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软实力构成研究成果

阿尔温·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指出：“今天世界上正尽快地发展着另外一种看法：进步再也不能以技术和生活的物质标准来衡量了。如果在道德、美学、政治、环境等方面日趋堕落的，则不能认为是一个进步的社会，不论它多么富有和具有高超的技术。一句话，我们正在走向更加全面理解进步的时代。进步再也不是自动化的成就，也不会单以物质标准来衡量了。”

比如，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在其特定的历史时期处于一种停滞的或倒退的生存状态之中，它往往是由一种特定的文化所支配的，这种特定的文化，也是这个特定时期中的人（大而言之，社会）所创造的，它是一种文化，但是，它并不就是一种文明，或者说，它并不标志为文明。比如，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统治的时期，其实，都创造了一种文化，但是，却都在毁灭文明。文明只能是文化的进步状态。区分这一点异常重要，因为，文化软实力虽然来源于文化，由文化所生成，但是，并不等于凡是有文化，就会有软实力。只有当文化处于进步的文明状态时，它才拥有软实力。换句话讲，文化软实力，就是创造文明的力量，因而，发展文化软实力，就是研究、开发和建设文化的进步力量，研究、开发和建设创造文明的力量。

（一）文化软实力静态构成

文化软实力始终是文化的进步状态展现出来的生存创造力量。以此来看，文化软实力的构成，也具有自身的结构性。

首先，处于文化软实力构成结构最表层的，是人类以其自身之力（体力、智力、心力）而创造的劳动成果所彰显出来的文明张力。这种物化成果所彰显出来的文明张力，具体展开为两个方面：一是物质产品张力，二是精神产品张力。

物化成果的文明张力，是指物化成果本身所彰显出来的文明价值取向和创新自我的力量，而这种文明价值取向和创新（物化成果）自我的力量，最终实现了人、民族、国家的创造性生存。因为，一切物化成果的生存创造力，都是人在创造它的过程中赋予它的，所以，它一旦获得了人所赋予它的这种生存创造力量，就必然要在其存在中彰显这种创新张力。

物质产品都是人创造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由人创造出来的物质产品，都具有自我创新的张力。比如，火药和罗盘，都是中国人所创造的。但是，中国人却更多地运用火药生产鞭炮，虽然鞭炮之类的东西，能够给人带来喜庆、热闹、排场等快乐感觉，但其创新张力却几乎等于零；同样，罗盘在中国人的生活中的最大用途是看风水和阴宅，当然也谈不上有多少创新张力。但是，西方人却比我们聪明，当火药和罗盘传到他们那里，他们用火药来制造枪炮，进行资源掠夺和空间扩张；用罗盘技术来制造指南针进行航海，开辟新大陆。这样，枪炮和指南针的创新张力，就比鞭炮和罗盘大得多。

同样，也并不是所有的精神产品都有生存创造力。比如，文学艺术中的淫秽作品，不仅不能给人以创造生存的激励力量，反而还消解和泯灭人的生存创造力。究其原因，在于淫秽的作品本身就没有创新张力。

物质产品的创新张力，主要体现在它的吸引力、认同感、喜爱程度和空间拓展强度上；而精神产品的创新张力，则主要体现在它的感召力、渗透性、启迪强度和多元传播广度上。

在文化软实力构成中，其物化成果的文明张力的直接支撑力，则是其制度创新张力。一种文化的制度，有无创造生存的张力，有多大强度和广度的创新张力，主要是看制度的三个维度（社会主要制度、社会基本结构、社会安排方式）体现什么样的价值取向，并且以什么精神支撑自身。一般地讲，以自然宇宙的最高法则——自由为社会主要制度的构成原理，以普遍平等为社会基本结构的生成原则，以全面公正为社会安排方式的运作标准的制度，是最具有创新张力的制度；如果以专制为其社会主要制度的构成原理，以集权为其社会基本结构的生成原则，以权力本身为社会安排的运作尺度，那么，这种制度不仅缺乏激励和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创新张力，而且还构成对社会文明进步的最大阻碍力量。任何一种制度，都以一种具体的文化为土壤，并以一种文化精神为内在支撑。因而，一种制度的创新张力，是扎根于一种文化之中，并以这种文化为支点。

