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进军失败，新一军回家，广东日本人投降

攻占八莫以后，盘踞缅甸北部的日本人失去立足之地，只得全线往南狼狈溃逃。照理，我们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应该趁此大好时机，一鼓作气往南进攻，彻底消灭残存的日本人，收复整个缅甸。但是，由于缅甸原本属于英国人的殖民地，他们出于一己之私，容不得我们中国人过多染指，以致我们中国军队只得在缅甸南坎一线收住强劲的进攻势头，使剩下的已成惊弓之鸟的日本人从缅甸南部最终得以逃脱。对于英国人的这一自私自利的蛮横做法，弟兄们虽然一个个义愤填膺，但也只得忍气吞声。

既然不能往南消灭缅甸南部的日本人了，那我们只得打道回府，国内有更多的日本人等着我们去消灭。结果，在密支那集中休整一个月以后，我们新一军接到上面的命令，从缅甸先期返回云南，然后从云南进入广西，准备进攻盘踞在广东一带的日本人。

从密支那到云南，从云南再到广西南宁，一路上，应该是我这一辈子中少有的最惬意、最自豪的日子之一。不谈沿途老百姓对我们的盛大欢迎，单就我们的行军规模和气势，就让所有的弟兄们一个个气宇轩昂、志得意满。军官们一个个表情肃穆，军容整齐，全都乘坐小巧灵便的美式吉普，而全副武装的士兵们，则一律搭乘高大威猛的美式十轮大卡。一眼望不到头的车流中，夹杂着许多体型硕大的坦克、炮车和弹药车。漫长的滇缅公路上，机声隆隆，灰尘蔽日。眼前所见的，不只是一支坚不可摧的抗日队伍，同时是一股勇往直前的钢铁洪流。在内心里，我时不时怀疑自己所见到的一切，经过多年艰苦卓绝的战斗，曾几何时，我们竟然变得如此强大，如此风光。

一路上，我们几乎是高唱着新一军军歌往前开拔的。时至今日，我不仅能够哼唱这首歌的曲调，并且还记得那气吞山河的歌词：

君不见，汉终军，弱冠系虏请长缨，

君不见，班定远，绝域轻骑催战云！

男儿应是重危行，岂让儒冠误此生？

况乃国危若累卵，羽檄争驰无少停！

弃我昔时笔，著我战时衿，

一呼同志逾十万，高唱战歌齐从军。

齐从军，净胡尘，誓扫倭奴不顾身！

每当高亢嘹亮的歌声响起，所有弟兄的心中都激荡着一股凛然不可侵犯之气，誓将在中华大地上猖狂肆虐的日本人全部消灭干净。此时此刻，谁都坚信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人，已经真正成了秋后的蚂蚱，没有多少时日疯狂了。

只是谁都没有想到，胜利会来得这样突然。8月份，我们在广西南宁北郊正进行攻打广州的战前准备，突然传来日本人投降的消息。虽然对这一天我们充满了无尽的渴望和企盼，但是，当这一天真的来临时，我们仍感到万分的突然和震惊。那天下午，我们正在一座废弃的煤矿里演练工兵爆破等战术技能，营里那个长着一双眯眯眼睛的小个子文书突然通知我们到驻地紧急集合。我们在驻地前面的操场上还没有列好队，眼镜连长几乎是一路小跑地登到队伍前面那个土台子上面。多年来，眼镜连长始终是一个稳重的人，即使是天要塌下来，仍然一副泰然自若、不慌不忙的模样，但这天却显得有点失态。

不知是因为过度兴奋还是因为刚刚跑了较远的路，他脸色红红地站在台子正中间，剧烈地喘息着。在呼吸稍稍平息了一点后，他将垂在额头上湿漉漉的长发往边上捋了一把，挺直腰身大声喊道：“弟兄们，告诉你们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他双眼泛着激动的光泽，扫视着台子下聚精会神的弟兄们，不像在卖关子，而更像在等待着弟兄们的反应。

今天他到底怎么了？弟兄们都用好奇的眼神看着他。因为在生死与共的这几年当中，不管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大家谁也没有见他如此激动过。

“知道不？”他猛地挥了下手臂，大声喊道，“小鬼子投降了！”

偌大的操场上有那么一刻陷入死一般的沉寂，随即却有如万顷波涛般剧烈地沸腾起来。

在这里，我无法形容弟兄们当时情不自禁的各种言行举止，只能将自己看到的一切平铺直述地展示在大家的面前。若在平时，我们列队站好以后，若没有长官的正式命令，谁也不敢在下面窃窃私语，更不敢私自解散队形。但是，此刻，大家在听到眼镜连长宣布这个有如惊雷般的消息时，整个队伍立时像炸了窝的马蜂一样，在瞬间乱成一团。有的弟兄相互搂抱着、捶打着，彼此之间大声说着谁也听不清楚的话语；有的弟兄径直冲到台子上面，将手舞足蹈的眼镜连长抬起来，呐喊着，一下一下地抛向空中；有一个弟兄将台子后面旗杆上的青天白日旗扯了下来，裹在自己的身上，疯了一样围着操场边跑边喊；更有五六个弟兄，竟然坐在操场中间的泥地上，捶胸顿足地嚎啕大哭起来……

我没有像其他弟兄那样在突然而至的喜悦面前变得癫狂。我的脑子里开始是一阵空白，根本不敢相信这一消息是千真万确的。后来，我默默地走出欢呼的人群，软绵绵地倚靠在操场旁边一棵大榕树斑驳的树干上。我呆呆地仰头看了看天空，天空瓦蓝瓦蓝的，一缕白云在头顶上睡着了一样，轻轻地伸展着自己轻柔的身姿。我又看了看远处隐没在薄雾中的城市和村庄，没有经过战争洗礼的它们是那样的美丽和安详。我又看了看脚下的土地，茂密的杂草丛中，无数不知名的野花迎着明媚的阳光，吐散着淡淡的清香。最后，我用额头在粗大的树干上使劲撞了撞，慢慢飘落的树叶以及隐隐的疼痛感，让我最终明白眼前的一切并不是幻觉，而是真实的。而在此期间，我虽然早就泪流满面了，但我依然没有一点儿感觉。

不知什么时候，莫先生走到我的身旁，他轻轻拍了拍我的后背，说：“祸害，我们总算等到这一天了。”

我朝他点点头，由衷地说：“我们总算可以回家了。”

莫先生好像对我的回答有点诧异，他怔怔地看了我一眼，轻轻叹了口气，又将目光转向仍然在狂欢的操场，说：“为了这一天，我们付出了太多的代价。”

“可不是。”我擦了一把脸上的泪水，又痛苦地摇了摇头，“只可惜那么多的弟兄没能等到这一天。”

“是的呀。但不管怎么说，这代价是值得的，毕竟我们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莫先生感叹道，一直在他的眼眶里打转的泪水，也慢慢地流了出来。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莫先生当着我的面流眼泪，竟然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倒是他很快从激动中恢复过来，憨厚地朝我笑了笑，拉着我的手说：“不要想那样多了。走，与大家一道疯一下吧。”

我和莫先生还没有走近欢乐的人群，陶成达就乐不可支地从人群中跑出来，将我们拉进这狂欢的人群之中。确实，这是一场属于男人的真正狂欢，没有含蓄也没有矜持，有的只是疯狂的发泄。大家忘情地呼喊，尽情地跳跃，想尽一切能够想到的办法，努力地将心中压抑许久的激情散发出来。脱下的衣服、摘下的钢盔，扔得满地都是。扬起的漫天尘土，遮蔽了操场上的一切。激昂的军号声、口哨声、跺脚声以及疯狂地敲打行军锅的声音，在明朗、空旷的天空中四处回荡。

我们没有章法的狂欢延续到傍晚时分再次掀起一个高潮。这主要是临近村子里的老百姓敲锣打鼓地舞着两大两小四头狮子，自动加入到我们狂欢的队伍之中。一时间，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使这原显单调粗野的狂欢队伍增色不少。

这天的狂欢一直延续到晚上十点多钟才慢慢散去。在此期间，竟然没有一个人想到吃晚饭，也没有一个人私自离开队伍去做与狂欢无关的事情。熄灯以前，我一个人在操场旁边的一个石礅子上坐了好一刻，静静地想着自己永远也想不完的心事。一轮明月像个巨大的银盘一样静静地悬挂在清冽的夜空之中，无数的蝙蝠像精灵一样在头顶、树丛间无声地穿梭。清凉的晚风像一双温柔敦厚的大手，轻轻地抚摸着这曾经喧嚣狂热的世界，仿佛在喃喃地述说着那些悠然逝去的漫漫岁月。今天下午发生的这一切，让我突然感觉到，我们每一个人原本都是充满激情的，只是这激情在战争的桎梏中被无情地压抑了，而一旦战争的桎梏被打碎，这激情就会像火山一样迸发，谁也没有能力压制和阻挡。毫无疑问，在过去的岁月中，我们活得很累，很艰难，也很痛苦，但是，我们坚持了，忍受了，抗争了。苦心人，天不负，被鲜血渗透的胜利最终属于我们！

…………

我们在南宁并没有过多停留，而是直接向广州开拔。上面给我们下达的任务是，到广州接受日本人的投降。

由于我们新三十师是后续部队，所以一直到10月初才经玉林、梧州抵达广州。这时候，新三十八师已经早我们一个月到达广州，已经完成诸如受降、换防等任务，所以我们的任务除了维护城市秩序和治安以外，更多的是收缴日伪军的财产以及看守那些等待遣返的日本人。我们营驻扎在越秀山一线，根据团里的命令，定期到市区进行例行巡逻。

