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就安徽、广西、广东、甘肃等省的练兵活动进行一些考察，看看它们是否仿照直隶练军章程的一些办法，抑或有一些不同的练兵办法。
安徽省的练兵活动相对略为晚一些，对于练军的薪水有增加的态势，但可以说它有仿照直隶练军的办法。
安徽省驻扎省城的练军步队4营，计2000名。巡抚沈秉成于1889年到达安徽省，先后委派熟谙德国操法的副将朱东成、简以和，陆续挑选绿营精壮，逐日监操教演，先练成1000名。沈秉成于阅兵完竣后，亲自校阅枪法、步伐及变化阵式，演放枪炮高下远近，基本都符合准绳，卓有成效。对于那些未练之兵，也要推广学操。
安徽省的练军主要依据直隶练军的章程来操演，同时还从北洋调取教习4员来安徽负责教练，由朱东成副将等人相继督率教练兵丁，一年后技艺有成。即查照淮军饷章给发，以振作士气。同时对于绿营调练之兵已经加有津贴，未便再行商议增其饷银。
安徽省练军饷章主要依据于淮军饷章，但是练军每年所得到的饷银并不多。练兵所领全年底饷、津贴、米折等项每名每年共银二十六两六钱八分，仅与淮军长夫岁支九个月饷银二十七两相等。沈秉成于是与司道悉心体察，准安徽省练军先就步队内业已练成洋操的一千名，每名每月加饷银五钱，什长副哨以次递加，并将教习四员开支薪水。其余一千名俟操演一律精熟，再行照章实行[89]。
广西省的练兵活动虽然较晚，但是其营制基本上是仿照直隶练兵章程，它的明显特点是裁减勇丁，增加练饷。
广西省对于绿营的整顿工作开始并不重视，在洋务运动初期还没有真正开展所谓的练兵活动，更谈不上什么成效了。直到1881年才开始所谓的练军活动。它采用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裁减分防之勇，以增加练饷。这只是表面上的工作，实际上防军并没有裁减。广西省地处边疆，又是太平天国起义的发源地，其营务废弛，亟宜讲求。
1881年，张树声担任广西巡抚以后，考虑到该省制兵饷薄，训练不精，不得其用。计划参酌直隶练兵章程，先就省标抽练二营，提标抽练二营，左江、右江两镇标各抽练一营，合成3000人，作为练军。同时，稍裁分防之勇，以抵练兵加饷。
这项工作，张树声督饬善后局司道通盘筹划，妥议举办。所议一切营制，多系仿照直隶章程办理，如所练饷及薪水杂费等项，相对直隶来说则有增无减，但比不上直隶饷章优厚。后来，庆裕接任巡抚，饬令该局司道仿照直隶章程，酌议加给兵丁练饷及营哨员弁薪水杂费，正兵一名合原营底饷及加给练饷，每月共给银二两四钱，亲兵、护兵每名月给底饷、练饷共银二两七钱，长夫每名月给底饷、练饷共银三两，伙夫、长夫每名月给银一两五钱，管带营官月给薪水银四十两，哨员月给薪水银十两，哨长月给薪水银六两，均较直隶定章有增无减。以500人为一营，聚扎训练。省标各抽练二营，镇标各抽练一营，奏明举行[90]。
广西山路崎岖，马不得力，所以只简练步队而没有马队。这也是因地制宜的办法。从省标各营中抽出精壮兵丁1000名，分为左、右两翼练兵，以500人为一营，于1881年7月1日成立。以标左营参将王世清为左翼营官，署桂林营游击遇缺题奏总兵文明迪为右翼营官，分司农牧民带编哨立营。抽出提标兵丁1000名，立为左、右练营。于同年8月1日成营。以谢子元管带左营，以林凤鸣管带右营。并陆续准署左江镇总兵刘玉成、右江镇总兵李维述，各挑兵丁500人，照章自行管带，约束训练。
