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逝岁月：导演顾孟华的自我超越

星移斗转，人世沧桑。

一切都已过去，却又都历历在目，如同就在昨天。

我还是个戴红领巾姑娘的时候与伟民认识，那时我刚入戏剧学院附中部念书，他已毕业留校在本科一年级任表演教师，他是全校最年轻的一位老师。那年他20岁。我们都喊他“胡伟民老师”。

胡伟民老师热爱诗歌，也喜欢音乐，他不仅自己写诗，也喜欢朗诵诗，他朗诵苏联著名诗人吉洪诺夫的长诗《卓娅》不仅在校内影响颇大，在校外演出也极受欢迎，引起轰动。通过他的语言传达，给我们留下了极美好的、可歌可泣的青年一代的榜样形象。“……火柴，火柴在哪里，喔，火柴么，火柴就在这里……”“敌人问她叫什么名字，她不说自己叫卓娅，她称自己为‘丹娘’……”他朗诵时浑厚的声音，他的丰富的语言表现力，他穿着黑色西服站在舞台上的形象，至今仍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为了去苏联卢那恰耶夫斯基戏剧学院学习导演专业，他要进京报考“留苏预备班”，这次除了戏剧专业的应试，还需作音乐考试，为此，胡伟民老师特来附中部让我教他音乐。老师的委托我必须认真地对待。除乐理，我还教他视唱和练耳，并弹琴给他唱了一首苏联歌曲《三套车》。

他考取了“留苏预备班”，并在北京俄语学校念了一年俄语，我看到他的成绩单上门门功课都是五分。结果正要踏上北京—莫斯科的列车，不知何故，他赴苏联的护照被吊销了。50年代去苏联留学的梦想被打破了，在他心灵上留下了永恒的遗憾。

此时，我们上海戏剧学院来了一位苏联女专家列普柯芙斯卡娅，学院安排他为女专家的助手。在工作过程中，他们有默契，相互尊重。女专家很喜欢他，称他为“我的儿子”。这时候，我们正在恋爱中。当上海俄语学院隆重举办纪念俄国诗人普希金活动时，列普柯芙斯卡娅邀请我们一同前往。伟民用俄文和中文朗诵了普希金的诗《金色的秋天》，博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女专家赞赏他，她对我说：“他朗诵得真好！”是的，确实很好。这时，他是穿着一套深灰色的西装（这套西服以后在北大荒时卖了），在舞台上显得很潇洒，很浪漫，很有点普希金的风格。

胡伟民夫妇

列普柯芙斯卡娅每年都要回国度假，每次也都由她的助手——胡伟民送她出境。1956年夏天送她时，在北京的列车上，她对伟民说：“以后你们结婚，有了孩子，如果是女儿，就叫她冉尼亚，我的小名叫冉尼亚，这样，你们可以永远不忘记我。”她还说：“明年暑假，我邀请你和你的小爱人一起到我的祖国度假”。我俩盼着这一天的到来，谁能想到第二年——1957年全国整风反“右”运动风起云涌，伟民已划入被整的行列，剥夺了在专家班上工作的权利。就这样，直至女专家结束在中国的工作回国，他俩也未能再见面。后听沙金老师说，即使我们已到了北大荒，女专家来信，总还要问起胡伟民——她的中国儿子，直至中苏关系解冻。1989年初，伟民去苏联出席在莫斯科举办的国际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研讨会时，他专程去列宁格勒看望了这位50年代曾在中国上海戏剧学院任教的女专家——列普柯芙斯卡娅——他的苏联妈妈。将近半个世纪的隔离，他总算还了这份夙愿，实现了他青年时代的苏联梦。

