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的路：兵败东北，国民政府的懊悔与失误

攻占四平以后，我们新一军及其他兄弟部队未做丝毫喘息，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撵着共产党军队逃跑的脚步，向北满攻击前进。共产党军队在节节抵抗过程中，原计划在公主岭一线设防阻止我们进攻的节奏，怎奈我们的速度过于迅猛，以致他们连立稳脚跟的机会都没有，只得放弃公主岭阻击阵地，全线向北溃败，一直退到松花江北岸。我们在顺利攻占公主岭后，于5月23日收复长春，5月24日进驻怀德。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唯有哈尔滨这座大城市了。一个多月连续不断的进攻，弟兄们虽然一个个疲惫不堪，但面对现在这犹如秋风扫落叶般的胜利势头，大家仍显得特别兴奋。大家知道，只要我们一鼓作气攻占哈尔滨，那共产党军队在整个东北就没有立锥之地了，因为再往北，就不再是我们中国的地盘了，而是老毛子的地盘。

6月初，我们顺利渡过了松花江，并占领了江北岸一个叫陶赖昭的火车站。下一步，我们将以陶赖昭火车站为桥头堡，直接对哈尔滨展开进攻。眼见着胜利将唾手可得了，这时我们突然接到上面的命令，停止向哈尔滨的进攻，除了留一连弟兄继续占据陶赖昭火车站，其他已经过江的部队全部返回松花江南岸。

对于上面停止进攻的命令，弟兄们一个个百思不得其解，以至于许多人牢骚满腹，不停地骂爹骂娘。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实吗？我们现在面对的共产党军队惶惶不可终日，犹如惊弓之鸟、漏网之鱼，只要我们再努一把力，肯定能够将他们全部消灭干净。现在倒好，突然命令停止进攻了，那不是做了放虎归山一样的蠢事吗？后来，经上面不停地做工作、做解释，大家不满的心态才逐渐得到了平复。上面说了，之所以突然停止进攻，这是政治需要，因为此时此刻国民党与共产党正在美国人的主持下进行调停。如果上面谈得热火朝天，而下面打得一塌糊涂，那肯定不合时宜。结果一个叫马歇尔的美国将军亲自命令我们停止对哈尔滨的进攻。

当兵的就是当兵的，不仅头脑简单，对事情的考虑也更加实在。大家在议论了一番以后，对停止进攻的命令也就不再那么怨声载道了。大家认为，消灭共产党军队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全国和平，进行谈判也是为了实现全国和平。如果以前一种方式实现全国和平，那将会死更多的人，流更多的血，而以后一种方式实现和平，那肯定不需要死人流血了。两者相比较，以谈判方式实现全国和平肯定更得人心。只是在若干年以后，国民政府在反省失去整个大陆的原因时，对于共产党军队已基本丧失抵抗能力的情况下，听信美国人的所谓调停，进而没能一鼓作气将共产党军队赶出整个东北而懊悔不已。认为这一决策上的失误，最终导致失去整个东北乃至整个大陆。我个人认为，虽然这一决策是政治层面上的东西，但是，政治对形势的左右仍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这样，在6月中旬以后，除了我们师移防长春外围以及怀德等地，其他兄弟部队则继续沿松花江展开，与共产党军队形成隔江对峙的局面。

我们连驻扎在怀德东边一个叫二里铺的小村子。全连六十多号人分散住在村里三十多户人家里。我们连原来那个身材瘦高的汤世才连长因为在攻打公主岭的战斗中受伤，现在换成一个叫程良松的新连长。程连长是湖北人，脑袋瓜子特精明，但说话非常刻薄，时常将“天有九头鸟，地有湖北佬”这句话挂在嘴边。不知是自喻湖北人精明，还是自喻湖北人奸诈。在驻进二里铺村以后，连里新补充了四十个新兵，以填补在攻打四平以及其后战斗中损失的弟兄。那些新兵一看就知道从没有打过仗的，要么呆板得像块不开窍的石头，任你急得跳脚，他仍是傻里傻气的；要么虚弱得像田地里弱不禁风的蒿草，别说动手打他，就是对他吼上两句，他立马就眼泪鼻涕全流了出来。为了将这些新兵早点训练出来，程连长没少费心血，在停战的四个多月里，成天充斥我们耳膜的就是他那沙哑的叫骂声。私底下弟兄们都笑话程连长的性子急得像只湖北猴子。

新兵来后不久，根据上面的要求，我们连对下层军官进行了调整。莫先生德高望重，成了一排的排长，我和冷莽子因在攻打四平的战斗中立有军功，分别成了莫先生管辖下的一班和二班班长。老话说了，曾经沧海难为水，对于这些职务上的变动，莫先生、我以及冷莽子都显得无动于衷，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兴奋和高兴。

人确实是一种奇怪的动物，在你已经习惯颠沛流离、心惊胆战的日子以后，陡地将你置身于平和安详、无忧无虑的地方，在短时间内，你还确实感觉有点不适应。这不，在住进二里铺之后的那段日子里，弟兄们一个个像掐了头的苍蝇似的，成天无所事事，不知道做什么好，总感觉心里藏着一团火，特希望找个地方或者找个理由能够痛痛快快地发泄一番。为此，在短时间内，连里连续发生了几起斗殴事件，有几位弟兄被打得遍体鳞伤，只差没有丧命。莫先生偷偷骂道：“一个个生得贱，没有对手时，就开始自相残杀了。”

冷莽子从来不是省油的灯。他虽然没有参加那些斗殴，但他的所作所为比那些斗殴所导致的危害更甚，因为他竟然将我们所住房子的房东闹得惶惶不可终日了。那房东夫妻俩一看就是安分守己的人，慈眉善目的，连走路的脚步声也放得轻轻的，好像唯恐吵醒了谁似的。只是他们那漂亮的宝贝姑娘不知怎么就被冷莽子给粘上了，以至于后来全家像躲避瘟神一样，迫不得已逃离了村子。

那夫妻俩都是山东泰安人，民国初年闯关东入关后就在二里铺安了家。夫妻俩四十多岁才生下姑娘紫鹃，由于是中年得女，所以自小就将紫鹃视作掌上明珠，真所谓含在口里怕化了，放在掌上怕飞了。那紫鹃当时刚刚十五岁，正是含苞欲放、情窦初开的年纪。长得身材高挑，细皮嫩肉，一根又黑又长的大辫子整理得一丝不乱。特别是她那性情，活泼得像一只刚刚学会展翅飞翔的杜鹃似的，成天甩着那根长辫子，在村子里飞来飞去，笑个不停。

冷莽子好像刚住进紫鹃的家里以后，就对紫鹃上心了。开始只是有意无意地逗着她玩，后来就是买些红头绳或者冰糖葫芦笼络她，再后来就是带她到村边的田野里摘些野花野果，及至最后，晚上也时常将她带到村后的树林子里说些谁也不知道的悄悄话。作为旁观者，我们谁都知道这冷莽子没安好心，但这姑娘由于年纪太小，倒是觉得开心得不得了，一天到晚冷大哥前、冷大哥后的，喊得像蜜一样甜。

眼见着自己的女儿已经走火入魔了，房东两口子急得有如热锅上的蚂蚁。但面对五大三粗的冷莽子，他们又不敢开口说什么。于是找到莫先生，希望他能劝说冷莽子，不要再招惹他们的宝贝女儿。但莫先生婉言拒绝了，他说冷莽子和紫鹃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了，再说两人情投意合，他不好横加干涉。两口子没办法，又可怜巴巴地找到程连长。程连长对冷莽子的所作所为早有耳闻，于是将冷莽子喊到连部，好一顿训斥。

我记得特清楚，那天冷莽子从连部回来后，脸几乎变成了绛紫色，全身上下因为气愤而不停地发抖。

“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我喜欢上谁不喜欢谁关他屁事。”坐在门口的台阶上，他将放地上的钢盔像球一样踢得老远。

“连长与你说了些什么？”莫先生坐在炕沿上，有点幸灾乐祸地问道。

“能说什么呢？他说我不该与紫鹃好。”冷莽子直通通地说道。

“那你怎样回答他的呢？”莫先生笑着问道。

“怎么回答他？我说了，没了紫鹃我就没法活了。”冷莽子说。

“那你考虑了你现在的身份吗？”莫先生问。

“什么身份？”

“当兵嘛。”

“当兵怎么了？”

“既然当兵，那你随时会有三长两短。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你不是害了紫鹃吗？”莫先生盯着冷莽子说。

“笑话，吃鱼还会卡着喉咙哩。只要我们俩愿意，谁能管得着？”冷莽子不满地白了莫先生一眼。

面对冷莽子这不讲道理的回答，莫先生一时无语了。

像冷莽子这样爱得要死要活的人，我还从来没有见到过。我看了看他，轻声感叹了句：“没曾想，你们之间还是真感情哩。”

谁知我这句无关痛痒的话一下将冷莽子心中那份憋了好久的怒火给点燃了，他腾地一下站起来，圆睁着双眼盯着我说：“你这是什么话？祸害。今天我在这里对大家说，如果我冷莽子对紫鹃的那份感情是假的，那就让我立马死在以后的战场上——”

大家知道，我是最害怕大家以战场的生死为某件事进行赌咒的。听了冷莽子的话，我像被电击了一下似的，猛地扑上前去，紧紧地抱住了他，两行热泪从我的眼眶里奔涌而出。我一辈子就是这样没有出息，始终无法改变自己情感脆弱的毛病，动不动就无法抑制地流眼泪。但是，我确实是出于好心，我不希望莫先生、冷莽子这些与我相依为命多年的好弟兄，在九死一生的战场上有一丝一毫的闪失。

这以后，再也没有人敢阻止冷莽子放纵自己的感情了。冷莽子也落得自在，尽情地与紫鹃整日卿卿我我、出双入对。这种结果只是苦了房东老两口，成天唉声叹气、以泪洗面。

虽然我对冷莽子与紫鹃之间的感情并不看好，但是又从不敢猜测这种不看好的结局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与梅子之间的感情结果，让我知道他们这种感情发展的最终结局，只会在各自的心里留下永远挥之不去的伤痛。纵使冷莽子比我坚强，比我更重感情，也比我更敢作敢为，但他肯定无法带着紫鹃与他一道行军打仗，更不敢因此而离开队伍。毕竟现在虽然是停战时期，但谁也不能因此肯定战争将会结束，和平顷刻之间就会到来。

我、莫先生以及许多的弟兄都以一种忐忑不安的心态等待那一结局的到来。只是让我们所有的人都始料不及的是，那一结局竟然是以这样一种残酷的形式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那是9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因为下雨，弟兄们全都待在驻地休息。我们连突然接到上面的紧急通知，说是东南方向离二里铺七八公里远一个叫姚家屯的村子遭到大股土匪的洗劫，命令我们立即赶过去救援。

