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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时期的瓷质藏式佛塔研究-元明清瓷器中的艺术特色

时间:2023-08-0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瓷质藏式佛塔在清乾隆时期大量出现,为乾隆时期仿藏地宗教建筑创烧的新器形。宫廷中收藏的瓷质藏式佛塔常置于佛堂作供养之用,塔中可供佛,以便观瞻。另外,瓷塔与唐卡中的“善逝八塔”相比,重要区别是缺少覆钵造型下的台阶状物,直接便为方座造型,这在漆塔、铜塔中也可得见,但瓷塔此现象十分普遍,可看作瓷质藏式佛塔的特色之一。整体把握—藏式佛塔中善逝八塔十分重要[137]。

清乾隆时期的瓷质藏式佛塔研究-元明清瓷器中的艺术特色

瓷质藏式佛塔(或称喇嘛塔)基本造型由上至下为瓶顶、宝盖、十三相轮,覆钵身,须弥方座。瓷质藏式佛塔在清乾隆时期大量出现,为乾隆时期仿藏地宗教建筑创烧的新器形。其在瓷器中的品种有粉彩、珐琅彩等。除瓷器外,藏式佛塔工艺品的材质还有金属、漆木、玻璃、玉石等,均集中出现在乾隆时期。瓷塔在清宫的地位或不及金属塔、青金石塔,从乾隆在各种金属塔及青金石塔上的题诗,及将皇太后头发供于金属塔内的行为即可得见,造型上金属佛塔由于颇受重视,也发展出更加丰富多变的形态。瓷器等材质的藏式佛塔工艺品,其造型最初应是来源于藏地常见的佛塔建筑[110]

收藏而言,瓷藏式佛塔在内地、海外博物馆及私人等处均有藏[111]。宫廷中收藏的瓷质藏式佛塔常置于佛堂作供养之用,塔中可供佛,以便观瞻。其他材质的藏式佛塔工艺品在内地、海外博物馆等处均可见[112]。其他材质的佛塔除留于宫中做供养法器(如可在中间供皇太后头发等)之外,也有作为对于西藏高层的赏赉器来使用,如乾隆便曾将一“玉塔”赐给班禅[113]。而诸多佛塔建筑则在中国西藏[114]、尼泊尔[115]、印度[116]等地均可得见。

从造型来看,瓷藏式佛塔高度大致在29厘米-42厘米之间,笔者所集瓷塔按照顶上瓶的造型不同可分为葫芦瓶造型ZSFT-A/(即藏传佛塔A型)与贲巴宝瓶造型ZSFT-B(图67)[117],ZSFT-A可继续分为ZSFT-Aa飘带葫芦瓶造型(图68)[118]、ZSFT-Ab无带葫芦瓶造型(图69)[119]。其中ZSFT-Ab的底座上均饰有人物的设计,较为特别,与尼泊尔铜佛塔方座上的佛像装饰手法近似[120]。下面将试着对瓷塔顶饰、塔身、方座的造型进行分析:

图67 清乾隆粉彩佛塔

图68 清乾隆粉彩佛塔

图69 清乾隆粉彩佛塔

首先,对比其他材质的佛塔工艺品,瓷塔的顶饰十分特别,为宝瓶或葫芦瓶妆。清宫大量制作的金累丝[121]、铜镀金[122]、掐丝珐琅[123]等金属佛塔,与瓷塔对比金属佛塔大多造型高大,常在半米至两米以上,亦有20余厘米高者,其顶上几乎皆为藏地常见的日月标志。青金石[124]、玻璃佛塔[125]、漆木[126]顶饰亦为日月标志,不同于瓷塔上常见的贲巴宝瓶状或葫芦瓶状顶饰。就贲巴宝瓶状顶饰而言,藏传佛塔整体与贲巴宝瓶在造型上有相似之处,这种在一个贲巴宝瓶下塑覆钵塔的设计,有一种由下到上重复递减的美感,如埃菲尔铁塔的设计一般。宝瓶的塔顶当属瓷塔的创新。而葫芦瓶造型的顶在北京房山的藏式佛塔建筑中亦可得见,这应是对于佛塔建筑的模仿[127]。另外,有藏式佛塔与佛祖“跏趺坐”一一对应的说法,葫芦状顶饰与佛祖顶髻造型颇为相似[128],或正是对其顶髻造型的模仿,而梵语的佛塔确实有发髻、法冠之意,这或许暗示佛塔诞生时造型有参考佛发髻的样式[129]。(www.xing528.com)

其次是塔身造型,瓷塔的塔身全为覆钵式造型,覆钵有一点似半圆坟冢[130]。现存的公元前3世纪的印度桑奇佛塔便是半圆造型,后来这种半圆造型在尼泊尔佛塔艺术中常可得见,而在印度,半圆覆钵造型却逐渐发展成了稍有棱角的近方状覆钵。

最后是瓷塔方座的由来,清时期的佛塔建筑里方台造型大量存在,则瓷塔塔方座造型极可能是受到了佛塔建筑的影响。制作历史远远长于瓷塔的金属佛塔为方台出现的时间与地域提供了更为细致的线索,金属佛塔在印度、尼泊尔、藏地一直可得见,保存较好,这为考察藏式佛塔工艺品中方台造型的出现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证据。梳理金属佛塔分布的地域可以大致整理出印度-尼泊尔-西藏-内地(以清宫为中心)的发展路线。清宫旧藏的金属佛塔均已经呈现方座造型,其造型可能受到藏地18-19世纪的金属佛塔造型的影响[131]。而藏地金属佛塔一般认为来自受到了尼泊尔与印度金属佛塔造型两方面的影响,在11-13世纪左右能明显发现印度金属佛塔的方状覆钵器身[132]对该时期藏地佛塔[133]造型的直接影响,可以说无论是工艺品还是建筑方面,印度佛塔后来发展出的方状覆钵塔身造型对于藏地佛塔的影响皆大于尼泊尔佛塔半圆覆钵造型。而方座式样方面,尼泊尔佛塔艺术却似乎对藏传佛塔艺术产生了更大影响,10-14世纪时期尼泊尔金属佛塔方座式样为覆钵状[134],但到16世纪左右尼泊尔金属佛塔上出现了方座式样并一直延续发展,16世纪的藏地佛塔并没有立刻受到这一特征的影响[135],而是在稍后18-19世纪的藏地金属佛塔上得到体现。可推知,方座的产生或与尼泊尔16世纪的佛塔工艺品相关,在18至19世纪方座被吸收进藏地佛塔艺术中,最后内地的瓷质藏传佛塔受藏地艺术风格影响而继承了方座造型。

另外,瓷塔与唐卡中的“善逝八塔”相比,重要区别是缺少覆钵造型下的台阶状物,直接便为方座造型,这在漆塔、铜塔中也可得见,但瓷塔此现象十分普遍,可看作瓷质藏式佛塔的特色之一。

关于文化内涵,瓷塔的文化内涵包含在整个藏传佛塔艺术之中,藏传佛塔艺术的文化内涵探讨可分为细部分解和整体把握两部分:

细部分解—藏传佛塔每一部分造型都有其独特寓意:常见的说法为各部分代表了天、佛果、神明、须弥山;另外,藏传佛塔每一部分造型还对应“空”及“空”之中四元素;再者,藏传佛塔每一部分造型亦与佛祖的跏趺坐对应,象征佛的表征、思想、动作等[136]

整体把握—藏式佛塔中善逝八塔十分重要[137]。八塔分别象征了佛祖出生到成佛的各个阶段的故事,皆仿各地实际佛塔建筑所造[138]。此外,在藏地,佛塔还有许多俗世的功用[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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