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淞炮台的守军警告，闯入上海道署，亚细亚商业中心的探索

倘佯在高楼林立的上海市区，徘徊于闻名遐迩的繁华热闹的南京路，惊叹于人民广场的宏伟绮丽，仰望那高耸入云的亚洲第一塔——东方明珠，心中对这片神奇土地的神秘感就会油然而生，了解这个被称之为“东方巴黎”、“东方好莱坞”、“远东国际大都会”、“远东太平洋上的明珠”、“魔都”的渴望之情便不能自抑。翻看历史，它从一个渔村质朴羞涩的姑娘、宋元时脱颖而出，明清时开始在众多大家闺秀，小家碧玉的城市中有了自身的地位名声，到现代的神秘的“魔登女郎”、“洋家少妇”，可与世界其它众多名城古都相比美的发展过程，这其中的变化，充满着历史的情趣，不乏有几分喜悦，几分自豪。但也充满着身心分离似的巨大痛苦，充满了历史的沉重，又不无有几分羞辱，几分感叹。

1832年6月20日凌晨，一艘名叫“阿美士德”号商船停泊在吴淞口，船上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和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高级职业林特赛（中文名字叫胡夏米）走下来，悄然换上一条狭长的小艇，进入黄浦江。吴淞炮台的守军鸣枪警告，也没有使他们停下来。他们的目的是“要全面考察一下这个亚细亚的巨大商业中心——上海”。下午四点钟，他们的小船停靠在上海县东门外的天后宫码头。乘着黄昏夜色的掩护，他们进入了热闹的上海县城，强行闯入上海道署，向道台吴其泰提出通商要求。吴其泰命令他们立即离开，仍回到南方的通商口岸广州去。但并没有采取强行措施，竟允许他们参观吴淞临台等军事要地，检阅500人的吴淞驻军。这样，他们就在上海逗留了18天，刺探到各种信息情报，散发各种通商互利的小册子。于7月8日离开。此行他们虽然没有达到直接通商的目的，可他们了解到上海的优越的地理位置，并且在参观吴淞炮台后，看到清军的虚弱废弛，腐败无能，认为：“只要有五十名意志坚定、训练良好的士兵，或者更少些，就能彻底消灭比这五百人更多的军队。”

因此，1840年英国发动侵华的鸦片战争胜利后，就把上海作为中国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引入《南京条约》之内。1845年，英国第一任领事巴富尔便以安全为由，把洋泾浜（今延安东路）、李家庄（今北京东路）、黄浦江至界路（今河南中路）的八百三十多亩土地作为英租界。美国紧步其后，圣公会主教文惠廉划虹河（今虹口港）、泥城演（今西藏“北路南端）、吴淞江到界路（今天目路）之间的七千八百多亩土地作为美租界。法国当然也不甘示弱，1849年获得洋泾浜和县城之间的九百八十多亩土地为法租界。如此，上海的大部分地区便被西方列强所瓜分。并且在1854年，三国租界合并，成立“公共工部局”，租界成为“国中之国。”有不受中国政府管辖的独立司法、行政、军事、立法权利，外国人可以在租界内为所欲为。

“阿美士德”号是第一艘驶入黄浦江的欧商船只。上海租界是外国列强对中国掠夺蚕食的“安全”居留地。以此为界，我们可把上海的历史分为两个阶段。在此之前，上海是未被西方侵略者染指的洁白纯朴之地，所孕集的、融洽的是中国南北方文化，体现的是充满朝气的农耕经济和工商城镇经济。而此之后，就是被扭曲、变形的“魔登女郎”，昔日的灵秀淳质之气被一扫而光，消失殆尽。它负载着中国的传统文化去面向西方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承担着中西文化碰撞和交融。呈现出不同于中国其它任何城市的独特路途，独特性格，虽不失中国文化之色但更显示出西方文化的情调，被称为“东方巴黎”。在此之前，上海这片土地，它的经济、文化之形成，是浩瀚的大海、雄浑的长江、宁静的太湖和质朴的吴越文化不断孕育和赠送的，是自然和人，但主要是自然的力量赐予我们古老的国土上的一个“新秀”，崭露头角。而在此之后，则更多的是人为的色彩，是中国文化同西方文化交汇后形成的，是中西交汇所赐予的一个“魔都”。社会的任何方面、任何角落都有日新月异、突飞猛进的变化，孕育造就了不少近现代叱咤风云的名人。令人眩目的变速使上海发出异常绚丽的色彩。就连它自身也并未料到出现的一幅幅风云变幻、波澜壮阔的画面。

追溯上海的历史，可看到造物主的奇特威力，世界变化的沧海桑田，也可感到人类的伟大力量。六千年前的上海，大部分地区都在辽阔无边的海洋中。上海古海岸线的见“证人”——岗身，是江河湖海，大风大浪的作用下，在海边由细沙贝壳等物质堆积沉淀而成，因地势较四周高，就称为岗身。岗身从东北向西南沿娄塘、嘉定、南翔、草庄、杯林一线，全长约130公里，是我国最完整的天然古海岸线。有天然的抵挡风浪的作用。岗身以东即今上海地区的中部以东，仍是大片无际的蓝色海洋。岗身以西发现距今五、六千年前的盛泽文化，马桥滨文化，说明岗身以西的地区有人类居住，从事原始农业和渔猎经济、磨制小型精美的玉器。他们应是上海最早的居民，居住在海滨广袤的、芦草丛生的水乡河泽之中。

