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服与巩固：墨西哥（1530—1560）

1530年到1560年，基本可以被称为征服巩固阶段。与之前的阶段相比，这个时期相对平静，但依然热闹非凡。接下来我们将会对征服巩固时期的相关事件进行简单梳理。

首先，通常人们都应该会注意到和平时期到来了。领主之间连年不断的战争终于宣告结束，同时，西班牙殖民者们借助武力进行征服的阶段也告一段落，另外西班牙人内部之间的各类武装争斗也暂时平息下来。当然，和平局势的到来也要归功于西班牙人此前施行的间接统治制度取得了成功。但尤卡坦是和平年代的例外。西班牙人征服尤卡坦半岛的过程不断被延迟并呈扩大化。而在新加利西亚，古兹曼的侵略性政策则激起了卡兹坎人（Caxcan）的血腥反叛，史称米克斯顿战争（guerra del Mixtón，1540—1542年，于如今的哈利斯科州北部）。

矛盾的是，巩固征服的第二个方面是，征服者们被从权力的正式职位中清理出去，并且在政府的最高领域被法律官员（或者至少是更文明的行为）所取代。这相当于建立起了一个文官政府，它挑起了征服者们的怨气。但是西班牙皇室坚持实施新制度，并且自1535年开始，开始派驻它所能找到的西班牙皇室最高权威代表来管辖新西班牙：一位总督（virrey，从字面意义来理解就是副国王）。绝大多数的总督都出身于高贵的卡斯蒂利亚高等贵族家庭。

对征服的巩固也表现在各领地对殖民体系的适应，领地是西班牙人到来之前墨西哥社会政治组织结构中的基础单元。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受到各种不同情况的影响，其中起了最大作用的是始于1545年的一场重大传染病瘟疫——这次是麻疹，它是中美洲此前并不认识的一种疾病，导致了第二次、也有可能是更致命的印第安原住民人口大萎缩。

不管瘟疫悲剧的结局如何，各领地对殖民地系统的适应表明墨西哥发生了一些可以理解的深刻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调适”是为了维生而必须付出的代价。在不同的领地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这也反映出西班牙人到来之前墨西哥历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但是西班牙人将这种多样性和复杂性全盘抹除了——部分原因在于西班牙人无法理解这些多样性和复杂性，另外也是因为西班牙人渴望对新西班牙全境施行一种均质化统治。为了达到目的，西班牙人采用了各种不同措施。

第一个措施是，受西班牙市政厅的启发而给各领地强加了一套类似于公司组织的制度，这套制度有一定的逻辑性，因为每个组织都被视作是具有法人资格的政治机构，彼此承认各自的领土条款，同时还享有相对自治权。这种调整部分反映在，通过“印第安原住民”这一概念对“领地”进行了重新定义（尽管在纳瓦特尔语中依然保留了“城邦”这个单词，在其他原住民语言中也相应保留了它们各自的方言名称）。

印第安人的议事会被重新命名为“公共机构”（cuerpos de república），为其配备镇长（alcalde）或执政官（regidor），类似于他们的西班牙同行。这些职务一般都由贵族成员或有显赫血统的人员担任（被称作“主角”或“领头人”），另外还增设了一个额外职务——州长或统治长官（gobernador），由那些酋长首领担任。为了能够实现不同利益集团的轮换坐庄而设计了一套受到选举限制的体系，同时也鼓励创立“国库”或者说是“社群基金”（caja de comunidad）。虽然在当时还不具备任何意义，但是随着货币的使用变得普遍，国库变得越来越有意义。所有这些例证都表明，并不仅仅只是给西班牙人到来之前的社会实践和习俗改个名字这么简单，而是实现了真正的冲突转化。

第二个措施是规范税收负担。每个印第安家庭都按人头向受托监护主缴纳税贡，另外还有一些人则是直接缴纳给西班牙皇室，每年需要支付一个比索或是其玉米产量的一半或等价值的物品（其他各类地方收费不计入内）。这些调整花费了颇长时间（再一次，首先必须要实现货币的广泛使用）。而且，不出所料，视具体情况而定，税贡制度对各类人群的影响也各不相同。贵族统治者或领头人们享有豁免权，同样，依附于这些权势阶层的人也不用缴税。在某些城镇中，这些享有豁免特权的人口比例差不多接近正式的纳税人口比例。

