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简史：末期征兆【1715-1760】

西班牙改朝换代了。因为没有继承人，奥地利王朝（或者说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冠被波旁王朝所继承，这个家族同时还统治着法国，西班牙的新国王菲利普五世（Felipe Ⅴ）正是路易十四（Luis XIV）的孙子。这件事在西班牙引起了骚动，但是对于墨西哥却几乎毫无影响，几乎不曾改变其任何现状，或者说，即使造成了影响，这种影响也并非即时的、明显的。要等到几年之后，到1715年，才会对新西班牙发出新时代到来的警告。这一章最后的部分探讨的主题有关新西班牙历史的另一个阶段，发生在欧洲大陆的政治变化也促成了这一新阶段的形成。

西班牙和法国之间的王族和亲并没有消除存在于两个国家之间的互不信任感，但是的确保证了两国之间稳定的和平共处状态。与之相比，西班牙与英国之间的关系则极为曲折、令人痛苦，最初是围绕西班牙王位继承而产生的诸多冲突牵扯着英国，随后两国之间又爆发了好几场战争。随着《乌特勒支条约》的签署，西班牙王位争夺战最终在1713年画上句点，也终结了法国波旁王朝试图染指统治西班牙的野心，但同时也强迫西班牙人向英国人做出了对于后者相当有利的商业让步。自此之后，英国人获得了向美洲殖民地供给奴隶的特许权。

在西班牙本土，人们则希望能借机对跨大西洋贸易的僵硬管理体制进行改革。跨洋海上交通的控制点从塞尔维亚转移到了加迪斯（Cádiz），同时也针对管理舰队系统而施行了一些新的解决方案；另外，为了最大化地控制舰队的活动，每年商业博览会的庆典举行时间被调整为护航舰队抵达美洲的日期。自1728年开始，新西班牙的庆典都在哈拉帕（Jalapa）举行。但是，这些政策都相当肤浅，并未针对近年来愈加明显的另一个事实做出有效回应，即英国人通过其新近获得的美洲黑奴贸易特许权而受益匪浅（奴隶数量在新西班牙从未超过人口的适度比例），并以此为契机引入了欧洲帮派并建立起相互间的联系，很快就发展出一个组织良好、运作高效的走私系统。通过走私系统，英国人从西班牙人在美洲的殖民地中窃走了相当大一片商业版图。大都市实施的过度限制贸易政策，为发生在新西班牙的走私活动提供了肥沃土壤。

1739年，西班牙人和英国人之间爆发了一场新的战争。这场战争给商贸领域带来了更加直接的影响，其中最严重的影响是西班牙的舰队活动几近瘫痪，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754年。但这种局面带来的最重要影响是，因为缺乏舰队，为进行商贸往来，商人们开始成功使用被称为“登记船只”（navios de registro）^[7]的独立松散船只。商人们的成功尝试创建了一个积极先例，有助于几十年后逐步解除在商业交通方面的限制。

贸易问题并不是新形势下存在的唯一问题。1714年，西班牙皇室对管理美洲事务的政府机构实施了新的重组计划。接下来的20多年间，新西班牙的未来会被掌控在两位相继赴任的总督——侯爵瓦莱罗（marqués de Valero）以及侯爵卡萨富尔特（marqués de Casafuerte）手中。这两位总督努力建立起了稳定的政府，各部门相互之间协作良好，政府逐渐变得更有效率。其他后来继任的总督，通常也比以前的同行们平均能力更强。与此同时，政府风格和政府语言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变得更加官僚化了。

1719年协议法院（Tribunal de la Acordada）的成立具有重大意义。与之相应，新西班牙第一支有效的警察部队成立。新西班牙全国各地的道路上劫匪横行，人民不堪其扰，此举算是对社会问题做出了回应。但其最大意义在于，这是能体现出政府新理念的第一个具体案例。政府的新理念重视高等权威的有效性，并且强调提供各种必要措施以维护权威的必要性。值得指出的是，直到此时，新西班牙为数不多的武装部队都还只是总督的护卫队或当地的各种民兵组织，有些是阶段性的，另一些则是更具持久性的组织，其目的是保护新西班牙的沿海和北部边界（至少是在佯装进行保护）。这些业余的军事团体没有一个是由职业军事人员组成的，也没有应用现代军队的等级结构以及相应的组织模式。

另外一个重要事件是再次爆发了大瘟疫，这次是斑疹伤寒大瘟疫，自1736年至1739年在新西班牙蔓延。相比16世纪的那场传染病瘟疫，这次的瘟疫没有那么致命，但是它的传染范围更广，因为相较于以前来说有更多的人口流动以及商品交流往来。而且，这次的疫情并未严重到足以扭转人口增长趋势——自17世纪中期以来，新西班牙的人口数量一直处于上升态势。但是考虑到这场瘟疫造成的经济后果，它还是具有重要的意义。政府通过施行不同项目来进行疫情干预，以求获得控制疫情的最佳方式，此举证明了政府的态度正在发生转变——它变得更加现代化了。