随着长江口岸泥沙的不断堆积，海岸线东移，长江三角洲逐渐形成；也由于人口、经济的不断增长，人们就随着海岸线的东移，不断修筑海塘、向海争地。也可作为上海面积不断扩大的证明。唐开元年（公元713年）修筑的北起月浦、江湾南侧、北蔡、周浦、下沙到西南浙江海岸线70公里长的捍海塘（亦即唐时海岸线），是岗身以东最早最大的人类建筑，是开始人为地参与长江三角洲的形成过程。修筑海塘的目的是为了抵挡潮汛、兼防御海盗的作用，但客观却促进了海塘内外海滩泥沙淤积的速度，促进了海洋滩地的成陆过程。

公元十二世纪南宋时兴筑的里护塘，海岸线已推进今高桥、川沙、南江、奉城一带。明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始筑外捍海塘。清雍正时（1733年），南江知县钦连主持加固重修海塘，北起高桥与黄浦江江塘相接，东南经江镇，南汇、奉城到漕径、金山卫，连接浙江杭州湾北岸海塘，又称之为钦公塘。它基本上包括了现在上海的大部分地区。现在的海塘——人民塘修建于1960年。

明清后的海塘已从唐宋时的主要保护防御功能的目的，转为农垦水利，海盐之利的目的，人们大规模的围海造田、不断加速海岸线的东移。据统计，1172—1906年间海岸线平均推进速度为每年28.88米。1733年钦公塘修建至今的260多年间，南汇嘴已向海推进了20余公里。大海就是这样为上海送来一寸寸、一片片土地。从上海东北的崇明岛形成的历史也可作此例证。

崇明岛的形成有1300年历史。唐朝时，“崇明”的名字才开始出现，当时只是东、西两个沙洲而已。宋朝时，东沙洲北面出现了第三个沙洲。明末清初，多个沙洲小岛连成一体，形成崇明岛的雏形。因长江口北支流的泥沙不断淤积，崇明岛的面积就不断增长，1949年面积已达602平方公里，成为仅次于台湾，海南的第三大岛。本世纪五、六十年代，大规模的围垦造田新增加40余方亩土地，岛面积速至为1083平方公里。此后又有不同程度的围垦，现面积已为1126平方公里，为1949年前的2倍。崇明岛东端的时隐时现的沙滩和万倾芦草的滩地，是将要形成和正在形成的新的陆地、因此人们称崇明岛为大自然的“天赐场”，是神奇自然所赐予的宝地。

随着长江三角洲面积的增大，历代的封建王朝，不同的政府就在此块日益增大的土地上，留下了不同的名称标记，留下它们曾管理过的印痕。

春秋战国之时，岗身以西的上海地区为吴越所有，楚灭吴越之后，就把它的西部分封给战国时赫赫有名、能言善辩的“四大公子”之一春申君黄竭。因此后来民间附会不少关于黄竭的传说故事。比如传说他曾疏治过黄浦江为民兴利的传说。因他的缘故，上海又称为“申”，河命为“黄浦江。”秦汉时代，属会稽郡，下管辖三县：娄或又名錡县（今嘉定、昆山、太仓一带）、海盐县（今宝山县）、拳县（今青浦县、淞江县）。三国时，孙权东吴政权改拳县为嘉兴县。

唐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在今昆山南、嘉兴东、海盐北的范围内设置华亭县，这是上海境内正式设县的开始。唐天宝元年（公元746年）、曾在今青浦东北的吴淞江南岸设置青龙镇，属华亭县管辖。

南宋咸淳三年（公元1276年），上海正式设立镇治为上海镇。宋代吴淞江南岸有上海浦、下海浦两条支流，建镇时，地点在上海浦附近，故定名为“上海”。宋代也是“上海”这一名字第一次出现的时期。

元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是上海发展史上重要的一年，随着人口，贸易的进一步增长，上海正式脱离华亭县而单独成县。除部分市区和上海县之外，还包括青浦、南汇、川沙三县的一些地方。

明代上海地区属松江府管治，松江府包括华亭、上海两县。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为抵抗日本倭寇的掠夺侵袭，在松江知府方孝廉的带领下，臣民齐心协力共建上海县城。这是在海滨的上海第一次有了县城墙。圆型城墙周围9公里，高2丈4尺，城门6座。其中的“小东门”又称“夫人门”，是纪念当时太常卿陆深的夫人梅氏命名的，在修城墙时她捐田500亩，银2000两及数千楹房屋，表示她热爱家乡，通情达理的心迹。

明末清初，行政区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分上海县西北区设青浦县。清雍正二年（1724年）分嘉定县东为宝山县。第二年，在上海县长人乡置南江县。在华亭县的云间、白沙二乡之半的土地上设奉贤县，并改金山县。此三县和上海、华亭一样属松江府。雍正八年（1730年）始有“上海道台”之称。嘉庆十年（1805年）在今浦东一部分设川沙县。

雅片战争后，上海地区不但经历了殖民者的瓜分，还经历了北洋军阀的践踏，国民政府的压榨，可谓苦难深重，血泪斑斑，上海的经济腾飞中，侵透着人民大众的血泪和辛酸。

1845年，英、美、法控制上海租界达六十多年之久。辛亥革命时，上海光复，起义军成立沪军都督府。袁世凯窃国后，袁派上海镇守使接管上海。袁失败后为北洋军阀的统治时期。1925年孙传芳率兵进驻上海，将华界闸北，沪南、沪西、吴淞、浦东五大区统一起来，设置“淞沪商埠督办公署”，为此后上海设市奠定了地域格局。1927年，蒋介石南京政府定上海为“特别市”，在上海特别市成立大会上训词说“上海特别市乃东亚第一特别市……上海之进步退步，关系全国盛衰本党成败。”特别市管辖除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所治土地外，又将宝山、松江、青浦、南汇的一部分地区划入。南京政府还制定以江湾为中心的“大上海计划”，修筑道路桥梁，并建造了市图书馆，博物馆和体育场等公共建筑，后因八·一三事变日军的侵略而告终。日军入侵后，上海被伪汉奸政权统治。抗战胜利国民党势力重返上海。1949年5月27日，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28日，陈毅就任上海市人民政府的第一任市长。

