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简史：波菲里奥政府面临批评与反对

本章将分析墨西哥革命，它终结了波菲里奥统治时期，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定义了20世纪大部分（时期）的墨西哥地区。虽然对于很多人来说，“墨西哥革命”这个主题还应该涵盖政治变化、社会经济变化、文化变化更显著的阶段，但在本章，“墨西哥革命”仅指墨西哥深陷全面暴力战争的那些年代，但也并不能因此而将其与武装斗争年代直接画上等号。相反，墨西哥革命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终结了19世纪晚期以来的寡头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政权。始于20世纪20年代最后那几年的制度化努力，标志着墨西哥开启了新的历史阶段，并巩固了一种新型的国家政权。

经历过几年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的局面后，波菲里奥政权开始显现出一些衰退迹象。危机是多样化的，而且无解。各种危机以不同的强度影响着政治、经济、社会、外交和文化路线：19世纪后期的兴旺局势在20世纪初开始变得严峻。波菲里奥政府在最后几年面临的问题激起了不同社会阶层和政治团体的批评和反对运动。

第一个表现出不满的是天主教的一些部门。受到自1891年以来梵蒂冈表态支持的社会事务创新观念的影响，时任教皇发布了《新事通谕》（Rerum Novarum）^[1]，宣称打算为社会冲突提供天主教的解决方案。虽然波菲里奥政府和天主教关系密切，但教会也对波菲里奥提出了温和批评，因为政府保留了1857年宪法中的自由派反教权原则。除此之外，还对政府进行了社会政治批评，虽然教皇通逾原本是针对欧洲工业界所发，但墨西哥的天主教徒们对其进行了调整，以便适应自身所处的环境，其中绝大多数的墨西哥天主教徒都居住在偏远农村。虽然社会普遍赞成捍卫私有财产是一项天然权利，但是人们也开始抗议土地过于集中的情况，以及在绝大多数墨西哥大庄园普遍存在的恶劣工作条件。除了反对农业过于集中，天主教徒们还谴责首领制以及缺乏民主。虽然天主教徒的批判并未直接指向波菲里奥·迪亚斯本人，在社会舆论中迪亚斯的伟大历史功绩始终被广为传颂，但事实是，对波菲里奥政府的批评声浪侵蚀了总统的个人声望，并损害了总统能从中受益的社会共识。质疑所带来的社会政治影响虽然还很温和，但绝不能无视。

与之相反的动机则在1900年导致了自由派分子起义，不同的城市中产阶级群体都参与了起义，包括职业人士、记者、教师和学生。自由派分子认为政府已经放弃了自由主义原则，提议重组19世纪被称为“自由党”的政治团体，对波菲里奥施压，迫使其实施以下原则：最重要的是反教权，同时也包括言论表达自由、民主选举、权力分化、对司法的适当管理以及市政自治。为了开启重组工作，卡米洛·阿里亚加（Camilo Arriaga）将自由主义思想的捍卫者们召集到了在墨西哥中部地区圣路易斯波托西举办的代表大会上。大会与会者中有两兄弟脱颖而出，赫苏斯·弗洛雷斯·玛贡（Jesús Flores Magón）和里卡多·弗洛雷斯·玛贡（Ricardo Flores Magón），他们的父亲是来自瓦哈卡州的华雷斯党人。兄弟俩定居在墨西哥城，学习法律并出版了反对派的报纸《重生》（Regeneración）。很快，运动变得极端化：1903年，自由派们开始批评“科学家派”，批评贝尔纳多·雷耶斯，开始质疑外国投资者所享有的特权，并且为工人和农民的境遇而担忧。政府对运动进行了镇压，迫使参与运动的大批人士逃亡海外、扎根美国。(www.xing528.com)

玛贡兄弟的北美经历充满了戏剧性，同时这也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段经历，充斥着叛逃、分离和激进化。通过报纸《重生》，玛贡兄弟在一段时间内还能继续使用和平的抗争手段，并且仍然接近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比如在1906修订后公开了《自由党章程》。里卡多·弗洛雷斯·玛贡取代了阿里亚加，领导自由派群体经历了向无政府主义意识形态的转变。有几个原因可以解释这种转变：玛贡与北美社会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组织成员之间的关联；新环境下的多元民族特征，如遍地可见西班牙人、中国人和欧洲人；更重要的是，居住在一个比墨西哥工业化发展程度更高的社会里，弗洛雷斯·玛贡及其同僚们现在想为劳工运动添加先锋主义属性，并且与逐渐扩大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圈子联系起来。但当时的墨西哥实际上仍是一个农村国家，玛贡对国家的判断和诊断并不正确，导致其在政治战略上犯下了错误。随着政府镇压在矿区卡纳内阿和布兰科河发生的罢工运动，严重削弱了玛贡派可能对工人运动造成的影响，这也加深了玛贡与墨西哥的隔阂。更糟糕的是，因为呼吁发动武装斗争又导致他们丧失了中产阶级的同情和支持，并且被政府盯上了。尽管从1908年起，玛贡的影响力已经开始下降，但他的历史重要性毋庸置疑：玛贡派对波菲里奥政权进行了持续时间最久以及最精准的批判；归功于《重生》杂志，许多墨西哥人开始意识到社会问题的存在，并且开始变得政治化了。一些人在玛贡的队伍中积累了经验，后来这些人在墨西哥革命中脱颖而出，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玛贡在美国的流亡经历损害了波菲里奥总统的国际威望。

最后，波菲里奥更青睐“科学家派”来继承总统职位，直接促使彼时依然忠诚于波菲里奥派的雷耶斯派转投反对派阵营，并且发展成反对派团体中非常重要的一支力量，他们动用各种手段施加压力，以迫使波菲里奥选择雷耶斯作为他在1910年选举的副总统。很快，各类团体、俱乐部、报纸和书籍纷纷反对“科学家派”，并支持雷耶斯。或许正是雷耶斯派的支持者们所展现出的能力和实力让波菲里奥过于害怕，1909年9月雷耶斯被委派至欧洲任职。当运动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地，雷耶斯的大多数追随者转而支持一个刚刚诞生的新组织。新组织反对总统连任，领导者是一位来自科阿韦拉州的大庄园主兼商人弗朗西斯科·马德罗（Francisco I.Madero）。自此，雷耶斯派具备了多重价值：从政治联盟中分裂出来，削弱了当局政权；致力于诋毁“科学家派”，即波菲里奥钦定的总统继任者；通过传播大量“图片”来壮大反连任运动。他们具有声望、政治经验以及跨阶层属性，覆盖了城市上层、中层和下层阶级。在墨西哥革命之前的所有反对派运动中，雷耶斯派（为墨西哥革命）培养出最多领袖，举几个例子，来自雷耶斯派的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Venustiano Carranza）、弗朗西斯科·瓦斯奎兹·戈麦斯（Francisco Vázquez Gómez）和路易斯·卡布雷拉（Luis Cabrera）都将成为墨西哥革命中的重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