到1750年，新西班牙有450多万居民，其中一半或更多的人口是来于自印第安团体的成员（即登记在册的纳税人以及其家属），剩下的人口则基本上是海外西班牙人后裔或是西班牙人与当地人的混血儿（或是黑白混血儿，或是几个不同种族血缘的混合，用“混种”来称呼他们已经相当普遍）。在全体人口中，某些特定群体的规模不是很大。非洲裔人口，包括奴隶和自由人，总共大概有1万人。而来自西班牙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人，在某个时期的总数量不超过2万人。在某些区域，特别是巴希奥、新加利西亚以及北方，混血儿占人口的绝大多数。

随着西班牙与本地人结合而生的混血儿以及印第安人与黑人结合而生的混血儿越来越多，乡村地区的自由人口数量出现了显著增长，同时他们也是小业主（也就是说，他们不是纳税人口，没有归入印第安人群落，也没有归入大庄园）。一般来讲，他们被称为牧场农民，因为他们最初的定居点都是在牧场，或者是又小又不正式的地方。其中一些人转变成了大庄园主土地上的佃农。在某些情况下，因为意识到将定居点正式化所能带来的法律优势，有些牧场主会有效地组织起印第安原住民式的合作社型结构——尽管他们的社会构成和过往历史与古老纯正的印第安民族的社会构成和过往历史都毫无关联。然而，牧场农民兴建的这类组织越来越重要，为乡村日益复杂的社会结构带来了诸多变化。

在此阶段，发生在新西班牙北部的事件最引人注目，不仅仅是因为此地日益发展的采矿业正呈现繁荣兴旺的态势。值得强调的是，以在索诺拉的耶稣会会士以及在得克萨斯的方济各会士为代表（自1715年开始了殖民），传教活动在此时达到了鼎盛状态。除了履行宗教职能以及充当地方政治组织的职能，一些传教团还建立起了人口相对众多的稳定据点，并鼓励不同的定居者移民们迁移到它的外围临近区域去居住（传教士从不同情他们）。这些身份复杂、血统各异且具有极大的社会流动性的混血儿社群开始与各类印第安原住民族群诸如亚基人（Yaqui）^[8]、欧帕塔人（Ópata）、塔拉乌马拉人等建立起联系，新西班牙的社会交流也因此开始变得越来越频繁，交流网络也越来越紧密。

对于北方具有重要意义的另外一个重要事件是自1748年起占领塔毛利帕斯和新桑坦德（Nuevo Santander）。出于两个原因，这件事值得单独拎出来书写。首先，占领行为通过以小型定居点来填满广阔的北部空间，大扩张当时还没能完全渗透到这些地区。另外一点，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塔毛利帕斯启用了一套由政府控制实施的新殖民模式，以几近军事化的方式进行严格规划并制定指导方针——这是政府当局在创新精神指导下施行项目的又一个例证。(www.xing528.com)

虽然采取了诸多行动，但是北部的人口密度还是非常低，超大型庄园控制了无比广阔的无人居住区域。随着时间推移，北方必然会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模式，今天我们可以将之理解为典型的北方生活方式，它与中部地区的生活方式在诸多方面都颇为不同。虽然将“北方”作为一个整体而进行概括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是有效的，但是我们不能掩盖北方各地之间在创建过程以及漫长发展历史中所形成的巨大差异。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发生在纳亚尔（Nayar）地区（即科拉人山区和维裘人山区）的例外，这是一块处于相对中心位置的飞地，一直独立于西班牙控制之外，直到1722年才被征服。就像二十五年前征服佩滕一样，政府最终完成了它迟迟悬而未决的任务。

但是此时在新西班牙，最具优先级的事宜是有关沿海地区的。另外，西班牙皇室财政羸弱的问题也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幸运的是，在经济层面，新西班牙继续享受着令人称许的美好时光，其经济建立在商贸基础上，农产品丰富，并且以一种特别的方式迎来了新兴的矿业繁荣——以银矿的发现为代表，不仅是北部的瓜纳塞维（Guanaceví）、库西维里亚奇克（Cusihuiriáchic）、巴托皮拉斯（Batopilas）、奇瓦瓦、阿拉莫斯（Alamos）等地，靠近中部的地区也都发现了银矿，诸如瓜纳华托（Guanajuato）、雷阿尔德蒙特（Real del Monte）和塔斯科（Taxco）。因这些丰富的矿藏资源，巨额财富产生，富人们急于炫耀，大都市不会觉察不到。