目前，上海共辖12个市区：黄浦、南市、卢湾、徐汇、静安、长宁、普陀、闸北、虹口、杨浦、闵行、宝山，面积为748.71平方公里，比解放前初期的82.4平方公里，扩大了近9倍，上海郊县九个：1958年将江苏的嘉定、宝山、上海、淞江、金山、南汇、川沙、奉贤、青浦、崇明10个县划归上海市。1988年撤掉吴淞区和宝山县。成立宝山区。为9个区。面积5591.79平方公里，使上海市所辖面积扩大了近10倍。

要详细了解上海的历史变化，就不得不知道黄浦江的变迁过程。台湾作家龙应台写道：“走遍千山万水，看见黄浦江却觉得心跳得特别快。”我想当年那些从黄浦江飘荡出去，又飘落回来的海外莘莘学子、海外华人再见到浩荡的黄浦江时，也会如龙应台一样心潮澎湃，感情汹涌起伏不已。正象黄河、长江以它们的开阔气势孕育造就了中国文化和华夏民族一样，作为长江最末一条支流的黄浦江也以它奔流不息的活力哺育着上海这块土地和上海人，造就了“远东太平洋的明珠”——上海。黄浦江是上海的生命，是上海的灵魂。

黄浦江的名字最早见于南宋绍兴二十八年（公元1127年），它源于明媚秀丽的古太湖水。古太湖水分三路出海：北路娄江（今浏河），中路松江，又名吴淞江（今苏州河），南路东江（相当于今黄浦江）。三江中以松江最大，是太湖的主要排水道。唐代时，松江宽达10公里，后因长江中上游滥伐森林，植被破坏，所挟带的泥沙不断增多，致使太湖的下泄道变狭变浅，宋元时，松江河宽从原来10公里，减至4.5公里，2.5公里以至于1华里。而东江下游的出海口则因修筑海塘，而改道东行经现在的闽行、闸港、新场附近入海。闸港北有条分支黄浦河，下游经现在上海旧城区以东的上海浦，北流入松江。东江向东的出海口又因海塘堵塞，就在闸北折入黄浦，与上海浦合流入吴淞江，成为松江的一条支流。

1847年前，上海的地理图书及方志中，均把上海最长的一条河流叫吴淞江，原名为松江，因《陈书·侯瑱传》中有“景（侯景）战于吴淞江”，后人误把吴之淞江为吴淞江，全长125公里。1848r h11月27日英国驻沪领事阿礼图与上海道台麟桂订立扩大英租界的协定时，可能认为此河径苏州名城而第一次将吴淞江叫作为苏州河。吴淞江就成为历史名词。元明以前吴淞江地位位置非常重要，并是上海最大的一条河流。但元明以后吴淞江渐渐让位于黄浦江，并反而成为黄浦江的一条支流，不能不说是自然和人类共同作用而造成了这一倒换。

元朝时，吴松江阴雨连绵，致使江河两岸灾情严重，到处汪洋一片。就从中游将吴淞江水南引泄于东江，从而使黄浦江的水量越来越大，吴松江的水量就更小了。明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吴淞江下游堵塞严重，户部尚书夏元吉就禀告永乐皇帝朱棣，修治吴淞江。得到准允后，就开拓疏浚黄浦江下游东侧的范家滨至南路口，即今白渡桥至复兴岛东河段，直通长江。此后，吴淞江通航能力进一步减低，成为黄浦江的一条支流。而黄浦江却从一条小的支流而成为通江大河，奠定了黄浦江水系的基本格局和建立上海港的基础。从此太湖水80%的排水量就由它承泄。后因黄浦江泥沙倒灌严重，货物只有换上小轮船，才能直驶港内，严重影响商船通航能力。因此，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订立的《辛丑条约》中竟有疏浚黄浦江的条文。外国资本家为扩大对中国经济掠夺，对清政府施加压力，允许他们于1905年设西方工程处掌权的浚浦局。1906年，他们疏浚整修了南起江南制造局北至东沟的河段。由此从东沟直至吴淞口，大轮船可以任意行驶，也在客观上使上海进入了新的飞跃阶段。

黄浦江的形成才促进了上海港的形成。它是悠悠千载上海沧桑变化的见证者，看到上海从一个冷乡僻野的小城镇中心，发展为车水马龙沸腾的现代化大都市这一过程。

当年的黄浦江清水粼粼，两岸垂柳修竹，风景优美，有诗云：

“江水萦行两郡中，一朝疏凿奏奇功，

携锄沾润长湖接，建崇雄巨海通。

秋叶吹香歌夜月，荻花散影饫秋风。

年年桃李垂芳景，初汛被光色更葱。

如今黄浦江污染严重，70年代后期，市区河段又黑又臭的天数全年最高达200多天，而苏州河几乎全年皆臭。据预测到2000年上海的污水量将是现在的一倍排入黄浦江，污水量每天可能会达到600万吨，污水和清水之比可达到1∶4.4左右，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健康。为此80年代市政府治定了“市区合流污水治理战略方案”、“上游引水工程”，以改善黄浦江的水质，使现在污染情况稍加改变。

