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门口发现的东钱湖南宋石刻保护实录

陈爱娣

甬上著名民间学者、文保人士王重光妻。王重光，自号探陵客，曾出版《中国帝陵》《走遍宁波》《马友友琴系故土》等书籍。

口述时间：2020年8月4日

口述地点：王升大博物馆

采　　写：赵淑萍

赵：阿姨，今天约您来，一是好久不见，王馆长和我们都很记挂你，想聚一下。还有，就是了解一下王重光老师生前和南宋石刻的事。

陈：真是太感谢了。重光走了快5年了，你们还这么记得他，一次次给他开纪念会，还写了纪念文章。

赵：阿姨，听说您听力不太好。这样吧，您就顾自己讲，讲完我问，听不清楚的话我就在纸上写。

陈：南宋石刻是这样的。当年，重光出版了《中国帝陵》。他走遍了27个省、市、自治区，勘探了200多处皇陵。重光说过，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在我们骨子里，我们都应该守护。本来，打算用10年的时间，完成《中国帝陵》一书，后来没想到3年完成了。这3年，风餐露宿，有一次他甚至还露宿在唐明皇李隆基的泰陵。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后来，杨古城、曹厚德、王介堂老师要他讲讲寻访帝陵的经历。他也是无意中说起，说去过那么多处的帝陵，就是南宋石刻没有找到过。杨古城、曹厚德老师就告诉他，南宋石刻就在宁波，他呆住了。“原来，南宋石刻就在家门口呀？”然后就问在哪儿，两位老师告诉他大部分在东钱湖周围。

赵：这也难怪。王老师少小离家，中年才回来。而且，先前在工厂跑供销，1991年才一头扎入文物保护事业的。

陈：后来，他们就发起了文化旅游。由曹厚德、杨古城老师带队，去考察史浩的墓葬石刻。史浩是丞相，告老还乡回到宁波，去世以后就葬在东钱湖。当时，我也跟着去看了，史浩墓前的那块碑很大很大。后来，又去过好多次。其实，天行书友会最开始叫“书乐书友会”，书友会聘请好几个人做顾问，重光是其中之一。他和杨古城老师经常一起策划、组织活动，是领队还兼讲解。他和书友会感情很深，我们外甥女取名也叫“天行”。我们去看的时候，那些石刻好多都破了，有的就倒在溪坑里，然后大家把照片拍下来。重光经常去跟有关部门讲，说这些是家门口的宝贝，要保护。

赵：阿姨，您说你们开始找不到南宋石刻，那你们肯定是去找过的吧？《中国帝陵》是你俩合著的呀。

陈：这本著作是重光历尽艰辛磨难写成的，我只是他背后的一个生活上、经济上的支撑，我并没有参与写作。有几次我也陪他去勘察过帝陵，大部分时候是他一个人。当时他把我的名字也署上，我就反对。但他说没有你，我也不可能会写出这本书。确实他很珍惜这书，就在临终前还特意交代我在墓碑上要刻上：“《中国帝陵》作者：王重光、陈爱娣之墓。”我说：“你是从皇帝陵园里爬出来的。”确实，这本书改变了他后半生的命运。

至于南宋石刻，我们曾去绍兴探访宋六陵，为这重光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那个地方在绍兴市东南约20公里的地方，和吼山景区很近。那个地方叫攒宫山，攒宫的意思是那些皇帝暂时埋在这里，收复中原后，再迁回北方，重建陵墓。但是没想到，他们后来就回不去了。帝陵好几次被盗，“文革”中被破坏，地面建筑都没有了。陵区都成茶园了，唯一的标志是一片古松。后来，春天茶园施工的时候意外发现了砖砌的路面。再后来，发现沟坎里的条石、石板、青砖。我们去，看到那些高大的松树，其他都没什么了。

赵：您陪着王老师一起去勘察帝陵，到过那么多地方，感觉我们东钱湖的南宋石刻和其他地方的墓前石刻比（当然，和帝陵不能比），怎么样？

陈：我个人觉得，就石刻来说，艺术性没比其他地方甚至有些帝陵差。只是帝陵规格更高，石像生更加多。

赵：王老师以前是不是除了写东西，就是跑文保单位？

陈：是的。他以前是《宁波日报》的业余记者，有些文化活动都会到场。特别是当年对唐塔也就是咸通塔是拆还是留的问题，他很关注。市政部门建议迁到其他地方，文物部门坚持要保护，两边人家吵了好久了。那天，正好市里开协调会，重光本来只是在场听的，后来居然跳起来，说不能拆。他的性格就是这样，遇到事立时三刻要“发作”。他这么一吵，也有好处，唐塔后来保护下来了。以前他经常在外面，很晚才回来，我也习惯了。去勘察帝陵时，就有好多人不理解，说他吃饱了没事干，我一直很支持他的。