从文化软实力的要素构成角度看，精神敞开的创新张力，主要由情感、认知、价值三个因素构成。因而，情感张力、认知张力、价值张力，此三者的整合构成了生存创造力。

从根本上讲，在文化软实力构成中，其物化成果和制度运作所体现出来的创新张力，都取决于其张力强度，直言之，精神敞开自身的创新张力程度，决定了其物化成果和制度运行的创新张力强度。文化的最终土壤是生生不息、流动变化的。文化无意识，这是文化创新之源。文化无意识作为一种根底意义上的生存创造力量，它是以激情的方式而展开和表达自身。它展开和表达自身的载体，则是具有明确情感、认知和价值表达方向的习惯、民俗，以及融生命本能与文化本能于一体的本能冲动。由蕴涵特定价值方向的习惯、民俗和本能冲动三者所构成的文化无意识激情，具有多大强度的自创新张力，取决于两个因素的激励：一是这种文化对人与自然的基本看待；二是对人与权的基本看待。以前者论，有两种看待方式，一种看待方式认为，人才是一切，因而确立“人为自然立法”的基本姿态；一种看待方式认为，自然宇宙、生命世界，才是人的存在本原，因而确立“自然为人立法，人为自然护法”的基本姿态。这两种看待人与自然的基本姿态，所形成的文化价值取向根本不同，比较而论，前一种看待所灌注给文化无意识激情的创新张力，远远没有后者强大。人类的大机器工业范式和现代化追求，就是选择的前一种姿态。因而，大机器工业范式和现代化追求给今天的生存带来了越来越无法预料的困境与危机。

制约文化无意识激情之创新张力强度的第二个因素，是对人与权的看待。这里的权包括权利和权力。所以，对人与权的看待，实质上是对权利与权力的看待，即权利和权力来源于哪里？它们最终应该归属于哪里？对这两个问题，也有两种回答，并由此形成两种看待人与权的特定姿态。一种认为，权利和权力都来源于共同体成员，或者说，都来源于共同体公民，因而，权利和权力最终都要以公民为依归，其具体表述是：公民必须平等享有权利，权利必须构成对权力的界限，即权力的终止即是权利。另一种认为，权利和权力都来源于公民之外的力量——或者宗教意义上的上帝，或者历史主义的阶级、革命者。因而，权利和权力最终只能归属于这种外在力量。其具体表述是：公民的权利由统治者的权力所分配，权利的限度是权力，权力可以任意终止权利。这两种看待人与权的基本姿态，各自灌注给了他们所属的文化以完全不同的无意识激情内容，因而，其各自所彰显出来的创新张力，也是完全不同的。客观地看，后者的创新张力几乎等于零，而前者的创新张力却具有无限性。

（二）文化软实力动态构成

文化软实力的动态张力，必然蕴涵在其静态结构中；但是，文化软实力的动态张力，却始终呈现不稳定、变化、革新的倾向，这同样由文化的本性所决定。文化的最高本性是生成，这就决定了文化软实力必然有其动态构成，也决定了文化软实力的动态生成因素，始终处于变动不安的、生生不息的变化之中。然而，文化的生成本性，最终是由人和由人组织起来的民族、国家的存在处境所激励的。人始终是未完成、待完成，并本能地追求完成的一种自觉的生命者，人的这种生命冲动，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自我实现，人始终处在追求自我实现的过程之中，从未停止，人一旦停止了这种自我实现追求，他的生命也就结束了。所不同的是，不同起点、不同处境、不同信念的人，其自我实现的人生追求内容有所不同而已。农民把年年丰收作为自我实现的内容或者说，形式、体现，乞丐以每天能遇上好心人作为自我实现的内容，政治家以国富民安作为自我实现的内容，科学家以构建新理论作为自我实现的内容，而国家则追求富强，民族则追求辉煌，如此等等，使文化始终处于不变中的变化、变革状态。