春秋战国之时，地广人稀，水耕火耨，为古老简单的渔猎经济，农耕经济。

秦汉之时，上海地区虽依然是湖沼纵横，水沟遍地，但已进入早期经济的发展，海盐县的设治便是证明，人们已开始开发海盐资源。西汉时刘邦的侄子刘濞因击败淮南王萸布的谋反，得到刘邦的赏识和宠信，分封为吴王，设治广陵（今扬州）。吴濞立王之后二十年，曾东渡入吴，巡视十日而返，发现了上海地区的渔盐之丰富。就召致四方流民，“煮海水为盐，人故无赋，国用富饶。”伴随着经济势力的膨胀，便是偷窥异心的萌生，随出现了以吴王刘濞为首的“八王之乱”。三个月后，吴濞兵败被军士所杀。但他为了运输盐铁，在嘉定县西岗身内侧开凿了一条与岗身平行的盐铁河，北通长江，南连吴淞江，都对人们的农业生产、海盐生产有很大的作用。使古上海地区经济得以初步发展。

三国魏晋时，上海地区已成为江东重要的粮赋之地，尤以渔业发达。晋时当地渔民的有一种捕鱼工具是用竹子编成的“扈”，插入潮水中。涨潮时，“扈”倒伏河滩，鱼虾游进，退潮时，扈竖起露出水面，鱼虾进网。扈（）是沪的繁体字，后改扈为沪。就是上海称沪的由来。也可说明早期江滨渔村的性质。

唐时海岸线东移，人口经济的逐渐发展，为加强管理，正式设华亭县和直属华亭县的吴淞江南侧的青龙镇，北宋时，范仲淹曾主持浚疏吴淞江的工作。吴淞江航道的疏通，使青龙镇很快就成为东南的商贸重镇，华亭县以东的盐场也日渐热闹，人烟稠密。上海的名字也始见于记载之中，但它作为华亭县的一个港口，仍是农民、渔民、盐民交错而居的小村落，和青龙镇比依然是满目荒凉，穷乡僻野。但北宋中后期，吴淞江航道日浅，无法通行往来的船只，船泊改道航行，贸易中心便从青龙镇转移到华亭东北区。青龙镇渐趋萧条衰败，上海才开始显示出重要性。南宋时，上海由村升极为镇治，并设市舶司向往来船只收税，这时上海已是商贩聚集，船帕如织的热闹港口。从此上海已其背江负海的地理位置优势，争雄于东南沿海。

元代时正式建立上海县城。元人唐时错写的《建县治记》说，上海已“有榷场，有洒库，有军隘，官署，儒塾，佛宫，仙馆、甿霑、贾肆、鳞次而栉比，实华亭东北一巨镇也。”

宋元以来，江南地区富庶，苏州、松江、杭州、嘉兴、湖州五府是江南繁华中心。明代因吴淞江和黄浦江合流、中外贸易成集于此，隶属松江府的上海的发展朝气蓬勃，势力蒸蒸日上，《明嘉靖实录》说吴淞地方“外滨大海，内阻江河，大河环列于郡县，以吐纳江海之流，支流错综于野，以分析大河之派，寸土尺地皆获灌溉，此东南财赋之源也。”是东南的财赋重地。弘治时《上海志》序言亦认为：松一郡耳，岁赋京师八十万石，上海十六万有奇。重以土产之饶，海错之异，木棉文绫，衣被天下、可谓富矣。”绫布二物、衣被天下，松江地区成为全国重要的棉纺经济区。松江棉布，天下闻名，是和元代时黄道婆的功绩分不开的。

黄道婆，上海县乌泥径镇人（今上海县华泾镇）。她家境贫寒，幼年时就成当为童养媳。凶狠的公婆和强悍的丈夫常常责骂痛打瘦弱的黄道婆。性格倔强的她因不堪如此的欺侮凌辱，就在一个漆黑的夜晚逃到沉静秀丽的黄浦江畔，躲进一个停泊的海船上。千里迢迢随船来到了远离家乡的崖州（今海南岛崖县）。崖州居住着能耕巧织的黎族妇女，她们织的轻柔鲜丽的棉布闻名于世。黄道婆在此三十多年以她坚强的毅力，虚心的态度向黎族妇女学习种植棉纺技术。年龄的增大，她思念黄浦江的心情愈加强烈，很想念阔别三十余年的家乡，“道婆异流辈，不肯崖州老”。1292年五十多岁的黄道婆毅然告别众黎族姐妹，踏上归途，三十年前黄浦江送走的是一个清秀瘦弱，满腹委屈的农家妇女，三十年后，又迎回了日夜思念它的、技艺满身、头发花白的黄婆婆，回到家乡乌泥径后，她把自己掌握的技术传授给乡村四邻，又把从岸州带回的工具加以革新推广。大大提高了捍、弹、纺织等一系列工艺的劳动生产率。

黄道婆“教他姓妇女不倦，利被一方”。偏僻贫穷的乌泥径小镇家家户户，街街巷巷都能听到纺沙织布声，从而使乌泥径摆脱贫困，走向富裕。乌泥径妇女的织品质地精良，花色艳丽而远近闻名，为皇家御用织的衣袍，配色图案更是光彩照人，美丽非凡。“乌径被”也名扬四方。乌泥泾的棉纺织革新技术很快就影响到周围松江、嘉定等地区，并进而影响整个江南地区。从而使松江成为全国重要的纺织中心，明太祖朱元璋就知道：“松江乃产布之地，止令一府输纳。”所产的“绫布二物衣被天下，虽苏杭不及。”并远销国外，为日本、朝鲜等用所重视。当时上海地区的农业生产已是耕种、棉纺并重，尤以纺织为主，《华亭见志》“松民贸利，半仰给于纺织。”

黄道婆以艰苦勤奋的毅力，虚心开阔的胸怀，取得如此大的成绩，受到乡民世代的敬仰和崇敬，被人们不断地传诵和纪念，“衣食我民真父母，千秋报寒奏弦歌”。《上海县竹枝词》云

归自崖州黄道婆，乌泥泾始木棉多。

宋元间种传闽广，纺出轮车织如棱。

清代王葆桢也有诗赞曰：

九月木棉白苎花，通州造厂纺成纱。

千秋香火黄婆祠，机杼开家此一家。(www.xing528.com)