程连长没有丝毫的迟疑，立即带着全连的弟兄们冒雨出发了。

在驻扎二里铺的这段时间里，我们虽然没有遇到大的战斗，但像现在这种追剿土匪的紧急行动却隔三差五地发生。这主要是因为这一带的土匪太多了，几乎是数不胜数，比如我知道的就有牛头山的刁疤子、黑风岭的段老七、四面山的洪三炮等。这些土匪的组成非常复杂，既有走投无路的农民，也有四海为家的无业游民，而更多是曾经在日本人手下当过警察或者满洲国民党军队的汉奸。这些土匪穷凶极恶、胆大妄为，不仅肆无忌惮地打家劫舍、鱼肉乡邻，而且对于我们的运输车队以及小股部队，也敢明目张胆地抢。我们虽然采取了一些非常措施对这些土匪予以一定程度的打击，怎奈周边一带山高林密、沟壑纵横，加之无法有效掌握土匪的行踪，我们的行动不仅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反而使这些土匪的气焰更加嚣张。

我们马不停蹄地赶到姚家屯对面那道叫作长蛇梁的山梁时，就看到整个屯子里浓烟滚滚，火焰冲天。姚家屯所处的地势有点特别，整个屯子全部窝在一个山洼洼里，除了对面长蛇梁一带的山势略显低矮以外，其他三面都是林木参天的大山。所以，只要稍稍有点风吹草动，那些土匪如果逃进山里，若想逮住他们，那肯定比大海捞针还要艰难。

从长蛇梁上下来以后，程连长将全连分成了两部分，我们排绕到村子的后面，负责截断土匪的退路，其他弟兄则散开成半圆形向屯子悄悄围了过去。

我们在屯子后面一大片桦树林里刚刚埋伏下来，屯子里的枪声就激烈地响了起来。不到十分钟，我们就看到三十多个穿着各式服装的土匪，背着抢来的财物，拖曳着五六个年轻的姑娘媳妇，往我们埋伏的地方慌慌张张地跑过来了。

莫先生叮嘱道：“看准了打，别伤着那些姑娘媳妇。”

眼见着土匪们已经到跟前了，随着莫先生手中的冲锋枪响起，全排弟兄随即将密集的弹雨泼洒到毫无防备的土匪的头上。土匪们被我们的当头猛击一下给打懵了，顷刻间有十几个被打倒在地上。活着的有的吓得瘫倒在地上，有的扭头就往回跑。我们呐喊着，提着枪朝逃跑的土匪追了过去。

那些土匪原本就是一帮乌合之众，除了欺压胆小怕事的老百姓以外，遇着我们这些装备精良的正规军，那就像鸡蛋碰着了石头，不撞个粉身碎骨那才叫怪。这不，不到十分钟，这些刚刚在屯子里的老百姓面前不可一世的土匪就全部被我们消灭了，总计打死了十九个，活捉了十二个，全连弟兄无一伤亡。那五个被土匪挟持的姑娘媳妇也全被我们解救出来了。

我们正有说有笑地打扫战场的时候，突然被冷莽子一声断喝惊了一大跳：“出来，出来！”

顺着喊声看去，我看到左手边二十来米远的地方，冷莽子平端着机枪朝一棵大松树下的茅草丛大声吆喝着。随着冷莽子的喊声，一个四十多岁、尖嘴猴腮、穿着日本人军服的土匪背靠着那棵松树，畏畏缩缩地从茅草丛中站了起来。没曾想这个土匪竟然抓着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挡在自己的面前。他脸色惨白，手里握着的那支左轮手枪紧紧地顶着小姑娘的脑袋，结结巴巴地对冷莽子喊道：“别，别过来，否则，我打，打死她。”

一时间，弟兄们站在原地谁也不敢动弹一下了。

“你放了那姑娘。”冷莽子冷冷地说道，将手里平端着的机枪对着那土匪的脑袋。

“你别过来。”那土匪脸上的冷汗直往下淌。

“你放了那姑娘。”冷莽子咬着牙，恨恨地盯着土匪。

双方正僵持不下的时候，没曾想被土匪挡在面前的那个小姑娘猛地尖叫一声，一下从土匪的手上挣脱了出来。没待我们弄清是怎么回事，土匪手中的枪声响了。我看到冷莽子的身子怔了一下，随即手里的机枪发疯了一样响了起来。他的身子剧烈颤抖着，几乎将整个弹匣里的子弹全部倾泄到那个土匪的身上。随着枪声戛然而止，冷莽子壮实的身体也软绵绵地瘫倒在地上……

冷莽子是躺在我的怀里咽下最后一口气的。他什么话也没对我说，只是淡淡地冲我笑了笑。

照以前的规矩，我们应该将冷莽子就地掩埋的。但那天程连长与莫先生商量了一会儿后，决定将冷莽子的尸体抬回我们的驻地二里铺。

我在其他几位弟兄的帮助下，用山上的树枝扎了一个简易的担架，然后将冷莽子放在上面。一路上，我、莫先生还有连里的其他弟兄，都表情肃穆地轮流抬着冷莽子。在这十多里的路程中，我的眼睛几乎没有离开过冷莽子那张已经没有一点儿血色的脸。由于见过太多的死亡，以至于冷莽子的死竟然对我那颗早已麻木的心没有一点儿触动。我只是木然地看着那张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脸，心里喃喃地对自己说：他没有死，他没有死，他会随时从担架上坐起来的。

只有莫先生最能理解我此刻的心情。他走到我的旁边，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然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傍晚时分，我们回到了二里铺。正如我们所料，紫鹃站在村子前面那棵苦楝树下面等着我们回来。然而，当她看到躺在担架上一动不动的冷莽子时，并没有像我们所料想的那样疯了一样扑向冷莽子，而是像被什么扎了一下似的尖叫一声，然后扭头往村子里跑去。

冷莽子的尸体放在连部前面的空地上时，紫鹃的父母亲也随着村子里的几位老人来看过了。但我明显感觉到那夫妻两个在一连说完几个“可惜”以后，竟然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仿佛一块在心头搁置日久的石头一下被拿了下来。那一刻，我恨不能冲上前去使劲给他们两个耳光。

当天晚上我们就将冷莽子在村子前面那棵苦楝树下掩埋了。莫先生找了一块木板，在上面写上“冷莽子之墓”五个大字，正正地插在坟前。

更让人气愤的是，在我们埋葬冷莽子的那个晚上，紫鹃和她的父母竟然连招呼都没有打一声，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村子。

冷莽子的死，让我觉得自己的心突然被人掏走了似的，一下感觉空荡荡的。他对我所说的那句赌咒的话，始终在我的耳边回荡。我不知道冷莽子是以他的死，去印证他对紫鹃的感情，还是以他的死，去打消我们对他的不信任。但我绝对知道，可能是因为年龄小的缘故，紫鹃对冷莽子的感情绝对没有冷莽子对她的那份感情来得真挚和坚定，否则她绝对不会有那种不辞而别的举动。由紫鹃我又想到了梅子。真的，那一刻我还真的怀疑梅子是否仍在苦苦地等待着我的归去。

冷莽子死后半个多月，我们移防到长春东边的双阳镇。双阳是一个人口密集的不出名的小镇，比二里铺要热闹得多。我印象最深的是镇中间那家专门卖马肉的“悦来”小酒店，虽然店里总共只能摆放三张八仙桌，但自早到晚，始终顾客盈门。这主要缘于小酒店的马肉做得好，色香味俱佳，特别是那卤马肠，不仅便宜，味道也好得至今让我念念不忘。我们四川人除了酒麻木，都没有喝早酒的习惯，但感觉这双阳的男人特别喜欢喝早酒。天刚一放亮，许多脸都没有洗的男人就聚到小酒店里，点上一份卤马肠或者马肝、马肺什么的，再叫上二两地瓜烧，相互之间一边有滋有味地吃喝着，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闲天，惬意得一个个像神仙似的。到双阳的第二天，我和莫先生就发现了这个好地方，于是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我们隔三差五地往这儿跑，也学着当地人那样，点上一份卤马肠和二两地瓜烧，将自己喝得面红耳赤、天旋地转。我和莫先生的酒量都不大，有几次喝着喝着就伏在桌子上睡着了。还有几次，我们咬着牙将碗里的酒喝完了，相互呆呆地对视着，竟然号啕大哭起来，惊得店里那位长了一脸白麻子的老板大瞪着一双老鼠眼，远远地看着，不知发生了什么。

时间久了，相互之间脸就熟了，那老板就壮着胆子与我们搭讪。没曾想他竟然从莫先生少有的话语中发现了一个秘密。那天我们刚一进到店里，那老板站在柜台里面笑眯眯地与我们打过招呼，然后径直走到莫先生身边。

“我没猜错的话，这位长官肯定是东边五家子一带的人。”老板试探着与莫先生套近乎。

莫先生抬起头，黑着脸朝老板看了好一刻，没好气地反问了一句：“是又怎样？”

老板没想到会讨了个没趣，连连后退：“不敢怎样，不敢怎样。”

我从老板的话里听出了一些玄机，于是趁莫先生到店后的茅房里小解时，向老板打听五家子是哪儿。老板告诉我五家子是双阳东南方向约五十里的一个村子，并且他从莫先生说话的腔调，绝对敢肯定莫先生就是五家子一带的人。“这位长官肯定是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了。要不怎会有那样大的脾气呢？”老板一脸委屈地说道。

冷莽子的死，对于我和莫先生而言，肯定是件特别不顺心的事了。人在不顺心的时候，脾气大这也算正常。所以我打着马虎眼，胡乱安慰了一下老板。只是让我困惑的是，莫先生离家这样近了，为什么不趁现在有如此多的空闲时间，回家去看看呢？但是一连几天，看着莫先生沉默寡言、愁眉不展的样子，我始终不敢将已经涌到喉咙管的这个问题向他提出来。

这样憋闷、压抑的日子一直延伸到这年的10月初以后。这天傍晚，我们喝完酒，莫先生睁着血红的眼睛突然问我：“祸害，你已经知道我的老家是离这儿不远的五家子了？”

我虽然头有点晕，但仍肯定地对他点点头。

“感兴趣的话，明天陪我回一趟老家？”他说。

我再次对他点点头。

当天晚上我们向程连长请过假，第二天一大早就上路了。

一路上莫先生一句话都没有说，一直埋着头走路。只是在中午两点多钟，我们走到一条十多米宽的小溪旁边时，莫先生才指着小溪对面一个大村子告诉我，说这就是那个老板所说的五家子，也就是他的老家。我在小溪边驻足，对这个村子打量了好一刻。这村子确实有点儿大，起码有一百多户人家，灰蒙蒙地占据了好大一片地方。村子坐北朝南，背后是一望无际的大山，村前及东西两边全是种满高粱的旱地。这个时节高粱已经熟透了，红得像一片熊熊燃烧的海洋，行人穿行在里面，连影子都无法看见。

像中国大多数村庄一样，莫先生的老家五家子村头也有一棵古老的柳树。就树干的粗细而言，感觉比我们冉家坝村头那棵黄桷树粗了许多。若就树干上刀砍斧斫的疤痕和稀稀拉拉的枝条而言，眼前这棵老柳树仿佛经历了更多的坎坷和磨难。

