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金融风潮研究：官商应对与银号变革

贴水风潮直接导致三大问题：市面银根奇紧，大量银号倒闭；各种债务纠纷互相牵缠；本国银号所发票据信用大降。1902年，针对白银短缺问题，天津官府曾经禁止现银出境，希望以此减少白银漏危，保持白银存量。孰料禁令一出，各地客商不敢运货来津，反而阻碍商业复苏，于是天津官方只得解除禁令。1904年，袁世凯得知天津银号大量运银出津，又令津海关道与铁路总局设法禁止。津海关道唐绍仪认为天津虽然缺乏现银，但若禁止运银出关，市面商业反而难以流通。经过再三商讨，最终确定银号运银出关，每次不得超过五千两，以示限制。1905年，天津南段巡警总局照会天津商会，指出当时票庄使用大车运银出境，每日不下二三十万，长此以往，津埠市面益难周转。天津商会召集本埠票庄、金店、炉房，详加询问，反复权衡之后，依然坚持不禁现银出境，以资流通^[20]。

危机爆发之后，天津银号接连荒闭。存户惶恐不安，纷纷提取存款，这使危机更加严重。1904年初，时值旧历年底，天津官府为此特发告示^[21]：

天津市面，乱后不能如前，仰蒙督宪关怀民瘼，设法维持，业已日有起色。现年关在即，若各富商因恒昌等号倒闭，纷纷向各号迫提存储票项，势必不能周转，银根愈紧，牵连日多，商号一经倒闭，转至存项无着，非特于人有损，抑且于己无益。自应分别缓急，酌量提取，以维全局而保商富。除批示外，合行出示晓谕，为此示谕商民人等知悉：本年岁暮，所有商民浮存各款，仍照向例随时提取，至富商票项，巨款存储生息者，一律照常存本清息。其票期已满，如非急需待用之款，仍应由各号向原人妥商换票存储，分期提取，庶可周转流通，不至拥挤倒闭。本府是为统筹全局，保商即以保富起见，尔等务宜体谅苦心，一体遵照办理，毋违特示！

在金融风潮中，个人最优选择合在一起，往往无法达到整体最优。天津官府发布告示，对消除金融恐慌、改变个人预期不无作用，有利于实现整体最优。不过这种作用究竟能有多强，大可存疑。因为告示要求商民如非急用，不得全部提取存款，但是商民需款是否急切，官府根本无从得知。官府发布告示，更多只是一种倡议而已。总之，以禁止现银出境、限制存户取款来缓解银根紧张，只是权宜之计，而且常常弊大于利，终究不是良策。

当时天津大小官员纷纷建言献策，提出其他建议。直隶满城知县雷天衢提出挽救危机办法十二条，主要包括：筹款二百万两，建立官办银行，发行银票。其他机构未经官方允许，不准私发银票。组建官办银行之后，再联合五十家经营稳健的银号，借与资本现银三万两，银票三万两，按月取息。五十家银号连环作保，一家有亏，其余四十九家给予赔偿。银号发行钱票，要经官办银行加盖戳记，不准多出分文，以示限制。执票人支取现银时，不得混杂。票系银行所出，则向银行支取；票系银号所出，则向银号支取。适当限制现银支取，只能支取一半，另外一半则给小票。官办银行在五年内逐步收回所借现银，收回额度随年增加。五年之后，再视市面的恢复情况，决定是否收回所借银票。新设商号应将股东、经理、地址等信息详报商务公所，以备将来追索欠款。银号一旦资本充足，即应迅速清算债务，不能缓期。如有歇业，也应迅速清理。如果三月之内不能完结，则由官府强行清理^[22]。

雷氏的建议，林林总总。其主要思路是由官府出资，建立官办银行，然后发放贷款，救济银号。天津候选知县田荫霖与雷氏相似，亦主官府出资救济，唯救济对象不仅包括银号，还包括其他行业。田氏建议拨发官款，由商务局支领或创立银行筹拨，对于其他各业商号，只要以货抵债尚有盈余或者差额不大，均可借与官款，令其盘活经营。商号如欠银号款项，借到官款之后，应该首先归还银号，不准移作他用^[23]。

