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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首功,《天禄》别成:书楼探踪江苏卷

时间:2023-08-0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郑伟章认为,《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的于敏中家所藏11种书中,以《本草纲目》等最为难得。既然于敏中赞同此事,皇帝就命其为四库全书馆的正总裁,让他来主抓这项伟大的文化工程。由此可证,于敏中对于《四库全书》这部大书得以面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弘历还说《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的具体条款和章程也都是由于敏中和陆费墀二人所制定者。如此说来,于敏中才是《四库全书》的真正促成人。

《四库》首功,《天禄》别成:书楼探踪江苏卷

于敏中 (1714—1780)

清江苏金坛人,字叔子,号耐圃。乾隆二年(1737)进士第一,授修撰。累迁户部侍郎兼军机大臣,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曾任《四库全书》馆正总裁,又充国史馆、《三通》馆总裁。在军机处近二十年。卒谥文襄。编有《临清纪略》等。

于敏中一生的大多数时间都在跟书打交道,杨慧慧在《清代金坛于敏中氏族的文化贡献》一文中,列出了他所参与编纂过的书:

乾隆七年(1742)《钦定临清纪略》,乾隆十二年(1747)《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乾隆十五年(1750)《钱录》,乾隆二十七年(1762)《钦定皇舆西域图志》,乾隆三十四年(1769)《国朝宫史》,乾隆三十九年(1774)与许宝善等增订康熙朱彝尊所著《日下旧闻》为《日下旧闻考》,乾隆四十年(1775)《钦定天禄琳琅书目》,乾隆四十一年(1776)《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乾隆四十二年(1777)《钦定满洲渊流考》,乾隆四十三年(1778)《钦定西清砚谱》等等。当然,敏中最重要的文化贡献,是他大力促成并主持《四库全书》的编纂。

可能也正因如此,李玉安、陈传艺所著《中国藏书家辞典》把于敏中称为“清目录学家、图书馆官员”。

关于于敏中个人藏书的情况,我未查得具体的历史资料,然而在《四库全书》征集书的过程中,于敏中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郑伟章在《书林丛考》中说:“《总目》著录于敏中家藏本11种,280卷。其中经部3种,165卷;史部2种,25卷;子部4种,62卷;集部2种,28卷;入存目2种。所藏医家类书甚精,尤以李时珍本草纲目》等3种为难得。”

郑伟章认为,《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的于敏中家所藏11种书中,以《本草纲目》等最为难得。除了这部书之外,于敏中贡献的另外两种李时珍著作则是《奇经八脉考》和《濒湖脉学》。余外,于敏中所献之书还有《元朝名臣事略》和《伤寒总病论》附《音训》《修治药法》。既然有这么多的书能够被选中,那么于敏中所献之书应该不止此数,以此来反推,他家应该有着不小的藏书量。

如前所言,于敏中对于书史最大的贡献是在《四库全书》方面,《清史稿·于敏中传》中称:“时下诏征遗书,安徽学政朱筠请开局搜辑《永乐大典》中古书。大学士刘统勋谓非政要,欲寝其议。敏中善筠奏,与统勋力争,于是特开四库全书馆,命敏中为正总裁,主其事。”

◎《御制文初集》三十卷,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内府刻本,于敏中等乾隆二十八年(1763)奏章

◎《御制拟白居易新乐府》四卷,清乾隆于敏中写套印进呈巾箱本

这段话十分的重要,故而广泛地被相关学者所引用。在此之前,乾隆皇帝在全国征书,而朱筠则借机提出,可以从《永乐大典》等古书中辑出当时失传的古书,而后编一部真正有价值的大书。然而刘镛之父刘统勋却反对朱筠的这个提议,他认为当务之急应当是处理国家大事,不应当把精力用在编书这等次要的事情上。在此关键时刻,于敏中站了出来,他跟刘统勋据理力争,认为朱筠的建议很好。经过一番辩论,乾隆皇帝接纳了朱筠的提议,正式开办四库全书馆。既然于敏中赞同此事,皇帝就命其为四库全书馆的正总裁,让他来主抓这项伟大的文化工程。