村子里的房屋几乎全由巨大的木头搭建而成，每家每户的房前都用树枝围成一个不大的院子。院子向阳处都留有几块小小的菜地，种着大白菜、大葱等时令蔬菜。此外，许多人家墙壁上挂着的各色各样的兽皮，仿佛在告诉来来往往的陌生人，房子的主人除了以种地为生，在农闲时节也偶尔进山弄些山货贴补家用。村子虽然很大，但却没有一条像样的街道，也没有见着什么店铺，所以仍显得冷冷清清的。

我们在许多村民木然的目光注视下穿过村子，直接走向村子最北端唯一一幢由青砖砌成的气派房子。让我吃惊的是，房子前面的两尊石狮子旁边竟然站着两个扛着步枪、穿着黑色制服的警察在站岗。我们全副武装的装束让那两个警察显得非常紧张，其中一个年纪较大的明显犹豫了一下，然后朝前走了两步，将步枪横在我们的面前，故作声势地问道：“找谁？”

“找莫存富。”莫先生面无表情地回答道。

“找莫局长干什么？”那警察仍横着枪问道。

“不干什么。”莫先生生硬地说道。

“不干什么？”那警察歪着头朝莫先生上下打量了一番，“不说清楚干什么，那就不许你们进去。”

莫先生懒得再搭理他们，使劲朝地上吐了一口唾沫，推开拦在面前的步枪就往里闯。

谁知这警察还真有点儿不识相，歪歪扭扭地往后退了几步，就开始拉枪栓。然而没待他将子弹上膛，莫先生早伸出手去，一把抓住步枪的枪身，使劲往后一带，那警察哎哟一声，立马连人带枪像饿狗抢屎般扑倒在地上。一直站在旁边的那个稍显年轻的警察脸都吓白了，口里叽里哇啦的不知喊叫着什么，端着枪就往前挡。然而我早就留意着他，在他还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时，我已经将上了膛的冲锋枪硬硬地杵在他干瘪的胸口上了。“再动就打死你。”我恶狠狠地低声吼道。那家伙立时吓得像摊泥一样瘫软在地上。

当我们跨过地上的警察往大门里走时，里面突然传出一个洪亮的声音：“哪个胆敢在门前撒野？”话音刚落，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就站到了大门正中的位置。这人五十多岁年纪，方脸堂，板寸头，额头上的皱纹像用刀刻上去一样又深又密，一双又细又长的眼睛里透出精明和狡诈。他同样穿一身黑色警察制服，宽大的腰带上，别着一支精致的小手枪。左手无名指上戴着一枚鸽子蛋大小的金戒指，在正午的阳光照耀下，像针一样刺人眼睛。他朝站在门前的莫先生细细打量了一番，突然张大嘴巴惊呼一声：“哎呀，这不是我家家驹吗？”然后张开双臂朝莫先生迎了过来。

然而莫先生好像不认识他一样，厌恶地往旁边一闪，与他擦肩而过以后，大步跨进了大门。

大门里面是一个巨大的院子，像其他的农户家的院子一样，在院墙的墙根下，也辟有几片菜地，一条用青石板铺就的小路从院子正中穿行而过，直通正房。正房堂屋里面那张朱红色的八仙桌子周围围坐着几个穿杂色衣服的男人，看到我们大步流星地走进屋子，都紧张得站了起来。他们的腰里都别着枪。莫先生连正眼都没有瞧那些人一眼，径直走进左手边一间挂着草绿色门帘的厢房。我没有跟着莫先生进到厢房里，而是横端着冲锋枪挡在门帘前面，警惕地看着堂屋里那些惊慌失措的人们。但厢房里面的动静我却听得清清楚楚。

我首先听到双膝重重跪到地上的声音，接着听到莫先生带着哭腔的声音：“娘！”

“是家驹吗？”一个女人颤抖的声音。

“是呀，我是家驹。”

“整整十年了，你可回来了。你看，娘因为想你，将眼睛都哭瞎了。”

“儿子不孝，让您受苦了。”

“娘受点苦没什么，只要你好好活着就行了。”

“放心吧，娘，我活得好好的。”

“这些年兵荒马乱的，你在外面是怎么过的呢？”

“我当兵了，一直在打鬼子。”

“那好，那好。打死了不少鬼子吧？”

“是的，娘。”

“那媳妇和孙儿怎么没与你一道回来？”

“他们在河南时被鬼子冲散了，现在也不知道是死是活。”

“我那可怜的媳妇、孙儿哟。”随之一阵压抑的恸哭传到我的耳朵。

“……”

我正为莫先生母子的悲戚对话而伤感不已时，那个五十多岁的警察堆着一脸的笑意，想我通融一下让他进到厢房里去。我不为所动，像尊石像般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双眼冷冷地直视着他。从他刚才在大门上的激动举止我感觉他是莫先生家里的什么人，但是从莫先生对他的态度来看，莫先生好像对他有着莫大的仇恨。所以，我绝不能对他有丝毫的客气。

“让我进去。”他竟然想往里面硬闯。

“不行。”我斩钉截铁地说，同时将冲锋枪的枪栓拉了上来。

“你知道吗？我是他爹。”他急得那张大脸涨得通红，大声怒吼道。

听了他这句话，我犹豫了一下。但看着他那急不可耐的样子和那身让人憎恶的黑色制服，我重新站直了身子。

最后，他在我毫不通融的坚定意志面前彻底丧失了信心，在垂头丧气地蹲到地上的同时，从胸腔里发出一声绝望的哀叹：“我这是造孽哟！”

…………

莫先生与他的母亲待在一起不到一个小时就离开了。穿过堂屋时，他那身材高大的父亲可怜巴巴地想凑上前去与他说上几句话，但他始终都没有拿正眼看他父亲一眼，好像他始终不认识眼前这个人，或者眼前根本就不存在这个人。

我不知道莫先生为什么对他的父亲有如此深的仇恨。

在蹚过那条小溪以前，莫先生一声都没吭。但在蹚过那条小溪以后，他在溪边停了一下，扭过头朝不远处灰蒙蒙的村子看了好一刻。我看到他的眼睛里红红的，并且充满了泪水。我知道此刻他心中充满了无法用言语形容和表述的痛苦，但我又不知道如何安慰他。

在继续往回走的路上，莫先生将他与父亲之间无法化解的仇恨慢慢给我讲了一遍。原来莫先生的家在周围几十里范围内属名门望族。1931年日本人占领东北以后，他的父亲竟然不顾全家人的反对，决意当上了村里的维持会长。在维持会长这个位置上，如果不助纣为虐、为虎作伥也罢了，但他的父亲偏偏反其道而行之，不仅鱼肉乡里，而且协助日本人干了许多搜捕和镇压抗日分子的罪恶勾当。其中引起莫先生与其父亲彻底决裂并最终离开家的那件事发生在1936年的秋天。当时有三个东北抗联的弟兄藏在村后的山洞里养伤，莫先生的父亲不知通过什么方式得到了消息，竟然带着日本人将这三个弟兄全部抓走了。在这三个弟兄中，其中有一个是莫先生的亲舅舅，还有一个是莫先生在长春读书时的同班同学。

“照理，像我父亲这样沾满抗日志士鲜血的人在鬼子投降后应该没有好下场的，现在他倒好，被政府收编了，摇身一变，竟然成了警察局局长。”莫先生一脸激愤。

“确实没道理。”我附和道。

虽然对政治我一窍不通，但是，对那些在政治包装下的不合理现象确实让我更加深恶痛绝。当过汉奸的人在日本人投降后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反而继续得到重用，那我们这些与日本人拼死厮杀的人又该得到怎样的对待呢？那我们的流血牺牲又是为了什么呢？

我突然想到被土匪打死的冷莽子以及在与日本人搏杀过程中死去的无数弟兄们，一种无法抑制的悲哀涌上我的心头。

自10月底开始，平息不到半年时间的战争又重新开始了。弟兄们私底下议论，这一切都是缘于国共谈判的破裂。对于这一看似不幸的结局，弟兄们并没有感到有多少沮丧或者失望，毕竟在那个年代，不管是普通老百姓，还是我们这些当兵的，对所谓的和平既没有感觉，也没有奢望。在所有人趋于麻木的意识里，好像战争以及由战争衍生出的尸横遍野、颠沛流离等诸多不幸，就是我们生活的组成部分，大家早就习以为常了。

只是在接下来的近一年时间里，我突然感觉我们曾经威风八面、势不可当的队伍，在神出鬼没的共产党军队面前，一下变得只有招架之功，鲜有还手之力了。这就像两个对决的武林高手，前一回合，对方只有挨打的份，而在接下来的这一回合中，自己竟然沦落到只能穷于应付的境地。面对这一残酷的现实，我以及许多的弟兄都感到非常迷惑，是我们战斗力和战斗技能日渐没落了吗？不可能的，我们仍像在印度兰姆伽训练时那样武器精良，士气高昂。唯一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经过停战后近半年时间的休整，几乎已到穷途末路的共产党军队不仅恢复了原有的战斗力，并且在原有战斗力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充和加强。不管是历史上还是现实中，所有曾经强大过的人都会为自己的失败找上一个漂亮的借口或者貌似充分的理由。比如，在抗战前期，我们经常被日本人打得丢盔弃甲、一败涂地，我们的借口和理由就非常漂亮和充分，因为日本人的力量过于强大，我们不仅在战斗技能上逊色于日本人，在武器装备上也远远落后于日本人。那我们现在的借口和理由是什么呢？那就是共产党军队在苏联人的帮助下，不仅武器装备有了极大的改善，并且士兵人数也得到大幅度增加。在对共产党军队毫不了解的情况下，除此之外，我们找不到其他任何一个理由。

重新开战不久，我们就开始逐渐陷入被动，主要表现在我们除了固守沈阳、长春、四平等几个大城市以外，竟然没有能力像年初那样以秋风扫落叶的气势，强势渡过松花江，一举攻占共产党军队占据的最后一个城市哈尔滨。而反观现在的共产党军队，他们有如一个技艺高超的武林高手一样，时不时趁你不备时捣你一拳，或者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踹上你一脚。而你想瞅准机会找共产党军队决一死战时，却根本不知道他们躲藏在哪里。虽然这些打击并不致命，但是确实让我们始终有如惊弓之鸟一样，左冲右突，疲于奔命。

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我们作为驻守长春的后续部队，曾多次为解救被共产党军队围困的兄弟部队而在长春和松花江之间来回奔波。虽然我们以巨大的努力和牺牲偶尔换得了一定的胜利，但更多是得不偿失的，不仅在奔波途中时常被神出鬼没的共产党军队打了伏击，而且整个部队都显得疲惫不堪、士气低落。确实，那段疲于奔命的日子，我感觉我们的部队仿佛是西班牙斗牛场上的一只蛮牛，虽看上去仍然威风凛凛、势不可当，但却始终被共产党军队牵着牛鼻子。