在文化软实力的构成要素中，哪些因素才是富于变化的动态因素呢？概言之，在文化构成中，最富于变化的因素应该是民俗、艺术、哲学。此三者在文化构成中，获得了动态变化的创新张力。

首先看民俗。民俗具有一种无法言说的文化魅力，更是一种无法言说的生命魅力。民俗的魅力表征为一种生存习惯，一种文化习惯，一种行动习惯，一套完整的礼仪系统。民俗的魅力，源于文化生命的本能冲动，当然，这种文化生命的本能冲动中，凝聚了个体、民族的历史内容。由此可以看出，民俗的魅力所在，恰恰是文化生命的无意识激情本身。从静态看，民俗是稳定的、不变的、延续的。因为它已经被固化为一种生命习惯、文化习惯和行动习惯，固化为一套完整的为人处事的礼仪系统。但是，民俗虽然融进了个体与民族历史的全部内容，却仍然要面对当下，面对实际的存在状况、生存处境和所有的问题、危机、困境、矛盾，而求化解。这一过程，是民俗的自我解构过程。即一方面，它要消解那些不适合甚至阻碍当前存在和生存的因素；另一方面，它又要创造新的内容来丰富自身。因而，只要人是有自我实现的要求和希望的，只要民族、国家还处于具体的处境之中，只要时光还在流逝，生命还在新陈代谢，民俗就始终处于生成创造之中。

民俗是指向大众的，或者说，民俗是通过大众的身体力行，而得到保持、承传和革新的，所以，民俗的生成性所彰显出来的文化软实力张力，也是指向大众和大众生活的。要重新塑造人性，全面开发人的身心，使人人都能道德的生活，最重要的并且最普遍的方式，是移风易俗。

民俗与生活密不可分，并构成生活的文化指南。但民俗所蕴含的那种动态生成的创新张力，却需要两个方面的滋养：一是艺术；一是哲学。因而，移风易俗的动力，不是来自政治指令、权力要求、政治运动。虽然这些方式也有效，但是，却是强迫的、被动的，一旦其强迫机制削弱或消解，其动力就不复存在，民俗又将回复到原状，并完全丧失创新张力。

艺术的灵魂是创造，是永远不满足于现实而检讨现实的想象性方式。虽然，这种想象性方式通常是借用形象、具体、联想和情感的方式来展开，但它却是诉诸人心的，是普遍能够理解的一般思想，一般观念，一般认知。何也？因为一切真正的艺术，始终是围绕人、人性、人心、人情而展开对生活与现实的形象检讨的。

艺术的存在理想和最终价值，是检讨生活和现实。艺术服务于时势政治在一定程度上也需要，但绝不是艺术的最高责任，也不是艺术的主要功能。从本质上讲，艺术一旦为时势政治服务，一旦成为服务于政治的工具时，必将沦为异化，产生质变，丧失其自身的崇尚魅力与伟大责任。艺术不是歌功颂德；艺术始终是人性的光辉。它的伟大职责，是通过对生活和现实的形象检讨，来给人的生活注入新的思想、新的情感、新的理解、新的想望、新的感悟，从而实现移风易俗，即给民俗注入创新的活力。

如果说，艺术是以情感的方式来激励民俗，来打开生活的想象空间，来增进个人、民族、国家的创新活力，那么，哲学就是以理性的方式来引导民俗，来开辟理性生存的世界道路，来提升个人、民族、国家的理性创造力量。