虽然当兵已经有整整七个年头了，但是由于这是我第一次进入广州这样并没有经过战争过多摧残的大城市，所以对于看到的一切，有如刘姥姥进了大观园，都感到非常新鲜和好奇。高低错落的楼房，宽阔整洁的街道，光怪陆离的各色招牌，衣着光鲜亮丽的男男女女，都是我从没有见过的。我觉得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过得像神仙一样，充满了幸福和满足。同样是人，为什么他们能够过得这样有滋有味，而我们就必须在战争中吃苦受累，而且必须以生命作为代价去换取那些胜利呢？每每冷静下来，我时常为这个问题所困扰。最终，我还是觉得冥冥中的造物主对我们太不公平了。

在进入广州初期，由于许多稀奇古怪的东西我们都是第一次见到，因而难免闹出一些让人尴尬不已的笑话。其中我与冷莽子竟然将两个学生背着的乐器当作可以杀人的新式武器而不住盘问那件事，让弟兄们一连笑话了好几天。

那天下午，我与冷莽子带着一个班的弟兄例行巡逻到一所大学旁边时，见到两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急匆匆地从学校的大门里走了出来。其中一个身材较壮实的背着一个黑色的大皮箱子，另外一个稍显矮小的则背着一个圆筒似的东西。不知是行迹可疑，还是背在背上的东西太显眼，冷莽子没有丝毫犹豫，就带着弟兄们上前拦住了这两个年轻人。

看到全副武装的弟兄们，两个年轻人显得非常紧张。

“箱子里装着的是什么？”冷莽子大声问道。

“乐器。”年轻人小声回答。

“将箱子打开，我们要检查。”冷莽子说。

两个年轻人迟疑地看了冷莽子一眼，慢慢地将背上的箱子取下来放到地上。出于习惯，冷莽子往后退了一步，警惕地将冲锋枪对着他们，厉声说道：“打开。”

两个年轻人手忙脚乱地将箱子打开了。那个圆筒状箱子里装着一个金光闪闪的喇叭状的东西，说是唢呐吧，唢呐又没有这样大，说是部队的军号吧，军号又没有这样精致。那个大皮箱里则装着一个长着一条长长尾巴的暗红色木匣子，从尾巴上一直延伸到木匣子底部的几根金属丝在阳光下发出炫眼的光芒。

“这些是什么东西？”冷莽子问道。

“长号。”稍显矮小的年轻人胆怯地回答。

“大提琴。”身材较壮实的年轻人一脸疑惑地回答。

“做什么用的？”冷莽子问。

“演奏。”两个年轻人同时回答。

我相信冷莽子跟我一样，从没有见过眼前这稀奇古怪的乐器。但是事情已经发展到这步田地，他仍得硬着头皮询问下去。只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冷莽子越往下问，竟然越将自己陷入更加尴尬的境地。

“什么是演奏？”他继续一本正经地问。

两个年轻人相互迷茫地看了一眼，然后那个身材壮实的年轻人用双手做了一个弹琴的姿势，说：“演奏就是弹曲子。”

“这东西能够弹曲子？”冷莽子黑着脸，用脚踢了一下那个大皮箱子。

两个年轻人没有再说话，弯下身去取箱子里的那两样他们说的什么乐器。在他们摆弄乐器的时候，弟兄们如临大敌地将他们围在当中。这当儿，许多看热闹的老百姓也围了上来，将我们以及那两个年轻人全围在中间。

那两个年轻人迟疑地看了冷莽子一眼，然后开始演奏了。没想到，曲调刚从那乐器里出来，就刺激得我全身的血液一下开始沸腾起来，原来他们演奏的竟然是那首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义勇军进行曲》。

谁知那两个年轻人的演奏才开个头，就被冷莽子粗暴打断了：“好了，你们可以走了。”

于是那两个年轻人闷声不响地将乐器装进箱子里，然后慌不迭地从人缝中挤了出去。离我们十多米远以后，我听到他们用广东话说了一句什么。那个时候我一句广东话都听不懂，但从他们说话的语气和表情我可以判断，他们是在骂人，要么骂我们是一群土鳖，要么骂我们是一群乡巴佬。

回到驻地以后，我们都拿这件事笑话冷莽子。他倒是脸皮特厚，大大咧咧地说：“这有什么好笑的？”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这句古话在这件事上被我们诠释得淋漓尽致。

至于其他能够让人笑掉大牙的故事还有很多，在这里我就不一一叙说了。

…………

在广州的三个多月中，日子确实过得惬意，平日除了根据任务进行定时定点巡逻，再没有其他的事情可做。考虑到我们在战争中吃了那么多的苦头，作出了那么多的牺牲，现在胜利了，也就暂时用不着过过去那种刻板的军营生活了。所以，上司规定除巡逻时间，其他时间我们都可以自由活动。唯有四条规定必须严格执行：其一，不许扰民；其二，不允许单独外出；其三，外出不许带武器；其四，晚上十二点以前必须回到驻地。上司虽然对我们体贴有加，但真的轮到出去玩时，我们又觉得特别乏味，因为我们所谓玩，无非是逛逛街，吃些小吃，再就是看看电影。在那段可以称得上是百无聊赖的日子里，我虽然还能够适应，但冷莽子等几位年纪稍大的弟兄就有点吃不消了。比如，他们抱怨最多的是，广州有那么多的美女，但他们眼巴巴地无法摊上一个，直馋得口水滴答。看他们谈起女人时一个个色眯眯的模样，我绝对敢肯定，如果没有严格的军纪约束，他们什么缺德事都做得出来。这种欲火中烧的日子在难熬中挨过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对广州城中涉及花街柳巷的事情竟然摸出了一些门道。听说有几个胆大的弟兄竟然在外面找到相好的了，一块儿逛公园，一块儿下馆子，一块儿看电影，快活得不亦乐乎。至于会不会做那种苟且之事，谁也不知道。冷莽子得知这些似真似假的消息后，更是火急火燎的，成天抓耳挠腮、魂不守舍。我和莫先生看在眼里，心里直觉得好笑，但谁也不去点破他，只是在耐心地等待着，看他下一步会有什么举动。果不其然，在12月下旬的一天中午，我们刚吃过午饭，冷莽子就神秘兮兮地将我和莫先生喊到一个偏僻处，小声问我们：“你俩下午有事吗？”

我和莫先生心知肚明，异口同声地告诉他：“没事。”

“那今天下午我带你们到一个好玩的地方去。”冷莽子掩饰不住一脸的兴奋，向我们夸张地吹了一声口哨。

我们虽然不知道冷莽子所说的好玩的地方是哪里，但看他那一脸兴奋样，相信肯定不会差到哪儿去。于是我们跟在他的身后，由着他将我们带到哪儿算哪儿。

让我和莫先生感到十分吃惊的是，冷莽子对周围的大街小巷特别熟悉。这不，他既不从大街上走，也不往人多的地方去，而是尽往偏僻的小巷里穿。这样左穿右拐，很快就将我和莫先生转得糊里糊涂了。约莫穿了大半个小时以后，我们总算看到一个有点眼熟的地方，就是那座漂亮热闹的汉民公园。以前我与其他弟兄来这儿玩过。但冷莽子并没有在公园里停留，而是带着我们从公园旁边的一个小巷子里直接穿了过去。出了小巷子，我们就见到一栋隐藏在一片郁郁葱葱的榕树丛中的木质小楼。这栋小楼古色古香的，所有的廊柱、门窗都漆成朱红色。蓝色的琉璃瓦在暖和的太阳光下，不仅显得异常柔和，也显得特别与众不同。小楼大门前的台阶上铺着厚实的红色地毯，走在上面像喝了酒一样，有点飘飘然的感觉。大门的右手边挂着一幅用粉红色绢纱织成的招牌，上面用浅绿色的丝线织出“品香居”三个醒目大字。

自跟着冷莽子踏上地毯那一刻，一股浓烈的脂粉味就扑鼻而来。也就是在这一刻，我和莫先生几乎同时明白冷莽子所说的好玩的地方是一个什么地方了。千真万确，当时我的脑子还真的闪过一丝犹豫，但是，几乎是在一瞬间，那一丝犹豫就被强烈的好奇心给驱散了。

大门后面一个巨大的红色茶几后面坐着一个五十多岁、脸色浮肿的女人。当看到我们时，她那睡眼惺忪的眼睛猛地一下睁开了，并闪过一丝惊慌。我们一身笔挺的军服肯定吓着她了。冷莽子咳嗽一声，故作老练地走上前去，轻声与这女人不知说了几句什么后，轻佻的笑容立马浮现在她那张浮肿的脸上。接着，这女人大着嗓子用广州话往里面喊了声什么，就有一个涂着厚厚口红、穿着紫色旗袍的年轻女人从里面一扭一扭地走了出来。

“将这三位兄弟带到二楼去，一定要服侍好。”那女人吩咐道。

于是冷莽子在前，莫先生居中，我在最后面，蹑手蹑脚地跟着那个年轻女人从大厅右边一架呈螺旋状的木质楼梯上到了二楼。那年轻女人将我们安排到紧挨着的三个房间里以后，吩咐我们稍等片刻，小姐等会儿就到。然后她轻飘飘地像朵云彩一样离开了。

我待的那个房间只有二十来平方米大小，靠墙一张巨大的木床几乎占了房间一半的面积，其他的地方摆放着一张小圆桌和两把小圆凳。那张巨大的木床上没有我想象中的被褥和枕头，只是皱巴巴地铺着一张已经变得色彩斑斓的旧草席。正对床的那面墙上，挂着一幅全裸的美女出浴图，看上去让人忍不住浮想联翩。窄小的房间里没有开窗户，充斥着一股浓浓的像多年未见阳光的地窖里的那种霉味。

在我忐忑不安地坐在圆凳上等待的时候，冷莽子推开门小声地叮嘱我：“完事后在下面的大厅里会合。”