在这里，我想将1947年春天我们为解德惠之围所做的努力向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要介绍这件事呢？因为自重新开战以来，在经历了太多的失败后，这是我唯一记得的少有的一次大的胜仗，令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当时，共产党军队趁我军北满军力空虚的机会，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围攻我们新一军五十师驻守的北满重镇德惠，希望通过占领德惠，进而打开下一步进攻长春的大门。接到上司的紧急命令后，我们新三十师在短时间内集结完毕，然后冒着漫天的雨雪，开始向北进发。这个时候我因为受了风寒，正发着高烧，全身虚弱得连在风雨中站稳脚跟的力气都没有。更要命的是，自入冬以后，我已经被严重冻伤的双手，此时溃烂得像两只被牛蹄子踩烂了的茄子，黏稠的脓血一直在往外流。虽然已经虚弱不堪了，但我仍带好枪支弹药，咬紧牙关，与其他弟兄一道，挤上沾满泥浆的美国十轮大卡。一眼望不到头的卡车紧随着前面开道的二十多辆坦克，在没有片刻停顿的雨雪中，沿着泥泞的道路，艰难地往北开去。坐在车厢里的弟兄们都将头像乌龟一样缩进翻起的大衣领子里，将步枪、冲锋枪和机枪紧紧地抱在怀里。虽然美制的帆布大衣能够隔挡雨水，但在凛冽的北风吹拂下，大家仍然一个个冻得瑟瑟发抖。我的情况更加糟糕，双手早已经失去了知觉，头也一阵阵发晕，只要睁开眼睛，就感觉整个世界都在天旋地转。我整个身子几乎瘫在冰冷的坐板上，随着车子的剧烈颠簸不停地晃动。坐在旁边的一位弟兄感觉到我的情况不大好，好心地将我抱在怀里的冲锋枪拿了过去，并叮嘱我一定要挺住。

从长春到德惠也就一百多公里的距离，若直接沿那条日本人修建的碎石子公路赶过去，半天多时间就可以赶到了。但在以前的几个月中，我们彻底被共产党军队围点打援的那套伎俩打怕了。所以，车队行驶了一半路程以后，上面命令我们从那条碎石子路上下来，沿西北方向一条泥土路继续往德惠方向前进。从后来的结果来看，这一命令无疑是正确的。因为根据后来的飞机和地面侦察，在临近德惠那一条横跨公路的山梁上，共产党军队布置了大量埋伏的部队。如果我们不突然改变前进方向，那刚好掉入共产党军队早就设置好的圈套之中。

我们不得不承认，共产党军队的战术技能确实比我们高明，他们虽然将碎石子公路方向作为阻击我们的重点，但在这条土路方向他们并没有对我们有所放松。我们在这条泥泞的土路上前进了三个多小时后，队伍的前面就传来了剧烈的爆炸声，接着就响起激烈的枪声。整个车队全部停了下来，待在车上的弟兄们也匆匆忙忙跳下车，在路两边各自寻找可以藏身的地方。不一会儿前面传来了消息，说是遇到小股游击队的袭扰。他们在路上埋了不少的地雷，走在最前面的两辆坦克触雷爆炸了。

这些年来，游击队这个名词我几乎听得耳朵都起茧子了。大家在谈起他们时，感觉他们不仅一个个神通广大、无所不能，并且好像无处不在似的。但是，如果从表情以及语气来看，大家对他们的所作所为仍然充满了鄙夷和不屑。但是话说回来，在那之前，我不仅没有见着一个活着的游击队员，甚至连个死的游击队员也没有见过。

程连长从车上下来后，一直在大声咒骂着。这时候，突然有个传令兵急匆匆从前面跑了过来对他说了些什么。于是他大声吼叫着命令全连紧急集合，并让司机将空着的车辆开到路边上后一并参加战斗。

我们的任务非常简单，从公路的正西方向直接插到西北方向那座小山的背后，彻底截断那些游击队逃跑的后路。

对于这一任务，全连弟兄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不满，反而显得有点兴奋。只有我一个人有气无力地跟着前进的队伍，步履蹒跚地往那座小山的背后跑去。

其实我们的意图十分明显，那些固守在山上的游击队肯定早有察觉。好在我们队伍前面的弟兄们在强大火力的支撑下，像蛇一样紧紧咬着他们不放，这种情况下，他们想跑也没办法跑了。我们很快就从东、南、西三个方向将那座小山团团围住了。

这座小山并不高，长满了低矮的松树和白桦树，人藏在里面若隔得稍远点，还确实难以发现。我们呈战斗队形爬到半山腰上时，山上就有零星的枪声开始向我们射击了。从枪声判断，这些游击队使用的除了日本人的三八步枪以外，再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中正式步枪。他们甚至连一挺机枪都没有。弟兄们从枪声中仿佛猜透了这些游击队的能耐，胆子就显得大了。在刚刚看得清山顶时，程连长就挥舞着手枪，大声吆喝着让弟兄们往上冲。然而在弟兄们刚直起身子的时候，有五六颗手榴弹从不远处一块大青石后面飞了出来，直接落在弟兄们中间。随着剧烈的爆炸声，有七八位弟兄立时被炸得飞了起来。爆炸声还没有平息，那些零星的步枪射击声再次响起，并且有几位弟兄被击中了，痛得在草丛中不住地翻滚。大家吓得全趴在地上，朝山顶方向胡乱地开枪。程连长的脸被一块弹片撕开了一道口子，鲜血直流。他血流满面地躲在一棵松树后面，让那几个正手忙脚乱架设迫击炮的弟兄赶紧向那块大青石后面射击。随着一连声的爆炸声响过，山顶上射击的枪声变得越来越稀疏，乃至后来完全停了下来。这个时候，所有的弟兄发一声喊，一鼓作气地冲到了山顶上。

我们还没有看清山顶上的一切，突然发现有几个人影正发疯了一样往北面山腰上的树林里跑去。没有人下命令，全连弟兄们手中的枪就犹如刮风下雨般向那几个人影射击起来。那几个人像被土铳打中的兔子一样，全部栽倒在山坡上。

接下来的一幕让我们都有点悚然。五六个农民装束的男男女女的躯体，被炸得支离破碎地散落在那块大青石上面或者蜷缩在长满杂草的石头缝里，几支折断的步枪和两把沾满泥土的砍刀斜插在松软的泥地上。还有一床被草绳扎着的破旧棉被在绵绵细雨中冒着青烟。在大青石不远处一棵细小的松树下，一位满脸皱纹、头发花白的老者还没有咽气。他斜靠在一块满是棱角的石头上，满身是血，怀里紧紧抱着一位半边脑袋已经被弹片削掉的年轻小伙子的尸体，正用仇恨的目光死死地盯着我们。程连长被老者仇恨的眼神激怒了，他捂着脸上的伤口，大声咒骂着，一连向老者补了两枪。老者虽然吐着血沫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但他那散射着仇恨光芒的眼睛却至死都未闭上。

从老者不舍不弃的表情来看，我毫不怀疑，他怀中的那位小伙子除了是他的战友，肯定还是他的亲生儿子。至于其他的死者中，有没有他的亲生姑娘或者侄儿侄女什么的，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https://www.xing528.com)

这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呀？在这个时候，虽然我无法找到正确的答案，但我却真实地为我自己以及所有弟兄们日后所面临的处境感到害怕。老话说了，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不仅表现的是一种战胜一切对手的能力，更是一种蔑视一切对手的精神。

这次短暂的战斗我们确实得不偿失，我们连虽然打死了十一个游击队员，但却损失了六位弟兄，还有五位弟兄受了不同程度的伤。在返回去的路上，我们都显得非常沮丧，对付这些由农民组成的游击队我们尚且如此狼狈，如果遇到正规军，我们的结局肯定会更加悲惨。

重新回到那条泥泞的土路上以后，我们遇到了更多的困难。首先是我们有三位开车的弟兄在山上的战斗中被打死了，结果我和莫先生以及其他一位会开车的弟兄只得自告奋勇地当起了司机。现在想来，在印度兰姆伽学会开车这门手艺还是大有益处的，最起码在危急关头能够起到救火的作用。后来，在整个车队继续往前面行进了一个多小时以后，由于共产党军队将原本泥泞不堪的这段土路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结果除了坦克以外，其他的大小车辆根本无法通过。大家正一筹莫展的时候，不知是谁急中生智，要求大家将大小车辆像串蚱蜢一样，每四辆连成一串，再由一辆坦克在前面牵引，最终生拉硬拽着通过了这段将近三百多米长的烂泥坑。

我们的进军速度和进军方式完全出乎共产党军队的意料，为了避免被我们用这种反包围的方式包围在德惠城下，他们只得在付出巨大的牺牲以后，心有不甘地撤去了对德惠城的包围，并且以最快的速度撤到松花江江北。

当我们解围的部队与坚守的部队在德惠城的废墟里会师时，弟兄们相互拥抱着，一个个激动得热泪盈眶。也难怪，坚守德惠城的弟兄们能够在几倍于己的共产党军队连续三天的猛烈进攻下保证城池不破，充分展示了他们强大的战斗能力和坚强的战斗意志。当然，如果没有我们这些解围的援军及时赶到，他们能否继续坚持下去，谁也不敢猜测。

毫无疑问，德惠城的坚守和解围之战，是我们新一军在近三年的东北战场上，除了攻克四平以外，取得的另一重大胜利。为此，我们得到了国民政府的特别嘉奖，其中坚守德惠城的五十师一四九团被蒋委员长亲自赐名为“中正团”。而在停战之前即驻守陶赖昭火车站的那一连弟兄，竟然在共产党军队连续二十多天的猛烈进攻下，保证阵地不丢失，更是创造了国民党军队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这个连同样被蒋委员长亲自赐名为“中正连”。

虽然在停战结束以后，我们始终处于四处防守的被动局面，并且我们也遇到许多让我们感到恐惧的人和事，但是，我们毕竟是曾经雄视天下的“天下第一军”。现在我们虽然像是一只掉落在泥淖中的核桃，看似狼狈不堪，但是共产党军队若想一口吞下我们，仍得需要咬钉嚼铁的牙齿和能够消化一切的好胃口。在德惠保卫战祝捷大会上，我以及众多的弟兄就是这么想的。

但是，正所谓人算不如天算。

在接下来的战局中，感觉我们好像陷入了更加被动挨打、穷于应付的境地。在不长的时间里，我们不仅接二连三地丢掉了德惠、怀德、铁岭等驻守多时的外围城市，并且在保卫这些城市的过程中，我们不断地丢盔弃甲、损兵折将。更让我们心惊胆战的是，我们不能分兵驻守或者随意行动，否则，不说整团的队伍，甚至整师的队伍，往往在转瞬之间就被共产党军队团团围住，最终被消灭干净。及至最后，我们好几十万人只得像刺猬一样，龟缩在锦州、沈阳和长春等几个大城市之中。这种刺猬似的战术看似能够防止兵源的快速消耗，并且在时机成熟时通过以点带面的方式，最终卷土重来。但是，即使是我这样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士兵，也为这种战术感到深深的担忧。不说几十万人龟缩在仅有的几座大城市里吃喝都存在困难，而且存在随时面临被共产党军队集中优势兵力予以各个击破的巨大风险。说起来大家可能不会相信，那段时间我真的感觉我们就像是菜盘里仅存的几块肥得流油的红烧肉，共产党军队正志得意满地拿着筷子，用挑剔的眼光审视着我们。他们完全可以根据他们的好恶选中其中的一块，用筷子夹住，放进嘴里嚼烂，然后惬意地吞进肚子里去。