练军建立后就要加强训练，正所谓兵非练不能精。广西省各营兵丁，平时非不操练，只以饷薄兵艰，必听兼谋生计，不能逐日讲求战阵，因此难信其得力。现在抽练之兵既加以练饷，使之足资养赡，营官、哨官人等也优给薪水公费。如此就会振刷精神，力求实济。在省标抽练的陆兵，由庆裕就近负责。其提镇各标抽练的兵，由提督冯子材负责。应当增加的练饷，原拟裁减分防之勇，以之相抵。但防勇尚难多裁，军饷出于厘金，如不够就从藩司筹款支放。“俟饷项稍充，再议推广办理，以副朝廷整顿绿营之至意。”[91]
后来因为中法战争爆发，边防吃紧，军用浩繁，入不敷出，练兵中所加的练饷难于兼顾。巡抚倪文蔚、潘鼎新先后奏明停止所有抽练之兵，悉令归伍，仍照常例操。但是广西练兵，旧有一定规模，可期多一练兵即得一兵之用。
张之洞出任两广总督时，也对广东绿营进行整顿。当时全省绿营马步战守兵丁原额62715名，同治五年两次裁减10982名，后来同治十二年和光绪元年三次复补，新增652名，较之原额，裁将及半，所存实不多。拟将提标裁汰前、后两营，裁汰左营一营，其内地勇丁尚有水陆20余营。在改造过程中，有的地区是改勇为兵，如龙州在所存勇营内改勇补兵。有的地方改成练军，比照直隶练军章程，变成额兵规制[92]。(www.xing528.com)
后来，光绪末年，巡抚黄槐森在职期间，仍在进行所谓的练兵活动。在提标及左江、右江、柳庆之镇标各挑练兵丁200名，共练兵1400名，皆须一律精壮，不得以老弱充数，所加兵丁练饷即照庆裕原定的章程给发，其营哨官等薪水则照原章程酌减，以归节省，按月由善后局筹款支放，毋令缺乏。“其余各营俟饷有可筹再行推广，所挑兵丁即聚扎成营，责成营哨官逐日勤加训练，按期操练校阅，务成劲旅。”[93]
光绪十四年据两广总督张之洞、广东巡抚吴大澂会奏，为了加强海防的建设，尤其是广东沿海地区的军务建设，光靠勇营是不行的，“勇营需饷浩繁，殊非经久之计”，于是计划就琼州原有的制兵酌设练军，加足练饷，“一洗绿营积弊，庶可化虚靡而为实用”[94]。
查琼州镇相当规模裁存额兵4099名，拟就琼州镇标左、右两营，崖州协万州营、儋州营、海口营、海安营共七营，每营抽练陆军一底营，计250名，书识、号令、亲兵红蓝旗俱在其内，七底营共1750名，先将马兵、战兵尽数归练，不敷之数以守兵补足。同时，琼州水陆额设崖州、儋州、海口、海安等营，拖船十号，计划先行整顿七号，分拨崖州二号、儋州二号、海口二号、海安一号，共配拨练军250名，连前陆军共2000名。陆军不论马步战守，每名均给月饷实银3两，每练军10名设副长1名，月饷3两3钱。拖船正兵月饷3两，每号设正、副舵工各一，各正舵工每名月饷6两，副舵工每名4两5钱。陆军每营五哨，中哨营官自带拖船，每一号为一哨陆军，哨官28员，拖船哨官7员，水陆哨官均于本营千把外委内选充，不拘实缺候补，每员月给薪水银9两，所有薪粮均不扣压，营官7员，即以本营现任副参游等官兼充，无论官阶大小，每员月支办公费银100两，如遇有剿捕，择要屯防，为日甚久，管带之将官未便终年在外，应每营各设帮带一员，以便更番而资兼顾。即于本营现任都守酌派兼充帮带官7员，每员月给夫马费15两。以琼州镇总兵为号统领，自支办公费银200两，统计练饷薪水、公费每年共需银8848两。
