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生现象对进化和流行病的影响：一个微妙的渐变

Chapter 4 parasitism

①

在生物的世界里，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进化是持续不断的，尽管进程缓慢，以至于它所带来的改变，只能在现存形式的可确定关系中以及在古生物学和胚胎学的历史中才能看到。当《物种起源》（Origin of Species）出版时，虽然进化的进程并不像今天看起来这样简单，但没有一个生物学家认为某种生命形式是永恒不变的。因此，仅仅以生物学为依据，断定传染病在不断变化，新的种类在持续发展的进程中，旧的种类正在被改变或消失，是完全符合逻辑的。

寄生现象起源于远古时代，是不同生物之间习惯性接触的结果。它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逐渐发展演化而来的。从根本上说，寄生现象意味着打破对立——通常情况下，每一个活的细胞复合体都会被另一个生命体入侵。最简单也最广为人知的例子（因为缺乏一个更好的名字，我们就暂时将其称为“生命抵抗力”），就是蛙卵了。在遍布细菌和原生动物的池塘中，蛙卵成长发育并免受入侵。一场霜冻一夜之间就可以置它们于死地，在几个小时之内，它们遗留下来的物质会变成无数微生物的培养基。可想而知，即使宿主未遭受致命打击，如果“生命抵抗力”降低，入侵者就能更加容易地获得初步的立足点。一旦开始，寄生现象就可以朝着无限多的方向进一步演变。

寄生现象代表了进化变化中最容易分析的阶段。几乎没有无法找到独立生存的祖先种群的寄生生物，它们的祖先要么现存于当世，要么被封固在化石之中。从这个角度来看，对寄生适应的研究，是进化论最重要的支撑之一。每一个实例都代表着一个微型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宿主是塑造寄生生物的世界。在很多情况下，传染病的寄生现象是简单的单细胞生物（比如细菌、原生动物、立克次氏体以及超显微镜病毒和滤过性病毒等尚且无法定义的介质）对更为复杂的动植物的入侵。尽管这些简单的生物在功能和新陈代谢方面是复杂的，但是它们显示出惊人的生物和化学灵活性。就它们而言，世代更替的速度非常快（在理想的条件下，每个小时至少更替两代）。感染现象形成了一个加速进化的过程，这对观察适应性变化非常有利。因此，在我们有记录的几个世纪里，如果新形式的寄生现象——也就是说感染——没有不断地翻新出现，如果就现存的寄生形式而言，宿主和寄生生物没有为了相互适应而发生改变，那就太令人难以置信了。

实际上，现代细菌学在很大程度上证实了流行病在不断发展变化这一观点。流行病变化的速度也许不够快，不能混淆任何特定时期的诊断问题，但是其变化的速度仍足以鼓励我们在对流行病史进行研究时，将这一因素考虑在内。可以肯定的是，就目前而言，我们仍然无法在实验室中将纯粹的腐生物^[1]转化成习惯性寄生生物。然而，通过降低个体宿主的抵抗力，利用通常来说寄生能力较低的生物体来诱发致命的感染，却较为容易。自巴斯德时代以来，科学家就反复进行过类似实验。此外，科学家在细菌变异型分离方面取得的最新进展，让人们找到了简单的方法。科学家利用这种方法，可以让大多数传染性强的细菌先是失去毒性，继而又让它们恢复到完全致病的状态。这样的双向改变发生在被感染动物的体内，并且可以在试管实验中随意产生，也可以与细菌本身的形态和化学变化相关联。这一课题是现代生物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所取得的成果深刻地改变了感染的概念。如果进行进一步探索，我们将会陷入技术性讨论，那些内容更适合放在细菌学教科书里。我们刚刚谈及的种种，仅仅是为了支持我们的论点：即自此以后对传染病史的研究，必须考虑到寄生的适应性是动态的，即使是寄生生物与宿主之间为了相互适应而做出的微小变化，也可能深刻地改变临床和流行病学的表现。

在腐生现象与寄生现象之间，存在着一系列微妙的渐变。在某种程度上，随着生物和化学属性的变化，寄生适应的变化过程，取决于在人类和动物身上引起疾病的有机体是否拥有在自然中生存的能力，是否还存在一个中间宿主，或者是否与个体宿主之间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关系，以致如果没有了这个宿主，引起疾病的有机体要么转移到下一个宿主身上去，要么将无法生存下去。