雷、田二人对于贴水风潮中的政府作用，高度重视。政府类似于“最后贷款人”。金融机构若有偿债能力而又暂时周转不灵，可从政府获得贷款，以渡难关。危机爆发之初，天津官府确实在这方面大做工作。1902年，袁世凯委托周学熙督办天津官银号，向各银号借出白银七十余万两，取息五厘，订明分期归还本利。1903年，袁世凯复上书清廷，请求拨款数百万两，接济天津钱商。户部声称中央财政左支右绌，顾此失彼，指出天津钱商疲困，应由总督就地筹款接济，设法补救，户部对此难以援手^[24]。中央救济无从指望，只能自力更生。所以津埠银号主要是从天津官银号获得贷款。唯银号遭受重击之后，复苏缓慢。1903年底，借款到期。众银号能够如数按期归还欠款者，不过数家。其余多未如约，只好禀请展期。天津官银号所借出者，均是各局库的财政款项。当时各局库需款孔殷，异常支绌。受助银号一再拖欠，必将影响财政用款。为此天津官银号特别强调：所借款项原为接济市面一时之急，并非存放生息。银号推缓欠款，倘有公用急需，官银号又将何以应拨？久借不还，未来能否收回？有无风险？因为存在上述顾虑，借款到期之后，天津官银号一再催促，不愿展缓^[25]。欠款银号对此亦有苦衷：市面商业复苏缓慢，要求短期之内归还欠款，银号实在有心无力，并且银号所欠款项既有官款，亦有川换商款。官款不能推缓，商款亦将有所借口，不能缓期。两者交相催促，欠款银号更难起死回生^[26]。他们指出咸丰年间，南京遭乱，市面元气大伤，当时曾将官商各款推期缓办二十年。甲午战争之后，奉天亦曾仿照南京成案，推缓还款。他们希望天津亦能效仿^[27]。最后天津官银号加以折中，建议借款银号不需等待凑足全额再行还款，而是根据自身情况，不拘多寡，随时归还^[28]。天津官银号希望尽快收回官款，一是因为财政用款紧张，不容银号一拖再拖；二是因为少数银号本有偿还能力，但是贪图贷款利息低廉，故意拖欠，官银号对此难以甄别。在金融风潮之中，由政府充当“最后贷款人”，出资救助银号，总难避免“道德风险”问题。

限于财力不足与信息混乱，官府不能发放长期贷款，救助银号几乎半途而废。这是官府放款应对风潮的困境。对此问题，当时就曾有人指出^[29]：

津郡地面庚子以后，各铺无力支持。前经袁宫保设立平市银号，诚乃保全铺商之大道。岂知津郡受病已深，碍难求治。如钱庄之家，已经亏赔若干，比如航海之大，撮土岂能填满？若令有力之家将本报明，开张做事；无力之家任其荒闭，即便统统荒倒，也与市面无害，不过一时街市显些掣肘，久则有力之家自必重新开设，若前弊不了，有财力者也不敢开设……恐怕被人牵挂也。……莫若出示晓谕，众商遂其自便，殷实人家可以享其安利，亏赔衰弱之家也即任其荒闭。弊累之家即去，地面清矣。

这种论述指出官府救助银号，存在两点不足：一是银号亏赔太大，官府财政力量有限，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二是各个银号情况不同，官府盲目救助，本应关闭的银号，也得以苟延残喘；市场反而无法澄清。因此这种观点强调官府应该放任自然，有力之家任其开张，无力之家任其荒闭。久而久之，市面自然复苏。

对于金融风潮之下接连倒闭的银号，官府是否应该予以救助？后人对此见仁见智，看法不一。而在清末天津，官府没有撒手不管、听之任之。当时银号哀哀求助，再三呼吁。直隶总督袁世凯劝令洋商银行、晋商票号增加放款，为之挹注。无奈中外各商均有戒心，虽经官府再三劝令，终是观望迟疑，收而不放。而以官款进行救助，又有上述种种不足。因此袁氏又从商人入手，饬令天津知府延访绅商杨俊元、石元士、卞煜光等，会同筹划，拟由绅商集股百余万两，官方复筹百余万两，创立官商合办银行。由杨俊元担任银行总董，石元士、卞煜光、王文郁、李士铭担任银行董事^[30]。杨俊元、王文郁、李士铭是长芦盐商，兼营银号或典当。石元士是地主兼富商，经营银号、典当、洋布棉纱、灰厂、酱园等。卞煜光也是富商，经营土产杂货和药店^[31]。上述诸人均是天津商界精英，资产雄厚，影响巨大。由其号召津埠群商，积股十五万两。官方复出二十万两作为护本，组建银行^[32]。此即天津志成总银行。通过官府出资，调动商人资本，官、商合力，共同应对贴水风潮，这是天津官府的另一举措。

贴水风潮发生之后，大量银号倒闭。在银号之间、银号与官银号之间、银号与存款人和借款人之间，各种债权、债务关系互相牵扯，亟须尽快清理。大量债务纠纷无法私下解决，涉事各方只有对簿公堂。1904年，因为欠款涉讼，很多银号商人被押在案。后经商务公所禀请，天津知县发布牌示^[33]：