现在“上戏”教学红楼靠东的部位，原先是一排青灰色砖的矮平房，作为钢琴室和男教师的单人宿舍，胡伟民也曾居住着其中的一小间。那时，我在琴房里练琴、练声，晚间他常会趴在我琴房的窗口听我练琴或练唱，有时，当我回头看到是胡伟民老师，总会很不好意思。他的留声机（唱机）里也总放一些莫扎特、贝多芬、德沃夏克、柴可夫斯基……的名曲，他常叫我去他小屋听唱片，他最喜欢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当一个旋律出现时，他总是说：“现在命运的门被叩响了。”我喜欢《命运》，也很喜欢包罗廷的《中亚细亚草原》、柴可夫斯基的《船歌》。他知道我喜欢这首钢琴曲，还特地请他的好友谢承厚为我买了柴可夫斯基的《四季》（作品37钢琴谱）给我。他也喜欢《六月——船歌》，我就弹《船歌》给他听。唱机以后在北大荒也卖了，当时保存的舍不得卖的大量唱片也全毁于“史无前例”之中了。

正当共和国诞生十周年大庆前夕，我俩踏上北去的列车，到了祖国最北、最寒冷的边远地区：与苏联隔岸相望的边疆——北大荒——中国的西伯利亚。那时，那是一块才被十万大军开垦的处女地，像是黑芝麻一样黑的泥土，种子洒下去不用施肥、浇灌，第二年照收不误。大豆、高果、小米；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大兴安岭、小兴安岭……这些曾在地理书上熟悉的名字，这下一切都眼见为实，历历在目了。在上海文化广场舞台上曾看到苏联“小白桦树”歌舞团演出的“小白桦”舞蹈，每一个女演员手里拿了一枝小白桦树枝，好可爱、好美，这回儿，我们就在零下几十摄氏度的北国与生长在雪地里的白桦树林共存，这种严峻的壮美在上海舞台上的“小白桦”舞蹈里是看不到的。身上穿着棉袄，外加皮袄，可是在这冰天雪地里，却只像穿着一件单衬衫的感觉。晚间行军，或坐在胶皮轱辘的马车上，伸手不见五指，偶尔看到远处有两个亮闪的光亮，像两只小手电筒一般，那是林中的熊瞎子，这时候谁都不敢吱声。在泥泞的道路上，即使不小心从车上掉下去，也无人会知道，当晚被熊瞎子吃了，更无人会知道。有时白天坐马车，看到一望无边的旷野，在原野上有狍子在欢快地奔跑，会误认为那是长颈鹿，活泼、洒脱，活得自在，但是，它也会被猎手枪杀，狍子肉是极其美味的。

松花江、黑龙江在零下几十摄氏度的严冬里封冻后，就是冰河。耙犁、汽车均可在上面行驶。在中苏关系恶化前，黑龙江封冻后，两岸人民可以自由往来，砍柴或捕猎。当中苏关系恶化后，就不允许两岸人民过江了，两国边防哨均虎视耽耽地监视着。有一次，一位好心人知道我们的处境很难，就对我们说：“你们都懂俄语，其实，你们可以从冰河上过去。”我们两个在枕头边说：绝对不过去，即使坐牢，也要坐在自己祖国的监牢里。这就是当年我们两个受党教育、培养的年轻知识分子的心声，对自己国家这块土地的依恋情感。

