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亨廷顿认为发展中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便会陷入一种两难境地：一方面权威主体为了保证权威地位而排斥政治参与；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新兴起的利益集团必然会挑战既有的利益集团，从而在权威与民主、发展与稳定之间陷入恶性循环。公民通过管理国家财权进而管理国家事权，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参与，是对政府活动的一种影响，这种影响由于出自民主决策也必然对政府后期的事权具有支持性。
亨廷顿认为发展中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便会陷入一种两难境地：一方面权威主体为了保证权威地位而排斥政治参与；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新兴起的利益集团必然会挑战既有的利益集团，从而在权威与民主、发展与稳定之间陷入恶性循环。当然学者们已通过菲律宾的实例论证了亨廷顿的恶性循环假设并不具有普遍性，[12]因为现代财政法治建立之后，权威主体便不能肆意横征暴敛，也不能随意支出财政资金。财政法视域下的权威主体不再因为其权威性而有不可控的财权或事权空间，要维持其权威性，必须有财政民主的政治参与支持。
财政法经过长时间的演变，已经由过去的家计财政蜕变为民生财政，其功能早已不仅仅限于规范国家的财政财务收支这么简单。现代意义上的财政法就是通过财权的管理而管理政府事权的，[13]国家的财政预算就是通过静态的预算文件去规范政府动态的预算过程，而其根本目的在于通过管理政府的钱袋子使政府的收支行为具有谦抑性，在尽可能少地进行税收征收的前提下，将有限的财政收入在国家潜在的支出项中进行选择，以此规范政府的事权。在整个财政法运行过程中，都体现着公民的支持性参与：预算的审批权由人民代表大会行使，预算的调整也需要人大批准，预算的执行由人大进行监督，动态的预算过程、财政法运行过程以及民众的支持性政治参与过程形成了三位一体的模式。公民通过管理国家财权进而管理国家事权，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参与，是对政府活动的一种影响，这种影响由于出自民主决策也必然对政府后期的事权具有支持性。通过正当的财税秩序而形成的国家事权，是有人民支持性基础的，代表着人民的意愿，这一过程会强化政府权威主体的权威性。(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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