共产党军队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在广阔的东北大地上，他们好像无处不在，无所不能。他们就像一头头嗅觉灵敏的饿狼，一俟我们有丝毫的疏忽或者懈怠，他们在顷刻之间就会群起而攻之，没待我们回过神来，就会被他们的尖牙利爪撕得粉碎。

在德惠解围以后的日子里，噩梦好像如影随形般紧紧地跟随着我们，让我们成天有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

这段时间确实是让我最难熬的日子。不间断的左冲右突和零星的战斗，我还能咬牙忍受，关键是心中的惶恐和迷惘却无处诉说。以前与眼镜连长、莫先生和冷莽子他们在一起时，我还有机会向他们倾吐一下心中的诸多不适，借以缓解一下自己内心的痛苦和困惑。现在倒好，眼镜连长不知身在何处，冷莽子死了，仅存的莫先生单从表情上看，好像比我更加痛苦和迷惘。自从那次回过老家以后，他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似的。整天板着一张又黑又瘦的脸，也不与人说话。并且脾气也变得坏了，稍不如意，就瞪着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对人发火，以致大家像躲避一头怪物似的，远远地躲着他。

这年的12月初，根据上面的命令，我们新一军由长春调到沈阳布防。从长春到沈阳之间这段不长的路途中，共产党军队对我们的袭扰几乎没有停顿过。他们不仅毁坏了两座城市之间的铁路，而且连那条原本破烂不堪的公路也被挖得坑坑洼洼。三天的路程，我们整整走了六天不说，沿途还死了不少的弟兄。说起来可怜，面对共产党军队不间断的袭扰，我们竟然不敢像以前对付游击队那样，调派相应的部队予以主动的追击和剿灭，因为我们的小股部队只要短时间脱离大部队，较好的结局会被共产党军队打得鼻青脸肿地逃回来，不好的结局就像从人间蒸发了一样不知所终。

我们历尽千辛万苦到达沈阳以后，驻扎在城南的广兴寺一带，紧挨着浑河和现在的东北大学。这个时候我们新一军的最高长官已由原来的孙立人将军换成了潘裕昆将军。不管从哪方面讲，潘裕昆将军与孙立人将军一样，是一个有抱负、有责任感的将军。在抵达沈阳后不久，他即向全军明确表态，要重振新一军在缅甸打日本人时的雄风，绝不能让曾经的虎狼之师毁在他的手里。许多事情说起来非常容易，但做起来却特别艰难。作为一个真正的军人，谁都知道，一个部队的战斗力除了有先进的武器装备，训练有素的士兵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但是我们现在的新一军早就不是缅甸战场上那支横扫千军如卷席般的天下第一军了，因为现在全军的士兵有五分之三都是从其他兄弟部队或者从全国各地征集的新兵改编而成。原有的那些在印度兰姆伽训练有素的士兵，要么在战斗中阵亡受伤，要么被改编到其他部队，剩下的虽然战斗力依旧，但是毕竟人数太少。杯水车薪，肯定不能解燃眉之急。所以，在我们抵达沈阳以后，首要的任务就是加强对这些新兵以及其他兄弟部队士兵的战术训练。既然进行战术训练，那就需要相应的训练场地。这个看似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问题，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并且导致我们的训练计划最终半途而废。

由于在沈阳城的外围，共产党军队的袭扰活动日趋频繁，窘迫之中，将成千上万的新兵调到城外去训练根本不可能。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上面最终无可奈何地决定，将广兴寺外、沿浑河一线开辟为临时的训练场。毕竟这一片区域当时仍属我们的实际控制范围。这片区域离我们的驻地不远，并且又可避免城外共产党军队的袭扰，对我们而言，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在那个初春的早上，当负责训练的长官将我们带到划定的训练场时，所有的弟兄全都傻眼了。站在一个不大的山包上，映入我们眼帘的竟然是一望无际的麦田。远远看去，在残存的积雪中，这一大片刚开始抽穗的麦田犹如一幅精美的山水画卷，绿色和白色是其主调，而零零星星点缀其间的房屋、树木以及从中蜿蜒而过的浑河，更是使这幅精美的图画生动万分。如果我们贸然踏入其中，肯定犹如暴殄天物。然而，那些负责训练的长官丝毫没有考虑弟兄们的顾忌，一声令下，我们只得畏畏缩缩地踏进这幅美丽的画卷之中。由于大多数弟兄来自农村，知道自己脚下每踩毁一株麦苗将预示着什么，所以，在接下来的跑操、队列训练以及搭建训练器具的过程中，大家就像踏进了一片地雷阵似的，每一步都迈得小心翼翼、心惊胆战。那些长官们对我们的表现非常不满，不停地大声责骂，甚至动手打了几个胆小怕事的弟兄，但始终无法调动大家的训练激情。

中午时分，麻烦终于来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至少有五百多名老百姓从四面八方涌入了训练场。他们既不吵也不闹，只是默不作声地跪在我们的面前，任凭我们如何劝说解释，他们只是执拗地跪在满是泥浆的麦田里。

跪在我们队列前面的是一位老爷爷。他穿着一件打满补丁的黑色棉袄，苍白的头发和眉毛几乎全部掉光，松弛的脸上布满了铜钱大小的黑色老年斑。他身后紧跟着两位不到十岁的小男孩，在初春的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老爷爷自称姓李，已经八十一岁了，在我们脚下的这片麦田中，他们家拥有其中的一亩八分地，他自己在这片地上已经实实在在耕种了一辈子。

“你们这样糟蹋，让我们一家十多口开春后怎样活呀？”老爷爷老泪横流，悲伤欲绝地恸哭着。

程连长弯下身子，想将老爷爷扶起来，但老爷爷仍执拗地跪在地上。

“您老这是何必呢？为了打仗，我们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呀。”程连长一脸难色，急得直跺脚。

“以前跟日本人也打仗，但从没像现在这样糟蹋我们的庄稼呀。”老爷爷泪眼汪汪地看着程连长说。

老爷爷最后一句话让所有的弟兄们都沉默了。大家的心里立时像揣了一块沉重的铅块，呆呆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这天的训练没办法再进行下去了。

迫于老百姓的压力，当天晚上，上司只得将浑河岸边的一片沙滩重新选定为新的训练场。这片沙滩呈长条状，加起来也不到四个足球场大小，全军近两万多人在这片狭小的场地上进行所谓的正规训练，肯定不切实际。结果上面只得无奈地对训练内容再次进行调整，训练对象仅限于没有上过战场的新兵，训练科目主要是进行队列训练以及对各种轻武器的实际操作。至于原先计划的实弹射击、步炮协同、步坦协同以及工兵爆破等科目一律取消。这样简单的训练，对于能否提高那些新兵的战斗技能，其结果不言而喻。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待在驻地里一个个如坐针毡。虽然暂时逃离了血肉横飞的战场，也无需到训练场进行那些枯燥无味的队列训练，但是，由于受到共产党军队的严密封锁，所有的物资严重短缺，在偌大的沈阳城里，弟兄们竟然找不到一个可以填饱自己肚皮的去处。特别是在4月份以后，我们的粮食供应开始日趋紧张。开始时，一日三餐还有发霉的高粱、大豆借以果腹，到后来，每天供应的只有能照得见人影的苞谷面糊糊了。在我的记忆里，当兵这么多年来，即使在打日本人的那段最艰苦的日子里，我们也很少饿肚子。现在倒好，连稀粥也吃不饱了。在队伍里待久的人都知道，当兵的并不惧怕死亡，最怕的是饿肚子。因为弟兄们都是在刀尖上过日子，谁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将小命玩没了呢，所以哪一个都愿意当饱死鬼，而不愿当饿死鬼。如果连肚子都无法填饱，不仅会导致军纪涣散，严重时还会引发兵变。上面也知道这一情况的严重性，虽然要求南京方面没日没夜地加紧空投，怎奈整个沈阳城除了我们近二十来万士兵，还有几十万同样食不果腹的老百姓。仅有的一点点空投，肯定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结果到了5月初的时候，就逐渐出现了不稳定的情况。首先是不同的部队之间为争夺空投的食物而大打出手，甚至出现动枪打死人的情况。紧接着，士兵们聚众扰民的情况也接二连三地发生。那些趾高气扬的宪兵虽然枪毙了一些行为恶劣的弟兄，希望达到杀一儆百的作用，但是，在饥饿的驱使下，仍有许多胆大妄为的弟兄继续作奸犯科。

好在6月份转瞬就到了，正是麦黄粮熟的好季节。被困城中的弟兄们不甘成为饿死鬼，在上面的统一指挥下，不同的部队之间纷纷成立了征粮工作组，除了在交通要道上设卡截获农民收获的小麦，还组织部队在城市的外围破村入户，抢夺农民已经收获的小麦。

根据上面的统一部署，我们新一军主要负责城南的小麦征集。为了保证日后不饿肚皮，弟兄们几乎像平日打仗一样，想方设法、不择手段地将能够征集到的小麦全部弄回沈阳。在公开场合，虽然我们始终强调只是进行征粮，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在第一线进行具体征粮的普通士兵而言，所谓的征粮，其实就是从那些普通老百姓的口中抢粮。虽然我们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非常可耻，但是在那种境况下，我们又不得不昧着良心，做那些我们压根不想做的强盗行为。在历时半个多月的抢粮行动中，我们多次遇到那些老百姓的拼死反抗，为此，在有些地方我们甚至向他们开了火。

我一辈子都记得我们在三星村的所作所为，这不仅是因为程连长为抢夺粮食差点打死那些无辜的老百姓，更因为莫先生为阻止程连长这一强盗行为而差点被程连长当场枪毙。

三星村是沈阳南面安平镇下面的一个小村子，全村只有二十来户人家。那天整个白天，我们几乎将周边五六个稍大点的村庄搜刮干净了，随行的二十辆大卡车装满了散发着清香味的小麦。原本我们准备直接返回沈阳的，但车队经过三星村时，程连长突然脑袋发热，命令车队在一片小树林旁边停了下来，然后指挥弟兄们将整座村子密不透风地包围起来。

像前面一样，当我们如狼似虎地冲进村子时，原本宁静的村子立时鸡飞狗跳、哭号连天，好像世界的末日突然降临了一样。没曾想这个村子的老百姓对我们的到来竟然早就做好了准备，我们刚一进村，许多老百姓就扛着装满小麦的布袋匆匆忙忙地往村后的小山里跑。在发现我们早已将村子密不透风地包围起来后，他们只得惊慌失措地重新跑回村子。我们很快就将整座村子翻了个底朝天，将只要能够找到的小麦，一颗不剩地全部抢到手中。然而这个村子的老百姓显然比其他村子的老百姓更有血性，并没有被我们手中的武器吓住。在我们将抢到的小麦集中到一起，准备往车上扛时，全村的老百姓不分男女老少，竟然全都毫不畏惧地挡在我们的前面。我从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场面，这些老百姓虽然一个个衣衫褴褛、面黄饥瘦，但他们一个个紧握双拳，用仇恨的眼神一眨不眨地逼视着我们。

程连长显然也被眼前的场面吓住了，不停地挥舞着手枪，大声嚷道：“闪开，闪开，再不闪开老子就开枪了。”

