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以神武定天下，清初绿营定制以后，历史久远，历经二百余年，积习日深、积重难返。在道光之前清政府从来没有对绿营进行什么有效的治理和整顿。
清例，对于绿营，每五年查阅一次，先期由兵部开列二品以上满族大臣衔名恭候钦派一人前往，或即派本省督抚校阅，如有训练不精和军实不齐者，即据实参奏，不得视为具文，可见其对法典极为重视。
但是营伍中积习相因、暮气很深，其弊端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虚名冒饷，侵占名粮，徒费饷银。
虚名冒饷，是将弁遇到兵士缺出，仍旧保存其旧名，并不及时换补士兵，以全没其饷，到阅兵查点名额时，再雇人代充，张冠李戴，以掩人耳目，这在绿营中是常态。
侵占名粮，是将弁将署内厨役、伙夫，家中仆役人等挂名领饷，以国家养兵的经费，侵占为私人雇役之用[13]。
这两个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军中缺额，空额不补，虚名冒饷。这样军中名册上有兵，兵营中无兵，侵占名粮，造成军中有名无实的空额相当严重。遇有上面抽查检阅，就临时雇人充数，又以老弱与吸食洋烟者充数，而各署的伴当，以及杂色夫役，占侵名粮不少，又不入伍同操，加上经制月饷，本属无多，而无名的摊派一一取给。兵丁所得更少，不得不兼营别业以糊其口。“于是视训练为虚文，即按期应操，不过饰为美观之具。甚且因平素驾驭无方，兵丁挟制其千把，千把挟制其参游，瞻顾因循，苟且因此而生，废弛因此而甚，虽经大吏随时整顿，而相习成风，几有积重难返之势。”[14]
当然，各地绿营食空粮的情况各不相同，在不同的时期其缺额的严重情况也是不一样的。康熙时期已经开始显现，到了道光、咸丰年间，军中空额的情况已经十分严重了，有的省份缺额将近半数，特别是落后的边远地区，绿营缺额的严重性甚至超过半数以上。换言之，全国兵册上虽有60多万的绿营兵，但实际上在营的绿营兵可能只有30多万或者甚至更少。
这种积习势必会造成其他相关的严重问题，如将弁专讲应酬世故，士卒则大半吸食鸦片烟，对于将官的逐月粮饷层层克扣，士兵更有怨言，在离省城近一点的统领或许还可以稍知敛迹，但是离省城较远的地方，其营规之废弛更为严重，废弛的营规再加上不合用的操练，这是绿营最腐败不过的地方了[15]。
其二，操防虚饰，训练全无。
绿营半系老弱，且多空额，徒费饷银，没有实用。绿营平时的训练几乎没有，就算有也是花式空架，虚应故事，只求好看，并不实用。
绿营的平时操练，原先所定的操演之法，包括两仪、四象、方圆各式，这些阵式都是明代时所用的阵式，相沿到清代，平时校阅，表面上看起来还比较可观，但是到了临阵打仗时确实没有什么实用的地方。但是绿营对于这些阵式的操演，还是照旧不改，视为同文，以饰观塞责[16]。
同时，绿营所演练的藤牌、单刀、长枪、阵法等项，虽说对于个人体能具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从总体而言也不过是花式空架，临阵交锋，难得实用。(www.xing528.com)
在热兵器日益发展的同光年代，绿营兵原有的旧式操演已经过时无用，所谓的演阵图、习架式，所教的都是花法，有如演戏作剧。省标兵还有大操、小操之名，届时弁兵呼名应点，合队列阵，弓箭、藤牌、鸟枪、抬枪次第行走，这些大小阅兵，完事后就各自归营，不复相识。这些绿营兵，不去练习现代枪炮的使用方法，不熟悉炮械，不知击刺，就算是到了战场，也是送死。
其三，官气太重，巧猾偷惰。
绿营官兵，其官气太重，营员之补署名，不考技艺贤否，以奔走应对为能，士兵不事训练而专应差使，不讲营规而专习节仪，与其说像兵，不如说更像是官差。他们没有军人那种严格的纪律，倒是十分讲究街门差役那种巧猾偷惰的官气。
官场的习气用在官道，就会使中国的政治腐败，如果这种习气用到绿营兵里，军营就会腐败。因为只要染上这种官气，军队就不会勇敢地面对战场，临阵只会以奔逃保命为能事，平时则扰累老百姓，为害地方，他们以图得一差即视为利薮，偷减侵蚀，必误大局[17]。
其四，毫无纪律，敢于犯上。
绿营官兵，按其官阶顺序，提督、总兵管辖副将、参将、游击，副、参、游管辖都司、守备，都守管辖千总、把总，千总、把总管辖兵士。这是绿营原定的制度，这样从提督到士兵，被这种制度层层管制，士兵须层层听从上级军官的指挥。
但是，这种制度，到嘉庆、道光年间，却变了道，由于平素驾驭无方，管理不能服众，导致兵士挟制千总、把总，千总、把总挟制其都司、守备，都司、守备则挟制副、参、游，副、参、游则挟制提、镇，这是很不正常的。
绿营长官做事不慎，平时补拨也是多私，军营姑息，将领不才，士兵便有机会挟制其上司。士兵平时既敢于犯上，作为上司的军官又不敢约束其下，一遇征调，就会产生很多问题，如无纪律、无组织，为所欲为、为害乡里。绿营兵就成了不能进行有效约束的军队，这样就会造成将出令而兵哗，敌未至而先溃，士兵在战场上贪生怕死。在平时，士兵则有胆敢于食吸鸦片、开设赌场，豢盗和窝娼。
这些弊端，到了道光时期就更加严重了，越来越成为一种恶习，难以改变。
所以道咸年间，时人不断议论绿营的积弊，举不胜举，各种各样的议论都有，其中以参加过起义的湘系领袖的议论最为典型。他们还议及绿营更为严重的其他毛病：一是将帅、士卒都十分自私，相互猜忌，危难时互不相救。二是绿营兵丁忌恨乡勇，有时甚至仇杀乡勇。三是绿营出征时纪律极坏，时常扰民，残害百姓[18]。
以上这些弊端，在太平天国起义时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所以在大敌当前绿营总不能立功，只会做一些祸害老百姓的事。中国制兵所以弱，是因为“中国之养兵也养老弱，各国之养兵也养丁壮，养丁壮者一人可抵二三人之用，养老弱者百人不及一二人之用”[19]。当时中国八旗、绿营制兵有六十六万一千六百余人，加上京师及各省驻防兵又有二十余万人，还有各省的防营也不下几十万人，兵额之多在世界上是少见的，但是兵势却不是很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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