第三个措施是，通过引导或施压，让印第安原住民们聚集到具有都市特性的定居点居住——那里有中心广场、高耸的教堂和笔直的街道，这些定居点延续至今，和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一样。通常来说，在每一个印第安人村落里都形成了几个具备这些特征的聚居中心，其中最重要的被称为“主镇”（cabecera），而其他的被称作“客镇”（sujeto）。在早先那些年，这个策略是无足轻重的，但是慢慢地，它逐渐演化成了促使印第安人适应殖民地并逐步完成转型的最重要手段之一。

传福音活动的发展也与上述政策紧密相关，因为上述调整也涉及教条派的修士们。不要忘记，修士们在印第安人原住民村镇中建立了宗教运营基地。他们计划在每一个村镇都兴建一个修道院以及与其相对应的教堂（通常倾向于建在主镇区域），鼓励在每个地区都举行特定的圣徒崇拜。另外，这些宗教力量还干涉公共机构的选举，并且将大部分税收收入都引导用于宗教崇拜活动。所有这些手段都有助强化印第安原住民的新身份并强调教会的核心作用。通过教会服务机构对孩子们进行教条灌输并进行世代接力，修士们（有时是通过暴力手段）得以抑制或者边缘化那些在西班牙人到来之前墨西哥人热衷参与的宗教仪式及祭祀活动。但是与此同时，修士们也从事了一些具有正面意义的积极工作，此时教会人员所进行的文化传播活动、历史研究、语言研究工作等都具有重要价值，正如今天我们在修士托里比奥·莫托里尼亚（Toribio de Motolinía）以及贝尔纳迪诺·萨阿贡（Bernardino de Sahagún）的作品中所能看到的那样。同时，修士们也开始修建宗教纪念碑以及宏伟的修道院，梦想它们能容纳巨大规模的人群，并通过这些建筑来完成征服及文化同化的部分职能。

从另一个维度上，在殖民征服巩固期，西班牙人加强了新西班牙和外部世界的联系，即使只是有限的联系。考虑到半岛大都市政府不允许它的殖民地享有自由，因此新西班牙的人员、货物或是信息流通都受到了严格控制，受制于限制条款、配额制以及固定路线限制。在西班牙本土，唯一一个获得授权以维系西班牙与美洲之间联系的港口位于塞维利亚（Sevilla）；与之对应，在美洲拥有这一特权的港口位于韦拉克鲁斯。与之相反，经由太平洋进行的商贸活动则更为自由。很快，通过瓦图尔科（Huatulco）和阿卡普尔科（Acapulco）港口，新西班牙建立了与秘鲁的联系。

尽管有诸多限制，西班牙定居者们前往美洲的移民数量还是相当可观。到16世纪中叶，新西班牙的定居者人口数量已经达到了两万。大部分定居者们都集中居住在内陆地区，他们建立起了一些城市，诸如位于瓦哈卡的安特克拉（Antequera）、位于米却肯的巴利亚多利德（Valladolid）等，没有选择位于山脉或海滨地区的土地。与墨西哥城以及普埃布拉城一起（另外还有新加利西亚的瓜达拉哈拉［Guadalajara］以及尤卡坦的梅里达［Mérida］），这些城市得以巩固并发展成为新西班牙的经济中心和政治权力中心。在每一个城市都建立起了市政厅（或议事理事会）、带有主教（以及宗教理事会）的大教堂、大量欧洲风格的建筑，并发展出具有当地独特风格的文化。墨西哥城一直高居城市榜首，地位至关重要，不仅是因为它的政治主导地位，同时还因为它的经济和文化重要性（1553年在墨西哥城建立了墨西哥城大学）。但是所有城市都将影响力扩大到了各自主教所划定的等同区域里。后来，从这些扩大化的区域里衍生出了殖民地阶段晚期的一些监政区，最后则演变成为墨西哥共和国的一些州。(www.xing528.com)