最后一种情况是，在有人类记载的短暂时期内，最合理的预期是发生明显的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宿主与宿主之间会出现不间断的传播，寄生生物不会根据环境而变化，而是根据它们已经完美适应的宿主而调整，如此这般，进化可能会朝着单一的方向前进，最终实现寄生生物与宿主之间的完美融合。可想而知，当这样的寄生现象开始发生时，宿主的反应是强烈的，入侵方和宿主之间必有一方死亡，不同的个体，结局也各不相同；当适应变得更为和谐的时候，宿主的反应会温和一些，疾病的症状也会减弱直至变成慢性疾病；最终，双方的适应到达一个几近完美的阶段，宿主不再表现出受伤的迹象。这种情况是存在的，比如被锥体虫感染的大鼠，被螺旋体和肉孢子虫感染的小鼠以及其他状况下的动植物。在上述情况中，在对寄生生物的反应上，被感染动物并未表现出任何不适的症状或病理学变化。西奥博尔德·史密斯（Theobald Smith）对此已经进行过详尽的讨论。在动物种群中，一种新型病毒的首次感染会覆盖各个年龄段的个体。其中的部分幸存者不过是机缘巧合，这取决于它们的遗传差异，或从其他相似疾病中偶然获得的免疫力。一些动物物种在过去的时代中灭绝的最佳解释，就是它们遭遇了一种新生的寄生生物。寄生生物后续会对动物物种的年幼一代不利，这往往会清除弱小的变种，并使种群逐步对这种特殊形式的传染源具有更强的抵抗力。

就人类而言，能够印证这些原则的疾病是梅毒。毫无疑问，在16世纪初，当梅毒首次以传染病的形式出现时，要比现在剧烈、恶性和致命得多。在近五百年的时间里，梅毒在人类个体之间不间断地传播，导致了寄生生物与宿主的相互适应，从而使疾病的症状变得越来越温和。如果未来梅毒像过去那样继续传播，那么一千年以后，可能会出现一种和被感染了螺旋体的老鼠一样的情况，医生对任何一个幸存者进行腹腔穿刺检查，都将发现幸存者感染了梅毒螺旋体，但是幸存者（宿主）对此毫不知情。不过，抗螺旋体药物阿斯凡纳明的出现，使这一可能成了泡影^[2]。

在上述这些形式的寄生现象中，入侵的有机体尽管有传染的能力，但同时具有腐生性质，因此很难确定它们在有历史记载的时期内发生了什么变化。炭疽热和破伤风的病原菌对人类和动物来说都是致命的，它们可以以孢子的形式在土壤中保存数年之久而不丧失致病性，因此它们可以再次引发致命的疾病。伤寒杆菌和痢疾杆菌、霍乱弧菌、能够造成手术感染的链球菌和葡萄球菌以及许多其他的微生物，在与宿主分离后，能够存活或长或短的时间。在什么情况下，它们才能够存活下来？能存活多长时间？在这段时期里，它们又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些对于流行病研究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尽管如此，即使是这样的半寄生生物造成的感染，一旦被广泛传播，我们在上面讨论过的各种因素就会发挥作用，而且半寄生生物的后代往往会产生更强的耐药性。就人类的感染而言，我们可以举出许多这样的例子，最具有代表性的，则非肺结核莫属了。世人皆知，在面对这一疾病时，土著居民表现得不堪一击，而相比之下，欧洲人则显得身经百战。