我没有回答他，只是怪模怪样地朝他笑了笑，点了下头。

十分钟不到，一个身材粗壮、脸上涂着厚厚脂粉的女人进了房间。这女人有三十多岁年纪，穿着一件绿底红花的紧身旗袍，头上又黑又浓的头发用一根浅绿色的丝带紧紧扎在脑后。那件旗袍穿在她壮实的身子上，感觉几乎要被撑破了，这样反而将她腰上的赘肉以及那又圆又大的屁股勾勒得一览无遗。

这女人将门关上后，径直走到呆若木鸡般的我的身边，伸手就解我身上的衣扣。我像被火烫了一下似的，急忙拦住了她，连连说：“别慌，别慌，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但这女人好像没听清楚我说什么，在稍稍停顿了一下后，仍坚持要解开我的衣扣。

这次我紧张得站了起来，一连往后退了几步。

我的窘态肯定引得这女人十分的好奇，她用那双没有一丝光泽的眼睛朝我看了片刻以后，竟然咯咯地笑出了声。没容我在她那放荡的笑声中明白是怎么回事，这女人就如老鹰抓小鸡般扑向我，竟然将我整个人抱了起来。我虽然压低声音喊叫着、乞求着，但这女人仍将我像扔一袋土豆一样给扔到那张脏兮兮的床上。紧接着，她用她那又圆又大的屁股重重地反身骑在我的肚子上，任凭我手脚并用地不停挣扎，她仍三下两下就将我下身的长裤和短裤全给脱了下来。然后，她在我的肚子上转了半圈，面朝向我，开始从下往上脱她的旗袍。虽然我在不停地乞求着、挣扎着，但很快映入我眼帘的这个强悍女人胸前的那一大堆赘肉，让我犹如吃了绿头苍蝇一般恶心得呕吐起来。正在兴头上的这女人肯定没有料到我会有如此反应，在她稍稍走神的那一刻，我一使劲，竟然将她掀翻在床上。

我从床上跳下来，一边呕吐，一边抓过自己的长裤手忙脚乱地套在身上。然后，我拉开房门，疯了一样跑到走道上，径直往楼下逃去。然而，我还没有逃到楼梯口那儿，我听到那个女人在我背后大声喊着什么。我扭过头，发现那女人竟然光着身子从后面追了上来，她边放肆地大笑着，边夸张地挥舞着手里一团什么东西。我定睛一看，差点晕了过去，原来她手里挥舞着的那团东西竟然是我的那条短裤……

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尝试嫖娼的经历，想不到最后竟然以这种惨不忍睹的形式结束。回到驻地后，莫先生和冷莽子虽然没有笑话我，但我一连几天始终沉浸在强烈的挫败感中，既不与人说话，也不到外面四处走动。我不知道自己面对女人时怎么会这样狼狈。是生理方面有问题吗？我觉得不可能，因为平日里那些属于男人的所有特征我一切正常。那问题只能出在心理方面了。因为我没办法在脑子里抹去对梅子的美好记忆，而这些美好记忆与现实中的丑陋和龌龊相对应时，我的所有欲望和冲动在顷刻间就会土崩瓦解、烟消云散。老话之所以说宁吃仙桃一口，不啃烂梨一筐，前提条件肯定是知道了仙桃的滋味。对于我而言，梅子就是我的仙桃了，而那个肥胖的女人，充其量只是让我大倒胃口的烂梨了。

好在现在日本人投降了，而我也实实在在地活着，那么要不了多久，我就可以实现离开梅子时在内心里所说的那句话了。

事后，我竟然为自己能够从那肥胖女人身下逃出来而感到万分庆幸。不是吗？毕竟自己没有被那些烂梨玷污。

那以后，我心里的唯一期待就是能够早点回家，能够早点见到梅子！

原以为日本人投降了，那么要不了多久，我就可以解甲归田，回到阔别日久的冉家坝，也可以见到自己日思夜想的梅子。然而，自己毕竟是一个普通的小兵，也就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这不，到了1946年2月下旬，我们就接到命令，全军抓紧时间整顿军备，准备乘船奔赴东北。

得到奔赴东北的消息以后，弟兄们的情绪显得非常不满，毕竟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好不容易将日本人打跑了，照理也应该有个喘息的机会。现在倒好，喘息的机会没了不说，还得千里迢迢奔赴遥远的东北。至于到东北具体干什么，上司并没有明确告知我们，这让大家原本不满的情绪逐渐变成了激愤，有些沉不住气的弟兄开始在私底下骂娘了。

这个时候我的情绪已经坏到了极点，但性格决定了我不会像其他弟兄那样通过骂娘来发泄自己的不满。为此，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不知偷偷哭过多少次。在周边的弟兄们中，我发现唯独只有莫先生一个人显得非常高兴和兴奋，因为打回东北去，是他当年当兵打日本人的唯一动机和目的，也是他能够在九死一生中坚持活下来的力量源泉。现在好了，他终于如愿以偿了。倒是冷莽子始终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他说好男儿志在四方，到哪儿都一样。

离开广州前的几天晚上，久未露面的眼镜连长突然约了我、莫先生、冷莽子和陶成达到驻地外不远处的一个小餐馆里小聚。这个小餐馆位于一个小巷子里，门面显得非常破旧，但他们的招牌菜煲猪手做得非常有特色，弟兄们空闲时也三三两两到这儿小聚一下。

多年来，这是眼镜连长第一次约我们一块儿小聚，所以大家都非常激动。特别是陶成达，更是受宠若惊。

香喷喷的煲猪手及其他几碟小菜上齐后，眼镜连长直截了当地告诉大家，他要暂时离开我们了。我们都没有想到他约我们小聚的目的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消息，心里都有点儿失落，特别是在我们正准备往东北开拔的前夕，他突然要离开我们，大家心里陡地一下像失去了什么似的，感觉空荡荡的。也难怪，这么多年以来，眼镜连长始终是我们的主心骨，不管是在血肉横飞的战场上，还是机械呆板的日常生活中，只要看到他，或者感觉他就在身边，我们心里就觉得踏实。

“到哪儿去呢？”莫先生问。

“陆军大学学习。”眼镜连长说。

“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呀。”冷莽子喊了起来，“从陆军大学一毕业，那就不是营长了，最小也是一个团长或者师长。”

“可不是，这可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我附和道。

但眼镜连长并没显得十分高兴，他苦笑着摇摇头，皱着眉头说：“我倒没将这事看得特别重。只是现在突然要离开生死与共的弟兄们，心里有点不舒服。”

还是莫先生善解人意，他将眼镜连长面前的酒杯倒满，也依次将我们面前的酒杯倒满，说：“老话说了，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这是往高处走哩。你有所建树，不仅是你自己的造化，也是我们弟兄们的造化。再说了，指不定哪天我们又聚到了一起，在更高的位置上，你更方便关照我们哩。所以，我提议，我们大家共同干了这杯，祝贺你不断高升！”

“哪里，哪里。谈不上高升，谈不上高升。”眼镜连长客气地摆着手，与我们一道，一仰脖子，将满满一杯酒喝了下去。

酒过三巡以后，眼镜连长原本白净的脸已经变得有点潮红了。他突然压低嗓子问我们：“你们知道这次上面调我们到东北干什么吗？”

大家面面相觑，不知如何回答，因为我们确实不知道到东北去干什么。这时莫先生干咳了一声，盯着眼镜连长说道：“大家都在背后嘀咕，说是去从老毛子手里接收东北。但不知这句话是真是假。”

“你这话也算是真实的。”眼镜连长表情凝重地说，“但最大的可能是与抢占东北的共产党兵戎相见。”

“你是说，我们有可能与共产党开战？”我的心里一哆嗦，酒杯里的酒也给洒到桌子上了。

“可不是。听说先期到达东北的兄弟部队已经与共产党干上了，由于兵力不足，才决定将我们新一军临时调过去。”眼镜连长说。

“才打完日本人，现在又要跟共产党打。打到何时才是尽头哟。”莫先生长长地叹息一声，自顾自地将一杯酒倒进口里。不知是酒太烈了，还是心里太苦，莫先生的眉头这时已经拧到一块儿了。

“毕竟都是中国人呀，有什么事不好商量的呢？”一直没吭声的冷莽子脸上也堆满了愁云。

“你说得有道理，但不打又不能解决问题。”眼镜连长也长长地叹一口气。

大家一时无语，各自喝着闷酒。过了好一刻，一直坐在旁边没有吭声的陶成达突然说了一句：“能不能不去东北呢？”

“你傻呀？”陶成达的话刚一出口就被冷莽子给打断了，“你这不是找死吗？”

“莽子说得对，这话是不能说的。”眼镜连长告诫陶成达，“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上面要你打谁你就只管打。如果你说了，肯定会有通共的嫌疑，那最后的结果谁也不知道是什么了。”

“那一点办法都没有了？”陶成达哭丧着脸说。

“确实是没办法了。”眼镜连长表面上看似在安慰陶成达，但也是在提醒我们不要做糊涂事。

这天的小聚原本是一件让人非常高兴的事情，但由于涉及的话题过于敏感，结果让大家的心里都像揣了块铅疙瘩似的，显得异常沉重。分手时，眼镜连长再三提醒我们，在战场上一定要特别小心，争取弟兄们还有重新相聚的机会。至于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恩恩怨怨，少发评论也少发牢骚，凡事随大流，上面让怎么做就怎么做。

大家站在驻地大门口，目送着眼镜连长驾驶的吉普车消失在黑暗中，心里陡地感觉被掏得空空荡荡的。这个时候，我们谁也不能预料在没有眼镜连长的情况下，我们将如何走完后面的路。