如今，我身居西半球的美国，思想着过去的岁月。一切的一切，没人能逃脱，没人能预料。

我与伟民在北大荒属农垦部的文艺团体工作，他任导演，我当演员，兼任表演、语言教员，受高等学府培养的戏剧专业人才就我们二人。因此，工作上需要用我们。伟民在那里导演了话剧《降龙伏虎》《红缨歌》、歌剧《洪湖赤卫队》和《货郎与小姐》。除《红缨歌》，我都参加了演出。话剧《野火春风斗古城》一剧是我们去前排的，由于有一演员因故不能参加演出，组织决定让伟民顶替他演叛徒的角色，这是我第一次看他演戏。自他在“上海剧专”表演系就学期间，演了《红旗歌》《美帝暴行图》后，再也没有演过戏，他演这两个剧时，我正在“上海剧专”对面的红房子里陶行知先生创办的育才中学念书，因此，这两个戏我都去看过，也许那时候年纪小，对演员们没什么特别的印象，所以，他在《野》剧里的表演是我的首次印象。他毕竟是导演，又是受过表演专业训练的，在处理节奏、停顿以及形体造型上是无可挑剔的，他的表演感觉、适度，都掌握得挺好，极有分寸感。在他当学生时，朱端钧先生就对他说：胡伟民，你当演员只能是二流演员，当导演能成为一流导演。因此，先生在他毕业前就已着手往导演方向培养他了，于是，他参加了当时曾轰动上海的反映学生运动的话剧《钢铁是这样炼成的》编导工作。我非常清楚，自从他当了导演后，他是不想演戏的，可那是领导决定，他只能无条件服从。虽然他是团里的导演，但他是“右派”，是没有政治地位的，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导演的职务，也只是完成领导交给的政治任务，并不意味着他有任何什么真正创作的自由。我是“右派”家属，虽然是共青团员，但由于与“右派分子”划不清界限，团内受过最严重处分，所以，也总处在挨整的行列。自1962年他摘除“右派”帽子后，作为导演才有了点建议权，并派他与戏剧队队长同去他最熟悉的北京、上海挑选剧目。排完《货郎与小姐》，我在黑龙江各城市巡回演出，他被送往鞍山市的“千山温泉疗养院”治病疗养（他在上海西郊农村劳动时，经华东医院检查，患有肝硬化）。摘帽后，处境有所改变，但归根到底，还是个“摘帽右派”，控制使用，帽子仍拎在党和革命群众手里，直至1979年全国“右派”改正了，他也得到了改正，仍是个“改正右派”，再至1989年6月20日，给他盖棺定论：中国著名的导演艺术家。

伟民的祖籍在江苏常熟胡家浜。家有兄弟姐妹八人，他是老二，长子。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曾是地主的长工。以后祖父母都来上海谋生，祖父为资本家看弄堂，即现在的威海路549弄，祖母在那里做厨师，她烧得一手好菜。以后伟民父母也到了上海，父亲胡云龙在上海东方旅馆做事，母亲姚秀林接替了他祖父的工作。伟民随母亲来沪时才六岁。母亲曾对我说，抗日战争时期，为了避免日本鬼子抓花姑娘的厄运，她带着四五岁的小伟民逃到荒郊野外，躲在坟墩山里，与尸骨在一起。母亲说：他好乖，不哭也不闹。伟民曾在“颐生小学”和“景德中学”念书，这是一所教会中学。父亲要他上名牌学校，有了学问做大事业。而他从小热衷于艺术，学校里演戏，他扮演女角，他皮肤白，脸长，打扮换装后，很像个姑娘。当南京“国立剧专”在上海招生时，他去报考了，杨村彬先生是他的主考官，慧眼选中，录取了他，他离家到了南京城。从此，他踏上了从事专业戏剧的道路，徐晓钟、谢晋、刘华均是他的学兄、学姐。那时，他16岁。

当时的南京蒋介石政府极其腐败，通货膨胀，民不聊生，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慨，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中国学生，照例向腐败的政府要求民主和自由，举行示威游行，伟民也义无反顾地参加了每次活动。国民党政府像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统治者一样用皮鞭抽打学生，用水枪浇洒，冲散示威游行的学生队伍，并动用武力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开枪扫射，残酷地镇压学生民主运动。“四·一二”大屠杀震惊中外，伟民也在其中，手臂中弹受伤。曾有一次参加学生运动的部分同学都躲进了刘华的家里，那里比较安全，因为她的父亲是国民党的高级官员。当年不得民心的国民党溃败退至台湾地区。共产党进城，富有爱国革命热情的青年纷纷参军、参干，伟民也参加了，在浙江京华的卅五军任文艺兵。过不久，他觉得他应该继续求学，就与另一战友离开了部队。回上海后，考取了坐落在横浜桥四川北路上的“上海剧专”。“剧专”与我曾就学的“音专”大不一样，“音专”的学生家境都还比较好，学校也贵族化，“剧专”的学生似乎普遍较清贫。伟民曾对我说，学校教师每月发工资的日子，原先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后为学校党支部书记的陈多老师，就请伟民这些穷学生去横浜桥边上的小馆吃一顿，所以他们每个月就盼着这一天的到来。我当时听了极受感动，叹出：这么好的陈多老师（注：陈多老师后来也被打成了“右派”）！那时的校长也就是我在上海戏剧学院念书时的熊院长，熊佛西老先生，教务长是朱端钧先生。朱先生发现了伟民的才能，因此，当卅五军要伟民回队，来校交涉的时候，双方组织进行了认真的商谈，最后学校说服了部队，部队组织也同意了胡伟民同志继续留“上海剧专”表演系学习。