至今黄道婆家乡的后人还会唱这样亲切的歌谣：

黄婆婆，黄婆婆。

教我纱，教我布。

两只筒子两匹布。

除了纺织家黄道婆为这片土地作出重要贡献为后人所缅怀外，还有一个名垂千古，声闻中外的科学家徐光启。

徐光启，字之先，号玄虚，谥文淀，被人尊称为“徐之定公”，又因出生于上海，被人尊称为“徐上海”，官至吏部尚书。明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出生在上海南门太卿坊的破落衰败家庭。由于他是独子，父母便节衣缩食，供他读书。他不负父母之期望，不到20岁就中了秀才，36岁中举，43岁时中进士，入翰林院供职。1633年11月8日病逝北京，享年72岁。

他主张学以致用，一生硕果累累。结识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合译西方数学名著《几何原本》，他根据“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的诗句，第一次创造使用了“几何”这一重要名词。《几何原本》是第一本被译成中文的西学著作，梁启超评价此书：“字字精金美玉，是千古不朽之作，”他又和传教士汤若望、罗雅谷合作，在我国最早制造并使用望远镜观测天象，只比伽利略迟二十多年；并且呕心沥血，艰难辛苦的主持修定《崇祯历书》七十四卷，奠定了中国近代历法的基础。他最突出的贡献，是写了我国农业科学集大成著作《农政全书》，内容完备，分类齐全，是我国农业史上的重要著作；他还在为父亲守孝期间，在家开辟试验田，试验种植高产作物向农民推广；上海地区的甘薯种植是他从福建引入并推广的，为此写了通俗小册子《甘薯疏》；并推广福建的晒盐法以代替上海地区的用火熬煎法，使两淮地区多出四万二千余顷土地用来生产粮食。

徐光启一生尽职尽责，克己奉公，临终时他所剩下的资产银子不到十两，还有一条有洞的破被。《明史》赞他“盖棺之日，囊无余资”。他虽然清寒，但泽被苍生，恩及后代。徐光启病逝后安葬在南丹公园，他的子孙在此守墓，人们便将这里称为“徐家汇”。时间的流逝使它从一个墓地发展到小村城郊，如今的徐家汇已是热闹繁荣的市区，他的第16代孙的外孙女，就是宋代三姐妹（宋庆龄、宋蔼龄、宋美龄）的母亲——倪桂珍。

清代上海经济进一步发展。清康熙二十四年，上海港正式设立江海大关，已成为工商业繁荣的经济贸易中心，商贾云集，帆巾啬如织，南有闽粤商人，北有山西、辽宁之地的商人、物品，号“五方杂处”。雍正七年（1729年）海禁完全解除，来往商船更是异常繁忙，上海港的税收已和浙江海关，宁波海关相比。凡远近货迁皆由吴淞口进泊黄浦，县城东门外舳舟户相接，帆巾啬比栉。漕船、商船汇集于此。嘉庆时《上海县志》：“闽、广、辽、沈之货、鳞萃羽集，远及西洋暹罗之舟，岁亦间至，地大物博，号称繁剧，诚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也”。各地商人在沪都建都会馆（同乡会组织），如浙绍公所，徽宁会馆，泉淬会馆，潮州会馆、在沪有自己的商号、船号。他们贩布运茶，输布卖糖，千百楼船南来北往，穿梭不息。肩夫小贩也磨踵接肩，忙个不停。诗人描述这样的繁华景象：

一城烟火半东南，粉壁红楼树色参。

美酒佳肴常夜五，华灯歌舞最春三。

鸦片战争前，上海的商业区是在旧县城内，内外来往的船只大都停泊在今小东门外十六铺岸边。十六铺一带是南北货物聚散交易的中心，贸易兴盛，聚东南都会之精华。当时人这样描述：“南市十六铺以内，帆樯如林，蔚为壮观，每日满载东北、闽广各地土货而来，易取上海所有百货而去。”而南京路外滩一带的外国租界还是溪涧纵横，杂草丛生的卑湿之地。上海租界成立后，因大量洋行的开设，迅猛发展的海外贸易和人口，使开埠后的二三十年中，租界已是洋楼耸立，街巷纵横，道路开阔整洁，繁华景象日盛一日，“店铺林立，货物山积，往来行人，毂击肩磨。”这样，上海的商业中心北移，金融中心也北移，使原来热闹的南市十六铺一带相比之下就渐渐衰败。而且租界中外新式银行、大的公司商店相继兴起，代表着西方物质文明的电灯、电话、电报、自来水、煤气等先进东西的出现，使原来南市上的很多钱庄、商铺、客店都想在租界占有一席之地，都对租界趋之若骛，纷纷搬出南市，使租界日盛，南市日衰的局面成为定局。人们深深感叹到：“南北分开市市忙，南为华界北洋场，有城不若无城富，第一繁华让北方。”南市就变为“仓无积谷，库无储金、富室巨商皆在城外”的局面，辛亥革命后，环围归县城的城墙被拆除，使上海的旧称和租界一带连成一片，南方和北市对峙局面也就消除了。一个近代的上海都市进一步扩大形成了。

租界因西方商品不断运入，中外移民的增多，租界内繁华无比，是北市商业繁盛的中心，租界内的十里洋场“更是藏人间所奇，有地上仙境之感。”1898年《新闻报》上描述：

沪上租界之内华夷杂处，听睹诡奇。市中珍货罗列，光怪陆离，无所不有，男女服饰瑰异与他处迥别，将近日哺，则香车宝马，络绎纵横，衣香鬟影往来不绝。夜间电灯照耀街衢，几如白昼。偶来沪上者，见此洋场景象不觉目眩心速。每作别有天地，非人间之想，惟居其地则不然……令人不能耐之，思欲求一，心旷神怡之境界查不可得。