照得本县现审词讼，凡控告钱债或乱前旧欠或款项较巨，其中牵扯纠缠，情伪百出，或倾骗侵吞有钱不偿者有之；或因市面窘滞一时无力筹还者有之。现届年终，所有因钱债被控在押人证，兹特酌定清理办法，以示矜恤。除欠数至万金上下及在押至七八个月之久分毫不还，并奉各宪发押讯追，暨有心诓骗，侵盗肥己，如案情既可恶，罪难稍宽，亟应押候严追概不准其释放外，其余为数无多，情节可原各案，在押被证人等即着赶紧依限措钱交案，以凭给领核结，开释度岁。倘或实在力有未逮，年内未能清偿者，亦即遵限凑交若干，下剩欠项，准取连环妥保，一律暂释，仍俟来年开印后听候换票传追。如敢藉此逃避，即属串通坑害，则所欠之款，定着落该保人赔偿，仍严拿该被告究治，决不宽贷。(https://www.xing528.com)

上述牌示说明：当时欠款不还者情况各异。欺骗侵吞、故意不还者有之，生意惨淡、力不从心者有之。清理债务，需要借助官府之力，由其强制执行。天津官府为此拟定严惩办法：凡有亏折倒闭迹近卷骗者，由商务公所指名交与地方官，勒令严追。查明财产若干，如果逾期不还，则将财产查封备抵。无论官款、洋款、商款，一律认真追缴。此外，本人亏欠他人之款，在五千两以上者监禁三年，在一万两以上者监禁十年^[34]。这些规定虽很严格，然而真正实施困难甚多。因为官府难以甄别债务人的真实信息，无法区别对待。最后官府强力追讨，无辜银号或受株连歇业。号主或被禀送成案，甚至逃身殒命。种种扰累的糜费，甚至超过需要追讨的正款。

由官银号向民间银号贷款，同时由政府强力清理各类债务纠纷，这是应对贴水风潮的必要举措。而贴水风潮的根源，乃是监管缺失，商银钱号滥发银帖、钱帖，买空卖空，最终无法兑付。若要正本清源，必须规范钱票发行、加强官府监管。1903年，袁世凯令商务公所选定殷实钱商四十家，造具清册，分送官府备查。这些钱商开写整零钱帖，需经商务公所加盖戳记，之后才可对外发行。除此四十家以外，其他银号非经商务公所议允，禀明遵照盖戳章程，不准擅自出票，违者严惩不贷^[35]。袁氏实施上述举措，意在整顿钱票发行，设置发行门槛，恢复市场对于钱票的信心。1904年，此举粗获成效，津市钱票稍有转机。此外，官府针对发票银号的资本状况，也开始增强检查。1908年，直隶总督杨士骧^[36]鉴于北京钱票架空为害，担心津埠钱庄资本不足，曾令天津道、巡警总局参照北京查禁章程，督饬府县商会查验银号资本^[37]。

官府之外，天津商务公所针对危机，也做了很多工作。1904年，商务公所绅董宁世福、卞煜光、王贤宾、么联元四人先行公备巨款，倡写银钱各帖，接济铺商，疏通市面。商务公所鉴于市面太大，非经合群以赴，难以获得成效，于是又令各行殷商合力，集合股银二十万两，按照周年八厘生息，救济银号^[38]。他们目睹外商银行大发纸币，利权外流，提出唯有通力合作，才能重振本埠银号所发纸币的信用。通力合作之法，就是选择殷实银号炉房三十家，开写银票。银票可以连环支付。所谓连环支付，就是甲家所出之票，乙家支付；乙家所出之票，丙家支付。以此类推，三十家如同一家。通过互相联合，提高发票银号的整体实力，振起市场信心，以使银钱纸币得到推广。天津商务公所为此特定章程^[39]：

一、请官府出示，切实保护此种支票。若遇照付之家荒闭，准照官款查抄备抵。应视其银数之多寡，以定其罪之轻重。二、出支票需报明商务公所盖戳，以便存档节制。其票纸亦由商务公所发给，仿照番纸，要十分精工，以杜假冒而归划一。三、支票到照付之家亦准兑付外票，如用现款，即行照付。四、支票既行，不准仍用拨码乱拨，以杜架空、贴水等弊。五、三十家各出资本，连环互存，票到即行照付。六、票纸由商务公所领去，由本字号书好，并彼此各号盖用“遵付”字据，讫，呈交商务公所查实，始行盖戳，发给各号。

天津银号开写银钱票，限于股本太小、实力不足，一有风吹草动，难免摇摆不稳。贴水风潮与此密切相关。天津商务公所拟由三十家银号互相联合，一来可以增强银号资本、壮大实力，二来可以扩大票据的流通范围，三来可以通过鉴定，淘汰实力不足的银号。并且规定银号一旦倒闭，所出支票准照官款追讨，可以获得官府的强力保护。凡此诸端，对于恢复市场信心均有莫大好处。天津商务公所不仅联合本埠殷实银号，还与上海、北京商会积极联系，拟由商董公举殷实银号数十家，连环互保，开写期票。期票纸式由商部统一确定，颁发各埠商会。期票可在上海、北京、天津互相兑付，联络一气。银号领用期票，每张需交印费一两或者八钱。如果银号破产，可用印费余款酌量抵补^[40]。此举具有某些“存款保险”的作用。

