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时，吴公曾师从李斯，后官至河南守。他“谨身帅先，居以廉平，不至于严，而民从化”（《汉书·循吏传》），后因政绩出色“治平为天下第一”而官升廷尉。少年才俊贾谊被吴公发现，“召置门下，甚爱幸”。在吴公影响下，贾谊思想自然具有法家倾向。故《史记·太史公自序》谓“贾生、晁错明申商”。《史记·袁盎晁错列传》载，晁错曾“学申商刑名于轵张恢先所，与洛阳宋孟及刘礼同师。以文学为太常掌故”，其文学功底很可能就是儒经，故“太常遣错受《尚书》伏生所”，专门研究《尚书》。景帝时他曾经制定法令，后迁为御史大夫，力主侵削诸侯之地，谓“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此与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目的是一致的。
尚君权、拒分封是法家的基本主张。秦统一之初，有大臣建议封建侯王，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寇仇，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史记·秦始皇本纪》）。
在盐铁会议上，御史大夫桑弘羊面对文学之士所谓“与民争利”的指责，他以富国强兵为由公开为盐铁官营政策辩护。桑弘羊说：“昔商君相秦也，内立法度，严刑罚，饬政教，奸伪无所容。外设百倍之利，收山泽之税，国富民强，器械完饰，蓄积有余。是以征敌伐国，攘地斥境，不赋百姓而师以赡”（《盐铁论·非鞅》）。盐铁会议是儒法思想的最后一次交锋，桑弘羊的言论则是以官方姿态对法家作出的最后一次声援。(www.xing528.com)
总之，西汉以降，学派意义上的法家已经日渐退出历史舞台。法家精神在官僚群体中的侧影就是酷吏。大体上说，汉代酷吏发迹于基层幕僚。如宁成曾为“小吏”，赵禹“以刀笔吏积劳稍迁为御史”；张汤“无尺寸功起刀笔吏，陛下幸致为三公”，王温舒曾为亭长、小吏，“以治狱至廷史”，尹齐“以刀笔吏稍迁至御史”（《史记·酷吏列传》）。他们谙习政事，通晓刑名，以奉行朝廷法令为尚。为此不惜以强制手段速见成效。酷吏的基本特征是“以猛服民”，即《史记·酷吏列传》所谓“其治暴酷”“直法行治，不避贵威”“暴酷骄恣”“其治如狼牧羊”“内深次骨”“务在深文”；亦《后汉书·酷吏列传》所谓“以暴理奸”“风行霜烈”“政严猛好申韩法”“专任刑罚”“刻削少恩”“专事威断”“肆情刚烈”。汉代酷吏作为专制皇权的鹰隼为巩固皇权和社会治安发挥着重要作用。法家作为一个学术派别发展到酷吏阶段，可以说已经面目皆非了。酷吏的出现，标志着学术法家在新的形势下整体地转化为职业法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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