那天晚上我几乎没有合眼，脑子里老在回想眼镜连长与我们在一起的无数日日夜夜。在黑暗中，我看了看旁边的莫先生和冷莽子，他们也在地铺上翻来覆去。他们与我一样，也是满腹心事。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始终都记着眼镜连长所说的“争取弟兄们还有重新相聚的机会”那句话，只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当我再次见着他已经是七年以后的事情了。相聚的地点不是在大陆，而是在台湾的基隆。那时的我，也不再是国民党军队士兵，而是一名被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眼镜连长虽然还是眼镜连长，但那时的他已经是一位落寞的国民党军队少将师长了。至于莫先生、冷莽子以及陶成达，他们则早已不在人世。

确实，世事难料，人生莫测！

然而，眼镜连长告诫我们的“少发评论也少发牢骚，凡事随大流，上面让怎么做就怎么做”这句话在第二天就得到了应验。

那天晚饭过后，新来的营长召集我们全营在操场上集合。新营长姓崔，讲一口浓浓的江浙话。从他那高挑、笔挺的身材上看，肯定经过军校正规训练过。在讲话时，他那双闪闪发亮的眼睛始终像锥子一样盯着下面的弟兄们，让大家的精神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其实所有的真正军人与那些官僚在言行举止上都有着明显的区别，既不拖泥带水，也不啰里啰嗦，每句话都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充满了激情和干练。至今我还记得他的部分训话内容：

“……不管是在国内战场，还是在缅甸战场，我们新一军以自己所取得的辉煌胜利充分证明我们是党国的中流砥柱。现在，鬼子虽然投降了，但我们仍面临着许多的挑战，需要我们在战斗中继续发扬牺牲精神，坚忍不拔地迎接一个又一个胜利。国父中山先生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收复东北，消灭每一个敢于阻挡我们前进脚步的敌人，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光荣任务。所以，为了实现国父中山先生的遗愿，为了我们新一军的荣誉，我们应该勇往直前，绝不能懈怠，绝不退缩……”

崔营长的一席话，将在场弟兄们心中的激情一下点燃了。大家在瞬间就将心中的不满和激愤全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一个个热血沸腾、激情澎湃。我毫不怀疑，这时候面前若有刀山火海，只要崔营长一声令下，弟兄们就会眼都不眨一下地勇敢冲上去。多少年来，许多人都说我们中国人缺乏激情，如果他们看到当时的场面，肯定不会说这样的话。

但是当天晚上驻地里仍发生了一件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营里有两个弟兄竟然当逃兵溜了。崔营长大发雷霆，命令全营出动搜索，并且严令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崔营长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他根据那两个弟兄逃跑的时间以及驻地周围的环境，很快决定将搜索重点放在越秀山上。于是全营的弟兄们一个个荷枪实弹，很快布下了一张天罗地网，将整座越秀山围得水泄不通。怎奈山上树木茂盛，建筑太多，以至于弟兄们打着灯笼火把，汗流浃背地搜了两个多小时，仍没见到那两个弟兄的身影。崔营长就有点沉不住气了，吆五喝六地骂了这个又骂那个，说若逮住那两个家伙，非要给他们点天灯不可。

山上的所有山包我们几乎全都搜了一遍，但仍没搜寻到那两个弟兄。大家就有点儿泄气了，开始有人找地方坐着喘粗气，借以恢复一下体力，也有人注意力不像以前那样集中了，显得懒洋洋的。难道那两个家伙上天入地了不成？眼见着到了那座山门紧闭的观音阁了，一直骂个不停的崔营长突然一激灵，命令大家将这座有着高大围墙的破庙给包围起来。庙里五十多位和尚全被我们赶了出来，一个个睡眼惺忪地站在大雄宝殿前的空地上。暗淡的月光下，那些光着头的和尚一个个犹如从地底下钻出来的鬼魅。大家将庙里的每个角落都搜了个遍，仍是一无所获。崔营长垂头丧气地带着大家正准备离开时，不知他的哪根神经被什么东西绊动了。突然收住已经跨出山门的前脚，带着大家又风急火燎地折回到大雄宝殿前面，将那些仍在黑暗中瑟瑟发抖的和尚重新围住。

“将火把点亮了，一个个仔细看，老子就不相信他们能够上天入地。”崔营长用枪指着那些和尚大声命令道。

于是弟兄们大声答应着，将那些和尚赶到一块儿，又将手中的火把凑近他们的面孔，一个一个对着看。没曾想崔营长这一招还确实管用，这不，还没对上两个和尚，就有两个人影突然一把推翻一个拿着火把的弟兄，像受惊的兔子一样窜入大殿后面的黑暗之中。

“跑了，跑了。”弟兄们大声喊着，随即跟着追了过去。

大雄宝殿后面是一座歪歪倒倒的藏经阁，再后面就是两人多高的山墙。我们赶过去时，那两个弟兄正在高大的山墙下面急得团团转。现在他们是插翅也难飞了。也难怪，这两个弟兄与我们一样都剃着光头，现在穿着一身只有和尚才穿的青灰色袍子，黑暗中混在一堆真和尚里面，还确实难以将他们区分出来。

大家端着枪，将这两个惊慌失措的弟兄围在山墙下面。

“你们跑呀，跑呀！”崔营长咬牙切齿地盯着那两个弟兄。

那两个弟兄显然被眼前的阵势吓住了，全身像筛糠一样不住地哆嗦着。

“告诉大家，你们为什么当逃兵？”崔营长大声问道。

在沉默了一刻后，黑暗中有个声音颤抖着说道：“我们并不想当逃兵，只是，只是我们不愿意打内战。”

“愿不愿意打内战，是你们说了算吗？今天不枪毙你们，就不能震军威。”崔营长大声说道。没容周围的弟兄们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他就从身边一位弟兄的手中夺过一支冲锋枪，瞬间将弹匣里的子弹全打到这两个倒霉的弟兄身上。黑暗中我只看到这两个弟兄像被扔出水面的鱼一样，在长满苔藓的地面上抽搐了几下，然后就纹丝不动了。

“老子让你们跑。”崔营长朝这两位弟兄的身上吐了一口唾沫，然后命令道，“将这两个家伙拖回去示众。”

这两个弟兄血肉模糊的尸体像死狗一样被扔在操场对面的墙根下面。早上出操时，崔营长特意命令全营的弟兄列队从尸体旁边走了一圈。这两位弟兄的身子被密集的子弹打成筛子眼了，清晨灰蒙蒙的阳光照在他们青灰色的脸上，看上去异常恐怖。很显然，崔营长是在杀鸡给猴看。

早操结束后，陶成达私下告诉我，他认识其中一位弟兄。他说这位弟兄是西南联大的一位大学生，是自愿投笔从戎参加驻印军的。在攻打密支那和八莫的战斗中因表现英勇，还得到一枚什么奖章。

“怪了，打鬼子时死都不怕的人，现在怎么当起逃兵来了？”陶成达一脸迷惑。

我当时与陶成达一样，同样是一头雾水。但是，若干年以后我总算明白了个中缘由。就当逃兵的事由而言，有些人是因为怕死而当逃兵，而有些人则是因为信念不同而当逃兵。我相信这两位弟兄是因为后面一种原因而当逃兵的。由此我想到自己的悲哀，我既无信念也怕死，所以只能别无选择。

只是我们私底下都觉得这崔营长确实有点心狠手辣。

在出现逃兵事件的第三天早上，冒着如丝的细雨，我们从广州黄埔港登上了一艘大得让我无法想象的美国运输舰。在巨大的军舰上，我感觉我们一个个渺小得像装在一只巨大箩筐里的一颗颗微不足道的高粱米。虽然我们的精神都有点儿压抑，但一连几天面对着眼前这浩瀚的海洋，心中的压抑也就变得淡然了。确实，环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心境。当时我就在心底里对自己说，随他去吧，一切只能听天由命了。

第十天，我们乘坐的军舰抵达了秦皇岛。

秦皇岛比广州的黄埔港要大得多，湛蓝的天幕下，一眼望不到边的码头上靠满了各种各样悬挂着美国国旗的船舶，有高昂着炮口的军舰，也有体型巨大的运输舰，此外还有大大小小的登陆艇。这些停靠在码头上的船舶都显得非常繁忙，坦克、装载货物的车辆以及由卡车拖曳着的大炮，络绎不绝地从船上经由那些宽大的跳板行驶到码头上。离码头几千米远的锚地上也停满了大大小小的船舶，它们巨大的烟囱浓烟滚滚，正在焦急地等待能够靠泊的码头。

在印度和缅甸那段时间，我们与美国人有充分的接触，对于他们提供各种先进的武器和充足的后勤保障帮助我们打击日本人，在内心里我们谁都充满了感激之意。毕竟在我们抵御不可一世的外敌时，他们给予我们最需要的帮助。但是现在，在我们面临同室操戈之时，他们为什么不出手化解兄弟之间的紧张矛盾，而是竭尽全力支持一方，打击另一方呢？美国人这一明显拉偏架的作态，难道也是眼镜连长所说的政治需要吗？我不懂，我相信许多弟兄与我一样不懂。

从船上下到陆地上以后，我们几乎没有片刻的停留，就乘车直接朝东北边开拔。沿途虽然时不时看到修在公路边或者险要关隘处的大大小小碉堡，但我们并没有看到一个日本人或者传说中的共产党，更没有遇到一丝一毫的抵抗和骚扰。东北的气候与南边确实有着天壤之别，虽然已经是三月中旬了，天气仍然冷得让人受不了。这儿的阳光看上去虽然同样清澈明亮，但照在人的身上却感觉清冷清冷的，仿佛徒有光亮而没有热量。视野之内一切都是灰蒙蒙的，光秃秃的树木在微风中有气无力地摇曳着，成群的野狗在路边的草丛中窜来窜去。沿途见着的老百姓都戴着厚实的狗皮帽子，穿着宽大的羊皮大衣，一个个远远地站在路边，用漠然的眼神看着我们这股钢铁洪流在漫天的灰尘中机声隆隆地往前开去。(https://www.xing528.com)

