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范围内,与隐含在规制待遇的现行法律的连续性中的负债相比,公共DB制度结束时伴有非常少的资产。当上面提到的所有的反馈效应会影响隐性债务规模的时候,对国家资本有更大的效果是可能的,即使我们不能使用任何可信的时间序列回归来衡量它。尽管现在这已成为历史且不能实施(把削减未来待遇排除在外),我们仍旧可以检验这样做的效果。在这里,本书的主要工作是考虑对资本产生影响后会对福利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一个不追求完全基金(给定精算规划)的决定是一个在该制度早期有更高待遇或者更低税率的决定(或者更高待遇和更低税率兼而有之)。如果忽略反馈效果不计,我们可以把这简单地看作是税收转移计划。我们还可以通过判断再分配的模式来考虑它是好的还是差的。在美国,相当多的待遇支付给穷人有很大的好处,这极大地减轻了贫困并且节省了联邦政府在减贫项目方面的收入。从消极方面看,这些在早期人群(early cohorts)中的转移分配对这些人的福利(well-off)产生不成比例的影响。我估计这在许多国家是真实存在的。
美国和加拿大分别在20世纪30年代和20世纪60年代建立既定给付制度。最终,他们使用了几乎是整个职业生涯的平均收入来设计其待遇给付公式。DB制的这一方法被广泛地认为是正确的,因为使用短期平均收入决定待遇支付既对劳动力市场有很大扭曲同时也容易受到操纵。这会导致不合理收入再分配的过度化以及可能的公众蔑视。但是使这一制度变得成熟而进行的设计留下了公开的问题,即当员工在该制度下的年限比最终用于决定待遇支付的平均期限少的时候该制度应该如何运行。美国和加拿大的做法仅仅是使用短的(但是逐步增加的)平均期限直到制度变得成熟。这种做法有两个结果。一个结果是当制度还不成熟的时候对退休者有很大的再分配。这是由于在那些有很大不同数量纳税年份的不同人群间使用相同的待遇支付公式所产生的。第二个结果是这种再分配会特别地流向高收入者而非低收入者,因为待遇(超过税收)以及相应的净转移是和收入相关联的。当第一个结果可能是在制度不成熟的时候对于低收入退休者一个适当的回应时,第二个结果就是差政策的产物。在美国和加拿大,这些效果在当初和低税率相混合,它会随着时间稳步地增加。(www.xing528.com)
对于退休者在其早期给予更大待遇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能有更高的消费。除了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凯恩斯主义问题外,如果退休者有更高的消费那么国家储蓄下降就不足为奇了。实际上,如果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那么政策的意图就失灵了。因此,减少资本历史意义的效果是成功地执行这一政策的必要组成部分而不是一个抱怨的基础,除非转移本身是一个不好的政策。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想对将来的人群转移更多还是更少的资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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