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法的精神：法治与国家建设的紧密关系

这并不是一个虚假的关系，而是一个真实的关系。应当看到，法治中国建设既是法治建设，同时也是中国建设或国家建设。那么，法治建设与国家建设的关系是什么样的？站在法学、法律、法治的专业立场上，容易过分凸显法治的价值与意义。法治建设当然极其重要，中国宪法也规定了要依法治国，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建设可以说是法学理论的生命线，是法律人的核心追求。但是，如果从中国建设或国家建设的角度来看，法治建设就只是国家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是国家建设的一个维度。那么，应该怎么看待法治建设与国家建设的关系呢？

国家建设需要从各个方面展开。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一个世界体系中的国家，首先要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在中国古代，在“华夏—蛮夷”的格局中，军事力量是否强大虽然也很重要，但并不是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譬如，赵宋王朝的军事力量就比较弱，以朱熹为代表的思想文化照样很发达，社会生活也比较繁荣，《清明上河图》就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繁荣的写照。传统中国王朝的灭亡，大多不是由于外部军事力量入侵，而是由于人民造反。但是，在现代的国际格局中，军事实力对于国家建设的意义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军事实力决定了一个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真实地位。一个国家所拥有的话语权、在全球资源分配中能够占据的份额，从根本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因此，国家建设包含了军事建设。军事建设当然需要法律与法治，因为军事建设也需要规则，需要在规则之下有序展开。无论是军事领域的法治建设，还是军事法律对于军事行为的治理，都应当服务于强军目标。传统中国盛行的“兵刑同义”^[38]，在当代中国当然不足为训，但军事法治建设以强军作为目标，却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国家建设的第二个支撑点是经济建设。即使是军事建设，也离不开经济实力的支撑。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就难以为继。因此，强大的经济实力是国家建设的另一个核心内容。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强大的经济既包括生产也包括交易。至于经济建设与法治建设的关系，多年来，法学理论界已有很多的论证，主导性的观点是“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39]。尽管这样的说法不够细致，但法治说到底是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在经济与法治之间，经济建设是目的，法治是手段。法治服务于经济的基本方式，就是提供规则并让规则得到有效的执行，让生产和交易持续地、有序地展开。

军事与经济作为国家建设的重心，早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被人们认知。法家学派对于“耕战”的奖励，就是对于军事与经济的奖励。法家学派重视法律的价值，强调“任法而治”“以法相治”“法任而国治”。^[40]法家“法治”的具体指向，就是“耕战”，就是为军事与经济服务。当然，那个时代的军事与经济都相对简单，无论是军事能力的提升还是经济实力的增长，主要都依赖于人力的投入。但即使是这样，通过“法治”奖励“耕战”的秦国依然在列国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战国时代的第一强国。(www.xing528.com)

今日的世界体系已经不同于两千年前的列国体系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是：国家建设除了军事与经济，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那就是科技。在冷兵器时代，军事实力跟科技没有太大的关系，但在当代，军事实力主要依靠科技实力来支撑、来体现。有没有战略性武器，信息能力的高低，对于军事实力具有根本性的决定作用。同样，经济建设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科技建设问题。科学技术为什么是第一生产力？原因就在于：经济的竞争已经转化为科技的竞争，无论是生产还是交易，科技含量都是至关重要的因素。最近几百年来，为什么西方领先于中国？就是因为西方率先发生了工业革命、科学革命，在现代科技方面已经走在了中国的前面。因此，国家建设的第三个核心任务就是科技建设。就科技与法治的关系来看，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样需要法治、法律的保障。

如果把军事、经济、科技看作国家建设的物质层面，那么，国家建设还有一个精神性的层面，主要体现在文化教育领域，或者说是精神文明领域。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建设，不能不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在当今世界，一流的国家，无不建设有一流的文化教育。高水平的大学与研究机构，是文化强国的集中体现。而且，文化建设还是塑造国民的根本渠道，有什么样的国民就会有什么样的国家，国民的塑造则取决于文化教育。所以，百年大计，树人为本。从文化教育与法律、法治的关系来看，同样应该是：法律、法治服务于文化教育。

在军事、经济、科技、文化之外，国家建设当然还包括其他方面的内容，但是，这四个方面是国家建设的核心。法治与国家的军事、经济、科技、文化建设的关系，主要是前者服务于后者，前者是后者的手段、工具。这就是法治建设与中国建设或国家建设的关系。那么，相对于国家建设来说，法治建设有没有独立的价值与意义？当然也有。譬如，法治可以成为一种文化财富、精神财富，成为文化、精神的一个因子。但是归根结底，法治建设是为国家建设服务的，这是主线，是无法扭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