哲学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增强、提升的最终思想源泉、最终智慧源泉、最终方法论源泉。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建设，到底有无成效，到底有多大成效，一个重要而根本的指标，就是看这个国家的哲学繁荣不繁荣，就是看这个国家有无自己的哲学，有无自己的时代哲学。因为，哲学，永远是时代的产物：哲学总是对时代生存困境的不懈追问，并求根本解决之道的最高学问、最大智慧、最好方法。

如果一个时代，没有体现解决这个时代困境的哲学，那么，这个国家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软实力的发展。并且，哲学不仅是时代的产物，哲学也是民族的抽象呈现，因而，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体现其时代精神发展方向的本土哲学，没有创造出这样的本土哲学，那么，这个国家要发展文化软实力，就没有根基，没有方向，没有持守自我的灵魂归属。因为如张士捷先生所言，哲学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传统的源泉、核心和灵魂，是要受到本民族独特的心理堡垒的保护的生存创造力量。如果一个国家没有这样弘扬时代精神的本土哲学，其文化软实力的研究、开发和建设，也就丧失了与本民族文化传统相贯通的通道，丧失了接受本民族的独特心理堡垒保护的一切可能性，并由此丧失了由本民族文化传统所赋予的内在灵魂，因而，这样的文化，是没有精神核心的文化；这样的文化软实力建设，是没有思想、智慧、方法源泉的建设。从这个角度看，一种文化软实力如果完全丧失了它本身应该具有的东西，它要想获得内在的增强与提高，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所以，研究、开发和建设文化软实力，发展时代化的本土哲学，是根本；而立足于时代处境，全面繁荣艺术，则是重要途径。

（三）文化软实力内在精神构成

一般而言，一种健康的、充满多元开放创新活力的文化，必定有其完整的精神内容。对任何一种健康的、充满多元开放创新活力的文化来讲，其精神的基本构成要素必然具备如下八种：即神话（或艺术）精神、自然精神、宗教精神、科学精神、人文关怀精神、伦理精神、政治精神、哲学精神。这八种精神，构成了精神文化。

从根本上讲，精神文化的构成，决定了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的构成；精神文化所体现出来的精神向度，生成出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的精神向度。因而，精神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方向标。

在健全健康的精神文化所展示的八个维度中，最核心的问题，是人与自身命运的关系，对这种关系的精神探究方式，就是神话和艺术；为求解这一根本问题，人类不得不探求自己的来源问题，这就形成了人类对自己来龙去脉的关注。这种关注所展开的精神探索方式，就是宗教；当人类要关注自己的来源，自然要把自然宇宙和生命世界牵连进来，因为，人来源于自然，并最终构成自然之一分子。因而，探求自己的来龙去脉，要得到最终的解决与答案，不得不追问自然宇宙和生命世界是如何得来的，因而，对自然宇宙和生命世界之来龙去脉的关注和追问，也就成为一种必需。这种关注和追问所展开的精神探索方式，就是科学。人类如同所有的物种生命一样，永远都在为自己而活，并且永远在为自己如何活下去而四处探求，所以，人最关心的是自己。由此，认知自己，成为人类精神文化探索与建构的核心问题。人对自己的认知与看待，这种精神探索的展开方式，就是人文关怀。人探求自己，认知自己，必然要把自己置于政治和伦理的双重关系之中来考察，因为，人生而是群体的动物，求群、适群、合群，构成人的文化本性。由于人生而处于群体之中，则必然产生政治和伦理这两种群体规范。所以，人必须面对它，对自己的生存和生活予以人伦审视。人类对自己予以人伦关系的看待，所产生的人伦化的精神探索方式，就是政治学和伦理学。

当我们对精神文化的构成要素予以简要的描述之后，再来看人类对精神文化的每一个维度展开的精神探索所生成的具体而独特的精神领域，及相对应的精神形态：概言之，人对人与自身命运关系的探索，所产生的神话和艺术，蕴涵了艺术精神；人人对自然宇宙和生命世界的来龙去脉的探索，生成了各种各样的科学，其所蕴涵的则是科学精神；人对自身的关注与看待，则产生了人文精神；而人对人伦关系的审视所生成出来的伦理学和政治学，则蕴涵了政治精神和伦理精神。