我们期望在人类历史的短时间内改变疾病的临床和流行病学表现的这一想法，受到了所谓滤过性病毒介质研究的鼓舞。很多重要的流行病都是由这些神秘的“东西”引起的，比如天花、水痘、麻疹、腮腺炎、小儿麻痹症、脑炎、黄热病、登革热、狂犬病、流行性感冒，更不必说存在于动物王国里的大量疾病。就像在细菌性疾病中那样，寄生生物在人类和动物世界之间活跃地交换着。实际上，由于我们无法看到也无法培育这些传染介质，除非有活体组织存在，所以，我们对其进行系统研究的唯一机会，便是找到一些能够产生疾病的动物。这种研究的结果似乎是，这些介质比细菌更加具有生物可塑性，往往可以通过简单的实验性操作加以修改。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通过奶牛将天花病毒转化为牛痘所带来的改变，远比将雅典瘟疫与天花区分开来意义更为深远。在上述例子中，通过另一物种，病毒发生了改变，因而在人类身上的表现也变得微不足道了，尽管如此，病毒保留了关键的生物特性，从而使人类获得了免疫力。同样的，将狂犬病病毒通过兔子进行转化，会极大地增强狂犬病病毒对于这些动物的毒性，但同时也减弱了狂犬病病毒对猴子和人类的毒性。在将黄热病病毒注入小鼠的大脑中之后，黄热病病毒不再发生作用，但转化成了一种脑炎，自此以后在老鼠之间相互传播。黄热病病毒即使是通过蚊子再次传染给猴子，它仍然保持着攻击中枢神经系统的偏好。事实上，通过适当的实验操作，研究者可以改造导致唇疱疹的疱疹病毒、牛痘病毒以及其他大量病毒，使它们有选择地侵入中枢神经系统，引起脑炎。

因此，所谓“新”的疾病，我们没必要将其解读为之前未曾存在的新的寄生形式。尽管这一过程可能会持续下去，但它的渐变过于缓慢，以至于无法从现存的疾病中追踪到其最初的来源。在历史上，新疾病的来源主要有两个：一、通过人与寄生生物之间相互的逐渐适应，已经存在于人类身上的寄生现象发生了改变；二、通过与之前未曾接触过的相关动物或昆虫接触，人类遭到了动物世界中现存寄生生物的入侵。从最近的鹦鹉热和绵羊跳跃病的经验来看，人类之所以未曾感染自然界已经存在的多种疾病，显然只是因为缺乏这样的机会。澳洲X脑炎——症状类似脊髓灰质炎，可能就是人类从绵羊身上感染来的；兔热病（土拉菌病）是一种在1904年以前并不为人所知的疾病，现在却正在整个美国肆虐，其病原菌就来源于各种各样的动物。

最为有趣的感染性寄生现象之一，要属昆虫和高等动物世界之间的感染介质交换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领域，我们不打算讨论它，除非涉及我们的斑疹伤寒主题。除了医疗和卫生方面的问题之外，斑疹伤寒的传播环境具有特殊的生物学意义，因为相比其他的疾病，它们给我们带来了研究寄生现象进化的机会。在世界各地，寄生现象进化的渠道各有不同，以适应当地昆虫和啮齿动物的不同分布情况。斑疹伤寒是立克次氏体疾病之一。造成该疾病的、微小的芽孢杆菌一样的生物体立克次氏体（Rickettsiae）——以一个叫作立克次（Ricketts）的美国人的名字命名，立克次在墨西哥研究斑疹伤寒的时候不幸离世——与大量相似却又无害的微生物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微生物通常存在于许多昆虫的体内。正因为如此，这些生物体最初的寄生现象可能出现在昆虫身上，之后又延伸至一些低等动物（啮齿动物）身上，最后出现在人类身上。在下面的章节中，本书将花费一定的笔墨对此予以讨论。

②

当一种传染病感染了拥挤地区的几乎所有人口时，对病毒不太敏感的人会偶然存活下来。经过几代人的更替，寄生生物与宿主之间的关系逐渐发生了变化。感染的饱和度越高，这种现象就越明显。这种变化最简单的证明是，当一种传染病首次被引入土著居民的聚居区时，也就是在整个群体都极易受到感染时，传染病的传播速度之快和毒性之大。1875年，在斐济国王和王子访问了位于新南威尔士州的悉尼之后，麻疹被首次引入了斐济群岛，在这个大约只有十五万人的国家造成了四万人的死亡。另一个例子是，西班牙征服者纳瓦埃斯（Narvaez）船上的一名黑奴将危险的天花病毒首次引入墨西哥印第安人地区，造成了一片凄惨之象。此外，黑人、因纽特人、美洲印第安人在与白人的接触中，惨遭肺结核病毒的蹂躏。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即使在拥挤不堪、感染饱和的群体之中，疾病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也会发生同样的变化。大约自1880年以后，西欧、英格兰以及美国的猩红热发病率明显降低。与之相应地，在发病率和死亡率方面，麻疹和白喉也出现了同样的趋势，而上述变化的发生，远在现代防控措施产生任何明显的作用之前。就白喉的例子而言，自19世纪90年代末以来，现代细菌学方法对白喉的控制最为有效，但这种方法干涉了白喉正常的进化进程。于是，我们开始观察到欧洲中部再度出现越来越多的极具毒性和致命性的白喉病例，这可能并非偶然。通过几代人的努力成功地控制一种流行病，可能会影响虽然更为残酷，却更为长久有效的疾病进化进程，即大自然逐渐使一个群体具有免疫能力的过程。

