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于社会意涵的漠不关心
不少科研人员认为自己的研究仅仅是理论研究或者基础研究,其研究是以个人兴趣为导向的,以追求真理为目标,从事这方面研究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个人兴趣,至于研究的成果将来会有什么应用,有什么影响,则不在自己考虑的范围内。如受访者4谈到自己研究的可能应用,认为目前的研究离能够制成可用的产品还有非常非常远的路,用他的话说“希望是很渺茫的”,他特意强调自己对实际应用不关注,基础研究的目标就是发论文,只要论文发出来,目的就实现了。受访者6对于他自己的研究,认为是在享受解难题的乐趣,如果不成功也无所谓,如果成功了,距离可应用的产品还有很长的时间,“大概需要十年、二十年”,他自己对产品走向市场应用没有多少兴趣,只想把机制的问题研究出来,不会去想后期开发的路子。受访者21也认为自己做的“只是基础研究”“只是为了解析其基本功能”。受访者25说自己大部分精力还是集中在基础的研究中,因为对这方面比较感兴趣,并且还提道:“搞科研的就是搞科研的,你需要什么给一个任务,我做完了就给(你),后期怎么用,用不用,这些不是科研人员来说的……不能给他(科研人员)太多的包袱。”
有意思的是,当他们特意澄清自己做的是基础研究,不关注应用的时候,又都会承认自己所从事的基础研究与应用是相关的。如受访者4尽管认为自己的研究成果的应用前景渺茫,但仍称之为“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在发表的文章中也都还会专门写上实验结果的应用前景和现实意义,尽管对于他来说这只是形式上的空话而已。受访者21也说道:“这些基础和应用实际上都是连着的。”他所从事的“解析基本功能”的基础研究成果对于农作物的育种种植是有用的。并且,好几位认为自己做的是理论研究或基础研究的受访者,都提到过他们用自己的研究成果申请过或者即将去申请专利。这表明他们知道自己的科研成果是有可能应用并产生影响的,只是并不去关注而已。
很多受访的科研人员对于自己所从事的科研活动及其成果的社会影响都有比较清晰的认识。在访谈开场介绍自己的研究内容的时候,受访的科研人员基本上都会从自己的研究方向与当下人们所关注的、热门的重大社会问题来引入介绍,如全球气候变化、癌症的治疗、环境污染的治理、新材料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粮食生产供应、垃圾处理等等。然而,当谈及科研人员的具体责任的时候,很多受访者都秉持道德责任分工的看法,认为具体应对这些问题是政府有关部门的事务,科研人员只需要一心贡献论文产出,或者完成上级部门、甲方交给的任务就可以了。从事偏基础理论工作的科研人员,会秉持“基础研究”“理论工作”“兴趣”“新知识”等说辞,将自己的责任限定在“追求真理”的范围之内。前一节所列举的访谈材料,大致能够反映科研人员在参与负责任的创新实践方面缺乏主体性、能动性,即伦理参与意识不够。
在受访者中,也有部分科研人员对自己在以科技创新解决社会问题,或者避免制造更多问题的事务上有参与的责任,但是在谈及如何去做的时候,表达出了很多疑虑和有心无力之感,认为现实当中的很多具体情况的限制让他们不能或不愿选择更为主动地去参与。在这样的情形下,科研人员自身所具有的参与意识就没有能够转化为实际行动,因而其伦理参与能力是不足的。接下来仍按照本章的分析框架,从科研成果解决社会问题、参与操作规范的更新发展,以及参与跟外行公众的沟通协商,这三个方面来详细说明科研人员伦理参与能力的状况。
(二)解决更多实际问题有心无力
受访者18所从事的研究跟城市污水处理相关,属于工程应用类的研究。她承接了多个横向课题,给污水处理厂做节能环保的工艺改进、低成本的生物处理工艺等等,这些研究成果直接应用于实际中,产生了不小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她坦言,这些工程上的设计和优化,在技术方面没有多大困难,主要是以前人们对节能降耗环保不够重视,随着《环保法》的实施,以及国家逐年出台更为严格的政策,人们对这一块逐渐重视,投入力度加大,很多问题都得到了改善。在面对这些城市污水处理的现实问题的时候,她看到很多具体的问题,污水对于空气、对于市民生活的影响,以及这些影响对生活和健康可能带来的风险。她认为从技术的方面是可以去解决这些问题的,但关键在于经费投入是否到位,以及管理是否到位,在这个方面科学家就无能为力了,因为大的氛围还是优先考虑经济效益。谈到研究是否有利于人类和环境的话题时,她说:“真正做科研的是为了解决人类长远的问题,或者对甲方、对整个行业长期都有一定好的影响。但是现在身不由己。”在一些项目上尽管考虑到对于环境社会等更大的利益有更优的设计方案,但是如果与甲方的利益和要求有冲突,最后还是只能按照甲方的要求来做。“一些横向的项目,从各种角度上,能量节省、最优化,各方面考虑都不是最合适的,但是他们喜欢用那个东西,就用吧。……如果你(甲方或资助者等)非要用也没有办法。我也觉得不好,但是没有办法,那个时候我就不提意见了。”她还谈到,由于做的是工程应用类的研究项目,在学校的科研成果评价体系中是较为不利的,尽管横向课题可以带来明显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但是学校评职称只看发表的文章,要求有自然科学基金(自然科学基金是侧重于资助探索性的基础科学研究)的项目。而到了年限不能完成职称评定就只能转岗做行政。她并不想转岗,还想在科研方面再努力一把,所以今后要把工作的重点转向拿国家课题发文章这个方面了。(https://www.xing528.com)