我们呆滞地挤在美国十轮大卡车上，脸上、脖子上以及半新不旧的军服上落满了一层浅黄色的泥土，一个个看上去像刚从泥地里刨出来的泥塑。这个时候，我更加感觉我们所有的弟兄，只不过是眼前这股一往无前的钢铁洪流中的一个不起眼的零件。我们没有思想，没有知觉，只知道机械地随着这股钢铁洪流的涌动而涌动。至于下一步我们会到哪里，以及会遇到哪些意想不到的人和事，没有人会耗费精力考虑这些问题。

我们经过锦州、辽中等大小城市以后，在第六天的傍晚到达了沈阳。

沈阳比我想象中的要大得多，也漂亮得多。宽阔笔直的街道从我们的脚下一直安静地延伸到远方。街道两边种满了高低错落的树木，夹杂其间的玉兰花，在光秃秃的枝头上已经长出了醒目的花骨朵了。街道两边不同风格的楼房虽不高大，但却非常整齐干净，感觉并没有经历过战火的洗礼。整座城市里看不到聚集在一起的人群，更看不到像我们进入广州时那热烈的欢迎队伍。我们只能从树木的缝隙里以及从那些不起眼的小巷子口里面，可以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有许多的老百姓，正用怀疑和胆怯的眼神偷偷打量着我们。看到如此落寞的场面，我的心里不由得升起一股强烈的失落感。作为收复失地的中国军人，并没有受到中国老百姓的热烈欢迎，个中滋味确实让人不好受。

这天晚上，我们在城里露天宿营。原本以为经过长久的舟车劳顿，可以好好地休息一个晚上，谁知在睡袋里睡到半夜时分，我们被一阵杂乱的枪声惊醒。从枪声的密集程度判断，那只是小股部队在进行交火。在经过一阵慌乱以后，有人告诉我们枪声是从火车站方向传来的，那边苏联红军正在乘火车撤退，不定是他们在开枪。谁也不知道这消息的真假。大家正议论时，崔营长突然乘着吉普车赶了过来。他告诉大家，刚刚接到上司的命令，全营即刻全副武装赶到火车站维持秩序。

我们乘坐卡车不到十分钟就赶到了火车站。站前宽阔的广场上空无一人，地面上散落着一摊摊的垃圾，散发出一股刺鼻的焦臭味。负责给我们带路的一个穿黑色制服的当地警察带着我们径直到了站台上。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并不宽阔的站台上竟然一顺排着四辆苏制坦克，粗大的炮管以及炮塔上的机枪均朝向铁路的侧边。坦克后面的铁轨上停满了一节节火车车箱。这些车箱太多了，谁也一时无法数清楚，只能感觉到它们紧紧地挤在一起，沿着铁轨向车站两边远远地延伸过去。这些车箱有的是封闭的闷罐子车，有的则只是简单的平板车。那些闷罐子车里装的是什么，我们无从知晓，但那些平板车上所装的东西则是一目了然。有的是钉得严严实实的巨大木箱子，有的是堆成小山似的麻袋，更多的是形态各异的机器设备。在其中的几个平板车上，整齐地摆放着十几辆小轿车。在昏暗的灯光下，这些小轿车散发着暗淡的光泽。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离我们最近的那辆平板车上放着的两座石狮子。这两座石狮子过于巨大，它的下半部分用白色的木板围着，中间部分用草席紧紧包裹着，而狮子巨大的头颅则整个露在外面。

我们进到站台上时，有十几个戴着钢盔、挎着转盘冲锋枪的苏联士兵悠闲地站在坦克周围。在他们不远处的水泥地面上躺着五六具穿着杂色服装的尸体。那些苏联士兵对于我们的到来，好像根本没有看见一样。

那个警察径直走到一个戴大檐帽的苏联军官面前，嘀嘀咕咕地用俄语说了些什么以后，又匆匆忙忙地折了回来。他告诉崔营长，二十多分钟以前，有五十多个土匪企图抢劫苏军的战利品，结果被他们打退了。躺在地上的那几具尸体，就是被打死的土匪。

“没事了？”崔营长问那警察。

“没事了。”那警察回答说。

准备往回走时，崔营长朝眼前黑压压一大片的车箱打量了半天。问那个警察：“你刚才说眼前这些东西全是苏军的战利品？”

“是的。”那警察说。

“那这对石狮子也是战利品吗？”没想到崔营长也留意到这对石狮子了，皱着眉头问道。

那警察想了一下，说：“我记得它原来摆放在议会大楼前面，应该不算战利品的。但老毛子说它是就是了。你看见了，装在火车上的那些东西是不是战利品，我们中国人说了不能算数，只有老毛子说了才能算数。”

“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说了不能算数呢？”崔营长有点不高兴了。

这警察明显愣了一下，然后悻悻地笑了笑说：“长官你别生气。在东北这片土地上，我们中国人还确实说了不能算数，以前是日本人说了算数，现在是老毛子说了算数。至于下一步是谁说了算数，我心里还真没个准。”

这下轮到崔营长不知说什么好了。他憋了好半天，最后才恨恨地骂了一句：“真他娘辱没了祖宗！”

我知道那警察说的老毛子，是东北人对苏联人的别称。

我们原以为可以回去继续睡觉了。谁知刚返回到车站前面那个臭哄哄的广场上时，右边不远处又传来几声枪声。

响枪的地方是车站的候车室，也就紧挨着广场。我们赶到那儿时，候车室里面已经乱成一团，哀求声、哭喊声响成一片。就着四周朦胧的灯光，我发现偌大的候车室里面挤满了大人和小孩。仅从那一大片黑压压的人头判断，肯定不会少于八九百人。从五颜六色的衣着和胡乱堆放的行李上看，这些人都是普通的老百姓。但是，让人吃惊的是，许多男男女女都穿着日本人才穿的宽大和服。在候车室大门口那儿，我们发现有五六个戴钢盔的苏联士兵正在抓扯几位穿着宽大和服、脑后绾着大大发髻的女人。几个同样穿着和服、年纪稍大的男人正可怜巴巴地向那几个苏联士兵哀求着什么。而在人群的旁边，有三个穿着黑色制服的警察呆呆地端着步枪，无可奈何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都他妈给我住手。”崔营长大吼一声，啪地朝天上放了一枪。

整个候车室里立时安静下来。

稍稍过了一刻，一个身材高大、长着一脸横肉的苏联士兵径直走到崔营长的面前。他居高临下地用他那老鹰般的眼睛轻蔑地上下打量了一下崔营长，然后叽里哇啦地说了一通苏联话。

“他问你是哪里的部队？”一直站在崔营长旁边的那位警察，结结巴巴地将那位苏联士兵的话翻译给崔营长听。

崔营长眼睛一瞪，说道：“你告诉他，我们是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新一军。”

那个苏联士兵听了警察翻译过去的话后，做了个鬼脸，又说了几句苏联话。

“他说新一军是什么狗屁部队？”那警察犹豫了一下，然后说。

崔营长的脸一下气得通红，大声说道：“你告诉他，新一军就是专门不许他们在中国土地上为非作歹的中国部队。”

那苏联士兵听了警察翻译过去的话后，突然大笑起来，然后用手指点了点自己那个鹰钩鼻子，又说了一通苏联话。

“他说在中国土地上怎么了？中国女人他们都能玩，难道连眼下这几个日本女人就不能玩吗？”警察犹豫着将对方的话翻译过来。

“日本女人？”崔营长大吃一惊。他看了看那些蜷缩在黑暗中的老百姓，又看了看那个正咧嘴大笑的苏联士兵，一时不知道如何是好。

“是的，候车室里的人全都是日本人。他们是日本垦荒团的，现在正等着被遣返回国。”警察小声地告诉崔营长。

崔营长低着头想了想，然后一咬牙对那个警察说：“你告诉他们，不管是中国女人，还是日本女人，在中国的土地上他们就不能胡作非为。”

弟兄们都觉得崔营长的话说得在理，没等有人下命令，就呼啦一下散开了，将手里的枪一齐对准了那几个苏联士兵。

谁知那个高个子苏联士兵并没有将崔营长的话当作一回事，恼羞成怒地骂了一句什么，突然抡起手里的转盘冲锋枪劈头盖脑地就朝崔营长砸下来。

崔营长退后一步躲过砸下来的冲锋枪，没容那苏联士兵收住笨重的身子，就用手中的手枪一连朝对方的脚下放了两枪，吓得那家伙像只蚱蜢一样一连往后退了几步。紧跟在崔连长身后的弟兄们也飞快地冲上前去，将上了膛的冲锋枪紧紧地抵在那几个苏联士兵的胸口上。此刻，弟兄们用凛然不可侵犯的行动告诉眼前这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苏联士兵，只要他们胆敢动弹一下，立马就会被打成千疮百孔的筛子眼。

那几个苏联士兵肯定没有料到我们竟然有如此大的胆子，一个个都吓呆了。眼见着双方都无法收场的时候，还是那个警察机灵。他先是劝崔营长要忍耐，不要为几个日本女人将两国的关系搞僵了。接着又将那个高个子苏联士兵拉到一边，和颜悦色地不知对他说了一大通什么。

最后还是那几个苏联士兵软蛋了。他们朝崔营长和弟兄们不住地点着头，从我们让出的空隙里一溜烟地逃出了候车室。这时候，我看到崔营长长长地嘘了一口气，紧绷着的神经也一下松弛了下来。