一旦整个群体达到饱和性感染，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疾病可能会发生改变，梅毒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这个例子非常的有趣，我们不妨多花些笔墨进行讨论。在15世纪的最后十年以前，欧洲可信的梅毒病例记载非常少。这个话题一直备受争议，很多段落——特别是在古印度文卷中的段落——都将梅毒解读为一种古代的性病。然而，确实存在一种叫作软下疳、非梅毒形式的性病。根据当时的描述，人们很难将这种性病与真正的梅毒区分开来。从古代医学文献来看，没有一位医生的著作能描述出以生殖器溃烂、皮肤溃烂以及各种各样的二三级病变为特点的任何疾病。

医学历史学家引用过很多观察资料，他们认为这些资料可以印证古代存在梅毒的观点。对于其中的大多数资料，我们只要仔细审查，就会发现它们并没有说服力。犹太法典《塔木德》（Talmudic）中的参考资料、克理索（Celsus）的《药学》（Medicina）第六部以及阿维尼翁伯爵夫人（Countess of Avignon）于1347年颁布的妓女行为规范，等等，都无法为我们提供足够的、可信的证据，以便我们得出结论。奥扎拉姆引用了一个佛罗伦萨诗人的两首十四行诗，作为自己接受在1480年——也就是两首诗创作的时间——梅毒已经存在的确凿证据。在对这两首十四行诗进行仔细翻译，特别是对诗中具有诊断意义的表达进行甄别后，我们发现这两首十四行诗只不过是非常下流的诗歌，并不能反映出梅毒的存在。

当然，彻底排除古代存在一种比16世纪早期横扫欧洲的梅毒病毒更为温和的梅毒是不可能的。汉泽不认同梅毒来源于美洲的说法，他相信梅毒从古代开始就在欧洲广泛存在，只不过影响范围小，毒性没那么大罢了。在古代的很多时期，在古罗马时期，在中世纪，性淫乱现象普遍存在，而且相当无耻。在十字军东征时期，理想主义与享乐放纵之间存在着一种奇怪而又普遍的矛盾。性淫乱与流行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毫无疑问，在古代的大多数时期，淋病^[3]可谓最为常见的疾病。在英国，它被准确地描述为“脓疮”；在法国，它被称为“花柳病”。对于软下疳和崩蚀性溃疡，历史上都有准确的描述，这两种病症有时会大面积扩散，从而破坏人的整个生殖器官。在这些疾病中，常见腹股沟肿胀和腹股沟淋巴结炎。然而，很少有资料描述性病感染与身体其他部位二三级病变的关系。汉泽倾向于相信，这主要是由于医生和病人不愿意将感染几周后出现的情形归因于性病所致。他认为，后期的一些较为温和的症状可能被忽视了，或者是以无法识别的形式被描述的。他引用了一些记载，来给自己的论点提供支撑。首先，他引用了利特雷（Littré）的观点，根据13世纪法国医学家德·贝里（de Berry）的观察——他描述了感染性病后出现的症状：首先从生殖器官开始，继而扩散到整个身体。另一个例子是波兹南（Posen）主教尼古拉斯（Nicolas），他也是从生殖器官开始溃烂，然后扩散至舌头和咽部，最终于1382年去世。与之相同的病例，还有波兰国王拉迪斯拉斯（Ladislas）和波希米亚的温泽尔（Wenzel）。

因此，若要断定哥伦布以前的欧洲不存在梅毒也是不可能的，但如果它确实存在的话，那必然是相对罕见的，且肯定比后来的梅毒毒性小得多，以至于1500年暴发的梅毒流行病标志着梅毒螺旋体寄生现象新阶段的开始。(https://www.xing528.com)