然而，在以后的历次运动，每次批判又总是把已经了结的事情翻出来批判，说他擅离革命部队，称他“逃兵”，等等。多少年的批判、辱骂，所有的一切都只得自己吞下，不得申辩与澄清。他是一个要强的人，聪明才智得不到充分发挥，总在提心吊胆，怕说错话，怕在艺术处理上出差错，被上纲上线，劈头盖脑地受到大批判，弄得莫名其妙，摸不着头脑。所以，只得谨小慎微地拎着脑袋过日子，但实际上，即使这样，也毫无用处，总防不胜防呀！

可幸的是，我们二人还有个小房间，关起门来，这个八九平方米的空间是我们唯一的小天地，在这个赐给我们的天地里，我们是绝对真实的，我们谈艺术，谈莎士比亚、契诃夫、奥斯特洛夫斯基，谈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十二月党人被流放西伯利亚的情景，也谈《高加索灰阑记》，我们读剧本时，我总会激动得流泪，台词读不下去。他想排这个戏，认为我演是最合适的。门外，我们是沉重的；门里，我们是欢乐的。我们念爱情诗，他教我玩扑克牌游戏，还给我讲故事，我小声地唱歌给他听：“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伸向迷雾的远方，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纷纷雪花掩盖了他的足印，没有脚步也没有人声，在这一片宽广银色的原野上，只有一条小路孤零零。……”“不要责备我吧，妈妈，我是那样喜爱他，没有他我一人生活，这是多么苦痛。……”我也给他唱儿时二哥顾华带我在“辣斐”大戏院看的话剧《女人与和平》的主题歌：“人世上看不见成对成双，到处都是寂寞荒凉，花儿到春天又开放的时候，月亮到下个月又圆，只有欢乐去了，一去不再回返。”……每次我从农场演出回来，他还帮我抓虱子，我们总是啼笑皆非，哭笑不得，但我这个上海小姐总算也见识到了虱子，领教了它的威力。我们总有被甩到了地球的某个角落之感，无奈也无助，我们互相依慰，苦中作乐，我们生活在爱河里。

在广袤的银色原野上，只有小白桦树依然挺立着，它不畏强暴，不畏风雪，不畏严冬，它坚韧，它耐寒，它顽强，永远昂首傲然地屹立在摄氏零下几十度的雪地里。它的叶子永远保持着深绿色，它的枝体也永远保持着银灰和乳白色。有一次，我们在森林里把伐木工人砍伐下的树干仔细观察，它不同于其他的树，它的树皮一层一层又一层，越往里树皮越细腻、娇嫩，呈粉红状，我们收藏了一些，用白桦树皮给生活在南方的亲友写信，这是一种极可爱、极珍贵、生命力极顽强的北国的长青植物，我们愿意自己有它一样顽强的生命力，保持长青，保持挺拔，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后代不忘记父母的生活历程。为此，我们给大儿子起名：雪桦，希望他像北国雪地里的白桦树一样坚韧、顽强，也成为生活的强者。

雪，洁白、晶莹、冷峻，只有经过风雪磨炼的人，才能有顽强的意志力，才能不畏强暴，才能有勇气去战胜人生旅途中所发生的意想不到的重重阻力和困难。为了纪念我们在北大荒度过的岁月，我们给未出生的孩子早早就取好了名字：雪杨，又给以后出生的女儿取名雪莲，希望孩子们能永远记住爸爸妈妈的苦难历程，面对严峻的生活。