开始的租界外滩，荒凉冷静，其间点缀着几座外国人盖的洋房，华洋分居。1853年上海的小刀会起义使富绅豪商都纷纷躲避于租界之内，外国人看到有利可图，就允许华人进住租界，形成华洋杂居的局面，1855—1990年，租界华人从2万人飞速增到48万人。外国人也从1855年的243人增加到1910年的13536人。租界繁华的景象是和移民人口的增多相始终的。租界的经济也有天翻地覆的变化。上海已成为对外商贸中心，全国工业中心，金融中心等一系列的中心地方。此时来往黄浦江的船只主要是英美为主的外国船只，中国的船和本地船只占很少一部分。1890年上海港内中国船只占1/5。1865年进出上海港的外国船吨数已达173万余吨，40年后又增长了8倍多，达1000多万吨，1928年外国商船进入的船总吨数又上升到3485万吨，比1865年增加了近20倍，上海开埠前，中外贸易经商中心在广州，上海只占微小的一部分。开埠后的第三年（1846年），上海对外出口贸易已占全国16%，1861年，已占全国总额的一半，越超广州，成为名符其实的中国对外贸易中心。1870年，上海已承担全国对外贸易总额的63%，而广州仅占17%。

甲午战争后，国内民资工业和外资工商业大都集中在上海。这是和上海的优越地理位置，和开埠后几十年经济交通等各方面的发展密切相关的。上海“襟江带海”的地理位置，使它可以通过黄浦江、吴淞江和太湖流域四通八达的水运网，和长江流域及内地相互依托，沿海的优势可达中国南北，并且通过太平洋可以和世界任何地区任何国家联系。从而使它的航运业非常发达。近现代化交通网的形成也促进了上海经济的发展。除航运外，上海是中国最早修筑铁路的城市。1867年和1875年，英商修建了从老靶子到江湾，又至吴淞口，长30里的“淞沪铁路”。1903年盛宣怀修筑沪宁铁路，1908年全线正式通车，长600多里，从而使运行时间只需5个半小时，比轮船要快9倍左右。1909年，长378华里的沪嘉杭铁路建成，使上海与江南地区的联系更为密切。1871年，海底电缆的架设，把上海和伦敦、香港、旧金山、新加坡等众多东西方城市相联系，加快了上海和外国的信息联系，1881年清政府设立电报总局后，上海与国内各地的电报线路逐渐开通。到1909年，上海可用电报与全国20个多省份和世界80多个国家地区的近200个城市联系。电报业之后，1881年上海市内电话开通。1911年上海的报刊增加到110种，居全国之首。并有79家书局，印刷技术设备、质量的先进也为全国之冠。1872年，世界最大的通讯机构——英国路透社在上海成立了远东路透分社，从而使上海报界可以得知世界任何信息。1906年上海成立邮政总局。1909年上海的民信局已达96家，也使各种信息传播极为方便。现代化交通通讯网络的形成，再加上几十万移民的进入提供了充足廉价的劳动力，使上海的民族工商业和外资工商业有飞速发展的充分条件。

在种种有利的环境下，国内民族工商业以上海为中心蓬勃兴旺发展起来。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民族资本工商业开始兴起。本世纪三十年代已略具规模，各种工厂1200多家，占全国2300多家的一半以上。1933年上海工业资本占全国的40%，工业生产总值占全国的50%，对外贸易占全国的一半以上。1912年上海成立的上海总商会，为“中国第一商会”之称。1920年经改组后的商业，旧式官绅资本家被新型的银行家、工商业家所代替进入领导决策圈。标志着上海民族资本家由旧式的绅商向具有现代化意义的企业家的转变。也表明民族资本工商业的迅速发展。

在民族资本兴起的过程中，涌现了不少民族企业和优秀的民资实业家。

十九世纪中叶，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主张实业救国，支持开矿办厂。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县城南建立的江南制造总局，是中国最早使用机器生产的近代军事工业，也是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开端。到1891年，此厂已发展到拥有十三个制造厂和一个工程处的大型军事企业，九十年代首创我国自办的炼钢厂，质量可与洋货相比，而且拥有几千名技术熟练的工人。七十年代李鸿章、郑观应等筹建中国第一家棉纺织工厂——上海机器制布局，1890年正式投产。企业效益很好，第一年盈利就为20%。后因大火烧毁，便重新另行修建。1872年，李鸿章招商筹办的轮船招商局，总局设在上海，是清末最早设立的最大轮船航运业。

1866年方举赞在上海创办的发昌机器，开始使用车床生产，是上海最早的中国人开办私人机器工业，标志着由工厂手工业向近代机器工厂的转变。

著名南通状元实业家张骞投资创办面粉、肥皂、电灯渔盐业、轮船等共27个新式企业。

“企业大王”、“火柴大王”刘鸿生成功的创办了一系列工厂企业，有煤炭、火柴、毛纺织、水泥、化学等。

1881年“杰出的中国商人”黄佐卿在上海创立了公和永丝厂，为近代中国最早的机器缫丝厂。

1882年，著名商人徐润支持其弟徐鸿基开设同文书局，装备先进的石印机。

1916年沈九茂创办我国最早生产毛巾的企业，三友实业社。

1923年创建于今辽阳路的中国亚浦耳火炮厂，为当时我国第一家制造灯泡的专业工厂。

1925年，上海成立的大华科学仪器公司，是我国第一家仪表厂。

早期民族工商业是近代上海经济得以腾飞的载体。他们利用先进的机器设备，运用西方的经营管理，引进竞争机，发展新的生产方式，繁荣了中国近代经济，又产生了产业工人队伍。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受到清政府的优惠待遇，既受到封建势力的阻挠和冷遇，又要受外资在华的洋行和企业的排挤。比如“沪上闻人”虞洽卿集资发展的商轮公司，北轮船公司便是在和英商的怡和、太古轮船公司的激烈惨酷的竞争中发展起来。而且民族工商业处在天灾人祸，兵荒马乱的年代，处境很不安全。但它们步履维艰，以顽强的毅力和韧性始终前进着，促进民族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上海经济腾飞发展并举的是上海作为近现代英雄城市的出现，是反帝反封的民主运动兴起，发生了许多震撼人心，波澜壮阔的事件，使上海的政治舞台也风云变幻、神秘莫测。近代中国的每次变法和革命，都无不和上海有密切关系，或以上海为中心。

