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认为：“生法者，君也”，法令的制定大权应该由君主集中掌握。但同时指出，君主在立法时既“不可不慎”[182]，也不可仅凭“私意”即个人爱好行事，应该全面把握世情民意，充分考虑各方关系。从而提出了循天道、因民情、随时变、量可能、务明易、须统一等具有普遍性的立法原则。
1.循“天道”。即法律的制定应合乎社会需求与自然规律
法家多“学本黄、老”，其“天道”观，出于老子“自然”之天，亦同于荀况“天人相分”之天。他们认为人生于天地之间，与自然界形成一种适应和共处的关系，并称之为天道。如慎到说，“天道，因则大，化则细。……人莫不自为也，化而使之为我，则莫可得而用矣”[183]；齐法家指出，“宪律、制度必法道”[184]；而韩非强调，“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185]。在立法上，循“天道”主要表现为“立公去私”和适应“四时”两个方面：如“行天道，出公理”，“法天合德，象地无亲，日月之明无私”；要求法令应像天地那样公正无私。又如“出号令”必须符合“天地之气，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鸟兽草木之生物”的要求，“刑德”必须适应“四时”的变化，所谓“四时者，阴阳之大经也；刑德者，四时之合也”[186]；“赏罚”必须遵循“天地”之道。
2.因“民情”。即法律的制定应以民众对利益的追求为基础
法家所谓的“民情”，主要指“好利恶害”“好赏恶罚”“好逸恶劳”“好富恶贫”“好贵恶贱”之情。商鞅指出，“明君错法而民无邪”，“人情好爵禄而恶刑罚，人君论二者以御民之志，而立所欲焉”[187]。齐法家认为：“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恶死，莫不欲利而恶害，故上令于生利人则令行，禁于杀害人则禁止”，这叫作“令顺民心”[188]。可见，法家的“因民情”或“顺民心”，并非要求法律体现人民的利益或意志；恰恰相反，在他们眼中，民众与国家、民利与君利、民心与王法是对立的、对抗的。所谓“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而“弱民”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立“治法”“以刑治”“用赏罚”[189]。
3.随“时变”。即法律的制定应符合时代变化和社会实际
法家一直坚持“当时而立法”，法制“随时而变，因俗而动”[190]“法与时移，禁与能变”等。其主要倾向有三：一是剔除或废止原法令之中有关亲亲、尊尊以及“任人”“任私”等礼、义规定，所谓“臣不得以行义成荣，不得以家利为功，……民无以私名”[191]。二是强调法、律、令以农、战为主要的内容，从达到“国富”“兵强”统一天下的目标。所谓“圣人之立法、化俗，而使民朝夕从于农，……民之喜农而乐战也”[192]。三是以刑罚和赏施为重点，使“法”成为“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的规则。(https://www.xing528.com)
4.量“所能”。即法律在制定时应考虑实施的条件和可能性
齐法家明确指出：“明主度量人力之所能为，而后使焉。”只有使人们能够做到的法令才能顺利执行，只有顺利贯彻执行的法令才能达到预期目标。因此，立法应注意“毋强不能”，即不要将那些民众做不到的事项作为法令的内容[193]。韩非认为，法令所规定的只能是臣民可以得到的赏施与能够避免的刑罚，这样才能驱使他们竭尽全力地去建功立业和不敢犯法。所谓“明主立可为之赏，设可避之罚”“上居明而少怒，下尽忠而少罪”。同时强调，“法”的对象是所有的民众，并非“贤者”“智者”，所以只有贤人或智者才能做到的内容事项，“不可以为法”；立法必须做到“计功而行赏，程能而授事，察端而观失，有过者罪，有能者得。故愚者不任事，智者不敢欺”[194]。
5.务“明易”。即法律的内容及文字应使人明白易知，便于遵行
商鞅认为，民众不是“智”者，也不能让其聪明起来，所谓“民愚，则易治”。法令既是为这样的“愚”民制定的，就绝不能深奥或“微妙用意志之言”，因此，“圣人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195]。韩非更将其具体化为“三易”，即“易见”，容易使所有的人看见；“易知”，容易让所有的人看懂；“易为”，容易使人们执行与遵守。这是君主推行“法治”的前提：“三者立而上无私心，则下得循法而治”[196]。
6.须“统一”。即法令的内容应一致，形式应保持稳定
商鞅主张“壹法”，立法权由君主掌握，执法权可“君臣共操”；法令旨在进行“农、战”，必须“利出一孔”，即臣、民只能通过农耕和战斗致富建功。所谓“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主要表现为：“壹教”即以“法”统一学问知识，“壹赏”即“法”是赏施的唯一标准，“壹刑”即“法”是刑罚的唯一依据，“壹言”即以“法”统一思想言论。齐法家指出，如果君主的法令“不一”，那么臣下在执行中就会行“私”而“背法”；同时，法令“出又易之”“定又移之”，其结果必然是无人遵行。[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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