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典心灵宪法中，有的是义务、责任、荣誉、廉耻、团结，但却看不到权利和自由。或许有人会说，权利和自由只是现代人的观念，生活在自然共同体中的古人，既不需要什么权利和自由，也全然没有关于权利和自由的观念。悖谬的是，在古代人那里，其实也不乏为争取权利和自由所进行的抗争。例如，据古郎士考证，在古希腊就存在“为权利而斗争”的现象，彼时平民就揭竿而起涌入城邦中，目的就是为了争取和贵族平等的权利。[108]又如，在《查士丁尼法典》中，“利益”一词赫然显现，而且该法典还将私法视作“个人利益相关的法”。
诚然，权利和自由根源于人的本性，是古今共通、与生俱来的。我们都知道，每个人都有心灵和头脑，心灵生发情感，头脑滋长理性，情感孕育出道德、义务和责任，而理性则发展出自我意识、权利和自由。权利与自由不仅为现代人所青睐，也同样为古代人所喜爱。但在漫长的古代社会，权利和自由为什么会如同漫漫夜空中的星点那般寥寥无几呢？我认为，古代社会之所以缺乏权利和自由，倒不是因为古代人根本不需要这些东西，而是因为在生境的压迫下，心灵合一的团结成为当务之急和最高宗旨，这样就大大弱化了人们对自由和权利的诉求，一旦自由和权利与人心的统合发生冲突，自由和权利就要无条件地服从于心灵的统合。在古典心灵宪法中，甚至蕴含这样的逻辑：要尽量隔绝人的理性，因为一旦有了理性，人就会有自我意识，一旦有了自我意识，人就会渴望自由和权利，而一旦有了自由和权利之后，人心就会涣散，自然共同体就会解体。在此种逻辑之下，苏格拉底是要死的，因为他追求理性，哥白尼同样也是要死的，因为他主张科学。(www.xing528.com)
事实上，情感和理性、权利和义务、自由和团结是并行不悖的，宪法不应为了追求一方而压抑另一方，而要将两个相互矛盾的方面融合起来；应然的宪法也不应是“合一而同”的，而应是“和而不同”[109]的；人性始终是多元的，追求“合一而同”，必然会压制人性的丰富多彩的一面，带来人的理性和情感之间的人为割裂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不和谐；唯有追求“和而不同”，才能调和人性的两面，达至真正的和谐之境。事实已经证明，恒重心灵的古典宪法是失衡的，为了心灵而压制头脑，最终必然会激起“头脑”对“心灵”的强烈反抗。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