因为西班牙皇室总是在寻找新的、能带来更多盈利的收入来源，它在出售公职方面又向前迈进了一步，继续提供具有更高价值的职位，比如审问院的职位。此举为海外西班牙后裔们提供了改善社会地位和增加社会联系的机会。与此同时，西班牙皇室敞开大门，出售那些新的、闪闪发光的贵族头衔，这在新西班牙已经异质化的社会结构中创造了一个新的不平等因素（在1700年以前，仅仅还只有3个古老的家族，但是到1759年已经有14个了）。新贵族们基本上都是通过矿藏资源而实现了阶层跃升，大部分人都是来自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人，或是那些在开拓北部的艰巨任务中取得了成绩并攫取了大量财富的人。

到18世纪中叶，新西班牙已经具备了足够的实力；虽然它依然是一个殖民地，但是许多此后在墨西哥独立的过程中得以广泛表达的身份元素，此时已经开始有迹可循了。

建立一个民族身份，或是更广泛意义上的“美洲身份”，成了海外西班牙后裔以及西班牙与印第安混血儿群体中最为关心的关键性问题。采用20世纪已经开始萌芽的本土主义视角的历史学家们，诸如何塞·华金·格拉纳多斯·加尔维斯（José Joaquín Granados Gálvez），再现了（或者说是在很大程度上创造了）“伟大的托尔特克帝国”这一概念——这是“阿纳瓦克之地”（tierra de Anáhuac）历史的开端^[9]——以及合法君主制或者说是“墨西哥帝国”这个设想。至此，仅差一步我们就可以将墨西哥籍定义为在新西班牙形成的新国籍。

当然，构建新身份的尝试此时还仅仅局限于一小撮数量有限的知识精英中——或许也就1000多人。普通民众远远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这也很正常，尤其是考虑到最基本的教育所覆盖的范围非常有限并且通常也不会触及历史议题。但，人们对“构建新西班牙的民族身份”这个议题缺乏认识，并不意味着群众之间缺乏共同点——关于普通人的共同点，在讲述上一阶段历史的章节中我们已经有所涉及。瓜达卢佩圣母崇拜越来越流行，这是一种极好的身份认同催化剂。但最强烈的身份认同则是基于区域情感的，就原住民而言，他们最强烈的身份认同是基于不同民族的个性，尽管原住民群体内部的进化和分裂仍然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参照指标，并且往往是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唯一参照。值得指出的是，机构身份或团体身份在身份表达中都非常强大，可以制衡任何其他身份。

另外，在经济领域也可以发现，一体化和缺乏整合的情况同时存在。采矿投入和矿产品生产活动几乎覆盖到整个国家的范围，由工资信贷、信用代销、期票以及其他工具组成的信贷业务覆盖全境，支持农业活动的抵押贷款也将城市中心与其他所有地区连接起来。向城市供应肉类意味着要从畜牧场出发进行远距离商品运输，有时需要跨越从锡那罗亚州到墨西哥城之间的遥远距离。与上述交流活动类似的诸多经济活动共同以某种方式促进了一个全球化的框架的形成。但是，如果转向经济生活的其他表现形式，我们会发现，此时大多数农产品和手工商品的市场很少能超出其所在地区的范围，而且不同的产品在价格和商品供应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此外，尤其是在牧场和印第安村落里，主要的经济活动仅限于满足自给自足（仅供维持生计）。

在某种意义上，交流网络已经完整形成了；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种交流网络又是不完整的。一方面，除了丛林或几乎无人居住的地区之外，人们可以通过在人行道徒步、骑马或乘坐马车来穿越新西班牙境内的几乎所有空间（平原或山区）。只有在雨季，自由流动才会受阻。但另一方面，为各种商品进行大规模远距离运输所必需的道路、桥梁以及其他交通设施的数量还很少、条件相当差，而且仅仅局限在中部地区和北部地区。有些活动的空间流动性相对较大，但主体是人而不是货物。

将经济和文化全景与社会流动性结合起来，18世纪中叶的新西班牙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画面。殖民征服时代所采用的清晰又尖锐的对立性社会分类方式——西班牙人和原住民——在某些远离社会或者文化孤立的群体中仍然有迹可循。但是，除了这些例外情况，原先的对立分类方式已经无法运转：人口经历了太多融合，继续采用这种对立术语来划分社会界限已经毫无意义，并且种族和文化的融合还在持续进行。立法允许保留两个群体间的差异，这是许多人为寻求特权而极力主张的，但它只不过是对社会现实的欺骗性表述，并未真实反映社会现状。此外，在殖民地历史的这个特定阶段出现了一些特定的社会阶层，他们的地位更多是取决于他们的经济水平，而不是任何其他因素。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富人非常少、穷人非常多）、他们的利益冲突以及他们对现实的不同看法，在新西班牙最后几年的历史中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同样，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所存在的共同点也将在新西班牙最后几年的历史中发挥重要意义，人们之间的这些共同点会将享有最高特权的精英与纳税人、工人、牧场农民、工匠以及在政府和教会中从事基层工作的最底层工作人员联结在一起。随着西班牙皇室逐渐丧失了维护“基于正义的合法性”原则的兴趣，而对如何维护权力并满足财政欲望更为担忧，这些社会经济差异也将变得更为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