从事工程应用方面研究的科研人员对于科技成果的社会影响是比较清楚的。与基础理论研究的人员相比,他们的研究能够直接面对这些具体的社会问题,参与到治理、解决、改善问题的进程中来。但是企业界追求经济利益的价值取向以及科研评价体系的某些标准,却成为他们发挥伦理参与能力的阻碍。如果是企业内部的研究人员或者执业工程师,自然可以不受科研评价体系的影响。然而并非所有行业的企业都能拥有自己专署的研究机构,尤其是像污水处理厂这一类市政工程、环境整治方面的机构,不太可能像药物研发、机械制造或者信息通讯技术行业那样担负起庞大的企业研发系统。因此,这些将新知识新技术与工程应用相衔接的身处高校研究机构的科研人员,就会受到高校中科研评价体系的直接影响。
受访者18还提到她所做的研究的废料处理存在一定的风险,但是由于精力、设备和能力的限制,无法去仔细考虑分析这些潜在的风险。“现在实验室的微生物,从食堂里面过来,食堂里面过来的水被微生物降解得很好,然后在很低的能耗下降解,我自己有时候知道这些微生物在我们不断‘折腾’的过程中可能会变异或者怎么样的,我没有这个能力分析这些东西。……没有精力,另外设备有些也不够。”她将解决这个问题的责任托付给“运气”:“我现在运气比较好,碰到的微生物都是环境友好型的,还过得去,向我们实验室的下水道里面排进去还没事。”
受访者25和受访者26做的是关于环境监测和治理方面的基准、标准、评估体系的相关研究,这实际上可以算是为了国家政策和治理措施提供知识基础和证据的“监管科学(regulatory science)”(贾萨诺夫,2011)。他们的工作涉及去各地调研,测量水或土壤当中的基础数据,这些数据所得出的成果将成为在环境方面的政策执行和管理的重要依据。因此,他们在工作中所遇到的各方面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矛盾、争议、博弈和磋商是非常明显的。受访者25提到去地方获取基础数据的时候,有的监测单位提供的数据质量保证不了,需要进行甄别、核对,或者重新测量比对;有的数据由于部门系统之间的差别无法获取;有的数据可能对于地方来说会比较敏感。总的来说,关于环境标准及评价方面的研究工作,最终的结果其实是政府与企业、中央和地方、国内与国外、当代与后代、发展经济与保护生态等各个方面来进行相互博弈的结果,需要综合考虑的因素非常多。这个方向上的科研人员,其工作本身就是参与到负责任和可持续的发展的过程中。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他们对于自身工作的重要意义了解得很清楚,另一方面又深知其中的复杂互动关系,因此会透露出希望自己能够从这种复杂关系中抽离出来的倾向。受访者25表达了对于中科院系统里做基础理论研究的科研人员的羡慕,他说:“涉及环境管理的这种科研,对环境的这块还是挺难的,一方面从科学上要说透,另外一方面要让管理者觉得这个东西可行,可推广……跟我一样的年轻人觉得我们现在做得特别辛苦。科学院很简单,就是发文章,弄一点泥回来然后做一个机理研究。包括评奖,评什么东西,类似于我们报拔尖人才,我们跟科学院没有办法比,人家天天做基础研究。我们做这个东西,时刻脑子里都有一个紧箍咒,这个东西到底发生关系能不能用,你不要为了发文章而发文章。”因此,尽管他们将自己的研究与应用的关系说得很多,但时不时地又看似很矛盾地声明自己做的是“相对基础”的研究,认为科研人员应该只管做好自己的本职科研工作,让有关政府部门去处理那些问题。
(三)探索潜在影响,参与风险治理
受访者1所从事的是与纳米技术相关的研究。作为纳米科技发展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倡导者,他认为新兴纳米材料的研究和技术进展,对推动人类社会进步有很大的作用,也是我国科技发展水平瞄准世界领先水准的重要方向。但他同时也意识到,纳米科技的可持续发展,需要重视纳米材料对于生物健康和环境安全的影响。因此,他一直以来致力于研究纳米材料的生物效应、纳米毒理学、纳米材料的安全性评价。在访谈中他谈到科研人员的社会责任问题时说:“美国的科研人员对社会事务的关心程度高,在美国,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只做学问的人,在社会上人家会认为是没有社会责任感,认为他可能对社会就没有什么用。”他以爱因斯坦在二战时就原子弹等问题给总统写信、做演讲为例,说明美国的大科学家对社会问题非常关注。而我国的科研人员从总体上看,在这个方面跟美国还是有些差距。他认为技术是社会发展的一部分,需要关注社会发展问题,也需要关注社会科学。落实到行动上,他曾经联合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共同申请重大科研项目,在项目中探讨“公众对于纳米技术的认知和可接受性等问题”,希望“建立纳米技术与社会伦理、人文哲学等交叉研究”“为我国纳米安全与风险管理等提出前瞻性建议”“推动国内纳米技术与人文学科的交叉,提高公众对纳米技术的理解和可接受性,为国家制定相应的安全政策提供支撑”(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项目申报书,2011)。在访谈中,受访者1还提到希望效仿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建立“社会中的纳米技术研究中心(Center for Nanotechnology in Society,简称CNS)”的机构设置,提议联合倡导在中国也设立纳米技术的社会研究机构,从而推动纳米科技的文理综合的跨学科研究。
受访者1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实际上,在纳米科技、环境科学、干细胞研究、合成生物学等新兴科技领域,科研人员对于研究的社会意涵的考虑都是比较多的;而且由于这些领域本身就是为了应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的诸多现实问题才发展起来的,故而这些领域的研究人员会将自身的研究工作与社会的需要等考虑结合得比较好,以实际的科研行动去解决各种现实的或潜在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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