关于这种说法,也可以皇帝的上谕为证,乾隆五十二年(1787)六月十三日,皇帝在批阅《寄谕琅玕等传令陆费墀赔办江浙三阁书籍工价并着盐政织造常川查察》时说:“因思此事发端于于敏中,而承办于陆费墀,虽朕旨有办大事不能无小弊,亦不应为之已甚也。其条款章程俱系伊二人酌定……”

在这里,弘历明确地称《四库全书》这件事就是“发端于于敏中”。由此可证,于敏中对于《四库全书》这部大书得以面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弘历还说《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的具体条款和章程也都是由于敏中和陆费墀二人所制定者。

如此说来,于敏中才是《四库全书》的真正促成人。皇帝要搞这么大一项文化工程,那绝不可能仅靠于敏中一人来张罗全局,黄爱平所著《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一书中,详列出了四库全书馆的组织结构,该馆的正总裁就有16人之多,这16位正总裁的前三位当然是皇子。有意思的是,反对开四库全书馆的刘统勋也被列在了这16人之中,并且乾隆朝最有名的贪官和珅也在其中。

正总裁之外,四库馆另有副总裁10人、总阅官15人、总纂官3人等等,合计在一起有362人之多,而这其中还有两位兼职者,故黄爱平统计出四库馆实际在职人数是360人。当然,这只是列名者,随着事情的推进,还另有100多人的名单变化。

于敏中为什么能被选为正总裁呢?这当然跟他在朝中的地位有很大关系。于敏中是乾隆二年(1737)的状元,而后一路升迁做到了户部尚书,张升在《四库全书馆研究》一书中称:“总裁任职的基本条件为:其一,一定的身份。除皇子外,正总裁均为正一品或从一品;副总裁则为正二品。总裁多是清廷各部门的负责人,包括军机大臣、大学士、各部尚书与侍郎,可以起协调各部门的作用。其中正总裁一般是皇子、大学士、各部尚书兼任,副总裁则多为各部侍郎兼任。”看来,能够做到正总裁的,除了皇子之外,大臣的级别必须在从一品之上。

张升说到的第二种能够任正总裁的原因,则是由皇帝的指派。皇帝是根据什么条件来指派大臣为四库馆的正总裁呢?除了其从一品以上的职位外,能够得到皇帝的信任也是个重要条件。《清高宗实录》载有乾隆帝说的如下一句话:“即如于敏中、程景伊、王际华,俱朕所亲信者,伊等亦能谨凛自持,看来汉尚书中,唯嵇璜不免与外吏稍通声气。”皇帝明确点出于敏中是他信任的人,这反过来也可印证,弘历对四库馆的编纂看得十分重要,他特意派自己信任的重臣来主抓此事。

既然如此,那为什么要安排16位正总裁呢?因为四库馆组织的修书人员数量十分庞大,达3800余人,这当然会涉及太多的方方面面,用这么多总裁也是为了分管相应的方方面面,张升在其专著中写道:

总裁人众,亦有较明确的分工:有的管全馆,沟通各方面关系,有的管刻书,有的管后勤。例如,永瑢、舒赫德应是负责总揽全馆的;福隆安则是在乾隆三十八年二月被派往四库馆经理饭食;英廉主要是管后勤,起协调作用;金简主要是办武英殿刊印之事;于敏中是军机大臣,军机处事务繁多,修书也只是兼办。

然而四库馆毕竟是一个编书机构,这些正总裁们是否也参与到了具体的编辑事务之中呢?按照四库馆的设置,正副总裁和总阅官之下则有总纂官3人,其分别是纪昀、陆锡熊、孙士毅。天下人都知道《四库全书》的真正编纂者就是这位纪晓岚,而在他前面排名的几十位,按照今日的理解,应当都是领导挂名,并不做具体的事务。然而从实际的情况来看,也并非完全如此,弘历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二月二十一日下谕旨中说:

皇六子质郡王永瑢、舒赫德、福隆安,虽派充总裁,并不责其翻阅书籍,乃令统理馆上事务者。英廉办理部旗及内务府各衙门,事件较繁,亦难悉心校阅;金简另有专司,此事本非其职。至于敏中,虽系应行阅书之人,但伊在军机处办理军务,兼有内廷笔墨之事,暇时实少,不能复令其分心兼顾。所有皇六子永瑢、舒赫德、于敏中、福隆安、英廉、金简,但着从宽,免其交部。其余总裁,每日到馆,岂可于呈览之书,竟不寓目!

◎《御制全韵诗》五卷,清乾隆于敏中写武英殿刻巾箱本

◎《仪礼》十七卷,明嘉靖刻本,天禄琳琅旧藏

弘历倒也是直白,他先点出的三个名字均为满人,他说这三位虽然被任命为了总裁,但并没有翻阅书籍的具体职责,他们只负责其他的事务。看来,还是要用信任的人来管理能干的人。弘历的这句话中却专门点到了于敏中,他说于敏中的本职工作太多,原本让他要仔细地查阅书籍,但他真查不了也没关系,其他的总裁则必须要每日到四库馆去看书。

既然如此,那这些总裁中哪位才是实际工作的负责人呢?有意思的是,四库馆前期的真正负责人竟然就是反对开此馆的刘统勋。不知皇帝这种任命是否是有意地惩罚他,不过四库馆刚开办不久他就去世了,而该馆的实际工作则是由于敏中负责。

在当时,桐城派的实际创始人姚鼐也在四库馆工作,他的职位是“校办各省送到遗书纂修官”。这个职位总计有6人,除姚鼐之外,建议编《四库全书》的人——朱筠也任此职,另外翁方纲也为此6人之一,可见这个职位的工作也很重要。对于正总裁的变化,姚鼐在《朱竹君先生传》中说:“未几,文正(按:刘统勋,谥文正)卒,文襄总裁馆事。”

前面提及,弘历已经明言于敏中因为工作繁忙,不必每日来查阅编辑之书,然而姚鼐却说,刘统勋去世后,庞大的四库馆真正的主持人其实就是于敏中。而今《于文襄手札》已出版,从这些手札中可以看到,于敏中对《四库全书》的编纂下了很大的气力,他不只是作宏观的指导,而具体到每一部书,他也会提出自己的意见,比如他在信中称:

宋史新编》体例既乖,即非史法,若删去附传,尚可成书,则抄存亦似无碍。第恐每篇叙事或多驳而未纯,改之不可胜改,又不如存目为妥。至《北盟会编》,历来引用者极多,未便轻改,或将其偏驳处于提要声明,仍行抄录,似亦无妨。但此二书难于遥定,或俟相晤时取一二册面为讲定,何如?

于敏中在审核《宋史新编》这部书时,认为该书所编的《提要》有问题。而对于具体的编纂流程,他也会提出自己的意见:

《鹖冠子》莜塘添出之处甚多,此番可谓尽心。但止寄签出之条,无书可对,难于悬定,因将来单寄回,足下可并前日之单,回原书校勘,酌其去留,无庸再寄此间也。校对遗书夹签,送总裁阅定,即于书内改正,此法甚好。可即回明各位总裁酌定而行,即或将涂乙之本进呈,亦属无碍。惟改写略工,以备呈览。

除此之外,对于入选的书应该归入哪一部,他也有着具体的意见:“酌定《竹谱》改入子部农家,《少仪外传》改入经部小学,以为相合。”而对于《提要》所写的评语是否公允,于敏中同样有着自己看法:(www.xing528.com)

又阅《提要》内《宝真斋法书赞》有“朱子储议一帖”云云数句,与此书无大关系,而储议事尤不必举以为言,因节去另写,将原篇寄还,嗣后遇此等处,宜留意斟酌。又见所叙《金氏文集》《北湖集》两种,誉之过甚。果如所云,即应刊刻,不止抄录而已,及读其诗文,不能悉副所言。且金氏集《忠义堂记》列入扬雄,其是非尤所未能得当。愚见以为《提要》宜加核实,其拟刊刻者则有褒无贬,拟抄者则褒贬互见,存目者有贬无褒,方足以彰直笔而示传信。