然而那些老百姓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没有一个人移动一下脚步，甚至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

“你们还让不让我们活哟？”人群中有人哀叹道。

“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有人大声骂着。

“确实，你们这些中央军比鬼子更坏。”有人尖声附和道。

“……”

“他妈的，你们还真的不想活了。那今天老子就成全你们。”这时程连长已经疯了，抢过旁边一位正在往后退的弟兄手中的冲锋枪，哗啦一声就上了膛。

那一刻，周围的弟兄们全蒙了。然而在程连长扣动扳机的一刹那，一直无声无息的莫先生突然不知从哪个地方钻了出来。只见他一个箭步冲上前去，伸手将程连长手中的冲锋枪朝天上托去。“哒哒哒……”冲锋枪射出的整整一梭子弹掠过那些老百姓的头顶，全都打到不远处一棵老榆树的树梢上。

“你他妈还反了不成。”程连长恼羞成怒，脸已经涨成了猪肝色。他使劲踹了莫先生一脚，将手中的冲锋枪往地上一扔，然后拔出腰间的手枪，一下就顶在莫先生的额头上。

然而莫先生一动不动地站着，连正眼都没有瞧他一下。

“老子今天毙了你！”程连长整个脸都气得变形了，啪地一声就将手枪上了膛。

我一看程连长准备玩真的了，几乎没加思索地冲上前去，将上了膛的冲锋枪不声不响地对准了程连长的胸膛。这时我在心里已经下定了决心，只要他胆敢向莫先生开枪，我立马将他打成筛子眼。只是我没有想到的是，在我冲上前的同时，竟然有十多位弟兄也跟着我冲了上去，同样齐刷刷地将手中的枪口对准了惊慌失措的程连长。

我们的行为完全出乎程连长的意料，他明显愣了一下，最后恶狠狠地说了句：“你们等着瞧。”然后挤出包围的人群，气急败坏地向停车的地方走去。

最后在莫先生的主持下，我们与那些老百姓达成了协议：我们只拿走全部小麦的一半，剩下的留下来。

在回到沈阳的当天晚上，莫先生排长的职务就被程连长给撤了，并被带到宪兵队关了整整八天禁闭。

莫先生关完禁闭的那天早上，我带着几个弟兄将他接了回来。一路上他始终黑着脸，除了说了句“这国民党的天下恐怕要不了多久就会完蛋了”没有再说一句话。

不怕大家见笑，当时我并没有将莫先生这句没头没尾的话放在心里。毕竟在我的心里，莫先生能够平安回来，比国民党完不完蛋更加重要。

在我的记忆里，感觉这年的夏天相对于其他年份而言，要热得多。这种热不是那种火燎火烤的热，而是憋闷得让你喘不出气的那种热。弟兄们光着膀子，穿着裤衩，一个个像热锅上的蚂蚁，即使坐在营房四周的树荫下，仍热得面红耳赤、汗流浃背。放在屋子里的枪械、钢盔也像从炉膛里刚拿出来一样，拿在手里感觉要烤出水泡似的。莫先生将一条浸了井水的毛巾成天到晚搭在肩膀上，仍不停地抱怨，说这天热得一点儿也不正常。我也觉得奇怪，照理说这样闷热的天气只有我们潮湿的南方才有，今年这北方是哪儿出毛病了，竟然让我们这些南方人也热得无法忍受。

有人说这年虽然确实比往年要热一点，但还没有热到那种无处藏身的地步，我们之所以感到受不了，主要还是心态问题。开始时我觉得这话说得有点牵强，但细细一想，觉得还是非常在理。你看，自7月份以来，大家一个个被关在营房里，憋闷得像关在铁栅栏里面的狼，恨不能拿脑袋撞墙才好。心态决定状态。这样憋闷的心态加上这闷热的天，除了天王老子，谁都只会感到越来越热，越来越烦躁。而越来越烦躁，肯定会感觉越来越热。

9月中旬以后，憋闷了一个夏天的营房里总算有了点动静。上面命令我们抓紧整理装备，并禁止随便外出。作为一个老兵，谁都知道开始整理装备，也就预示着准备开拔，而准备开拔也就预示着准备战斗。这个时候的我，对于感觉方面的许多问题或者困惑仍是无法自圆其说。比如刚开始当兵时，只要听说要准备打仗了，我就会紧张得全身抑制不住地哆嗦，仿佛只要踏入战场，死神会随时将我带走。而现在呢？可能是经过了太多的生死，以至于我已经对战场以及战场上的生死麻木了，在脑子里突然涌现出将要打仗这种意识时，非但不感到紧张，反而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兴奋。别人说对任何东西着魔、上瘾后都会呈现出一种病态。我既不知道自己对打仗是不是着魔、上瘾了，也不知道自己现在这种有点兴奋的感觉是不是一种病态。

后来，我们不分昼夜进行过几次全副武装的紧急集合。在这几次紧急集合中，大多数只是在营房前面的操场上列好队后就立即解散了。而其他的几次甚至列队出了营房，大家井然有序地坐上那些美国制的十轮大卡后，上面才命令我们原路返回营房。这样来来回回地折腾，弟兄们一个个颇有怨言。说是一般的操练吧，在共产党军队大兵压境的情况下完全没有这个必要。说是遇到紧急情况吧，也不至于这样三番五次地来回折腾。

只有莫先生一个人从中看出了端倪，他偷偷对我说：“上面正犹豫哩。”

我不知道他这话是什么意思，紧张地问他：“犹豫什么呢？”

“该不该出兵。”莫先生小声地说。

“往哪儿出兵？”我仍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你真是个笨蛋。”莫先生不满地看了我一眼，“除了锦州还能往哪儿出兵。”

“锦州是哪儿？”我不解地看着莫先生。我这人一辈子就这德性，只要一着急，嘴巴就比脑子反应快。

莫先生这时眼睛都瞪大了，那怒火中烧的模样，恨不能立马给我两巴掌才解气。最后他还是在我的懵懵懂懂面前彻底妥协了。在无奈地朝我摇了摇头后，拉着我的手，三步并两步走到不远处一个墙角那儿蹲下。他找了一块碎瓦片在松软的泥地上曲里拐弯地画了一幅鸡头样的图案，然后告诉我，鸡脖子那儿是锦州，鸡嘴巴那儿是沈阳，鸡眼睛那儿是长春。

“知道不？现在共产党军队将锦州包围了。”他用瓦片指着鸡脖子那儿说。

“你是说，若共产党军队占了锦州，那就像将我们的脖子给卡死了？”我对着地上的图案看了好一刻，好像明白了什么。

“可不是。”莫先生说。

“那我们还犹豫什么呢？早点从沈阳出兵，早点给锦州解围嘛。”我着急地说。

“你说得倒是轻巧。从沈阳到锦州还有好几百里地哩。谁知道半道上会出现什么情况。”莫先生说。

“也是的。”我点头附和道。

在这里，我不得不佩服莫先生分析得确实有道理。这一年多来，共产党军队围点打援的战法让我们吃尽了苦头，乃至现在，只得硬撑着困守长春、沈阳和锦州几座孤城，连动都不敢动弹一下。所以上面在窘境中迟疑不决，也就在情理之中。但是话又说回来，早点出兵晚点出兵，与我们这些当兵的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最多只是多些劳顿而已。

经过近一个月的犹豫和折腾，在10月8日那天，我们终于从沈阳出发了。

“他们终于下决心了。”那天，莫先生的脸上竟然露出一丝莫测高深的冷笑。

秋日的东北大地，太阳是黄的，尘土是黄的，汽车、炮车、坦克车是黄的，骑兵、步兵是黄的，颤巍巍的土地上，一道浑黄的钢铁洪流轰隆隆地朝西奔涌而去。确实，这是一支让所有人都热血沸腾、叹为观止的行军队伍，如果仅从这支队伍的规模和气势判断，你肯定不会怀疑在它前进的道路上，所有的困难和阻力将是螳臂当车，最终会被辗得粉碎。

10月11日，我们新一军作为先头部队，没费吹灰之力就攻下彰武。部队在彰武做了短暂停留，旋即向锦州方向前进。10月15日，经过短暂的交火，我们顺利攻占新立屯，并有效控制了黑山外围地区。现在，黑山成了阻止我们西进支援锦州的唯一障碍。然而，我们正准备一鼓作气消除眼前这最后一道障碍时，突然接到命令，部队原地待命。正当我们迷惑不解时，突然得到一个令所有弟兄都沮丧不已的消息，原来由十多万国民党军队固守的锦州城已经被共产党军队攻克了。在这个不幸的消息得到进一步证实以后，我确实惊骇不已，不知道共产党军队如何有如此强大的力量，竟然在短时间内将我们十万国民党军队悉数全歼。与此同时，我突然想起莫先生在泥地上给我画的那幅图画，既然生死攸关的鸡脖子都被共产党军队卡住了，那处于鸡头处的我们这些弟兄们该往何处去呢？总不至于成了走投无路的瓮中之鳖吧？看着野地上一望无际的各种车辆以及无数弟兄脸上惶惶不安的表情，我的心突然莫名其妙地悬了起来。

兵法云，兵贵神速。在发生突然变化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及时采取相应的对策，以期摆脱目前的困境。然而，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是，我们近二十万大军在黑山周围干燥、贫瘠的野地里竟然一连待了整整五天。在这宝贵的五天时间里，那些能够决定我们命运的上司到底干了些什么，我们当然无从知道。但是，在若干年以后，我从一本反映东北战场上敌我得失的军事书籍上得知，在这五天时间里，我们的上司竟然一直在为是否继续西进收复锦州、退回沈阳以及撤退到营口这三个决定我们命运的问题上进行激烈的争吵。在他们最后停止争吵，决定往营口撤退时，共产党军队从锦州城撤下来的大批部队已经对我们形成了合围之势。所有的机会在他们的争吵中丧失殆尽。难怪在这本书里，共产党军队的最高指挥官林彪在得知我们最终决定往营口撤退的消息后，用调侃的语气说：“出营口也好，回沈阳也好，五天以前他们干什么去了？”

即使决定往营口撤退，我们仍然必须全力攻下横亘在我们面前的黑山。

如果与我们冉家坝的那些崇山峻岭相比，眼前的黑山简直不能称之为山。远远看去，它像一道灰蒙蒙的土丘一样，悄无声息地横亘在我们的面前。山上见不到一棵树木，也见不到些许荆棘，褐色的泥土中尽是些色彩斑驳的光秃秃的石头。若是在平时，以我们这无坚不摧的钢铁洪流，肯定要不了半个小时就可以将它踩在我们脚下。但是今天，就是眼前这座其貌不扬的小山包以及与它相对而立的大虎山，犹如一道令人恐怖的闸门一样，紧紧扼守着我们通往营口的道路。

对黑山的进攻是在22日拂晓时开始的。像以前每次大规模进攻一样，我们几乎集中了全部的炮火先行对共产党军队据守的表面阵地进行了猛烈的炮击。密集的炮弹像雨点一样砸在共产党军队的阵地上，掀起的泥土、石块和烟尘几乎在瞬间将整个黑山遮掩得严严实实。虽然相隔较远的距离，但炮弹爆炸的声浪仍震得我们的耳朵一阵阵嗡嗡作响，感觉灼人的气浪好似一堵密不透风的砖墙一样向我们压迫过来。