各营除抽练之外，尚存守兵2099名，以充看管城门局库、护解人犯各项例差，及匀拨各处紧要塘汛，以存旧制。以上就是抽拨练军酌定练饷的章程。抽练之兵悉按勇营规制办法进行，一律挑选精壮足额，临时派大员进行点验，这样就可以革除原来的虚额、摊扣、涣散、骄惰等积习。如有因革退者则由练营募补，不得沿袭缺底顶充之弊。其底营的本管、都守、千把等官不得干预，但不得以别省之人充补，专募广东本省之人。
此项抽练的马步战守各兵原有底饷银3300余两，又原有本色粮米7200石，每石按照部章6营均折银七钱，海安营折银五钱，共银5000余两。又马兵原有马料米折银560余两，一律由藩库道及高廉、雷州、琼州各道分别扣出，移交海防善后局凑拨，练饷既归划一，且免延欠，共抵银38500余两，尚不够支银五万余两，拟即就琼州现驻防勇十底营中酌裁五底营，每年计裁银8100余两[95]。所有军器仍由军需局照章核发，广东练军事宜均仿照直隶练军章程办理。
甘肃省在军务平定后也进行了减兵加饷的练兵活动。
1879年，据陕甘总督左宗棠所奏，甘肃地处边要，军政为先，时值肃清，应裁防勇以复制兵，减额兵而节饷项。左宗棠此前在闽浙办理减兵加饷一案，颇有成效，两省营伍渐有实济。左宗棠将此办法推行到甘肃省办理。
左宗棠认为，国家养兵二百余年，此次军兴未能稍收制兵之效，原因是由于饷薄而额多，夫兵在精不在多，兵之能战视夫练之精否，兵之不能练视夫饷之足否。各省军政废弛，其关键就是因为制兵的额多饷薄，不能勤督其训练。
甘肃省在这次镇压“回民动乱”中，全赖客勇之力，本地无一支劲旅杀敌立功。其额兵之数非不多也，原定饷章本薄，加以层层剥削，马兵差堪自给，步守各兵未免过苦，难得其力。甘省赋少兵多，军食向资他省。久留勇则费不支，全裁兵则悉无备，仍循旧制则难期起色，别议加饷则无款可筹。于是计划援照闽浙成案，量减可裁之兵，以节饷糈，即以所裁之兵饷加之所留之兵，“庶兵力较纾，可责其勤练，将弁各予以津贴，革除虚冒应差挂名辞伍诸弊，庶帑项无增，军政可期其精实”[96]。
甘肃省合一提四镇并督标暨陕西提督所辖驻甘各标计之，尚存马步守兵57400余名，新疆换防兵9000余名，一并在内，岁需兵饷马乾银78万6千6百余两，上色仓斗粮35万5千4百余石，马料11万2千1百余石，草800万零3千5百余束，公费银3万1千3百余两[97]，可见其原设兵额之多。
甘肃仿照减兵增饷章程办理，除加增兵饷外，尚可节省银六七十万两，以之拨充新疆设省经费，于西事亦不无小补。
从以上分析可知，在当时改造绿营的过程中，裁兵加饷被认为是可以实行的，是作为一种可靠的“自固之计和为我御侮之谋”。因为，自从与外国交涉以来，各种费用日繁。外洋之债愈积愈多，内地之财越搜越竭。即使是平常的兵饷已有日不暇给的态势了。而要想再筹添补，则经费更加不敷，“平时兵备废弛，不思训练，及事起仓卒，东募数百之军，西招数千之勇，不及训练。驱而之阵，无论胜败，而饷则必需”。对于绿营兵，“裁之恐无以资战守，留之恐无以筹饷糈。所谓裁者，当去老弱，留其精壮。所谓节者当去其浮冒，用其实在”。可见，裁兵节饷等事是当时“万不可缓之图”，迭经谕饬各省将军、督抚认真筹办，不准借词搪塞，但地方督抚上奏要稍宽时日，有的称裁无可裁，减无可减，有的稍有汰除，仍所裁不多。其余各营之废弛缺额，俱不置词。正所谓“以有用之饷养无用之兵，置国家大局于不顾”[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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