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志坚认为：青年学之构建，是青年研究水到渠成的结果。因为，“青年研究是青年学赖以发展的学术根基，青年学是青年研究自成体系的学科走向。青年学的形成，就是一个从青年研究走向青年学的过程[2]”。什么是青年研究？简单地说，“是指以青年为研究对象、综合多种学科理论进行的一项社会科学活动[3]”。青年研究包括研究青年（对象，包括群体和个体）、青年问题、青年工作、青年教育、青年发展等多方面的内容。风笑天指出：“我们研究青年，其中一个目的是为了帮助青年、服务青年，这也是现在的青年政策、国家的研究政策方向[4]”。
青年学构建之举步维艰，从根本上说，与青年研究40多年来取得的成果尚未得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专家学者的广泛认可、尚不能提供有力支撑直接相关。学者们对青年研究在国家社科研究项目中所占比重的相关研究证明了这一点：“总体上，国家社科基金青少年问题研究项目数量呈缓慢增加的态势。但其所占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总数的比例始终偏低，1996—2011年的16年间，青少年问题研究立项数量占当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总数比重均低于1%，2012年至今，青少年问题研究立项数量占当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总数的比重有所上升，已经接近甚至高于1%，但未呈现出明显的上升和下降趋势[5]”。
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与青年研究历史较短有很大关系，但更重要的还在于青年研究对一些有关青年的根本性问题的研究、问题解答等方面，尚存在很多不足。比如，青年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如何从青年历史和现实的梳理中准确把握青年的特质？青年学涉及哪些基本概念？如何厘清和准确把握青年等基本概念的涵义，形成规范、严谨的概念体系？如何及时、全面、准确地把握各种青年现象和问题，从中把握青年的变化和青年的特质？青年学的元理论有哪些？青年学与其他学科对青年的研究有着怎样的质的区别？如何整合多学科理论和方法促进青年研究的深入发展……对这些问题，迄今为止的青年研究似乎还难以作出令学界信服的解答与回应。“作为一种因应社会需求而生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青年研究要赢得学术界专家学者的认可，关键在于不断强化现实关怀、加强历史梳理，在准确把握青年的现实和历史等方面，拿出高质量、高水平的学术研究成果[6]”。促进青年学的构建，必须从扎扎实实提升青年研究的水平和质量做起。
如何不断拿出有分量、有水准的青年研究成果？40多年来，这个问题拷问着一代代青年研究者，也激励着一代代青年研究者大力开展青年现象研究、青年群体研究、青年研究理论的研究等。近年来，一些青年研究者对青年研究和青年学中的若干基本问题，特别是一些基本概念进行了梳理和界定。这种努力体现了青年研究者一定程度上的理论自觉，十分可贵。2016年，中国人民大学张莉在《我国青年研究回顾与展望——基于〈青少年导刊〉近五年的分析》中指出，近五年来中国青年研究界在青年研究的基础理论方面，从青年研究的研究目的、学理建构与范式转型，到理论视角、话语建构等方面，均有较高水平的学术成果呈现。[7](www.xing528.com)
然而，青年研究整体上至今依然“繁荣”而并不“成熟”。常进锋等人研究发现，“纵向分析我国近20年青少年问题研究状况，发现仍存在一些不足。”主要问题包括：重大、重点项目较少，青少年问题研究缺乏系统化；研究机构地域分布较为分散，青少年问题研究合力难以形成；项目运行周期较长，影响研究成果时效性等。[8]谭建光对广东青年研究的状况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广东不论是来自政府部门的支持，还是来自社会民间的支持，都比较缺乏。从省市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看，一方面提供研究资金量小，另一方面很少涉及青年研究的规划课题。从党政部门和团委的支持看，对于应用型、应急性的青年问题、共青团工作等研究支持较多，对于青年基础理论、青年学术研究的支持极少。这样，粤派青年研究就缺乏社会资源和资金基础，难以持续推进[9]”。广东青年研究的现实状况并非个案，而是有着较强的普遍性。
笔者在近30年编辑青年研究学术期刊的过程中发现，“在青年研究领域，‘普通学术期刊’主要包括全国各省市青年院校主办的学报。它们数量众多，可谓占据了青年研究的大半壁江山……总体上看，这些期刊集聚了青年研究领域的大部分研究者及其研究成果，既是青年研究繁荣十分重要的载体，也是青年研究领域诸多问题的重要集聚地，甚至是‘重灾区’。学者们批评的‘看得到青年的地方看不到学科’、‘看得到学科的地方看不到青年’、‘四大痼疾’，以及‘宏大叙事’、‘数据当家’等现象和问题，在这些学术期刊中都得到了更广泛、更充分的体现[10]”。
问题出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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