1962年“摘帽”时，伟民作了一次长篇的检查，从中我对他的家庭及个人又有了深一层的了解。他父亲在给地主放牛时，冬天，没鞋穿，只得双脚踩在牛粪里取暖。儿时，伟民家境清贫，他常出入游乐场所兜售各书局出版的各类书刊，由此，他阅读了些书，开始接触了文学及文人，他也见识和结识了各类人物，上层的、低层的，还有地下党员。我同情他，怜爱他，更为他的处境愤愤不平。不过，1957年“反右”时我就从心底里没认为他是“右派”。“右派”的定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我认为他爱党、爱社会主义，又怎能反人民？从他的家史及个人经历也不可能与这“三反”有任何联系，我认为他的头脑比谁都清晰，他一直是党的培养、发展对象，整风反“右”时，他还是表演系教师整风学委会的副主任，还带领大家帮助党整风呢！此期间，组织还派他与声乐教员吕铸洪老师同去广州招生，他在广州时，党委章琴老师把我找到他办公室，特为与我谈了一次话。章琴老师对我说：“胡伟民年轻有为，党一直很重视他，培养他，这次运动后，准备发展他入党，从广州回来后，叫他好好作个检查，就没事了”。并要我帮助他，可是，他回来后，没“好好作检查”，一夜之间，天地倒转，就把他划入另册了。随之，我也天昏地暗，班上的革命群众向我拍桌子，批判我为“右派分子”辩护，与“右派分子”划不清界限，丧失共青团员立场，骄傲的公主一瞬间也成了抬不起头的“罪人”。

有趣的是，几十年，我从没认为他是“右派分子”，我认为他比我有政治头脑，分析问题透彻，有逻辑，而且对党忠心耿耿，也许正因为这样，我才能与他生活在一起。那时，我始终认为，党对他还不了解，是错划他的，是个错案，因为这么大的一个运动，难免会出差错，相信总有一天会给他平反，给他纠错的。我一直相信党的一句话：“有错必纠”，所以，在北大荒的小屋里，我对伟民说：“党的政策有错必纠，你是错案，总有一天会纠正的。”他说：“那要到何时？”我说：“如果我们这一代不行，那在我们下一代的时候。”这是我心里的信念，也是我对他的信念。更有趣的是，我以为今年把他打成“右派”，明年、后年，他就不是了，万万没想到这个“右派”，每年、每年都是，也是终身制的。可见我当时的政治幼稚病，可笑之至。(https://www.xing528.com)

1957年，灾难深重，伟民父亲被打成“历史反革命”，送去农场劳动教养，从此，家庭的经济负担落在了长子的身上，我们在北大荒，伟民的工资基本都寄回家用，直至他的弟妹们逐个踏上工作岗位。他是个好儿子，好兄长，也许也正因这样，我称赞他的这一品格，这符合我们中国人的儒家伦理。

1964年，中央农垦部东北农垦总局歌剧团解散，我们得以有机会南归，到了古城扬州，在扬州专区文工团工作，他任导演，我当演员，曾兼任表演、语言及形体教员。伟民在该团排了话剧《远方青年》《龙江颂》《南海长城》，歌剧《欧阳海之歌》，除了《南》剧，我都参加了演出。我们的演出对象主要是县城和农村的观众，经常二三天跑一个点，有时甚至一天换一个场子。这时，我们已有了雪桦、雪杨，为了赶场子，经常天蒙蒙亮就把孩子从热被窝里拖出来和我们一起赶路，跑“码头”。身背被子，怀抱小孩子，手牵大孩子，又提尿布、脸盆、水瓶……生活极不安定。

当时，正值全国戏曲演现代戏，需要新文艺工作者参与。伟民的编制在文工团，其人已不由团里支配，前后在专区京剧团、扬剧团排《夺印》及江苏省京剧院排参加华东地区京剧汇演的剧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他回团挨批斗。抄家，隔离，挂牌子，游街……大字报满天飞：胡、顾夫妇苏修得意门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文艺黑线人物，反革命右派分子腐蚀革命青年，要把革命文艺团体拉向何处去？等等。斗、批、改时，革命文艺团体需要“清、精、新”，就把我们唯一两个高等戏剧学府培养的“臭老九”也扫地出门，剥夺从事专业的权利。运动中，在批斗“牛、鬼、蛇、神”，高喊打倒胡伟民时，我就是不举手，也不张口，当然，这激怒了我们的对立面。现在回想，当时也绝不是故意对着干，只是我不想说违心话，因为我压根儿没认为他是“右派”需要打倒，所以，手也无法举起来，口也无法张开而已。