这天我们新一军中了头彩，竟然被排除在首批进攻的队伍之外。进行第一波攻击的是二百零七师的弟兄们。该师在国民党军队里面可谓大名鼎鼎，号称青年军。在沈阳时，我就见识过他们的风采，据说全是由高中毕业的学生组成，他们的思想单纯而又坚定，从脑子到骨子里都渗透着为了党国利益杀身成仁的坚定信念。他们使用的武器为清一色的卡宾枪和汤姆逊冲锋枪，其强大的火力可想而知。毫无疑问，上司将他们当作一把能够在瞬间撕裂共产党军队防线的锐利尖刀。

在炮兵对黑山共产党军队阵地进行猛烈炮击的时候，这些青年军在我们前面不远处进行冲锋前的集结。虽然他们都穿着与我们一样的美式军服，并且表情都显得严肃淡定，但是从长相上看，他们一个个仍然还是乳臭未干的娃娃。我还发现其中有几个戴着眼镜。

青年军的冲锋是以波浪式开始的。他们一排排平端着手中的卡宾枪和冲锋枪，像涨潮时一波紧接着一波的海浪一样，坚定地朝炮火连天的共产党军队阵地涌去。单就眼前这个毫无遮挡的小山包而言，在承受了我们如此密集的炮火轰击以后，很难相信在此据守的共产党军队能够存活下来。但是再一次让我们目瞪口呆的是，在那些勇敢的青年军刚接近山腰时，我们看到无数手榴弹像黑色的乌鸦一样从漫天的烟尘中飞了出来，准确地落在青年军的进攻队形之中。在手榴弹爆炸的同时，那些仿佛从泥土里面钻出来的共产党军队，随即用密集的步枪、机枪火力射向青年军开始稍显零乱的进攻队形。我们远远地看到，最前面一波青年军很快被共产党军队猛烈的火力像割麦子一样打倒在山坡上，然而紧随其后的第二波青年军并没有片刻的迟疑，继续往上猛冲……在没有丝毫停顿的两个多小时的进攻中，我已经记不清楚有多少波勇敢的青年军就这样一波紧接着一波地冲向共产党军队的阵地，但是，他们像扑向沙滩的海浪一样，最终全部被共产党军队打死在阵地前面那片平缓的山坡上。原本斑驳的山坡，现在已经完全被那些青年军的尸体覆盖住了，变成了一片让人触目惊心的黄色，就像一床厚厚的黄色棉被被人不经意地摊在硝烟弥漫的山腰上。

在连续两天的进攻中，我不知道青年军发动了多少次这样潮水般的进攻，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年轻的生命在枪林弹雨中悄然陨落。虽然这残酷的场面直看得我心惊肉跳，但是在那些年轻人从阵地上撤下来准备再次组织进攻时，我并没有看到他们稚嫩的脸上有丝毫的恐惧和惊慌。他们仿佛是一群没有情感的冷血动物，或者只是一具具冷酷无情的进攻机器，既不知道死亡是何物，也不知道伤感是什么。千真万确，青年军这种漠然对待死亡的牺牲精神让我的内心充满了无以言表的恐惧，但是那座被无数的炮弹炸得面目全非的小山包上的共产党军队更是让我感到魂飞魄散。前面我已经说过，自踏上东北土地的那一刻，我就对这些神出鬼没的共产党军队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心悸感觉，而现在，经过两年多的不同形式的接触和搏杀，特别是面对眼前这犹如炼狱般的炮火，这种心悸的感觉竟然变成了一种无以言状的惶惑。真的，面对那铺天盖地的炮火，我没办法知道那些共产党军队为什么能够生存下来，并且面对我们潮水般的进攻，他们始终似在山包上生了根一样，绝不退让半步。

看似舍我其谁的青年军最终在共产党军队的铜墙铁壁面前耗尽了最后一丝激情和鲜血。到23日那一天，我们新一军接替青年军对近在咫尺的那座山包开始了近乎疯狂的进攻。这种疯狂不仅是基于我们新一军的荣誉，更是基于我们求生的本能。所有的弟兄都知道，如果我们不能及时突破共产党军队的黑山阵地，那我们将彻底陷入全军覆灭的绝境。在这个时候，所有的鼓动或者说教似的言语都是多余的，本能鞭策我们别无选择。只是在进攻开始时，我们的主攻方向稍稍做了调整，不再是直接进攻黑山主峰，而是进攻黑山主峰左侧一处稍矮的山包。我们的进攻队形也不再是波浪式的连续进攻，而是整营整营地运用在印度兰姆伽从美国人那儿学到的散兵战斗队形，像漫过堤坝的洪水一样，连续不断地向共产党军队的阵地涌去。

这确实是一种让所有参与进攻的人丧失作为一个正常人所具有的最基本理智的进攻。震耳欲聋的枪炮声，我们充耳不闻，堆积如山的尸体我们早已视而不见。前面的弟兄倒下了，后面的弟兄踏着他们的尸体，边疯狂地射击，边冒死前进。甚至那些还没有咽气的弟兄，也挣扎着向共产党军队的阵地射出枪膛里的最后一发子弹。此刻，所有人的脑海中只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冲上山去，消灭那些想置我们于死地的共产党军队。

在第一天的进攻中，我们曾经数次冲上左侧那个小山包，但最终在立足未稳的情况下，被共产党军队的殊死反冲锋给打了下来。毋庸置疑，共产党军队的火力明显不如我们，并且我们的意志也并非被共产党军队的火力击溃。真正让我们最终丧失必胜信心的是共产党军队视死如归、前仆后继的牺牲精神。试想想，一个敢于抱着炸药包与对手同归于尽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一支在子弹打完后，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呐喊着，与你殊死搏杀的队伍又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

“他妈的，我就不信攻不下共产党军队的阵地。”在第二天开始新一轮进攻前，平端着一挺美式轻机枪的程连长圆睁着血红的眼睛，咬牙切齿地吼道。他的脖子被一块弹片擦伤了，被泥土染成土黄色的绷带仍在往外渗着血水。

莫先生脸色铁青，全身上下满是泥土，他已经完全失去了往日的自信和镇定，双眼呆滞地看着远处在晨雾中若隐若现的共产党军队阵地，时不时像打摆子一样哆嗦一下。

多少年了，我全身的每一个细胞再一次被无法抑制的恐惧浸润了。发黑的双手时不时神经质地抽搐一下，五脏六腑像被人撕裂了一样，一阵阵痛得我恨不能立即蹲坐到地上。

至于队列中的其他弟兄，他们与我并没有两样，一个个痴呆、木然的表情中显现出更多的是无奈和痛苦。

确实，面对这样强悍的对手，我们除了哀叹自己时运不济，又能抱怨些什么呢！

第二天的进攻几乎是头一天的翻版。唯一让我们有过一刻振奋的是，我们在攻占左侧那个小山包后，曾经冲上了共产党军队的黑山主阵地。

我们聚集在黑山周围的近二十万人马面临的形势越来越危急，以至于我们像被人逼到悬崖边上的巨人一样，只得做出破釜沉舟、孤注一掷的举动，以求通过最后一搏，彻底挣脱近在咫尺的灭顶之灾。我们的火力强度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不仅各种火炮不间断地对共产党军队阵地进行覆盖式轰击，还增派了十多架飞机轮番对共产党军队阵地进行扫射和轰炸。与此同时，在并不宽阔的进攻正面，我们发动了整团整团的潮水般进攻。在疯狂中，死亡的概念早就不复存在，所谓的进攻队形也荡然无存，所有人都平端着手中的步枪、冲锋枪、机枪，迎着扑面而来的枪林弹雨，毫不退缩地往那座小山包的顶端席卷过去。在那天的中午时分，我们最终占领了共产党军队主阵地左侧的那个小山包，并且以这个小山包为支撑，弟兄们如潮水般涌上了共产党军队的黑山主阵地。

在我们孤注一掷的疯狂进攻面前，共产党军队竟然没有丝毫的退缩迹象。他们残存在阵地上的士兵，有的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有的挥舞着挖掘工事的军锹，甚至有的拿着熊熊燃烧的木棍，冲进我们中间，与我们展开了血腥的肉搏战。我们再次被共产党军队视死如归的气势震慑住了，眼见着将要又一次被共产党军队赶下阵地，我们发射的重炮炮弹如雨点般落在正在混战的双方士兵们中间。剧烈的爆炸将双方士兵的身体像纸片一样撕得粉碎，随之掀起的泥土、碎石漫天飞舞。只是眨眼工夫，双方混战在一起的士兵就被无处躲藏的死神彻底吞噬了。

所谓的勇敢在这个时候已经无关紧要了，经验再次救了我一命。由于在宜昌的双莲寺战斗中我曾经经历过这一幕，所以在我们的炮弹刚刚落下的那一瞬，我和莫先生以及身边的几位弟兄几乎是出于本能地从山顶上连滚带爬地撤到了山腰上，像受惊的壁虎一样紧紧地趴在弟兄们的尸体堆中。然后，一俟炮声变得稍稍稀落，我们再次挣扎着冲上共产党军队的黑山主阵地。

整个阵地上由人工开挖的战壕已经被猛烈的炮火全部炸平了，几乎深到膝盖的浮土中满是双方士兵残缺不全的尸体以及被双方炮火炸烂的各式枪支、门板和条凳。沾满泥土的人体内脏和四肢像拆散的座钟零件一样，散落得到处都是。无数在尸体堆中挣扎的伤兵连哀嚎的力气都没有了，一个个像犁地时被犁铧翻出的蚯蚓一样，悄无声息地四处蠕动、翻滚。

然而，在共产党军队的阵地上，我们只是模模糊糊地看清山背面不远处灰蒙蒙的黑山县城，共产党军队反击的炮火就如同雨点般倾泄在我们刚刚占领的阵地上。与此同时，无数共产党军队士兵呐喊着，在激昂、刺耳的冲锋号声中，前赴后继地向我们冲了过来。

在这种残酷的拼杀过程中，正常人的意识是没办法存在的。因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容不得你有片刻的时间进行思考和判断，这时候决定你能否活下来的关键，在于你求生的本能是否敏捷。最终在共产党军队的阵地上我们连欢呼的时间都没有，就像退潮时的潮水一样，被汹涌而至的共产党军队从阵地上糊里糊涂地赶了下来。

我们再次功亏一篑。

这天晚上的月亮显得非常特别，在稀疏的云层后面竟然散发出猩红色的光晕。清凉的夜风挟裹着浓浓的死亡气息，从死一般低沉的原野上轻轻掠过，带来许多秋虫临死前的悲鸣。拖着长长明亮尾巴的曳光弹，像无数坠落的流星一样，时不时划过茫茫的夜空。夜行的大雁，仍在继续着它们的长途旅行，不时在夜空中发出一两声凄厉的悲鸣。筋疲力尽的弟兄们胡乱躺在公路两侧的野地里，大瞪着眼睛，空茫地仰望着寂静的夜空，仿佛在无可奈何地等待着世界末日的来临。