由以上这些摘录即可得知,于敏中虽然事务繁忙,但他依然细看每一部书,并且对馆臣们所写《提要》也会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即此可知,他这位总裁绝不是挂名,而是参与到了具体事务之中。

然而前面提到于敏中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他怎么可能全部看完这么庞大的一部书呢?皇帝显然也想到了这一点,他在《谕内阁嗣后四库馆校阅各书着照程景伊所奏章程办理》中说:

前因四库全书馆呈进各书,每多稽缓,经总裁等议设总校六员,分司校勘,各总裁仍随时抽阅,以专责成。本日召见程景伊,据奏:“应进各书,经总校阅看后,如总裁等全为检阅,不特担延时日,且总校等转得有所推诿。若不将如何抽看之处,定有章程,亦非核实之道。请此后总裁等于每十本内抽阅二本,黏贴总裁名签,其未经抽阅者,于书面黏贴总校名衔,如有错误,各无可诿”等语。所奏自属可行,嗣后四库馆校阅各书,即着照此办理。各总裁、总校等务宜悉心校勘,毋致再有舛误。钦此。

原来,皇帝要求每位总裁实行抽查制,每十本书中抽阅两本。为了能够分清责任,皇帝要求总裁在抽阅之书中粘贴上自己的名字。看来,皇帝是担心总裁实行抽阅制后,他们不认真看书而只是应付差事。

既然不用每书必阅,那为什么于敏中还会这样尽心尽力呢?这件事应该跟他的特殊境遇有一定的关系,王锺翰点校的《清史列传》在“于敏中”一条内有如下的记载:

三十九年七月,内监高云从漏泄硃批记载,事觉,词连敏中曾向讯观亮记载及伊买地受骗具控曾恳敏中转托蒋赐棨办理等事。上亲诘敏中,敏中奏高云从面求转托,实无允从,并以未能据实劾奏引罪。

看来,四库馆刚开办一年多,于敏中就受到了他人的牵连。为这件事,弘历很生气

于敏中以大学士在军机处行走,日蒙召对,朕何所不言,何至转向内监探问消息耶?自川省用兵以来,于敏中书旨查办,终始是其经手。大功告竣在即,朕正欲加恩优叙,如大学士张廷玉之例,给以世职;乃事属垂成,而于敏中适有此事,实伊福泽有限,不能受朕深恩。于敏中宁不知痛自愧悔耶?因有此事相抵,于敏中着从宽免其治罪,仍交部严加议处。

弘历说自己对于敏中特别的信任,每日里都会跟他探讨军机大事,本想按照康熙朝大学士张廷玉的事例来给于敏中封世袭之职,然正在这关键时刻,于敏中却犯了这种错误。按照弘历的看法,这是因为于敏中的福分太浅,他承受不起皇帝对他的深恩,所以弘历把他交给了有关部门严加审理。

皇帝的态度当然会左右审讯的结果,这些部门决定撤销于敏中一切职务,可能皇帝也觉得这样的处分太严重了,于是就未免其职。也许是这个原因,使得于敏中在编书的过程中变得十分地卖力气,他在百忙的工作中抽出时间努力地审核四库提要稿,并且做出了许多具体的调整,可见《四库全书》之成跟于敏中的主抓有很大的关系。

但即便如此,他也不能超过皇帝的功劳,故而张升在《四库全书馆研究》一书中做出了这样的小结:“四库馆真正的最高总裁应是乾隆皇帝,因为:首先,总裁的任命是由乾隆决定的。其次,四库馆诸大事的最终裁定权是在乾隆之手。再次,总裁人员众多,政出多门,权不专一,相互制约。最后,总裁很多,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最高总裁:永瑢等虽统领全局,但不负责阅书(这是修书最核心的工作),而于敏中等负责阅书,但又不统领全局。”