1842年6月16日凌晨，英舰突然出现在吴淞江口，并向吴淞炮台猛烈轰击。两江总督牛鉴从宝山逃往嘉定，东炮台守将也临阵逃脱。西炮台的江南提督陈化成坚守阵地，因势力悬殊，寡不敌众，而英勇战死，英军就进入了上海。从此上海人民面临双重任务，既要消灭封建主义，又要抗击外国侵略势力。

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1853年上海也发动了农民、手工业者，水手和城市贫民组成的，以刘丽川为首领的小刀会起义，会员身上都藏着一把小刀为标志。他们迅速占领上海县城，清军武力进攻，劝降利诱等手段失败后，便勾结外国侵略者，切断小刀会与外界的任何联系，使小刀会只得冒险突围。突围中刘丽川战死。入城清军疯狂烧杀抢掠，使“东南半城悉为焦土”，尸体遍野。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后，1862年李秀成率军进攻上海县城和外国租界。先后多次打败以华尔为首英法联军组成的“洋枪队”和以李鸿章的淮军为主的地主武装的联合进攻。曾国藩的军队围攻天京，形势危急，李秀成被迫撤离上海，中外的反动势力才得以幸免。

洋务运动时期，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家，冯桂芬、王韬、郑观应、薛福成都在此著书立说，宣传改良思想，李鸿章、丁日昌、方举赞、张骞都在此创办不少工厂企业，以实业救国。

维新运动时，上海更是传播西学和维新派活动的中心。在此设立新式学堂，介绍西方科学知识，创办报刊，成为维新运动的大本营。当时有人叙述“有本钱有本事的办报，没钱没本事的译书。没钱没本事的全靠戴着维新派的幌子，到处煽骗”。康有为于1895年在上海成立的北京强学会分会，并出版《强学报》，1896年梁启超，黄遵宪等人在今福州路创办的《时务报》，都呼吁变法、改良、发奋图强。影响很广，康梁的名声也为之大振。在维新变法的推动下，光绪皇帝于1898年变法。三个月后，西太后慈禧发动戊戌政变，使变法失败。谭嗣同、刘光弟等“六君子”慷慨就义。康、梁在租界的庇护下逃亡海外。

资产阶级革命时，上海仍是革命思想传播的中心。1896年创办于上海的《苏报》，提出推翻清廷的思想，鼓吹革命。并出现骇俗警世的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这样的具有重大影响的文章。孙中山黄兴等在日本创立的中国同盟会总部后来也迁到上海。一时革命风气弥漫，激起清政府的恐惧。随发生了1903年震惊中外的《苏报案》、清政府逮捕章太炎和邹容，查封《苏报》和蔡元培成立的爱国学社。两年后邹容死于狱中，年仅二十岁，民国成立后，孙中山追封他为“大将军”称号。

1911年11月3日，同盟会成员陈其美带领起义军光复上海，成立沪军督都府。但被袁世凯夺取了革命胜利果实，管制了上海。1913年，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宋教仁醉心于民主到全国各地参加讲演，竞选总统。这样，就侵害了袁世凯的皇帝梦。4月20日，正当宋教仁在黄兴的陪伴下走出上海北车站候车室时，被歹徒刺杀，时年仅31岁。他的遗体归葬闸北郊区（今闸北公园，又称为宋公园）。刺杀血案后，各地舆论大哗，谴责袁的倒行逆施。因此，孙中山赶回上海和黄兴等人策划“二次革命。”陈其美在上海宣布独立，自任上海讨袁总司令，与袁军展开了激烈的战争。

由于上海民族资本工商业的发展，形成了很多产业工人。因此上海也成为工人运动中心。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杂志，高举民主、科学的旗帜冲破封建罗网，使中国革命从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无产阶级为主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1920年，陈独秀、李达、李汉俊、沈玄庐、邵力子、沈雁冰等人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李汉俊的寓所秘密举行，湖南毛泽东、何叔衡、湖北董必武、陈潭秋，山东王荩美、邓恩铭，上海李达、李汉俊，北京张国焘、刘仁静，广东陈公博，留日学生周佛海以及在广东的陈独秀代表包惠僧共十三人参加。后因密探察觉，会议就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1925年1月，又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并于这年5月成功的领导反帝爱国运动——五卅运动。1926年和1927年又以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为首在上海发动了轰轰烈烈的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依靠工人自己的力量打败了北洋军阀，使上海回到人民手中。但不到一个多月，蒋介石就发动“四·一二”政变，使宝山路血流成河，遍地尸体，工人革命就被淹没在血泊之中。上海在此后的十年就在国民党政府的残酷控制之下。

1932年，日军发动“一·二八”事变，狂轰闸北中国军队，上海受到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破坏，到处一片废墟断垣。驻守淞沪的蔡廷锴、蒋光鼐的第十九路军和广大的爱国民众奋起反抗，但得不到蒋介石的支持，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不得不撤走。此后上海也就成为三十年代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1937年，日本侵略者又挑起“八·一三”事变，轮番轰炸闸北、宝山、嘉定、太仓等县，上海大部分地区沦陷，只有租界成为“孤岛”。上海人民在日伪的控制下仍然不屈不挠的进行战争。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重新接管了上海。