显而易见，应对贴水风潮，银号个体独木难支。唯有互相联合，彼此援手，才有可能获得良效。商务公所所提的各种建议，主要针对部分殷实银号。如要联合更多银号，则需重建钱业组织。1905年，宝丰源等十九家钱商禀告商务总会，提出规复钱业公会。天津府正堂凌福彭很快予以批准。1909年，钱业公会改组，名称定为“钱商公会”，详议章程十八条。其中四条对于避免风潮大有助益^[41]：

一、各号倘有一切意外难防之事，或遇有交往之家倒骗等事，可径到公会公同筹办，合群力争，应由公众列名具禀追偿，由本会盖戳呈递，以期于事有益。其不入公会之家，遇事概不闻问。二、已蒙商会俯准立案，如遇有钱商公会盖戳禀词，毋庸候批，立即传议，以期迅速。三、倘有收市之家，应到公会声明，将底册注销，仍应注明何年月日收市，以昭核实。四、……此次规复钱商公会，所有入公会之家，所出银条、钱帖、银元票，准其一体通用。其偏僻之地，开设无根基之小钱铺，不得滥入公会。倘有开写银条、钱帖、银元票，一概不准使用。仍将已在公会之钱号、银号、刊印分布各商号周知，以资信用。

上述四条章程，前两条强调银号如遇债务或者其他纠纷，可以求助钱商公会。通过公会合群力争，尽力维护自身利益。第三条可使公会迅速掌握钱商歇业信息，减少欺诈。第四条则是通过行业自身管理、自我约束，规范纸币发行。比之官府，钱商公会了解钱业更深，掌握相关信息更全，并且利害相关，更有动力维持钱业平稳。因此由钱商公会参与管理，对于规避危机无疑更为有效。1909年，天津钱商公会声明：五十四家会员银号所发的纸币，准其一提通用，其余禁止流通^[42]。

贴水风潮爆发，也将银号自身的缺陷充分暴露。庚子之前，天津银号多为独资经营，规模较小，难以有效抵抗各类风险。风潮之后，天津银号扩大规模，渐有采取合资经营者。1907年，天津商民张玉珍创立洽源银号，即拟招股千份，每股洋银百元，合股股本十万元^[43]。此外，汇康元银号合股股本三万六千两，中裕厚银号、汇恒同银号、永利银号合股股本均达两万两^[44]。通过合股经营，可使银号积小成大，逐渐扩张经营范围，有效应对市场风险。民国建立之后，天津银号采用合股经营者愈来愈多。据民国二十三年调查，五十九家较有实力的银号之中，独资经营者有二十九家，合股经营者有三十家^[45]。合股经营已经驾而上之，渐成天津银号的主要组织方式。

庚子乱前，天津银号多从票号获得巨额贷款。如果不计银行新款，乱前津埠外帮存款约有两千万两。其中票号存款一千万两^[46]，占据半壁江山。唯票号经营保守，风潮来临之时，纷纷抽款自保，难与天津银号风雨同舟。外国银行与票号相似，乱前对于天津银号放款很多；风潮爆发之后，同样停止放款^[47]。天津银号与票号、外国银行之间，没有真正密切的协济关系。而要扩大经营、应对风险，协济关系必不可少。于是在天津银号之间，逐渐产生“靠家”关系。银号资本有限，若要放出巨款博取厚利，极易周转不灵。银号设有“靠家”，则可降低这种风险。危急之时，一纸通电即能浮借款项，十分快捷。这种浮借多不付息。即使付息，也仅二三厘而已^[48]。清末民初，中国新式银行从无到有，逐渐增多。新式银行产生之后，天津银号又多与其结成“靠家”关系。银行大多资金雄厚、头寸宽裕。如遇金融恐慌，银号多向“靠家”银行浮借款项，以济燃眉。

总而言之，面对贴水风潮，天津官、商殚精竭虑，做出很多工作。天津银号顺应时代之变，也在革故鼎新。1905年，贴水风潮终于渐渐平息。民国建立之后，天津票号日薄西山，逐渐没落。而天津银号却骎骎日长，飞速发展，渐与本国银行、外国银行三足鼎立，成为天津金融的重要力量。天津银号横遭打击之后，仍能东山再起，自然缘于众多因素。其中天津官、商的种种工作、天津银号的自身变革，未尝不是因素之一。只是天津银号虽能经霜弥茂，天津金融却未否极泰来。惊魂甫定，又有更大危机潮涌而至，此即铜元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