伴随着上述变化，出现了异族通婚，它代表着不仅具有生物学意义同时也具有文化学意义的融合。虽然一些人（特别是修士们）反对印第安人和西班牙人之间的接触，并且政府总是通过立法来强调两个种族之间的差别，但是很快，两个种族之间建立起了紧密关系。其中非正式的性关系占大多数，但是也有一些被承认的正式婚姻，特别是西班牙人和家境良好的本地女性之间缔结的婚姻关系。到1550年，纳瓦特尔语以及其他一些墨西哥方言已经在很多西班牙定居者中广为流传，人们都能流利地使用这些方言。与之对应，酋长首领和印第安贵族们快速西班牙化的也并非少数。一些宗教性学校开设了关于欧洲文化的复杂课程，比如拉丁语修辞学（虽然只开设了很短一段时间），原住民精英们可以参与学习。另外值得指出的是，为数众多的非洲人作为奴隶被运到了新西班牙（到16世纪中叶，差不多有15000人）。其中绝大多数非洲奴隶都是男性，他们和原住民女性迅速地结合。

融合发展与中部美洲引入新经济活动的节奏同步，所造成的影响既有向内的，也有向外的。向内，新经济活动的触发器是畜牧业（尤其是养殖牛和羊）、生产小麦和糖、养殖用于生产丝绸的蚕以及银矿开采，所有这些行为都会导致自然环境上的深远变化。向外，与秘鲁和西班牙本土之间的商贸往来则涉及白银、染料和制造业商品交易（纺织品、工具、家具）。与此同时，在新西班牙出现了劳动力市场（一般是在城市中）。新的交通工具（马车是最主要的交通工具）被创造出来。同时，货币的使用也开始广泛流行起来，1536年开始在墨西哥铸造货币。所有这些活动都在新西班牙播种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并会将新西班牙纳入全球交换的范围中。

西班牙人群体在不断增长，随着他们需求的增加以及新商业通道的开辟，新西班牙开始出现一种特殊类型的农业公司，这些企业通常拥有坚实的基础设施，拥有常住劳动力，施行严格的组织结构并且具有明确的盈利目的。位于库埃纳瓦卡（Cuernavaca）周围地区的糖厂，原先的原住民劳动力很大程度上都被来自非洲的奴隶所取代，成为新企业类型的第一批范例之一。透过这些公司，我们能够看到未来对新西班牙农村具有重要意义的庄园的雏形出现。

征服巩固阶段的最后一个特征是，北部大开发拉开了序幕。向北挺进的过程开始于一些入侵活动或探险活动，其中一些活动是由人们暴富的幻想所驱动——传说“锡波拉七城”（siete ciudades de Cíbola）位于美洲大陆中部的未知地点，在其神秘的城池中隐藏着无量的财富。但北部大开发最大的引爆点还是1548年在位于新加利西亚领地内的萨卡特卡斯发现了银矿。银矿的发现导致大批西班牙定居者蜂拥而至，各色人等聚集在萨卡特卡斯及其周边地区（这个区域以前仅被狩猎采集者部落占据），这促进了此地区的道路修建、农田开垦以及畜牧业大规模的惊人扩张。

新西班牙的大部分地区的确都迎来了和平，但这并不意味着冲突不复存在：冲突依然存在，而且程度剧烈；只是冲突问题最终都得以解决，并没有导致太多丑闻。而在先前那些年里，西班牙人和原住民们共处于一片土地之上，互相能够接触彼此，1530年到1560年的征服巩固阶段的主要议题是如何将新西班牙变成超越征服者梦想以上的其他存在。