梅毒起源于美洲这一观点被人们广泛地接受，尽管它尚且无法得到证实。最有可能的情形是，它存在于西半球，早期的探险者与美洲沿海的印第安人交合之时受到感染。在美国的俄亥俄州和新墨西哥州、秘鲁、中美洲以及墨西哥等地的美洲原始印第安人的坟冢中，人们发现了多具发生病变的尸骨。赫伯特·U. 威廉姆斯（Herbert U. Williams）教授近期对这些骨头的年代和病理检查的可靠性进行了详查，认为在上述的多处病变中，确实有梅毒存在的证据。^[4]针对同一个问题，威廉姆斯还对部分早期西班牙文学进行了考证。在哥伦布的儿子费迪南德（Ferdinand）撰写的《哥伦布传》（Life of Christopher Columbus）中，有一段关于圣杰罗姆修道院的潘恩（Pane）隐士的记载，该记载撰写于哥伦布第二次航行期间。该段文字所述如下：

他去了一个叫作关嘎支那（Guagagiona）的地方，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个女人。他与她一起度过了十分美妙的时光，但染上了一种我们称为法兰西病的疾病。随后他立即开始了治疗。后来，他来到了关纳拉（Guanara），这个地方对他颇有意义，因为在这里，他的溃烂得到了康复。

奥维耶多·易·巴尔德斯（Oviedo y Valdés）说，溃烂（可能就是梅毒）使西印度群岛上的第一批基督教定居者痛苦不堪：“在意大利，每每听到意大利人提及这种他们叫作法兰西病，而法国人将其称为那不勒斯病的疾病时，我都大笑不已。事实上，如果他们双方将这种疾病称为西印度群岛病，那才是叫对了名字。”此外，他还提到了一名叫作唐·佩德罗·玛格丽特（Don Pedro Margarite）的骑士，该骑士在跟随哥伦布进行第二次航行时受到这种疾病的困扰。奥维耶多·易·巴尔德斯认为，这名骑士很可能就是使该疾病在整个宫廷扩散的传染源之一。他说道：“这是一种新的疾病，医生们对它束手无策。”类似的文字在其他作家的作品中也多有提及，威廉姆斯引用了伊斯拉（Isla）的一段文字，不过不知道由于什么原因，这段文字并未在印刷版中呈现出来。这段文字具有非同一般的重要性。“在这座多姆将军发现的岛屿上，开拓者与印第安人进行了交合和交流。因为这种病具有极强的传染性，他们很快就都被感染了。舰队中现已出现这种疾病，一名叫作皮肯（Pincon）的帕罗斯领航员以及其他人员，都受到了这种疾病的攻击。这是一种不为人知的疾病，之前从未见过……”

梅毒究竟是起源于欧洲，还是从美洲传播而来，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知晓答案。从美洲传播而来的观点，无论在其他方面是多么的有理有据，都会遭到几乎无法驳斥的反对。此外，据一名叫作于连（Julien）的法国海军军医的记载，即使是在西半球的早期探索中，与内陆的印第安人部落相比，梅毒在与欧洲人有接触的沿海部落中更为常见。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一种较为温和的梅毒形式，早在15世纪以前就在全世界包括中国和日本广泛地存在着。这是汉泽、赫希以及其他许多博闻强识的学者所支持的观点。

尽管对于梅毒的起源问题，各个观点之间存在分歧，但毋庸置疑的是，在法国的查理八世（Charles VIII）率领军队穿过意大利南部，前去攻打那不勒斯之后不久，梅毒突然大规模地暴发了。1495年2月，法军攻下了那不勒斯，但是梅毒这种疾病迅速出现在军队和市民之中。随着军队的四处散开，逃兵、营妓、复员士兵极大地扩展了疾病的传播范围。这种疾病不仅极为危险，而且病症实在令人作呕，于是当时的惯例是把它怪罪到敌人头上。这就是为什么它会被称为“法兰西病”或“那不勒斯病”。佛罗伦萨的雕刻家本韦努托（Benvenuto）说自己曾经得过这种“法兰西病”。

那不勒斯暴发的这种传染病，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种新的疾病，它代表着宿主与寄生生物之间的一种完全被改变了的关系，于是症状上出现了极大的变化。除了战争和滥交以外，当时一定还发生了什么，以致一个相对良性的传染病变得如此恶性和致命。在随后的五十年里，人们吃惊地见识了适应性改变发生的速度。可能在所有的寄生现象中都是如此，宿主和寄生生物为了相互适应而做出的改变，一开始时速度都非常快，随着同一物种宿主身上的寄生生物数量的增加，改变的速度会逐渐变慢。^[5]

