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简史第二阶段及内阁成员列表

第二阶段开始于1888年到1890年间，一直延续到1908年。此阶段的典型特征是高调的中央集权主义，以及波菲里奥的个人特色和执政州长们的个人特色都越来越浓厚的威权政府。

在波菲里奥·迪亚斯向权力高位挺进的过程中，很多昔日陪伴他的战友们都已经故去，另外一些则在陪伴他度过了组建政府的早期阶段之后也过世了。政治团队成员的更替经常会改变政局方向，但是，团队成员的更替同时也是在回应新的政治力量对比。在意识形态斗争以及加速波菲里奥派精英团体分裂的过程中，华金·巴兰达（Joaquín Baranda）、何塞·伊维斯·利曼图尔（José Yves Limantour）以及贝尔纳多·雷耶斯（Bernardo Reyes）这三个人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代表着不同的团体、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政治实践方式以及关于“国家”的不同理念。

巴兰达是三人中第一个进入内阁任职的，自1882年开始担任司法部长一职。在进入内阁之前，巴兰达曾担任坎佩切州州长，在当地积累了强大的关系网络。借助自己兄弟的关系，巴兰达在塔巴斯科和尤卡坦也有深厚根基。另外，归功于特奥多罗·德埃萨（Teodoro Dehesa），巴兰达在韦拉克鲁斯州也展现出雄厚实力。巴兰达代表着改革时期的自由派人士，在民法和民权领域经验丰富，他们希望建立一套受到限制的政治机制。

第二个进入内阁的是利曼图尔，他也是最后一个进入政治领域的，曾在1893年至1911年间担任财政部部长。利曼图尔曾是“科学家派”的成员，这个团体包括有以下人物：胡斯托·谢拉（Justo Sierra）、马塞多兄弟米格尔·马塞多和巴勃罗·马塞多（Miguel y Pablo Macedo）、罗森多·皮内达（Rosendo Pineda）、华金·卡萨苏斯（Joaquín Casasús）以及弗朗西斯科·布尔内斯（Francisco Bulnes。）“科学家派”是一个由杰出的专业人士组成的团体，其中一些人出身富庶家庭，另外一些人则与这些家庭有千丝万缕的关联，最初这群人以曼努埃尔·罗梅罗·卢比奥为中心紧紧团结在一起。另外，团体成员还包括有自由派联盟（Unión Liberal）的创始人们，自由派联盟宣称捍卫由机构和制度构建而成的政府，并将为加强现有的机构和制度而奋斗。为此，自由派联盟倡议进行政府改革，诸如设立副总统职位等。此外，“科学家派”赞同实证主义的哲学理念，认为应当将科学方法应用于社会研究以及寻求社会问题解决途径的探索过程中。也就是说，“科学家派”认为，只要对社会进行系统化的研究，就能够去了解支配社会运行的规律，并且能对这些规律进行掌控；通过这种方式，能够消除阻碍社会进步的束缚和障碍。群体成员们坚持，国家应采用通过实证主义方法获得的“科学化的政治”，并且成立了相关团队以进行培训和实践，因此他们被称作“科学家派”。此外，“科学家派”确信墨西哥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有能力提振经济并组织社会的政府。因此，“科学家派”也表现出推动社会和教育项目的强烈兴趣。“科学家派”代表着经济实力强大的资本家群体，但是他们脱离了墨西哥的内陆地区，且与中间阶层及普通民众也毫无关联。

贝尔纳多·雷耶斯是第三位进入内阁的，入阁时已有颇久的政治经验：雷耶斯在1876年就已经是上校了，1889年开始担任新莱昂州的州长；自波菲里奥派起步早期阶段，雷耶斯在墨西哥东北部就已经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在1900年到1902年间，雷耶斯担任战争部部长职务，代表着经典波菲里奥派——大部分是出身于地方省份中下层阶级的起义军官，与各州关系紧密。另外雷耶斯还获得了军队的支持，在他任职新莱昂州州长期间，此前支持他的团体还继续支持着他，他的支持团体覆盖了企业家阶层、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甚至还包括有组织的劳动者阶层，因为雷耶斯推动了一项保护工人的政策。