1971年，伟民下放商业系统的服务性行业——理发、浴室、照相、花鸟等行业的服务公司。给人理发、洗澡、修脚他都不会，他只得挑了个坐落在城边上、离家较远的花鸟商店谋生。当时就有人调侃：胡伟民养鸟，越养越小。

服务公司的党委书记刘志南是个纯朴的工农干部，在整个商业系统威信挺高。他重义、重才。他知道行业里来了一位“江扬大盗（导）”注：江苏扬州的大导演），就把伟民上调到公司写报告、总结等材料。“文革”中，专业文艺团体没戏演，文化馆的业余文艺搞得挺热闹，刘书记重视职工文艺，指示工会抓好职工文艺宣传工作。那年，正是全国各地大张旗鼓开始宣传计划生育的年头，伟民写了个话剧本《李四九开锁》，需要演女主角的演员，服务公司就与兄弟单位、我的谋生单位——副食品公司联合演出。这台演出集中了业余界的骨干演员及专业下放的演员们，又由“江扬大盗”导演，演出轰动了扬州城。随着形势的发展，专业文艺也逐渐复苏，又要举行汇演，等等。此时，《夺印》的作者王鸿已是地区文化局局长。专区扬剧团又要演《小陈庄》（《夺印》的另一名），就让《小陈庄》的男主角刘葆元（我们的好朋友）来邀请胡伟民去排戏。我对伟民说：不调离服务公司，绝不去排戏。当时，宣传部、文化局的军代表魏明、张宝玉也是重才的干部，就把伟民调回了地区，属文化局创作组干部。这下，他可真正成了整个扬州地区的导演了，省京剧团又请他去排戏。他的足迹跑遍了地区的各剧团，涉猎了扬州地区的各剧种。他又排了淮剧、锡剧、沪剧、木偶剧。他排的一台木偶剧曾参加1975年北京全国木偶剧调演。在地区文化局创作组，他有极纯朴、真挚的作家朋友汪复昌、谈宣、张孔照。

1973年夏，我因骨折在上海母亲家养伤，伟民的老同学王扶林对我说：“我走遍了全国各地，看来全国的‘右派’属伟民的处境最好了。”此时，他正从扬州地区的某一县城看伟民排戏回来。我相信扶林兄的考察，但这也纯属使用而已。

文工团在运动中排话剧《农奴戟》时，伟民早已划入另册，靠边站了。当时剧组成立个导演组，居然也让伟民参加，要他谈构思，提导演方案，现场另有人去执行，并且要伟民当演员，派他演了一个在地主家大门口站岗的狗腿子，他很有创造性地完成了任务。这是我第二次看他演戏，他二次粉墨登场，我看着，内心总充满着辛酸和苦涩，我想，他内心的隐痛更是难言。

此刻，我思考着，人活着，而没有自由，命运由他人摆布、控制，这是多么悲惨、痛苦，必将窒息。

江苏省戏曲学校来扬州招生，各学校把自己最优秀的文艺骨干推荐去应考，雪桦兄弟是当时扬州著名的小演员，雪桦年龄适当，学校荐他去考。他业务最佳，但政审没通过，没能录取。孩子自己也知道他的业务是出众的，而他的同伴中有人去了，他却没去。我们知道，这对孩子幼小的心灵刺激很大，我们作父母的不能告诉他是由于政审没过关，我们绝不忍心让孩子从小就背上父辈的政治包袱，伟民也从不把自己的隐痛流露在外，苦水只有自己咽下。他清楚政审是审他，由于他的原因，孩子受牵累。以后扬州地区的京剧团训练班招生，这时候，雪桦已在省重点扬州中学念书了，还代表扬州地区参加江苏省的业余汇演，他能唱样板戏中的郭建光、李玉和等的唱段，为学校、为地区争了许多荣誉。可是当他在京训班入考后，也有不取他的消息传出。其实，在那年月，伟民与我都已心灰意冷，就想离这行远远的，因此，也并不愿意我们的孩子从事这项“危险”的事业，以后再重蹈父母的覆辙，挨批、挨斗，受尽人间屈辱。也许是遗传基因不可抗拒，他就热衷于文艺。此时，伟民已被调入地区文化局创作组，无奈，又被派往京剧团排戏。这次他斩钉截铁地对领导说：“问题是我的，孩子无辜受牵累，而我却还在此岗位上，我也不能干了。”我想，他内心是多么地痛苦……