在人类的精神文化构成中，一个最重要的维度，是哲学。哲学，立足于时代的困境，并予以整体的追问，所以，哲学涵盖了如上的所有方面，并生成出一种整体精神，即哲学精神。换句话讲，自然精神、艺术精神、人文精神、科学精神、政治精神、伦理精神，都将为哲学精神所统摄，并构成如上六种具体的精神文化的时代性母体。

1.自然精神(https://www.xing528.com)

在文化软实力的精神构成要素中，首先应该确立的是自然精神。因为，自然精神是文化软实力的根底精神，其理由是：第一，自然是人的存在母体，没有自然，人不成其为人；第二，人本身就是自然的一分子，是一种自然生命存在者；第三，人所创造的全部文化和文明，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的内容，都源于自然的赐予，并且遵循自然的法则。这就是说，人作为对象性的存在，通过与外在的“他者”（包含自然在内的对象存在物）的互动，不仅“人化”了自然、彰显自身的价值，同时也从自然中获取了自身生存的根据。因此，对于人来说，现实的、感性的存在物，是对象性的存在物，而人（我）则构成了这种存在物的它物或它的对象。坦率地讲，这就是人文互创、人文协同进化的过程。事实上，我们人类所发明和创造的一切东西，哪一样不是对自然法则和生命法则的模仿与运用！什么样的自然精神才构成文化软实力的根底精神？回答是：以“自然为人立法，人为自然护法”的自然精神。

“自然为人立法，人为自然护法”，这是一种新的、全生态的自然观，这种自然观要求，人类行为必须符合自然法则，必须回归自然本性。人作为自然的一分子，其自然的本性亦即人的本性，因而，自然为人立法，人为自然护法的自然观，要求人类自己的行为必须符合人的本性，敬畏自然，敬畏生命。敬畏的首要条件就是尊重、关爱，因而，尊重、关爱自然，尊重、关爱生命，构成最基本的自然精神内涵。敬畏，尊重，关爱自然，生命的目的，是追求人与自然，人与生命世界，人与地球生物圈，人与大地的生态协调、和谐、共生、互生。自然精神，可以说，是平等的生命精神、生态和谐的地球精神、大地精神和人与天协调的共生与互生精神。

由于自然是一个活泼的有机体、生命体，所以才万物有灵。自然是一个充满野性狂暴的创造力和理性约束的秩序力的创化体，它所遵循的是这种野性狂暴的创造力和理性约束的秩序力之间的对立统一张力。这种动态的对立统一张力规律一旦被人为地打破，整个世界就会失去动态平衡，人类的生存就会遭遇灾难。恩格斯早就指出：“文明是一个对抗的过程，这个过程以其至今为止的形式使土地贫瘠，使森林荒芜，使土壤不能产生其最初的产品，并使气候恶化。”大工业革命和现代化建设，单一片面地追求对自然的开发利用、征服、改造，已经完全打破了自然本身的动态协调的生态平衡，在新的发展中，必须确立起这种自然精神，并以此作为发展战略的最高法则，才能尽可能使自然生态修复自身，恢复其自身活力。因而，确立“自然为人立法，人为自然护法”的自然观，遵循平等的生命精神、生态和谐的地球精神、大地精神和人与天协调的共生与互生精神，这应该是当代国家制定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的首要考虑。

2.艺术精神

对人类而言，走出自然，就是摆脱自然的约束，同时，也是摆脱生命的自然本性，按照人类自己的文化意愿而存在。而走进自然，则意味着回归和尊重生命的本性，回归和尊重自然的本性、规律，与自然宇宙、与生命世界、与大地和地球生物圈共生、互生；进而言之，走进自然，就是遵循自然的法则、生命的本性，而与自然、与万物生命共享自由存在。