有几年时间里，波菲里奥·迪亚斯通过权衡而维系了不同团体之间的平衡，但是分裂不可避免，他不得不选择一位继任者。1898年，波菲里奥决定将权力让渡给利曼图尔，并且相信雷耶斯和巴兰达会接受这个安排。但是司法部部长巴兰达反对波菲里奥的决定，并不得不从内阁辞职，这导致他所代表的群体完全失去了存在感；但巴兰达所代表的群体本来就相对弱小，比另外两派要弱得多。

两年后，总统波菲里奥还在继续利用“科学家派”以及雷耶斯派的成员们来统治国家，并试图保持两派之间的平衡，但是同时也充分利用了这两个党派之间持续不断的冲突所导致的两败俱伤的状态。换句话说，政府当局希望能将两个党派所能提供给政府的作用发挥到极致：“科学家派”的特长在于可以巩固经济，并且他们同企业家、银行家、资本主义投资家之间关系密切；雷耶斯派在东北部势力庞大，在军队中影响力深厚，不仅具备满足企业家们期待的能力，同时也能回应中产阶级和劳工阶级的诉求。与此同时，政府充分利用了两派之间的分歧——持续的对抗状态让两个党派都无法加强自己的力量——这就要求政府出面作为调解人来解决两派之间的问题。因此，波菲里奥任命雷耶斯担任战争部部长，与此同时也要求利曼图尔继续担任财政部部长。

一旦政府做出支持其中某一派别的决定，两派之间的斗争就开始变得尖锐。1902年，利曼图尔否决了用于军队更新和实现现代化的预算，同时还尖锐批评了第二预备队（la segunda reserva），这是由雷耶斯所创立并且吸纳了大批平民加入（数量持续增长）的非正式部队，一般在周末接受军事训练。因为对战争部部长雷耶斯动员职业军队以及民兵组织的能力感到恐惧，害怕他们所能提供给战争部部长的力量和支持，波菲里奥要求雷耶斯返回新莱昂州，实施军队改革并且复员民防队员。

1903年至1904年间，“科学家派”在政府中占主导地位已经成为毋庸置疑的明显事实。那些曾一路伴随波菲里奥跃升权力高位的人，以及拥有军事和文化行业从业履历的自由派人士，都已经从内阁中被清除出去。另外，“科学家派”在1904年的选举中推出了自己的副总统候选人。选举一位副总统，这是墨西哥历史上的第一次。副总统将会在总统缺位或死亡时替代行使总统权力，而考虑到波菲里奥已经有73岁高龄，这一情况很有可能会随时发生。因此，选择副总统也就意味着选择最高领袖的继任者。利曼图尔建议由拉蒙·科拉尔（Ramón Corral）来担任副总统一职，波菲里奥欣然同意。(www.xing528.com)

精英阶层出现了分化，总统既不能使之恢复巩固团结的状态，也无法调解并弱化各方的冲突。做出倾向于“科学家派”的决定、驱逐原先的自由派人士、在军队的某些部门中树敌，总统因此失去了与地区以及各团体之间的联系，后者逐渐在政治权力游戏中被边缘化。一方面，有几个处于上升阶段的利益团体，在一个瘫痪的政治体系中无法寻找到合适的位置，因为几乎所有的事情都已达成了协议、完成了协商或进行了利益分配。同时，与州长们以及地区权力集团达成协议，迫使总统背弃了对人民做出的承诺——一般来说是对农民们的承诺；而与投资家和企业家达成的协议则让总统否决了劳工阶层的需求。这就是为什么总统不得不越来越多地采取强制措施、诉诸专制和镇压手段。

另一方面，在第二阶段，政府对立法和司法自治权的侵犯也更加明显，虽然这并不是此阶段新出现的特点。如前所述，联邦和各州的立法者及地方法官是在与总统或其亲信进行谈判后被加以任命的，并且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当选并任职。只有在与选民形成敌对状态或是被任命了一个更好职位的情况下，这些人才有可能会离职。因此，立法者们和地方法官们对总统相当忠诚，并且缺乏自主权。议会则倾向于批准最高行政长官的任何建议。最高法院则放弃了参与政治，仅满足于保护宪法法院或上诉最终裁决法院的角色；原本最高法院可以发挥更多作用，在有关设立宪法法院以及监督联邦法律的合法性或正确适用性、裁决选举的有效性等方面以及其他事务中承担更多责任。