然而事情并未了结。

几乎在那几个苏联士兵逃出候车室的同时，那些日本人一下子全部趴到地上，不住地朝崔营长和弟兄们磕头作揖。

刚刚有点得意的崔营长，这时像受了巨大羞辱似的猛一跺脚，涨红着脸大声吼道：“都给我滚起来。你们以为我们是在为你们吗？呸！如果不是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那些老毛子将你们统统杀光了，老子也不会管！”

…………

内心里虽然十万分惶恐和不情愿，但我仍被推到与共产党军队作战的最前线。

自离开广州以后，一种挥之不去的压抑情愫像漫天挥之不去的乌云一样，始终在我的内心里萦绕。对于即将到来的与共产党之间的战斗，我始终有一种同室操戈的感觉，总担心在你死我活的搏杀中，会不会突然遇到曾经在一起战斗和生活过的弟兄或者老乡。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不仅是简单的尴尬了，而是一种无以言表的痛苦和悲哀。我甚至怀疑，当我面对共产党军队士兵时，有没有勇气扣动手中的扳机。

在收复铁岭以前，我们与共产党军队并没有大的冲突。但随着往北开拔的速度逐渐加快，零星的冲突就显得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激烈。只是这些冲突更多是一触即溃似的碰撞，并且几乎全是以共产党军队的仓皇逃窜为结局。为此，弟兄们一个个内心里暗暗窃喜，认为凭眼前共产党军队这犹如散兵游勇般的战斗力，我们收复整个东北肯定是指日可待了。这种乐观情绪也逐渐将我内心里压抑日久的悲观情愫冲淡了许多，因为在这个时候，我已经开始坚定地认为，凭共产党军队的这点能力，是没有资格占据整个东北的。至于占据全国，那更是有点痴人说梦了。

3月24日，我们攻占铁岭。3月27日，我们占据开原。4月4日，我们夺取昌图。一路上兵锋所指，我们几乎战无不胜、势如破竹。然而，在我们以雷霆万钧之势兵临四平城下时，从共产党军队日渐增多的兵力以及逐渐增强的抵抗力度，我们明显感觉到共产党军队正以孤注一掷的态势准备与我们做最后一搏。但是，对于共产党军队在四平周边即将展开的殊死抵抗，不仅上司嗤之以鼻，就连我们这些普通的士兵也不以为意。我们是谁？我们是天下第一军。不可一世的日本鬼子尚且被我们打得落花流水，这些泥腿子出身的共产党军队士兵能够阻挡得住我们的钢铁洪流吗？但我们知道，再怎样不堪一击的对手，在面临灭顶之灾时，他们肯定会做出垂死挣扎的举动。老话说了，兔急咬人，更何况是那些与我们无休无止、缠斗多年的共产党呢。所以，所有的弟兄都坚信，只要在四平城予以共产党军队最后一击，他们仅存的那么点勇气和力量将会分崩离析、土崩瓦解，自然而然，整个东北就是我们的了。

对四平的进攻部署在4月中旬就展开了。我们军由南往北负责主攻，而兄弟部队的其他两个军，则从东西两个方向配合我们。

在进攻发起的头一天晚上，我们进入了鸭湖泡一线的进攻阵地。一切战前准备都像我们在印度兰姆伽训练时一样，有条不紊地展开。无数大炮、山炮和大口径迫击炮各自选好了合适的位置，巨大的炮口齐刷刷地指向仍在沉睡中的四平市区。沉重的坦克毫不掩饰自己的进攻意图，轰鸣着抵近进攻的最前沿，只待一声令下，将以排山倒海之势直捣对面的共产党军队阵地。无数的步兵蜷缩在坦克后面的黑暗之中，大家憋足了一往无前的勇气，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厮杀。

当兵快八年了，我是第一次见到像现在这样毫不掩饰自己意图的进攻。以往打日本人时经常采取的偷袭、迂回和穿插等进攻手段，此时好像已经完全不合时宜了。我知道我们之所以敢于这样明目张胆地展示自己的进攻意图，是以我们的自信为基础的。试想在血肉横飞的缅甸战场上，我们尚且没将不可一世的日本人放在眼里，现在对于这些曾经被日本人撵得像兔子一样四处逃窜的共产党军队，我们更不会拿他们当一回事。我们不仅要凭借强大的火力战胜他们，同时还要凭借舍我其谁的必胜信念压垮他们。

趴在一座低矮的小土丘后面等待天亮的那段时间里，我始终处于一种兴奋状态之中，丝毫没有以往战前那种惊慌恐惧的感觉。我看了看趴在我左手边的莫先生，他的嘴里正津津有味地嚼着一截茅草根，双眼一动不动地看着远处悄无声息地蛰伏在黑暗中的四平城。

我爬到他的旁边，问道：“你在看什么呢？”

他没有回头，含混不清地答道：“什么也没有看。”

“我分明看到你一直看着前面哩。”我笑着说道。

“我确实什么也没有看。”他解释道，“我只是一直在想，消灭了对面的共产党，下一步我将干什么？”

“干什么？回你的老家继续当你的教书先生呗。”我说道。

“是呀。出生入死这么多年，也就是为了实现这一愿望。只是现在离这愿望越来越近时，心里却感觉沉甸甸的，总有点那么不踏实。”莫先生有点担心地说。

“我倒没有你想得那么多，那么复杂。”我老老实实地说，“我只是想消灭了对面的共产党，天下就太平了，我也就可以回我的四川老家了。”

“你说打完这一仗天下能太平吗？”莫先生这时转过头，在黑暗中怔怔地看着我。

“上面不是说了，眼前的共产党只不过是在负隅顽抗、垂死挣扎吗？看我们一路上摧枯拉朽的气势，我想肯定八九不离十。”我信心满满地说。

莫先生笑了笑，以期待的语气说：“但愿如此吧。”

然后他转过身子，将自己的面孔朝向繁星点点的夜空。我也学着他的样子，平躺在湿漉漉的草地上，将自己的面孔朝着夜空。

我第一次发现头顶上的天空竟然是那样的美丽、迷人。整个夜空在无数星星的点缀下，像一块巨大的碧玉一样静静地悬挂在宇宙之中。感觉不管是谁，只要他愿意，都可像裁缝一样细细地剪裁一块下来，小心地揣进自己的怀里。那轮明亮的弯月，虽然被西边不远处黝黑的树梢遮住了一角，但其散发出的明亮光晕，仍然像梦幻般让人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儿时的点点滴滴，使人躁动的心境在刹那间趋于平静。柔和的春风在轻轻地吹拂，生机盎然的各种虫子在夜空中放声歌唱，这一切不仅使这静寂的夜空更加平静，并且使即将来临的殊死搏杀充满了一种滑稽的诗情画意……

我这一生中与共产党的第一次战斗是在猛烈的炮火中拉开帷幕的。

东方的地平线上刚刚露出一片若有若无的鱼肚白时，我们身后的炮火就开始了猛烈的轰击。这是一次前未有过的体验，让我至今记忆犹新。在以往的印象中，大炮的轰击更多是以“点”来衡量激烈程度的，所谓的弹如雨下、密不透风，更多是说明炮弹发射的数量多得数不胜数。最起码每一颗炮弹在发射以及爆炸过程中，在你的脑子里还留有一丝印象。而现在我们所面临的一切，完全不能以以往的感觉来复述当时的客观实际。确实，这是一种全新的、让所有人都震撼不已的感受。因为在这个时候，在你的脑子里已经完全没有“点”这个概念了，充斥你已经变得生痛的耳膜的，不再是那一波接着一波的冲击，而是一堵带着灼人气浪的轰鸣墙壁或者大山，以其坚不可摧的气势，将你可怜巴巴的身体以及茫然不知所措的意识，全都紧紧地挤压在仅能维持你苟延残喘的空间之中。浅灰色的天幕已经被猩红色的火光染得通红，原本窄狭的视线在浓烈的烟尘面前几近不再存在。这时的你，只能随着颤栗的大地身不由己地上下起伏，也只能在炙热的空气中痛苦地挣扎、呼号。只有身处其中的人，才能体会什么是真正的天翻地覆，什么是真正的乾坤颠倒。

没有丝毫间隙的大炮轰击持续了半个小时以后，蓄势多时的坦克喷吐着浓浓的黑烟，发出惊天动地的轰鸣，像一匹匹脱缰的野马，横冲直撞地向火光冲天、烟尘弥漫的共产党军队阵地冲了过去。弟兄们平端着机枪、冲锋枪、步枪以及火焰喷射器等各种杀人武器，像平时训练时一样，呐喊着，踩着坦克履带留下的印迹，不慌不忙地跟在坦克的后面。那种场景和感觉，让我想起小时候跟在父亲犁地的犁钯后面，兴奋地捡拾那些被掀翻出来的土豆、红苕或者仍在挣扎的泥鳅、鳝鱼。我们谁都不会相信，在如此猛烈的炮火之下，共产党军队的阵地上还会有一个活着的生物。

即使在这个时候，冷莽子仍是一个不安分的家伙。这不，一只被炮火震晕的斑鸠鬼使神差地落在他的脚边，他弯腰捡了起来，然后扔给了我。我也被他轻松的情绪感染了，将斑鸠捡了起来，又扔给离我不远的陶成达。陶成达并没有将斑鸠扔给其他的弟兄，而是装进背后的背包里。他笑着朝我招了招手，那意思是告诉我，待战斗结束后，用斑鸠打牙祭。

眼见着冲在最前面的那辆坦克已经辗过共产党军队的第一道堑壕了，但共产党军队的阵地里仍一点儿动静都没有。接着，有更多的坦克嘶鸣着，以雷霆万钧之势越过了共产党军队的第一道堑壕。