于敏中在书史上的另一大贡献则是编纂了《天禄琳琅书目》,对于该《书目》的编纂过程,相应的史料记载远不如《四库全书》编纂档案留存丰富。而刘蔷老师通过爬梳整理,写出了一部重要的专著——《天禄琳琅研究》,而关于该《书目》的编纂,刘蔷在其专著中称:“乾隆四十年(1775),大学士于敏中等人奉敕将贮于昭仁殿之天禄琳琅藏书重加鉴定,编成《天禄琳琅书目》十卷,著录图书429部。视书籍为文物,仿书画鉴赏之体例,是《天禄琳琅书目》著录之最大特点。”可见,《天禄琳琅书目》的编纂工作也是由于敏中所主抓者。

然而该《书目》的编纂体例却很特别,按照业界的看法,这部《书目》乃是典藏书目,于敏中等能够把宫中各殿所藏之本编辑在一起,而后编出这样一部公藏书目,可见,他个人的藏书观念在编书的过程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于敏中所率领的编纂官们是如何编纂这部特殊书目的呢?刘蔷在其专著中列出了三条,其第一条为:“一是对昭仁殿所藏书籍进行鉴选。凡伪充宋、元椠印者,俱详加别择改正;有确系旧刻,而时代未详者,并为核正归入。鉴定后,宋版及影宋抄全部收入,元、明版则各举其尤佳者,特别是明版,‘内府所藏明版指不胜屈,今取其最精者,尚得二百五十余部’。”看来,编纂书目的第一项工程就是将书籍收集在一起进行必要的断代,而后决定哪些入选。而接下来的工作则是:“二为每一书撰写一篇提要。解题内容有一定体例,书名悉依原书首行及版心标目,不作删改;详记此本锓梓年月及收藏家题识印记,且一一考证其时代爵里、授受源流”。这个工作也应当是于敏中所安排者,他派手下人给每种入选之书写一篇题记,其难得之处则是把每书的刊刻年代也就是牌记,以及收藏家的钤章,都要考证出来附入书中。之后第三个步骤则是制作出该书的誊清稿本。为了能够各负其责,这部《书目》效仿《四库全书》,把每位抄写者和校对者的姓名都用粘条附在书内。

但即便如此,这个《书目》还是有些重要问题,其严重之处乃是把一些入选之书的断代搞错了。天禄琳琅所藏之书大多留存至今,其中有一部清康熙年间通志堂所刻之书,竟然被该书的编纂者认为是宋版书。而更为奇特的是,乾隆皇帝还在这部书上写了篇御题,如果弘历后来发现大臣们跟他开了这么大一个玩笑,不知他会怎样来处罚主纂人于敏中。因为皇帝对这部《书目》看得很重,该《书目》编成之后,皇帝还特意组织大臣举行了庆祝活动,刘蔷在其专著中说:“当《天禄琳琅书目》初稿告成之际,正逢每岁新正例行的重华宫赐茶宴,上一年以‘四库全书’联句,这一年乾隆帝与内廷大学士、翰林等人则以‘天禄琳琅’联句,七言排律,观书志成。参加君臣唱和的有福康安、纪昀、于敏中、彭元瑞、官保、陆锡熊、舒赫德、李侍尧、王际华、嵇璜、蔡新、阿思哈、英廉、曹文埴、梁国治、陆费墀、阿肃、董诰、沈初等,共28位大臣。”

那么,这部重要的《天禄琳琅书目》是否确实出自于敏中之手呢?相应资料未见详载,然而他在宫廷编书史上确实做出了很大贡献,对于《四库全书》的编纂,刘蔷在其专著中对于敏中有着如下公允的评价:“于氏身居高位,又兼内廷笔墨之事,暇时甚少,但从存世致陆锡熊手札可以看出,他对全书‘体例之订定,部居之分别,去取之标准,立言之法则’,‘均能发纵指示’,绝非徒拥虚名。他在乾隆一朝隆显多年,以状元身份而升任首辅,‘以文翰受高宗知’,兼‘敏捷过人,承旨得上意’,对当时文化政策的风向和执行是有一定影响的。”

