一一看过去，这些景观均与徐乾学无关，这个结果当然令我有些失落。但转念思之，遂园能够再次修复起来，已然是不错的结果，不应该再有那么多的苛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