“共产党军队莫不是被我们的炮火全炸死了。”我瞪大眼睛，看着共产党军队阵地上被炮火掀翻的石块和树木，在心里暗暗想道。

然而，没待我再往下想去，从共产党军队已经残破不堪、面目全非的阵地上突然有无数黑不溜秋的手榴弹发出咝咝的鸣叫声，像夏天里遮天蔽日的鸟儿一样，密集地落在我们前进的队伍中。

一颗冒着白烟的手榴弹翻滚着，落在我左前方不到两米的地方。我几乎是下意识地一个侧扑，不仅自己扑倒在地上，同时将陶成达也紧紧地摁在地上。与此同时，密集的爆炸声在我的周围接二连三地响起，灼人的气浪像一只无形的大手一样，将我像一块锅底的煎饼一样紧紧地压迫在地面上。无数的泥块、弹片，雨点一样落在我的身上。在无数手榴弹的爆炸声响起的同时，密集的枪声带着让人毛骨悚然的啸声像刮过地面的阴风一样，朝我们直扑过来。

这个时候，我已经完全没有意识去思考眼前的共产党军队，凭什么能够在我们密集的炮火中生存下来这个问题了。求生的本能告诉我，只能紧紧地趴在地上，连头也不能抬一下。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趴在我旁边的陶成达扯了一下我的胳臂，才让我从迷糊的意识中回过神来。其实陶成达扯我的原因是以为我受伤了，因为我的左边肩膀被前面一位弟兄溅出的鲜血完全浸红了。

在清醒过来以后，我仍为自己所面临的处境而惊恐不已。因为我趴在一片没有一丁点可以遮挡或者能够隐蔽自己的平坦草地上，如果我爬起来硬着头皮往前冲，那就正好迎着共产党军队的枪口，如果我爬起来往后面逃，那我的后背肯定成为共产党军队再好不过的靶子。万般无奈之下，我伸出手去将前面那具弟兄血肉模糊的尸体扯到自己面前，借以抵挡雨点般不断射过来的子弹。与此同时，我将自己的冲锋枪架在这位弟兄的身子上，朝不远处的共产党军队阵地上盲目地射击着。让我稍稍感到欣慰的是，旁边的陶成达竟然没有被眼前的绝境吓倒，他也学着我的样子，扯过另一位弟兄的尸体作掩护，开始不停地向共产党军队的阵地射击起来。

在不停射击的当口，我吃惊地发现我们那些越过共产党军队阵地的坦克竟然像陷入泥沼的野牛一样被无数的共产党军队围攻着。现在想来，当时共产党军队对付那些庞然大物的武器确实过于落后，如果他们有一定数量的反坦克炮或者火箭筒，那我们的那些坦克将没有一辆能够从死亡的陷阱中逃回来。我惊恐地看到，一个怀抱炸药包的矮个子共产党军队士兵从一座被炸塌的碉堡中像鬼魅一样跃起，朝一辆喷吐着机枪火舌的坦克直扑过去。然而在他离坦克不到十米远的距离时，就被机枪打倒了。在我还没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又有一个共产党军队士兵从废墟中跃了出来，捡起那个被打死的士兵手中的炸药包，又朝坦克冲了过去。然而，这个士兵又被坦克的机枪打倒了……我亲眼看到，直到第五个共产党军队士兵才将那个被鲜血染红的炸药包挂在那辆坦克的车身上，最后将整辆坦克炸成一个熊熊燃烧的火球……

我们最终随着那些残存的坦克狼狈不堪地撤回到原来出发的阵地。在我们目力所及的范围内除了仍在燃烧的坦克、树木以及其他一切可以燃烧的东西，就是几乎将整片草地覆盖住的弟兄们残缺不全的尸体。

在第一次进攻中，我们为自己的狂妄和自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面对这惨不忍睹的场面，我以及许多弟兄百思不得其解，我们所面对的对手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在我们猛烈的炮火轰击中，他们为什么能够在残破不堪的阵地上存活下来？在我们势不可当的进攻中，他们为什么能够坚守不退？在直面让人不寒而栗的死亡时，他们为什么仍然那样从容不迫、视死如归？即使是现在想来，我仍然认为这些不可思议的行为确实非常人所能做到。

面对这样的对手，强烈的恐惧感再一次涌上了我的心头。只不过这种恐惧不再是对死亡的恐惧，而是对一种我无法形容的精神力量的恐惧。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连续组织了五次对共产党军队外围阵地的进攻。虽然进攻的规模和火力一次比一次大、一次比一次凶猛，但最终的结果仍然像第一次进攻一样，全部归于失败。我们出发阵地与共产党军队阵地之间那片原本长满野草和灌木的荒野上，堆满了弟兄们残缺不全的尸体。刺鼻的血腥味和尸体的腐臭味，在春天暖和的微风中四处弥漫。

在每次进攻的间隙里，弟兄们拥挤在混乱不堪、臭气熏天的出发阵地上，有的席地而坐，有的四仰八叉地躺在满是脏物的草地上，有的甚至端着饭盒长时间地发呆。他们一个个衣着褴褛、精神疲惫，无神的眼睛里除了充斥着无尽的迷茫，更多是惊慌和恐惧。军官们像疯了一样，殴打这个，咒骂那个，但所有的弟兄们好像已经没有感觉了一样，谁都懒得挪动一下自己的位置，或者改变一下自己的姿势。

我们所向披靡、无坚不摧的中国第一军为什么沦落到现在这般境地？所有人都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通过第六次几近疯狂的进攻，我们才最终突破了共产党军队的外围防线。但是，在踏过共产党军队已经面目全非的阵地时，弟兄们心里比谁都清楚，他们只是有意识地放弃了外围防线。因为在已经变成焦土的阵地上，除了那些仍在燃烧的树木、门板和桌椅板凳以外，再就是遍地散落的被打坏的枪支、大刀以及一堆堆散发着黯淡光泽的弹壳。我们在废墟中竟然连一个共产党军队士兵的尸体都没有见到。

对共产党军队外围阵地的进攻都如此艰苦，接下来对市区的进攻肯定会更加惨绝人寰。

果不其然，在后来的十多天里，我们对四平城发动了连续的波浪式进攻，企图凭借优势的兵力和猛烈的火力突进城区。但是我们的所有努力和牺牲，在共产党军队的顽强阻击下几乎全都无功而返。我们所取得的一丝一毫进展，都是由无数弟兄的生命和鲜血换来的。与这样的对手交战，完全是我们的一场梦魇。

在这里，我想将在这一个月的艰苦卓绝战斗中，发生在我身边的两个小插曲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没有其他的意思，只是想告诉大家在那种境况下，面对这些无法理喻的强劲对手，我们所有的生死只是维系在一念之间，任凭你是再有思想、再有意志的人都无能力予以把握。

我们突入四平城区的第一个地点，是一个叫作小红楼的地方。这个地方因有一座三层的红色小楼而得名。虽然只是一座三层高的小楼，但是在以平房为主的四平城区，这座小楼就显得异常突兀，因而成为敌我双方殊死争夺的焦点。共产党军队以这座小楼为依托，在周边构筑了密集的防御工事。在进攻中，我们依靠猛烈的炮火，将共产党军队的防御工事像犁地一样几乎翻了个遍，但这座小楼仍然伫立在烈焰熊熊、烟尘滚滚的废墟之中。弟兄们的尸体和共产党军队士兵的尸体相互交叠，横七竖八地散落在小楼的四周。

这时的崔营长已经打疯了。他提着一支枪管已经被打红的冲锋枪，圆睁着布满血丝的眼睛，嘶哑着嗓子大声吆喝着，组织十几挺轻重机枪和火箭筒对小红楼发起了又一次冲锋。一时间，密集的枪炮声犹如刮风般向那座千疮百孔的小楼倾泄而去。只见碎石横飞、烟雾弥漫，那座小红楼在猛烈的火力打击下，仿佛已经摇摇欲坠了。在强大的火力掩护下，我们呈单兵作战队形，借助无数断壁残垣的掩护，小心翼翼地向小楼靠拢。在两个喷火兵将炽烈的火焰喷射到光秃秃的楼体上后，弟兄们发一声喊，从地上一跃而起，同时向小楼冲了过去。小楼上回击的枪声虽然已经变得稀疏了，但仍有许多弟兄被打倒在地上。剩下的弟兄们全然不顾地冲到小楼的下面，随即一窝蜂地从敞开的大门里冲了进去。庆幸的是，这次我并没有率先冲进小楼，否则我的小命就扔在这座小楼里了。因为在我前脚刚刚跨过那条仍在燃烧着的门槛时，率先冲进小楼的十多位弟兄突然惊慌失措地扭头往门外涌，同时一下将我糊里糊涂地撞到了大门外面。我虽然一时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但在那一瞬间我仍清楚地看到紧挨着大门的一个大水泥柱子下面，一个满脸鲜血的共产党军队士兵怀抱着一大堆正冒着青烟的手榴弹，斜靠在柱子上，正若无其事地望着弟兄们咧嘴微笑着……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挤在大门口的那十几个弟兄一下被炸得飞了起来。

剧烈的爆炸声还未平息，我几乎是条件反射般地弯着身子，憋住呼吸，踩着大门口那帮弟兄还在蠕动的尸体，再次冲进了小楼。小楼里烟雾弥漫，热浪逼人。这个时候我已经完全没有意识了，只知道对眼睛所看到的每一个仍然在活动着的物体疯狂地扣动着扳机。

我沿着湿滑的楼梯冲到二楼后，仍然重复着在一楼曾经用过的射击动作。

然而，在我刚冲到三楼楼梯中部时，我隐约感觉一个模糊的身影端着一支上了刺刀的步枪，在漫天的烟尘和火光中，沿着陡峭的楼梯居高临下地朝我直刺下来。我几乎是下意识地往右边闪了一下身子的同时，朝这个直扑下来的身影扣动了手中的扳机。我全身颤抖着几乎将弹匣里仅存的子弹全都打到这个瘦小的身影上去了。在子弹的冲击力下，我感觉这个瘦小的身影在半空中怔了一下，然后软软地扑倒在我仍然喷射着火焰的枪口上。那把积蓄了全部力量的步枪刺刀擦过我的左边肩头，哐地一声掉在楼梯上。