长年的战争使上海工商业破败萧条，物价狂涨，广大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但国民党政府却仍要发起内战。1947年5月，上海发起了以青年学生为主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是全国学运的最高峰，也达到全国人民革命的最高点。在广大人民的支持配合下，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狮渡过长江，解放大部分地区，5月27日，上海全境得以解放。28日成立上海市人民政府，陈毅出任市长。从此上海摆脱了往日那屈辱、辛酸和痛苦的历史，走向新的征程。

了解近现代上海的历史，还需了解驰名中外的外滩、银行街、南京路、望平路、福州路这些上海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它们在上海发展史上的重要作用。

英国殖民者侵略者战争前就看中广阔的、沟渠纵横的外滩田野。1843年英领事巴富尔进驻此地，外滩上开始有了最早的外国楼房。1860年，英美工部局在浅滩处种些花草树木，建成外滩公园（公家公园）。国内有假山池林、音乐亭，可眺望优美的黄浦江。公园开放后，门口曾挂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曾激起华人的愤恨。后来沿黄浦江一幢幢银行拔地而起。1865年，英商汇丰银行建成，外观堂皇富丽，气派宏伟，银行自诩“从苏伊士运河到远东白令海峡最讲究的一座建筑”。1846年开设的美国商旗昌银行垄断当时中国的航运业。1897年中国人自己筹办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是由买办官僚盛宣怀以官商合办的名人建立的。1910年俄国建立华俄道胜银行上海分行。1929年建的沙逊洋行是外滩最豪华的建筑，设备先进豪华。还有中国最早有电梯的楼房汇中饭店，建筑风格新颖。这些雄伟富丽的建筑至今仍是外滩最引人入胜的美景之一。

上海是中国近现代最大的金融中心，上海银行集中大量的货币资本，所吸收的存款额占全国的1/3，决定着全国的金融市场。外国在此设立几十家银行，国内自设的银行最多时也近200家。在以江西路为中心的狭小范围之内，竟集中了44家银行，堪于纽约的华尔街相比。人们就称江西路为上海的“华尔街”（即银行街）。1847年，英商的丽如银行是上海最早的银行。最大最大影响的银行便是1865年开的英国汇丰银行。发展最快的中国私营银行是“南三行”和“北四行”“南三行”是1907年开设的浙江兴业银行，1909年的浙江实业银行和1915年上海商业储蓄三家南方私营银行的通称。“北四行”是南方私营银行的通称，有1915年设立的盐业银行，1917年的金城银行，1919年的大陆银行，1921年的中南银行。南三行相互支援配合，北四行也联合经营，并都在全国各地设分支机构或代理处，成功地发展了自身的经营，也积极地支持扶植中国的民资工商业。以这些银行为主体的上海金融市场，30年代是最活跃和兴盛时期。

现称为“中华第一街”的南京路，是1865年租界工部局命名的。早期的南京路远不如福州路、广东路热闹，由于租界移民渐多，外国地皮商看到有利可图，就在南京路购买空地，建房出租，此后就商品繁多，货物云集，有许多知名的老字号商店，有大大小小的茶馆、酒楼、钟表店、眼镜店、照相馆、点心铺等，南京路日益繁华。1917年在今浙江路口开张的大型环球百货商场先施公司（今上海服装商店址），1918年，在它的对面出现了永安公司（今华联商厦址），1925年新新公司（今上海第一食品商店址），1934年西藏路的大新公司（今第一百货商店址），为南京路上居全国百货业之首的赫赫有名的四大公司。1933年山东路口开业的中国百货公司集全国商品之大成。如今的南京路依然是商品琳琅满目，人群拥集，集中外之货物，展珍奇之商品。

南京东路以南，福州路以北有一条闻名的街道——望平路，长仅200米左右，却是上海报业的创源地。曾出现过梁启超办的《时务报》，章太炎办的《苏报》，还有《申报》、《新闻报》、《时报》《神州日报》等众多报约，几乎成为上海报业区的代名。望平街资格最老的报纸是美商E·美查1872年办的《申报》，他聘请中国人任主笔。出版一年，就挤垮《上海新报》。美查还聘请一批外国人作记者，使《申报》信息量大增，名声顿起，销量剧增。1913年史量才接收管理《申报》，到1934年史量才被国民党特务刺死期间，是《申报》的黄金时期。此报副刊《自由谈》常刊鲁迅、巴金、叶圣陶、陈望道、瞿秋白等人的文章。《申报》的发行量非常大，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上海人至今还习惯把老报报纸称为“申报纸”。和《申报》相抗衡的《新闻报》，是1893年美商丹福士创办的，发行量一度曾超过《申报》，为旧中国规模最大的商业性报纸。最让人佩服的是国民党员老于右任，在上海办起同盟会的第一家革命报纸《神州日报》。然后又办《民呼日报》，为民呼号，请求革命，因此他被清政府拘禁了一个多月，此报也就停刊了。但他并不气馁，在办起《民吁日报》，“吁”此“呼”少两点，以示抗议。不久，《民吁日报》也被查封。他就又办起了《民立报》。这三报史称“竖三民”，《民权报》、《民国新闻》、《中华民报》因同时出版，史称“横三民”。宣传革命教育思想。

福州路被誉为“文化街”，书店林立。在1937年八·一三抗战前，这个区域有报刊数十家，杂志数百种，新旧书店三百多家。有势力雄厚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出版社，出版了很多宣传抗日救国思想的书籍，据统计，1899年前的半个世纪，译成中文的西方书籍556种，其中上海出版翻译的473种、占85%。不能不说对近现代中国文化思想有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