当梅毒首先在那不勒斯的法国军队中暴发时，它所具有的猛烈特征，在今天的梅毒病例中并未出现。根据沙尔芬贝格（Scharfenberg）的记载，这种疾病并不会导致发热，但会出现脓疱和大面积的水泡疹溃烂。虽然溃烂首先主要出现在生殖器官上，但也并不完全如此，主要的接触性感染会出现在皮肤的其他部位。同时，溃烂还会通过母亲传染给孩子。溃烂通常是由从头到膝、遍布全身的疹子所引起的，继而结痂，病人的样貌会变得异常可怖，不仅他们的伴侣会抛弃他们，就连麻风病人也避之唯恐不及。继皮肤症状之后，鼻、喉、嘴部组织会大量坏死。在这一系列的变化中，病人会痛苦地感到骨骼包括头盖骨的肿胀。疾病本身或者疾病引发的二次感染，会造成大量的死亡。对于幸存者来说，身体的消瘦和疲惫将会持续多年。弗拉卡斯托留斯（Fracastorius）说，就像崩蚀性溃疡一样，有些溃烂会发生转移，甚至是扩散到骨头中，从而导致四肢处出现鸡蛋般大小的梅毒瘤。如果将瘤切开，会流出白色的、黏性的脓液。

在仅仅五十多年的时间里，这种疾病便发生了变化。在自己创作的梅毒诗歌^[6]出版十六年以后，弗拉卡斯托留斯于1546年出版了《传染物》（De Contagione）。他对梅毒的传播方式和发病进程的描述全面而精确，以至于我们无法质疑他的观察和结论——即梅毒的病症在1495年疫病暴发时期与他的时代之间发生的变化。下面的内容请参见《传染物》第二部中的部分段落：

在描述这些症状的时候，我使用了过去时态，因为疾病的传染性虽然不减当年，但疾病的病症已经发生了变化。我的意思是，在过去的二十年左右里，脓疱开始较少出现，梅毒瘤却出现得更多了。在疾病暴发的早期，情况正好与之相反……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最近六年左右的时间里，另一个重大的变化已经发生。我的意思是，现在已经很少出现脓疱，患者甚至不会感到任何疼痛（或者疼痛的程度大大降低），却出现了更多的梅毒瘤。

Chapter 5 New diseases

【注释】

[1]如果读者连这个词都不理解，那可就太糟糕了。

[2]这可能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损失：人们常常宣称，既然有那么多聪明绝顶的人感染了梅毒，那么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伟大成就，显然是大脑受到这种局部麻痹症的刺激之后构想出来的。我们省略了同时代的具体案例，是为了使出版商避免遭受尴尬的诽谤诉讼。现代诉讼程序的冗长复杂和专家们的能言善辩，使得这类争议的法律证明变得异常困难。

[3]“淋病能够给女性带来剧烈的灼热感”（贝克特（Beckit），《哲学学报》（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XXXI，47，14世纪，引用自汉泽）。

[4]我们必须记住的是，在西半球观察到的一些与梅毒有关的病变可能是由一种叫作“雅司病”的疾病引起的，这种疾病更像是梅毒的堂兄弟，而不是同父异母的兄弟。

[5]关于梅毒起源的荒诞理论在早期就存在。范·赫尔蒙特（Van Helmont）认为梅毒是由于男人与患有鼻疽病的母马交配所致，林德（Linder）认为梅毒起源于人与猴子的交配，而马纳德（Manard）则认为梅毒起源于麻风病人的婚姻。

[6]弗拉卡斯托留斯的这首著名的诗歌创作于1530年。在这首诗中，这种疾病有了一个现代名字，即梅毒。这首诗的早期版本完成于1525年，随后弗拉卡斯托留斯将其呈给了那个时代的圣本博（Sainte-Bembo）。在接下来的五年里，弗拉卡斯托留斯对这首诗进行了丰富和再创作，并增加了第三部，主要讲述了利用愈创木树脂治疗梅毒的情况。然而，无论是在早期版本还是后期版本中，弗拉卡斯托留斯都以寓言的方式指出，治疗梅毒的最佳药物是水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