走出自然的展开方式，是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而走进自然的展开方式，在人类的原初文化时期，是神话，在而后的文化进化过程中，则是艺术。因而，神话和艺术，构成了人类在走出自然的进程中，又渴望走进自然，在摆脱生命本性的过程中，又希求回归生命本性的精神运动方式。

神话本质上是艺术的，神话就是艺术，是远古的原始艺术，是原始的整体的崇高艺术；艺术本质上又是神话的，艺术即是神话，是现代的文明神话，是文明的残缺的世俗神话。

艺术努力回归生命的本性、自然的本性，实现生命的和谐。因而，真正的艺术，始终是生态的，始终是生命与物，人与自然，历史与未来共生，互生的。

艺术的灵魂是自由。没有自由，艺术则只有形式，或只能由抽象的观念来代替，最终是对生命的毒害与异化。所以，艺术的生命力，必须由自由来浇灌。其实，这可以从古今中外的伟大艺术作品中体悟到，也可以从那些昙花一现的作品中感受到，更可以从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和不能获奖的作品中印证到。

艺术不只是艺术，它是创美的方式，它展开了、实现了人类的崇高理想。艺术之所以能实现这一点，就在于它遵循了人类存在的最高原理和生命存在的最高本性，并以创美的方式教化人、引导人、警示人：不要失去本性，所有的生活与行动都应该以生命本性为限度。

毛泽东曾在《沁园春·长沙》中吟咏道：“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万类是指整个自然宇宙、生命世界的万物、所有存在者、一切生命。他们都在竞自由：自由是自然宇宙和生命世界的最高法则，是自然宇宙和生命世界里一切生命存在的最高本性。因而，它也是人类生存的最高原理，更是人的生命存在的最高本性。

在生命世界里，一切生命以对世界最高法则和生命最高本性的本能觉悟，而竞自由；在人类世界里，人类因其人质化觉醒而获得自我意识能力、自我策划能力和目的性行动能力。因而，人不仅能够超越本能的冲动，以其自我意识能力去反省和把握自由本性，而且还能按照自己的目的性策划去实施自由，即追求自由。

可以这样讲，人类文明开创史，最终不过是一部自由追求史。在这部追求自由和开创自由的历史中，政治的自由和艺术的自由，是其重要的两个扇面。政治的自由，是实践的自由、功利的自由；而艺术的自由，却是想象的自由、超功利的自由。只有这两种自由协调了，人才可能驻守其本性，人的生存和生活才是完整的。

艺术以回归自由原理、回复生命本性为动力。但是，艺术的腾飞还必须以想象和联想（包括记忆与回忆）为翅膀。所以，艺术精神即是生命的完整精神、自由精神和想象——联想精神，此三者缺一不可。艺术精神，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研究、开发和建设朝着生态文明的方向前进，提供了航标灯。

3.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乃人的主要精神倾向和关于人应该怎样生活的基本思想态度。它表现为自我关怀，是自我关怀精神。人的自我关怀，首先体现为对自己的看待，确立自己的独立、自主地位，建立起自尊、自信、自强、自助的生存意识和生活品质。

从这个角度讲，人文精神即人的自立、自尊、自信、自强、自助精神。但是，这仅是人文精神的奠基内容。人对自我的关怀，还体现在人如何成为一个群体中的人，因为人始终是群体的人，求群、适群、合群，构成人的社会文化本性。遵循这一社会文化本性，人必须学会在群中、在社会中正确看待自己、善待自己。所以，在群或社会的意义上，人必须学会自由、责任、冒险、忍耐。因为生活就是战斗，就是付出，就是以生命（即时间、体力、精力、智力、心力等）为代价而换取生存的资源与条件。所以，必须冒险，必须忍耐。在生活中追求冒险和承受忍耐，是为了生存的自由，而从群体或社会的角度看，自由的本质即是责任，追求自由就得担当责任。担当一份责任，就享有一份自由；担当责任的过程，就是冒险和忍耐的过程。所以，人文精神就是自由精神、责任精神、冒险精神和忍耐精神。