赵：这事我知道，唐塔当时牵动很多人的心。有一年周静书和王静老师去拜访冯骥才先生，冯先生都问起唐塔了，知道还在，连声称好呢。还有张苍水故居保护、查证《三字经》是否为王应麟作，王老师都功不可没。对于南宋石刻，王老师也花费了心血吧？

陈：他自从知道并去看了石刻后，就到处去呼吁保护，也写了一些文章，有时，还写信到全国人大还有北京相关部门反映情况。在纪念文集《睿思缠故里》中，我们特别选了南宋石刻的三张照片，那是宁波文化研究会去探访东钱湖石刻群时拍的。重光写过《山中有瑰宝》，登在报纸上。那次去了史诏墓地、叶太君墓地和大慈寺及史弥远墓道，有几十位专家教授，茅冥家、叶元章、方祖猷等都在。那时，我们看到墓道前的石像生已被搬离，散布在茶场周围。杨古城、曹厚德两位先生是总向导，他们还说起横街采坑金家岙的石刻群更为精彩，但是山太高了，没去。后来他生病了，还坚持带病去勘察那些石刻，有时还带上那些年轻的文保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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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重光考察庙沟后石牌坊（史凤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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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053
庙沟后石牌坊（史凤凰摄）

赵：王老师的演讲能力是很强的。他生病的时候，我跟他合作《百年和丰》一书，首发式上我听到的是他最后一次演讲，仍然抑扬顿挫，很有感染力。

陈：他每次都会认真准备演讲稿。有些讲稿，后来再整理，就以随笔形式登在报纸上了。我们编文集时，收录了他的一些演讲稿。比如在东钱湖赛馆、教育论坛还有关于东钱湖文化的书的首发式上的讲稿，都提到了南宋石刻而且介绍了东钱湖的景点。

赵：王老师一直研究王应麟，王应麟的墓地去看过吧？那里有石刻吗？

陈：看过，在鄞州区五乡镇宝同村。那一年是王应麟逝世700周年，王介堂老师提出要开纪念会，告诉重光，两人一拍即合，后来就在宝庆寺开，因为宝庆寺是王应麟写有碑记的地方。后来，他们又找了墓，这个墓地后来成了文保单位了。王应麟墓地的石刻是太湖石雕塑的，有石笋、石龟、石羊、石虎、石马、文臣武将等。那时，石翁仲东倒西歪，有的还残缺了，一根石笋只有半截了，石马、石羊都埋在泥土和荒草丛中。其实宁波的很多名人墓，像范钦、全祖望墓等，环境并不好。重光就呼吁名人墓要成为文化之旅的组成部分。

赵：陈阿姨，非常感谢！麻烦您到时让人帮忙，发一张您和王老师的照片过来，如果有你们参加考察南宋石刻活动的照片，就更好了。

陈：好的，我回去找一找。

◆ 附文：载《宁波日报》2016年4月15日《四明笔谭》

一本打开的书

赵淑萍

手捧《睿思缠故里——纪念王重光先生文集》，我内心沉甸甸的。

时光倏忽，王重光先生已经离开我们一年多了。在这一年多里，他的爱人和亲朋好友们为他编了厚厚的两卷文集。文集中收录了亲朋好友们的缅怀文章以及他自己发表过的文字。

70余人，相聚在先生曾花费了不少心血帮助建成的王升大博物馆，举行文集首发式，并召开座谈会。

第一次见到王重光先生，是在毛翼虎先生生前的一次祝寿会上。当时，他朗诵了一首自己写的诗，慷慨激昂。私下，他与漫画家谢君度先生“肆无忌惮”地开玩笑，简直就是两个老顽童。谢先生曾经取笑他：高空洒农药——蝗虫光（谐王重光）。

2007年，“81890月湖网”的几位老师将当年“天行书友会”去东钱湖寻访南宋石雕的录像播放给我看。十多年过去了，他们记忆犹新，甚至车上的每一个细节都记得。讲到书友们怎样兴致勃勃地坐在“天下第一椅”的石太师椅上摄影留念，讲到重光先生对着庄严肃穆的文臣武勋，触景生情，唱起慷慨激昂的《满江红》，大家会心而笑。