我和莫先生抱着枪，斜靠在一辆十轮大卡的车轮上，静静地挨着这难熬的时光。虽然此刻我已经累得连挪动一下腿脚的力气都没有了，但我的思绪却变得异常活跃。我几乎想遍了我这一生中走过的每一个地方，也想遍了我这一生中在我的记忆中留下印记的每一个人。其中，我想得最多的是我们冉家坝村头那棵古老的黄桷树，并且模模糊糊地感觉在这棵黄桷树的树荫下，爷爷、幺姑正用期待的眼神看着从远处的山峦中蜿蜒伸向村子里的那条土路。我知道他们在期待什么，也知道他们在惦记着什么，所以我以自己的想象努力去使这梦幻般的感觉变成现实。我感觉自己背着简单的行囊，沿着那条好似没有尽头的土路，如飞般向他们奔去。他们泪流满面地抱着我，轻轻地拭去我奔涌而出的泪水，喃喃地连声说：“哦，总算回家了，哦，总算回家了！”

在我任由自己的思绪四处奔涌的时候，突然被旁边莫先生的一声惊呼惊醒了。我抓紧手中的枪，腾地一下从地上坐了起来。

莫先生这时也坐了起来，正手忙脚乱地用衣袖往脸上胡乱地擦拭着什么。

“怎么了？”我轻声问道。

“没什么。”他边擦边骂道，“好像鸟儿将粪便拉到我的鼻子上了。真他娘的倒霉。”

在将脸上擦拭干净以后，莫先生不知嘀咕了几句什么，又重新斜靠在车轮上睡着了，并且发出轻微的鼾声。

我却没办法再睡着了，因为我被莫先生突然的遭遇吓住了。我记得小时候爷爷曾经对我说过，若鸟儿拉的粪便掉在谁的头上，那这个人要不了多久肯定会遇上倒霉的事。现在，鸟儿的粪便竟然掉到莫先生的鼻子上，那莫先生将要面临的倒霉事会是什么呢？身处血肉横飞、尸横遍野的战场上，我真的不敢想象了。

我侧过身子仔细看着正沉沉入睡的莫先生。他零乱的头发长得几乎要盖住了眼睛，嘴唇上浓密的胡须也好久没有刮了，一根根像冬天野地里的茅草一样参差不齐。他左肩上的军服被撕开了一个一尺多长的口子，露出里面又黑又瘦的肩膀。此刻，他好像正沉湎于香甜的梦乡之中，因为我在他那干瘦的嘴角那儿竟然看到一丝甜甜的笑意。

正在这个时候，离我们不远处的胡家窝棚方向突然响起一阵激烈的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燃起的火光将半边天空都映红了。所有躺在地上的弟兄们手忙脚乱地从地上站了起来，大家看着枪响的方向议论纷纷，不知道那儿到底发生了什么。

当然，那时的我以及所有的弟兄都不知此刻胡家窝棚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在若干年以后，我同样从那本反映东北战场上敌我得失的军事书籍上得知，那些枪声是一股误入我们兵团指挥所的共产党军队发出的。历史就是那么回事，一个小小的误会，或者一个毫无目的的举动，就会使一切变得面目全非。那股阴差阳错误闯进我们兵团指挥所的共产党军队，在打烂我们指挥系统的同时，也将我们整个兵团彻底抛入万劫不复的覆灭境地。

自胡家窝棚的枪声响起以后，我们整个兵团很快陷入了群龙无首的混乱状况。与此同时，从锦州方向赶过来的共产党军队主力部队，在将我们团团包围的同时，充分利用我们的混乱，运用小股部队的大胆穿插，很快将我们整个兵团肢解得支离破碎、四分五裂。在我们的四周，密集的枪炮声响成一片，但是我们根本没办法分清楚哪些是我们在射击，哪些是共产党军队在射击。天亮以后，头顶上的飞机好像也被地上的混乱弄迷糊了，擦着山尖一圈接着一圈盘旋，既不敢俯冲，更不敢投弹、扫射。更为恐怖的是，一小股一小股的共产党军队时常稍纵即逝地出现在我们的周围。他们好像一点不急于消灭我们，而更像是一个有耐心的猎人，通过他们不停息的恐吓和威胁，慢慢地将他们锁定的猎物，一群接着一群地驱赶进他们早就设置好的圈套里。

在我这一生中，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混乱、如此狼狈的场面，感觉我们就像一艘在大海中失去动力的巨轮，只能在波峰浪谷中听天由命、随波逐流。至于最终的结果和归属，谁都无法决定。

作为一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兵，在如此混乱的状态下，我们唯一能够听命的就是我们的程连长。而此时的程连长已经近于疯狂，挥舞着手枪，嘶哑的嗓子里不知在吼叫些什么。对于整个战局，他肯定像我们一样一无所知。基于责任，他只能机械地指挥我们，随着大股部队在共产党军队逐渐紧缩的包围圈中不停地左冲右突。

26日整个白天，我们就是在这漫无目的的四处冲撞中熬过去的。

到了晚上，我们跟随着几辆坦克惊慌失措地逃到一个叫孙家窝棚的地方。在这里，感觉除了北面的枪声显得稍稍稀疏一点，其他方面的枪声不仅显得越来越密集，并且感觉离我们越来越近。我们完全成了一群被猎人追赶得无路可逃的兔子，现在唯一能够选择的就是朝北边涌去。在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的亡命奔跑中，我们既没有遇到共产党军队的阻击，也没有遇到共产党军队的袭扰，但是，紧随而来的是，我们竟然被一条在黑暗中一眼无法望到对岸的河流给挡住了。

不知是因为逃跑惯性的促使，还是被身后越来越近的枪声所逼迫，最先冲到河边的弟兄们没有丝毫的停顿，纷纷扔掉手中的武器，像往锅里下饺子一样，毫不犹豫地扑进漆黑的河水之中。那几辆坦克上的弟兄，也从坦克上跳了下来，光着身子扑进了河里。在猩红色的月光映照下，原本平静的河面上立时水声四起，水花乱溅。最先下水的那些弟兄很快就消失在我们的视线中。一切都显得异常平静和从容，仿佛只要我们逃过面前这条河，我们就可以逃出共产党军队撒下的天罗地网了。然而，在我刚刚跳进河里时，漆黑的河对岸突然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并且许多迫击炮炮弹带着悚人的呼啸声，接二连三地落进我们当中。炮弹爆炸时发出的火光一下将四下里照得通亮。我看到在无数冲天的水柱中，那些已经游到河中间的弟兄们接二连三地被子弹或者炮弹击中，像草捆一样乱七八糟地漂浮在水面上。

眼见过河已经不可能了，我急忙折身想往岸上跑，但是，这个时候我根本无法再沿原路上岸了，因为蜂拥而来的弟兄们像雪崩一样仍从岸上往河里涌。很快，想上岸的弟兄们与想过河的弟兄们在河堤下面的河水里挤成一团，大家相互冲撞、相互踩踏，哭喊声、哀鸣声和咒骂声在枪声和爆炸声中响成一片。

至今我都有点不明白，在这片混乱中，我的头脑竟然非常清醒。在发现自己根本无法沿原路上岸后，我就顺着水流的方向猛划了几下水，使劲挣脱无数在水中挣扎的弟兄的抓扯，很快脱离了那片混乱的区域。我记得非常清楚，在此过程中，有一位弟兄从后面紧紧抱住了我，让我一时无法动弹。我知道溺水的人只要抓住了一件东西，是绝对不会松手的。如果我不能及时挣脱他，那我最终只会与他死在一块儿。于是我深深憋了一口气，带着那位弟兄一块儿沉到了河底。在河底的淤泥中稍稍站稳后，我使劲扳开那位弟兄像老虎钳一样紧紧抱着我的双手，紧接着转过身子，朝那位弟兄的肚子上用劲踹了两脚。待我重新浮出水面以后，那位弟兄已经不见了。现在想来，我当时的行为确实有点为人不齿，但是在那种情况下，求生的本能告诉我，自己别无选择。

在水流的作用下，我身不由己地沿着河的下游方向漂浮而去，最后，在一个拐弯处，我被一根伸到河里的巨大树根拦住了。像残破的蛛网似的，这根树根的周围，遍布着无数弟兄半沉半浮的尸体。我抓扯着树根筋疲力尽地爬到河岸上时，发现一大片水草丛中像落汤鸡一样蹲着十几位活着的弟兄，其中一位伸出干瘦的手来，将我从齐胸深的水中拉到了岸上。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将我拉到岸上的那位弟兄竟然是莫先生。莫先生看清是我，也觉得非常奇怪，露出满口雪白的牙齿朝我笑了笑。莫先生的旁边躺着程连长，他被一块弹片击中了右腹部，血水正从鸡蛋大小的伤口里汩汩地往外淌着。

在情绪稍稍变得稳定后，我帮着莫先生给程连长包扎伤口。怎奈伤口太大，我们想尽了一切办法，仍没办法将血止住。

程连长这时神智还非常清醒，连连朝我们摆手，说不要白费力气了。

我和莫先生也觉得无能为力了，就放弃了对他的包扎。我从不远处找了一根碗口粗的木头垫在程连长的脑后，让他感觉稍稍舒服点。

在我们上游不远处，枪声显得越来越密集，也越来越近了，感觉无数共产党军队士兵正沿着河堤朝我们这个方向冲过来。这期间有更多弟兄的尸体从上游漂了下来。对于那些仍在水中挣扎的弟兄，我们都想尽一切办法将他们拉到岸上。

在天快亮时，我的身边突然想起一声沉闷的枪响。我和莫先生仔细一看，发现程连长竟然用手枪朝自己的太阳穴开了一枪。鲜血从细小的伤口里流淌出来，很快将他那惨白的脸颊染红了。那一刻，一种不可言状的悲怆突然涌上我的心头。我蹲下身子，猛地一下将程连长紧紧搂在自己的怀里。其他的弟兄也被这突然的变故惊呆了，木然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然而，没待我的悲怆情绪有丝毫的平息，河岸上不远处的柳树丛中就响起大声的呵斥声：“什么人，出来！”

我们所有人都吓得紧紧趴在地上，谁都不敢吭声。

“再不出来就开枪了。”那些人大声警告道。

我们仍然不敢动弹一下。

“哒哒哒……”一阵轻机枪的枪声响起。随即我听到趴在我旁边的莫先生“啊哟”了一声。我扭头一看，发现莫先生被子弹打中了，血水正从他的左耳根处不停地往外淌。好在莫先生运气不错，子弹只是将他左边耳朵穿了一个大豁口，并没有打中要害的地方。

不知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我当时突然一激灵，就想去抓程连长手中的那支手枪。然而莫先生伸出手使劲抓住了我正准备拿枪的手，在狠狠瞪了我一眼后，他欠起身子，朝柳树丛中大声喊道：“别开枪，我们出来。”

最后，莫先生带着我们三十多位弟兄，高高举着双手，心惊胆战地走出了那片藏身的草丛。

走出草丛之前，我多了一个心眼，将那两枚分别在湖北宜昌和东北四平获得的勋章，偷偷扔进了已经被鲜血染红的河水里。

我就这样狼狈不堪地成了一名共产党军队的俘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