人是为自己而活的，同时，人因为自己而活，而必须指向自然界，并必须以服务他人为实现途径，所以，人的存在所涉及的不仅是社会，还有他人和自然。由此看来，人对自己的关怀，自然要强调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人的自由意志和人对自然界的态度，突出人的价值，提倡关怀人、尊重人，以人为本的世界观、精神观、道德观。

由此观之，人文精神实际上就是追求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生命之间的生态和谐，这种生态和谐蕴涵了真、善、美的精神。其中，求真与真知，是人文精神的起点内容；求美与创美，是人文精神的重心内容；求善、行善与扬善，则是人文精神的目标指向。在人文精神结构中，“善”既处于表面层次，又处于最高层次。

4.科学精神

美国新一代科学哲学家约瑟夫·劳斯（Joseph rouse）在《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中指出，首先，科学不仅为我们的生活、世界制造出更新、更好的表象，它还以深刻的方式改造着世界和我们自身。其次，知识和权力的常识概念，不足以理解科学实践的这些层面。因此必须对它们加以修正。最后，以这样的方式重新构思知识和权力使得我们能够看到，科学之于文化和政治的不可或缺性，以及政治问题之于科学的核心地位，远远超出了大多数科学家和哲学家所认可的程度。

这是科学精神构成文化软实力内在精神要素的根本社会文化学理由。因为从本质上讲，科学即是人按照自己的意愿而对自然世界的重新安排：科学是人（类）安排自然世界的蓝图，并通过这种蓝图的人为安排，来表达人对自然世界和对自我的神圣愿望与期待。所以，人们对科学的这种信念和信仰，恰恰是人类对自然和对人类自身的神圣信念和信仰精神：第一，变化无穷的自然世界，是有规律的，自然界本质上，是有秩序的，自然世界的秩序使得人类生存的根基稳定、有序、安全、安宁、和谐；第二，自然是神奇的、伟大的，但更神奇和伟大的却是人，因为人发现并认识了自然之道。自然界的规律、本质、秩序是可以认识、可以把握的，只要人类愿意，变化无穷的自然世界，则完全被控制在人类的掌握之中。人才是万物的尺度，人当然也是神奇和伟大的自然世界的尺度。所以，从根本上讲，科学对自然世界的想象化描摹与设计，鼓动了弱小的人类自强自胜的盲目信念，提升着人类自存自在的神圣与骄傲。这就是科学改造人类的深刻方式：科学震撼人心，科学牵动人心，科学摄住人心，科学控制人心；并且，科学通过这种震撼、牵动、摄住和控制，而使它自身成为人类崇拜的对象。

科学永远是人类对自然界的神话，这个神话是通过科学家们用意愿性想象描摹出自然的表象——而不是自然的本质、规律、秩序、原理、法则——来为人服务的。科学不过是自然界以人为镜的反映。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始终是在研究人，因为我们只有通过人的大脑，才能理解自然；然而，我们同样可以说，我们一直是在研究自然，因为没有自然，我们无法理解人。无论我们是研究人的历史，还是研究自然的历史，我们研究的主要目的都是为了人。我们无法摆脱人，即使我们想这样的话。科学的和谐是由于自然的和谐，特殊地说，是由于人类思想的和谐。要得到真实的图像，不仅自然必须是真实的，而且，作为镜子的人也必须是真实的。科学必须以人为镜，因为科学探索的目的最终是为了人，为了人能够获得存在的自然秩序，自然有秩序，人才能在自然的平台上获得存在的秩序感。