为了在新西班牙建立起新国家，很多计划涌现并激起了各方的不同兴趣。西班牙人很大程度上划分成了三派。第一派主张的建国计划是，要从与印第安人的最初接触经验中解放出来，其关键点在于建立一个间接的统治体系，这套体系根植于西班牙人到来之前的领主生存机制，并且受托监护主、宗教机构以及酋长首领们仍然要作为这套体系的关键组成部分而继续存在下去。换句话说，新西班牙将作为一个封闭和保守的社会而被加以巩固，这是一个贵族小圈子组成的社会，由特权阶层执掌权力并做出相应决策。另外，他们还就某些议题进行激烈争论，诸如“应该奖赏征服者们”“关于如何通过传教带来诸多好处，没有人能比教条派修士们做得更好”“首领和酋长们是实现间接统治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等。

但是另外一些西班牙人则持有不同意见，特别是定居者们，而且他们的数量也越来越多。原则上，定居者们要求拥有自己的空间并建立一个能代表他们利益的政府，比如说，他们希望不受受托监护主管辖权的束缚，当然这种要求也是合乎逻辑的。因为定居者的人数在新城市里占据上风，直接导致强势的市政厅拥有高度自治权。而且，定居者们希望能够获得印第安原住民劳动力，但是受托监护主、修士和酋长们垄断了原住民劳动力的使用权。在宗教问题上，定居者们更倾向于主教和世俗神父体系。定居者们希望拥有一个与西班牙更为相似的新西班牙，也就是说，一个更加开放和自由的社会；与此同时，他们希望以经营和开发为导向，在新西班牙施行一种更为直接的统治方式。

第三种方案则来自于皇室，皇室可以让渡一部分空间给上述团体，但是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则是它的重中之重，不仅是为了统治本地土著，同样也是为了统治西班牙人。另外，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也是为了将从殖民地及其居民手中所能够榨取的资源最大限度地运往西班牙的皇室金库，这也将是新西班牙政府的主要职能。结果，控制西班牙人倒是成了最难完成的部分，因为那些跨越了大西洋的西班牙人都是野心勃勃的冒险家，充满了叛逆精神。

西班牙皇室清醒地认识到，尽管它拥有权威，但是却缺乏有效的手段来施行它所青睐的新西班牙建国方案。皇室在新西班牙没有一支可供支配的军队，也没有建立起一套官僚体系。因此，如果想将法律体系以及公务员体系强加于新西班牙，以此去限制受托监护主以及修士们的权力，或是控制城市里富有侵略性的强势市政厅，必须借助一些非常政治化的手段，并且要有耐心。“皇权有边界”已经成为现实，标志性事件发生在1543年。当时西班牙皇室试图强加名为“新法律”（Nuevas Leyes）的一系列限制性措施，反对派群起而攻之。在秘鲁，本地利益集团觉得非常委屈，因此发起了一场暴动并杀死了当地的总督。在墨西哥，安东尼奥·门多萨（Antonio de Mendoza）吸取了秘鲁的教训，他意识到最好的方式是时不时地鼓励矛盾性立法，放任其他群体之间发生冲突，并且仅仅只是在最终裁决时才进行干预。安东尼奥·门多萨认为，为了维持在新西班牙的不守规矩的西班牙人之间的和平，这种统治体系才是最合适的。因此，在1549年，安东尼奥·门多萨找到了一个方法，以便于定居者们能够享受一部分带有税收性质的收益（“分配计划”［repartimiento］——这是一种施加于印第安人的义务劳动方案，虽然会支付给印第安人一定的酬劳），因此也平息了一场本有可能爆发的运动，这场最终破产的运动是反受托监护主运动的一部分。

关于皇室的建国主张，新西班牙具备实施的有利条件，因为殖民地表现出的经济活力以及向北扩张的趋势都为社会提供了压力排气阀，安抚了野心勃勃的西班牙人以及那些不满的人，也避免了与印第安族群之间发生激烈且反复的冲突。如果政府的可支配资源更为稀缺，那么这些冲突可能都是无法避免的。比如，向北扩张为大型畜牧农场提供了广阔空间；印第安人也从经济活力和国家发展中分享到了部分好处，他们从国家对劳动力的需求中获益，并且享有此前从未拥有过的人身自由，有些印第安人开始移居到城市中或者移居到北部。混血儿们充分利用了机会，他们拥有天生的文化灵活性，这让他们几乎可以适应任何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