1978年，伟民回母校帮朱瑞钧先生筹办表演进修班，我带着三个孩子在扬州。1979年1月20日，孩子们都去上学了，邮递员送来了伟民发自上海的电报：“已平反，从1978年10月起恢复工资，24日返。”看完电文，我坐在雪杨的塑料小藤椅里大哭了一上午，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流了这么多眼泪，第一次哭了这么长时间，我哭20余年所受的委屈，我哭20余年承受的磨难，我哭20余年每一天被一条无形的锁链禁锢的日子，我哭20余年压在头上的重负，我哭20余年的沉冤终于清洗了……这本来就是早预见的，但比我想象的要早，要快，可有一点我没有想到，那就是不仅仅只是纠错胡伟民。

1980年，伟民调上海青年话剧团任导演，1981年夏，我也终于归队，从扬州副食品公司调回了“青话”，这是上海市宣传部陈沂部长的关心和“青话”团长李祥春的鼎力帮助。祥春是当年伟民得意的学生，那时，他们的课上作业胡伟民多次邀我去看，祥春的表演小品均属优等的行列，他的纯朴的气质是学生中很少具备的，因此，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在外地时，“回上海、回‘青话’”是我们的梦想，因为“青话”的演员都是毕业于同一个学校，表演风格统一。因此，我们幻想着，若回“青话”，要推行一种全新的排演方法，而这一方法，我们认为全国也只有“青话”的演员能胜任，而当我们实现了“回青话”的梦想后，现实中的“青话”已满不是我们想象中的群体了。李祥春的团长当得很累、很苦，胡伟民的导演也当得很累、很苦，这一切，热爱“青话”的观众们是难以了然的。然而李祥春是一个懂艺术、有能力、有魄力、有胆识、在文艺界不可多得的领导干部，因此，他在岗位上时，也是“青话”的鼎盛时期。记得第一届上海戏剧节上，“青话”就有三台演出参加戏剧节，两台获奖，很令人羡慕。

而伟民在“青话”排戏，也有他难言的苦衷，虽然演员都喜欢在他剧组演戏，舞台创作人员也愿意与他合作，按他们的话说：胡导演尊重我们的创作主动性，与他合作有收获。按我与他的合作经验，我认为他是个真正的组织者，他有感召力，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有作为导演的独创思维，在当今世界上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天才导演。就这样的一位导演，他工作得很苦，也极累。有的演员，在他剧组，很高兴，一旦下个戏没有他时，就不高兴，甚至骂街，扬言“以后胡伟民的戏我不参加”。没有不透风的墙，片言只语总会传到他的耳朵里，他一点也不生气，他笑着说：这样很好，这样反倒省事了，不过有的演员，确实，我是不会用的。

团里导演多，除有编制的，还有没有编制的。伟民有时很想排某个剧本，但是，某导演说他倒很想排，伟民只得退让作罢。以后，某导演并没排戏，而伟民的谦让最终是多余，成了永生的遗憾。有时，领导、作者、演员们都希望伟民排某个戏，而某导演会关心地劝说：“你别排了，你再排，不要说某某导演有意见，我都要有意见了。”我与伟民对此善意的提醒极为感激，伟民就向领导推荐，让另一导演排，就此得罪了作者，误以为伟民看不起他的作品，结果知道内幕的人说，你们太善良，伟民太单纯了。导演多，轮流着排戏，一年能排上一个就很不错了，为了想把20年失去了时间抢回来，他只得跋涉外省远乡去排戏。也由于种种原因，他想排的戏，因阻力重重，不得如愿；甚至即使正上演着的剧目，不管观众多么喜欢，也多次“因故”停演，把已售出的票也让观众退回。