于敏中故居位于江苏金坛市金城镇相府弄33号。这是我从网上搜到的信息,而该信息中还有对于敏中故居的具体描写:“故居坐北朝南,东西纵列。东五进为正屋,最后一进系楼房,十檩三间,西七进,最后一进为读书楼,十檩三间。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可是,当我来到金坛时,却完全看不到这样一处古建筑。

在金坛市内我打听不到相府弄,问过多位知情人,得知这里有相府前街,有人告诉我说这相府前街就是当年的相府弄。来到此街时,眼前所见是一条十分繁华的商业街道,这条路弯弯曲曲,却在其中的一段摆放着长长一排售货亭,这使得不宽的道路变得更加难以行走。

沿着此街一路探看,左右两侧完全看不到老房子,而前方左手的一大片已经被围挡包了起来,围挡的外墙上全部是商业广告,以此描绘着建成之后的壮观。我看到上面的图案感觉像一个巨大的商场(Shopping Mall)。这些围挡包裹得很严,我无法看到里面的情形,于是沿着围挡的外沿一路走,前去寻找入口。

◎相府前路的标牌

◎工地内景

在一处交叉口有两座居民楼,站在楼下拍照时遇到了一位老人,我向他请教:已经拆掉的这片建筑是否就是当年于敏中的故居?老人疑惑地看了我一眼,问我为什么要问这样的问题。为了打消他的警惕,我拿出了自己的行程单,因为上面所列者都是江苏一带要寻访的历史遗迹。

一般而言,我向他人出示此单时大多能起到好的作用,但眼前的这位老人有些不凡,从他的言谈举止看,他可能是一位老干部,其对我的行程单看了一眼后又淡定地还给我,而后说:“这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我不清楚他为什么就是不告诉我,想来有他的顾虑在吧。但这个结果让我略感意外,因为我只想了解这里被拆者是否是于敏中故居,并不想搞什么曝光行动,此人的不回答反而印证了我的猜测恐怕是正确的。我决定不耽误时间,跟他说了声“谢谢”,又继续寻找入口。

沿着围挡又转到了另一条街上,这条小街的两侧跟刚才的繁华商业区形成了较大的反差,百步之外就进入了幽静之处。这种感觉真好。眼前所见的这条不宽的马路,其两侧分别有一排高大的杉树,从这些树的粗壮程度看,我觉得应该有百年以上的历史。我不清楚这里是否是当年去于敏中故居所必经之路,但这条路上的大树所显现出的气势,确实有着相府的威严之姿。

终于走到了入口处,站在大门口向内探望,里面已经全部变成了工地,跟历史有关的痕迹一丝都看不到,虽然我有心理准备,但面对此况,多少还是有些不开心。之后我沿着这条街继续向前走,在另一条小岔路上看到了一个公园,更让我高兴的是,我在路边就隐隐地看到公园内的广场中有一尊雕像,本能告诉我,这很可能就是于敏中,于是我快步上前,但还未走到近前,我就看到了雕像上的名字——华罗庚。

◎远处的雕像

◎原来是华罗庚公园

华罗庚当然很伟大,但可惜他不是我此程的寻访目标,而我的一根筋却不能兼顾太多的内容,只好由此原路返出。在入口的位置我看到了公园简介,原来这个公园也有历史,它创建于清宣统三年(1911),原名叫“雅约园”,而后又几经改名,但可惜没有跟于敏中有关的记载。转念细想,建园之初,于敏中早已在天上,他不太可能光顾此处。我在时空上的胡乱牵扯,显然没什么道理,但既然于敏中曾在中国书史上做出过那么大的贡献,难道金坛人不应该给他建个塑像立在某处吗?至少我在那个大工地的示意图上,没有看到于敏中雕像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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