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IR项目中的成效问题分析及影响因素

STIR项目的目标就是要通过让“嵌入式人文学者”在科技创新的中游去进行微观的、柔性的调节，提升科研人员的伦理反思意识、决策的能动性，以及协商讨论的能力，从而服务于负责任创新。这正好是针对负责任创新框架下的科研人员伦理反思能力的提升来设计的方案。只是STIR项目的方案主要是从微观层面的实验室内部“日常实践”这一角度来进行的尝试，希望通过“嵌入式人文学者”的进入，不断地对科研决策进行反思性的互动讨论，从而在某个具体的实验室研究团队内部打造一个有利于激发伦理参与能力的微环境。

从上文所谈到的STIR项目的结果与产出来看，的确有不少的“嵌入式人文学者”成功地触发了科研人员对于自身工作的伦理和社会维度的意识，以及对于正在进行的研究决策的反思性、能动性和协商意识。STIR项目记录了科研人员对于理解伦理、责任等概念的变化，记录了科研人员对于伦理社会维度、自身的决策能力以及对公众参与的意义从否认到承认的变化，也记录了科研人员出于“多想一下”而穿上了防护服，对现有的废料处理方式产生质疑并召集讨论。在第四章对于“日常实践”的影响的讨论中，科研人员表明往往正是在这种非正式交流中的“多想一下”所激发的反思和参与的意识，或许能够成为某种习惯，执行到今后的研究工作中，并继续通过这种微观实践的交流传递给更多的人。

然而也不得不注意的是，这种理解上的变化，“多想一下”的意识以及因此而触发的某一行动，还仅仅是去积极参与负责任创新实践的一个小小的萌芽而已。当“嵌入式人文学者”结束12周的工作离开实验室之后，这种萌芽能够维持下来并继续成长吗？“多想一下”的行动能够促成什么实质性的效果呢？

“嵌入式人文学者”M记录了他所在的实验室的一位科研人员在与他进行对话之后，开始担忧研究中用到的纳米材料的去向问题，于是不再把这些材料丢到一般的市政生活垃圾处理渠道，但是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些废弃的纳米材料，于是就在实验室内部召集了一次讨论，让大家想想应该怎么处理。经过讨论之后，整个实验室的人也得不出结论——到底应该怎么处理这些废弃材料才是合适的。虽然这是个STIR工作获得了效果——科研人员的伦理反思意识和参与协商的行动都有所表现——的例子，但是，那位科研人员同时也表示，由于讨论不出明确有益的结果，他思考这些事情，召集实验室会议就属于“浪费时间”，还耽误了他自己的研究工作进展。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仅仅从微观环境中生长出来的伦理参与能力的萌芽，会面临着规范和政策参与渠道的不通畅以及竞争压力巨大的科研体制环境所带来的多重考验。

“嵌入式人文学者”D在他的STIR工作中记录了科研人员对于伦理、责任等概念的意识的转变，在STIR的12周研究结束后，好几名与他合作的科研人员主动联系他，让他回到实验室来共同探讨科研工作的宽泛的社会影响的议题。这当然也是科研人员主动参与协商的意识和行动的表现。但同时也需要注意的是，D所进入的这个实验室是一个有着浓厚的创新责任与社会责任氛围的机构。在他的内部报告里，D记录了该实验室所面临的机构方面的负责任创新或社会技术整合的政策导向：该机构的愿景是“让我们参与解决世界上最重大的问题吧”，该机构自己的描述是“数百名科研人员聚集到一起，怀着激情去解决巨大的全球性的挑战”；该机构对于自身责任的阐述文本中还明确提到“很多有益的发现是有可能被误用的。仔细地研究科学进展的利益和风险以及他们的社会和伦理意涵是本机构的一项优先考虑（priority）”。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D所进入的实验室的科研人员对于自身科研工作的社会影响议题会积极主动去关注。(www.xing528.com)

在第四章中曾讨论过，对于科研人员的伦理反思能力的影响，诸多方面的因素会相互关联地共同起作用。结合STIR成效问题的案例分析，这种各方因素或者协同作用，或者相互限制的情况就体现得更为明显了。事实上，上文中所提出的STIR项目中存在的“嵌入式人文学者”的角色问题、合作的条件问题以及实践的方式问题，也都与体制环境、规章制度等宏观、中观的影响因素有关。宏观的政策导向、科研体制的竞争压力和评价机制，以及具体到机构的理念、策略和氛围，都会对类似于STIR这样的项目的合作能够有动力展开、人文社科学者的身份获得认可等问题有影响。

【注释】

[1]以下引用的材料来自STIR项目的内部资料，相关内容有待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