各州州长也丧失了独立性。显而易见，政治权力中心对于区域政治和经济的干涉在日益增长，虽然州长们依然保持了一定的自由行动空间（比如，在选举议员代表时，州长们可以在波菲里奥钦定的候选人中进行选择，或者提名替补候选人，这些人通常最终都会成为议员并出席议会），并且州长们也不总是接受联邦权力做出的所有决定（例如，捍卫州政府在教育方面的立法权，或者在教育方面，虽然接受了联邦政府强制安排的统一课程，但会要求增加一些有关区域主义的细微的差别性内容等）。

另外，各州内部也在复制集中制。也就是说，各州的行政长官们也采用了同样个人化和专制化的手段进行区域治理。政治领袖们此前曾是介于总统和各州长之间的权威人士，现在则需要依赖共和国总统或州长们行事。同样，政治领袖们也开始干涉各州事务。因此，在此阶段，人民的自主权更加弱化，仅仅只有少数几个地区的市政当局保留了一定程度的自由。

与此同时，对政权反对派的控制和镇压也愈演愈烈。此时诞生了一个反对派政党，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墨西哥自由党。反对派同时还在媒体上进行抗议。有一些官方的政府报纸，比如《公正报》（El Imparcial），获得了大量政府补助，只是专注于新闻，社论则完全被弃之不顾。因为采用了现代化的机器而导致批量印刷成本低廉，追逐具有轰动效应的新闻，并且采用大量图片，《公正报》的读者数量翻了几番，远远超过旧报纸的发行量。也有一些非官方的报纸，如自由派的、基督教的、劳工阶层的报纸，其中一些也采用了《公正报》的方法进行了现代化变革，但是另外一些报纸则继续使用古老的机器，印刷数量较少。所有这些非官方报纸都有一些共同点：刊发批判波菲里奥政策的文章。因此，这些报纸的员工也成了政府镇压的对象，报社主管、编辑记者甚至包括印刷员工都常被关进监狱。最好的一个例子是菲洛梅诺·马塔（Filomeno Mata），他是《家庭日报》（El Diario del Hogar）的主任。因为频繁被抓，以至于有人向马塔要地址的时候，他不仅给了自己家的地址，同时还给出了贝伦监狱的地址，因为他也不知道他将会在两个地址中的哪一个度过下一个夜晚。

针对不断增加的社会抗议，政府也加剧了镇压行动，下文我们会提及这一主题。各种社会不满情绪在表达上也表现出不同的细微差别：有人走上街道进行抗议示威，有人则攻击公共建筑并进行抢劫，工人罢工、农民暴乱。相比以前，为了压制社会不满情绪而诉诸武力的政府行为也越来越多：成百上千的亚基人，包括男女老幼，都被驱逐到位于瓦哈卡和尤卡坦半岛的劳改营；对布兰科河（Río Blanco）流域的工人以及卡纳内阿（Cananea）地区的矿工们进行了大屠杀。

最后，波菲里奥将工作重心调整到发展对外关系上。波菲里奥政权从最初阶段就对美国态度谨慎，并且始终对美国的扩张威胁保持着清醒意识，现在更多是担心经济而不是领土问题。关于对美国的警戒心，波菲里奥曾在一个著名的演讲中激情地展示过：“可怜的墨西哥，离上帝如此遥远，离美国如此之近。”有两个原因导致迪亚斯对美国的防备情绪越来越严重：美国在加勒比和中美洲的影响越来越大，特别是危地马拉（墨西哥和危地马拉之间有一些历史问题悬而未决，诸如领土划分和人口过境等）；美国对墨西哥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为了防止美国过多干涉墨西哥事务，波菲里奥与英国、法国和日本发展了外交和经济关系。并且，美国总是在拉美受到欧洲威胁时跳出来充当保护者的角色，或是在美洲国家之间出现冲突时跑来充当仲裁员，波菲里奥对此表示反对。波菲里奥主张，上述相关问题都是属于美洲各独立主权国家的内政或内部关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