由此，科学必须指向人、指向生命，生命的最高目标是造成一些非物质的东西，例如，真、善、美。对于我们的实际目的来说，并不需要知道这东西是否绝对地存在。我以为，无论是否有一个最高的顶点，无论这个顶点最终能否达到，我们都必须朝着这些理想奋勇前进。我不能为我的生命找到其他意义，也不能为我的行动找到其他动因。科学最神圣的目标，是理解世界的生命，是理解人的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为人的生命完整存在找到动因。基于这一崇高目标，科学探索必须合乎人道性、合乎伦理性。科学的合人道性和合伦理性，主要体现在它前赴后继地、从无止息地追求其广阔的无私精神。无私是最卓越的科学奋斗的基调，这种无私主要是由于一种参与——有意识的参与——宇宙的神秘活动的感觉，一个自己具有真正的知识之火的科学家总感到，虽然他只是总体的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但是，他的努力无论多么小，都可以对实现人类的目的有所贡献；更深刻地理解自然，更严格地适应它，这是一个更深刻的目的的实现。科学的无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自然世界：科学探索自然，不应该是征服自然，而是更深刻地了解自然、认识自然、理解自然，从而促进人类达到与自然的和谐存在；二是对世界生命：科学探索的目的是深刻地了解生命、理解生命，严肃地思考生命，引导人类与世界生命达到生命的统一性和完整性，促进人类成为完整的存在者；三是对人类自身：科学的探索，同样是深刻地了解人类、更严肃地理解人类在整个自然世界中的地位、作用、功能，更深刻、更严肃地理解人本身，促进人类共同体避免战争，减少争斗，共同存在，和平生存。科学要达到此，必须求助于伦理学的推动。即应该有一种最低的，并且是各个领域、整个世界生命都必须遵守的伦理学成为科学的最高原则，这即是整体生态的伦理学。这个最高的伦理原则，具体展开为两条科学律令，即“宇宙世界中所有生命都能照此生存的方式生存”和“所有的人都能照此生活的方式生活”，前者是科学发展对自然宇宙和万物生命的伦理律令，后者是科学引导人类存在的伦理律令。

总而言之，科学精神即是自然秩序精神、理解生命的精神、无私精神、一往无前的创造精神和永无止境的探索精神。科学精神构成了人类文化中最强劲的创新张力。因而，科学精神亦构成文化软实力的主导精神内容：科学精神是人类冒险精神的最充分的展开方式和最实在的提升途径。

5.政治精神

文化软实力内在精神构成的实践精神，即是政治精神。探讨政治精神，首先得了解什么是政治和政治的本原含义。

关于“政治”，其论说可谓汗牛充栋，而较能表达西方学界共识的，一是《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的定义：政治是“在共同体中并为共同体的利益而做出决策和将其付诸实施的活动，……可以被简要地定义为一群在观点或利益方面本来很不一致的人们做出集体决策的过程，这些决策一般被认为对这个群体具有约束力，并作为公共政策加以实施。”这个定义虽然能够赢得共识，但它只是操作层面的语义定格，“政治”最本质和隐秘的内容，却在这操作化的定义中消隐了。

历史思想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曾以直观领悟方式道出了对政治的基本看法：“政治就是一种可能性。”在斯宾格勒看来，政治之所以是一种可能性，是因为在本能的每一特征上，在最深的本质上，一切活生生的东西都是政治。因为，一切活生生的东西，都以维持自身存在的战斗方式而运动、而相向汇聚成整体存在川流不息的历史。故而，世上只有个人的历史，因而也只有个人的政治。政治必然以个人为本位，不过，只有当个人展开其生命存在而指向他者（他人、群体、环境、社会）时，政治才成为可能。就个体而言，生命非它，生命乃是以其自身之力而勇往直前、义无反顾的存在进程状态。个体生命的这种自我展开方式趋向与他者的共在共存、共生互生的融合，生成了人类存在川流不息的历史：当我们称人类存在川流不息是运动时，它就叫作历史；当我们称其是运动着的对象时，它们就叫作家族、等级、民族、部族以至国家，而政治就是这个涌动的存在借以维持自身成长、战胜其他生命之流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