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文化政策：实现文化权利的制度保障

根据卢梭契约论，公民与国家达成契约，自愿让渡一部分权利组成国家共同体，以获得国家对公民其他权利的保护，以及国防、交通、医疗等公共服务的提升。美国《独立宣言》中明确：“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文化权积极与消极的二元属性，要求政府承担经济、立法、政策的义务保障。

因此，实现文化权利，首先需承认文化权是公民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国家元首或是政府官员，都需“在日常工作中认真看待的权利”。《国际人权宪章》《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发展权利宣言》《儿童权利公约》《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国际劳工组织土著和部落民族公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取缔教育歧视公约》《林堡原则》和《马斯特里赫准则》等，都提及对文化权利的保护，承认文化权是公民权利并不可少的一部分。中国《宪法》第四十七条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日本《宪法》第二十五条明确，一切国民都享有维持最低限度的健康的和有文化的生活权利。韩国《宪法》第十一条指出，所有国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有国民均不因性别、宗教、社会地位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方面所有领域受到差别。除宪法外，中国制定《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韩国制定《文化基本法》、日本制定《文化艺术振兴基本法》、俄罗斯制定《俄罗斯文化艺术促进法》等保障公民享有国际公约和宪法赋予的文化权利。

其次，国家制定文化政策，履行国家义务、保障文化权利的实现。关于国家义务，日本学者提出，国家有尊重、保护、满足和促进的义务。^[8]国际法上，也划分为行为义务（Obligation of Conduct）和结果义务（Obligation of Result）。行为义务需要帮助实现特定权利，结果义务则要求能够满足某一具体的目标和标准。^[9]根据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第10号一般性意见，国家文化权利保护机构的职能有：推广教育和宣传方案、提高特定群体对文化的认识、认真审查现有法律和行政法令的草案及提案，衡量是否达到《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的标准，提交文化权利实施报告等。公共文化政策（包含公共文化立法）实际是公民实现文化权利的制度保障。例如，正在审议的《公共图书馆法》（草案）中，就明确提出政府加强公共图书馆建设的责任：应将公共图书馆事业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城乡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建立覆盖城乡、便捷实用的公共图书馆网络。促使公众走进图书馆，促进全民阅读，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学习型社会。(https://www.xing528.com)

最后，公共文化政策引导文化权利的实现。政策具有导向功能，成为引导社会、公民个体行为的方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全民阅读”等都是基于政策本身权威性和导向性制定的整体目标。《电影产业促进法》，引导电影产业健康繁荣发展、丰富公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草案）保障公民基本阅读权利，促进全民阅读，提高公民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提出听广播、看电视、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的设施完善和服务，例如每个行政村都设有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和综合文化服务中心，配备图书、报刊和电子期刊，鼓励村民读书看报；《“十三五”时期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纲要》，则重点加大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的扶贫力度，到2020年，贫困地区服务能力和水平明显改善，实现村级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全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