我第二次见到王重光先生是在录像里，尽管此前早已听闻他的许多事迹：比如他和杨古城、曹厚德、王介堂等几位先生参与唐塔、张苍水故居的保护，发起民间纪念大儒王应麟的活动等。

真没想到，两年后，他来找我先生。事情是这样的，他到某医院检查，发现癌细胞再次转移，且已是晚期。他自觉大限之期不远，去老友家还书。老友见他情绪低落，就问原因，他说人之将死，把该还的都还清了再走。老友是政工干部出身，很会做工作，忙劝勉他：“老王，汶川地震，有灾民在废墟下被困七天，尚有顽强的求生意志，你怎么能这么轻易地说放弃？”随即，老友介绍他到我先生这里就医。

王重光先生是学理工科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退休后开始为探寻、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遗余力。他和妻子曾经自费“考古”，跑遍了北京定陵、清东陵、秦汉唐古墓陵等200多处。他们长途跋涉，风餐露宿，为了不浪费从旅馆到采访地来去的时间，也为了节约钱，有时夜晚甚至就睡在墓碑上……最危险的一次，是他独自在山西临汾考察尧帝陵时，行走在杂草丛生的荒冢里，不小心跌落人迹罕至的深谷。他昏过去了，醒来后又自己爬出了深谷……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完成了30多万字的《中国帝陵》一书，同时也署上了和自己相濡以沫的老伴的名字。此书在海峡两岸出版，引起轰动。而在绘制《走遍宁波》地图时，老两口真的是用眼睛一处处去看，用脚一寸寸去丈量。

王重光先生是一个很有心的人。有一次，他去鄞州咸祥实地勘察抗战时美国飞行员逃生的路线。在人迹罕至的黄牛岭，路边发现了两座古墓。同行人说，那是马友友曾祖父和祖父的坟茔。他想，马友友这么个世界闻名的大提琴演奏家，却从来未履故土，为家乡人们奏上一曲，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从那时起，他就关注马友友。由他编写的家书《月是故乡明》飞越重洋抵达远在美国的马友友手中，终于让这位游子在2005年踏上回乡路。此时的王重光却积劳成疾，躺在了病床上。在马友友离甬后，王重光又在病床上写出了《马友友琴系故土》一书。

在他离世前的一年，我和他有一次合作，那是因为江东区档案局和江东区政协组织编写《百年和丰》一书。他在病床上完成了上卷，细细梳理了和丰厂史。下卷要求采访二十位和丰老人，整理口述材料。这时，他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就来找我。为了老人的愿望，我答应接下这个并不擅长的题材。2013年12月，在书的首发式上，他发了言。当时他一脸病容，细数和丰却抑扬顿挫、慷慨激昂。

老人在治疗时，曾对我先生说：“医生，我的要求不高，让我再活两年，把该写的东西写完。”这样，他与病魔奋斗，又是5年。在病痛中，他还和老伴一起在病房里整理文史资料。放疗结束回家休养期间，他又去考察宁波的古村。他是前年的11月26日走的，在那个月月初，还在写关于宁波服装博物馆发展前景的文章，写了两万多字。而且，在生命最后的那段时光，亲人屡次暗示他交代身后之事，他却“置若罔闻”，他实在太留恋这人世间了，他觉得还有那么多事情没有做完。

他曾送给我一本书，扉页上题着泰戈尔的诗句“天空未留痕迹，鸟儿确已飞过”。我觉得温暖而又伤感。人生苦短，却有那么些人，为了心中的热念，为了看到更遥远的事物，如鸟一样不倦飞翔。天空不会留下痕迹，但文字能留下痕迹，善行能留下痕迹。今天，我们在这个城市还能看到古朴的唐塔（咸通塔）、古色古香的药皇殿，看到精神圣地苍水故居，看到被誉为“江南兵马俑”的南宋石刻，我们会想起那些人，想起他们行走的背影。为了守住这个城市的文化遗存，他们奔走、勘探、呼吁，甚至抗争。他们放弃后半生的安逸，执着地护卫了我们的精神家园。

王重光先生在同泰嘉陵的墓碑，设计成了一本打开的书，上面是简单的一句话：“《中国帝陵》的作者：王重光和陈爱娣。”

这一本打开的书，让我们去缅怀，去思索人生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