在慢慢瘫软下去的过程中，那个身材瘦小的共产党军队士兵的脸几乎紧贴着我的脸。我看得清清楚楚，这张圆圆的脸上虽然沾满了鲜血和泥土，但这仍是一张犹如小孩般白净的脸。我一辈子都记得那双直瞪瞪盯着我，并且像熄灭的火光般慢慢黯淡下去的又大又圆的眼睛，里面竟然没有仇恨，也没有疯狂，有的只是小孩般的稚气和无邪……

事后，我为自己的所谓勇敢再次得到一枚宝鼎勋章。当崔营长在仍然燃烧着的废墟里一脸肃穆地将那枚勋章别在我的左胸上时，我突然抑制不住地号啕大哭起来。

我所说的第二个小插曲发生在5月18日上午。

当时，我们所面临的是四平城区里面最后一座高地——小塔山。

像我们已经夺取的四平城区每一寸土地一样，为了夺取小塔山，我们同样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和牺牲。只是同样令人遗憾的是，在历经多次集团冲锋以后，眼前这座并不高大的小土包虽然弹痕累累、尸横遍野，但仍带着嘲笑般的表情不动声色地俯瞰着我们。

经过一夜的浴血搏杀以后，活着的弟兄们一个个脸色灰暗，表情痴呆，精疲力竭地瘫软在城市的废墟之中。远远看去，他们更像一个个奇形怪状、狰狞可怖的怪物，生命的特征在他们的身上已经消失殆尽，除了能够像蛆虫一样在废墟中可怜巴巴地蠕动，他们更像是城市废墟的一部分。

我抱着枪，全身像散了架一样蜷缩在一座炸塌的水泥池里面，双眼空茫地看着头顶上灰蒙蒙的天空。此时，猩红色的太阳正从不远处那座被炮火炸得面目全非的钟楼后面升起，远处隆隆的炮声将带着浓浓血腥味的空气搅动得像打摆子一样不停地抖动。我的脚下躺着两具已经变得僵硬的共产党军队士兵尸体，他们都穿着露出棉絮的破旧棉衣，光着沾满泥巴的双脚，青灰色的脸上落满了一层厚厚的灰尘。

水泥池太小了，我感觉无法伸直自己发酸的双腿，于是一使劲将那两具尸体朝边上踹了踹。在其中一具尸体翻过身子的时候，我发现他背后被弹片撕开的背包里露出一双崭新的白底黑面的布鞋。不知是出于什么心态，我将这双布鞋扯了出来。这双布鞋的针脚细密结实，虽然沾满了干涸的鲜血，但仍可以看出从没有穿过。我轻轻地抚摸着眼前这双仍然崭新的布鞋，不由得想起自己背后背包里幺姑给我做的那双布鞋。要么是触景生情，要么是同病相怜，我心里陡地一酸，两行热泪从我几近干涸的眼眶里不可抑制地奔涌而出。

不知什么时候，废墟里突然开始骚动起来。大家相互传播着一个让人振奋的消息，说我们新一军的军长亲临前线视察部队了。我从水泥池里欠了欠身子，努力地朝后面看了看，但让我万分失望的是，除了一望无际的断垣残壁和灰蒙蒙的天空，我什么都没有看到。

再后来，从一堵炸塌的矮墙后面传来崔营长沙哑却仍然有力的声音：“弟兄们，我们应该拼尽最后一丝力量，誓死攻占面前的塔子山……”

原来崔营长正在组织敢死队。他将亲任敢死队队长，带领敢死队的弟兄们，准备给予坚守塔子山的共产党军队以最后一击。

崔营长的阵前鼓动得到了许多弟兄的响应。迷蒙中，我听到许多弟兄或坚定或有气无力的嗓音回应道：

“算我一个。”

“加上我一个。”

“大不了是个死，与共产党军队拼了！”

“……”

一直趴在我旁边一堆乱石后面的陶成达提着手中的步枪，慢慢地站了起来。他并不壮实的身材在那顶硕大钢盔的压迫下，显得更加瘦小和单薄。

他从我旁边经过时，停了一下，怔怔地与我可怜巴巴的眼睛对视了一刻，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

更远处，我看到莫先生和冷莽子也朝我这边探出了头。不知是我脸上的表情过于痛苦，还是他们本身就在犹豫，我看到他们在迟疑了一刻以后，都将探出的头缩了回去。

人确实是一种奇怪的动物，特别是对于朝夕相处、生死与共的弟兄而言，往往相互之间一个无声的表情或者一个无声的动作，不仅相互之间能够心领神会，并且最终能够决定彼此的生死。

毫无疑问，我没有先知先觉的能力，但是，这天我确实通过自己的表情所表现出的内心恐惧和犹豫，最终打消了莫先生和冷莽子拼死一搏的冲动，也最终暂时挽救了他们仍然炽热的生命。因为在随后进行的敢死队冲锋中，崔营长以及他所带领的五十多位敢死队弟兄，竟然无一人生还。这其中包括那个能够写诗的陶成达。

5月19日早上，迎着冉冉升起的血红色太阳，我们发起了孤注一掷的最后进攻。

像以前每一次冲锋一样，我们先用猛烈的炮火对共产党军队的阵地进行了密集的轰击，然后集中了全部的坦克，以排山倒海般的气势，往共产党军队已经残破不堪的阵地冲了过去。当然，跟在坦克后面的弟兄们谁都没有想到，我们新一军的军长竟然在第一个冲进四平市区的那辆坦克里面。

但是，更让我们目瞪口呆的是，在这次冲锋中我们竟然没有遇到共产党军队一枪一弹的抵抗。此刻，曾经与我们殊死拼杀整整一个月的共产党军队，竟然像人间蒸发了一样，突然之间从仍在熊熊燃烧的城市里一下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共产党军队跑哪儿去了？难道上天入地了不成？”弟兄们在搜索中，不停地念叨着同一个话题。

“逃得比兔子还快哩，有种的就不要跑嘛。”冷莽子黑着脸，冲着满目疮痍的断壁残垣大声咒骂着。

“哪有打不赢还硬撑着不跑的？那除非是脑子有毛病。”我斜挎着冲锋枪，苦笑着为共产党军队开脱。

只有莫先生一个人站在一堆瓦砾上，茫然地看着北边被清晨的薄雾遮掩得若隐若现的远山。

搜索的结果让人非常沮丧，除了发现少许共产党军队尸体以及俘虏了三十多个严重受伤的共产党军队士兵以外，我们竟然一无所获。但这一失望的情绪并不能掩饰我们打了胜仗后的兴奋心情，毕竟我们已经驱逐了共产党军队，攻占了整个四平城区。

那三十多个被抓获的共产党军队俘虏，被我们集中在城区中心的一个大花坛旁边。他们一个个血迹斑斑，表情呆滞，全都蹲坐在散满了碎石、瓦砾的水泥地上，黝黑的脸上透出十分的无奈和胆怯。他们的衣着可以称得上是五花八门，有的穿着黑色的对襟大褂，有的穿着羊皮袄子，只有少数穿着土黄色的棉衣。乍一看，完全是一群无所事事的北方农民。

我简直无法相信眼前这些所谓俘虏，竟然是与我们殊死搏杀一个多月的共产党军队士兵。

十来个衣着整洁光鲜的男女记者手里拿着照相机，兴奋地围着这些俘虏进行采访和拍照。

“你们老家是哪儿的？”记者们问道。

那些俘虏七嘴八舌地回答，有的说是陕西，有的说是山东，也有说是河南。一个长着细长眼睛的俘虏竟然说他的老家是四川成都。

“你们知道与你们交战的国民党军队是哪支部队吗？”

“知道，知道。你们是号称天下第一军的新一军。”

“那我们新一军厉害吗？”

“厉害，当然厉害。”

“怎样厉害？”

“你们不知道，私底下我们都说，只要不打新一军，不怕中央百万军。”

“那你们为什么会参加共产党军队呢？”

“……”

面对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所有的俘虏们竟然全都闭口不语了。

一连几天，所有的报纸都说，我们新一军以其前赴后继、坚忍不拔的精神，在付出巨大牺牲以后，最终攻占了共产党军队重兵把守的四平城。但是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共产党军队是主动撤出他们固守多时的四平城的。而共产党军队主动撤出四平城的原因，竟然不在于我们新一军如何强悍，而是担心我们从东西两面迂回的兄弟部队有可能将他们全部包围在四平城中。表面上看，他们在我们强大的进攻面前失败了，但是他们保存了他们弥足珍贵的有限战斗部队。而这些看似被我们打得狼狈逃窜的部队，最终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给我们新一军以及所有在东北的国民党军队部队掘好了深深的坟墓。

不管后人怎样评价这次对四平的进攻，但对于我而言，这确实是我以后两年在与共产党军队的多次交锋中取得的唯一一次可以称之为胜利的胜利。只是让我万分沮丧的是，在这次所谓的胜利之后，我竟然丧失了与共产党军队的战斗中应有的必胜信念。因为通过这一个月的战斗，我感觉我们即将长期面临的对手，不仅拥有良好的战斗技能，并且拥有一种我无法理解，也无以言表的战斗精神。他们完全不像我们，是为了简单的回家或者为了简单的活着而战，而是为了一种我们当时无法理解的崇高理想和追求而战。

“既生瑜，何生亮？”在这里，我突然想起《三国演义》中周瑜临终前所说的这句悲怆千古的话。确实，人与人之间有宿命，难道军队与军队之间就没有宿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