返沪后的十年内，伟民在“青话”排的剧目有：《神州风雷》《再见了，巴黎》《秦王李世民》《肮脏的手》《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母亲的歌》《欧洲纪事》《放鸽子的少女》《红房间·白房间·黑房间》《大神布朗》。其他有：上海滑稽剧团《路灯下的宝贝》、上海京剧院《海珠》、上海越剧院《第十二夜》、上海木偶剧团《迷人的雪顿节》、青海省话剧团《三百年前》、广西省桂剧团《泥马泪》、成都市川剧院《红楼惊梦》、广州市话剧团《游园惊梦》，都是他排的。此外，拍了电视剧《没有尾巴的老虎》《一片血红的杜鹃花》（上、下集）和《伴飞》（上、下集）。他出版的著作有《导演的自我超越》及由南京《钟山》杂志发表的剧本《傅雷与傅聪》。

他酷爱《傅》剧，遗憾的是，几度拟在上海、北京、香港搬上舞台，献给观众，均未如愿。终于在1991年8月，由我们的大儿子雪桦翻译成英文并导演，在纽约的舞台上作了世界性首演，反响很大，极其震撼。我与女儿雪莲专程从密歇根飞抵纽约，参加了首演式。剧终，观众把大束鲜花献给了演朱梅馥的演员。剧院的艺术总监陈尹莹女士把花献给了导演，雪桦又把花送到了观众席里的我手上，并把我拥上了舞台，我激动万分，我对观众说：“……此刻，我丈夫也会在天堂含泪微笑。……”观众又送来许多鲜花，我把它们又都分献给了演员们、观众们。

同年11月，香港话剧团在香港艺术节上也用粤语演出了《傅雷与傅聪》。香港话剧团邀请我们的小儿子雪杨出席首演式，遗憾的是，函件被耽搁了，当邀请函件转到雪杨手中时，时间已过，终未成行。只得由雪桦从美国飞抵香港，观看了父亲在香港话剧团未完成的夙愿——《傅雷与傅聪》的演出。

1992年，夏威夷一剧院也用英语又把《傅雷与傅聪》搬上了舞台，献给了夏威夷的观众。雪桦看了他们的演出。

这三次演出，讲的是英语和粤语，我希望有一天在我们祖国的舞台上用自己的母语演出，与观众见面，我想，那时，伟民将在天堂含泪大笑。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伟民和人世间所有的人一样，不是完人，不是圣人。他如此早于我离开人世，在无数个日日夜夜里，我无不想着他、念着他，迷茫中他仍像是出差在外。我常常有意识让他出现在我梦里，我们在一起，就是他不说话，可当他要开口时，往往梦就醒了。而这一瞬间，我却不知道自己是在哪里，当猛然意识到自己是躺在异国的席梦思上，离他如此之遥远，瞬即会感到窒息难忍。很长、很长时间，我不敢去触摸、去看他留下的一片一叶，当必须去触碰、去翻看他给我写的书信时，我的泪水仍会止不住地外涌……我们几十年的来往信件，记载了我们共同度过的岁月，我们共同写下的历史。因此，我也常在内心谴责自己，最后没能保护好他，他走得太年轻了，他还可以做很多很多事，他还有很多事没做，还有很多事等着他去做，每当这种时候，我的心会绞着痛。每年他的忌日，我总要献给他一束雪白的康乃馨，这是我们共同喜欢的一种花，我少女时第一次带到他宿舍去的也是这种花，不过那时是红色的、艳丽的。忌日里，我会烧几盆他最爱吃的菜敬他，并选一些他的照片出来安放。这一天，我们停止一切娱乐活动，在我们的心灵深处都有一块他的世界，他永远在我和孩子们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