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戏剧史研究：碑刻中的戏剧史料

作为戏剧史料的碑刻多称作“戏曲碑刻”，本书则称“戏剧碑刻”，指的是石碑铭文中有戏剧内容的碑刻。全国现存的戏剧碑刻有多少，目前还难以统计。从现在已发现的碑刻来看，其内容大致可分为三类：一、记述修建戏台、戏楼之过程；二、记述梨园会馆的成立始末、戏神崇拜或演剧活动；三、官方告示或乡规民约、演戏禁忌、罚戏等。

本来刻于石碑之铭文，后被制成拓片或刊印成纸本文献，早在古代已是如此了。就戏剧碑刻来说，汤显祖的《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原本就是碑刻文献。不用说，对于一般读者来说，终以阅读纸本文献较为容易。因此，我们应该感谢那些从第一手材料做起，搜集、发现、抄录、整理、刊印碑刻文献的学者。

戏剧碑刻散落各地，搜集起来颇为不易。张次溪辑《北京梨园金石文字录》辑录的戏剧碑刻计有：雍正十年《梨园馆碑记》、乾隆三十二年《重修喜神祖师庙碑志》、道光七年《重修喜神殿碑序》、道光七年《重修安庆义园关帝庙碑记》、道光十七年《春台班义园记》、咸丰七年《潜山义园记》，同治九年《安苏义园碑》、光绪初年《重修天喜宫祖师像碑记》、光绪十三年《梨园聚议庙会碑》及前清梨园祖庙一批祭器的铭文等等。其中不少原碑已经不存，更显珍贵。此书于1934年由北平邃雅斋书店初版，1937年由北平松筠阁书店出版增补本，后收录于《清代燕都梨园史料》中，很容易找。

最近，冯俊杰等编的《山西戏曲碑刻辑考》亦是一部颇具分量的资料与研究集。本书收录并考述了自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到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共八百九十年间的戏剧碑刻一百通，为中国戏剧史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神庙剧场资料和其他戏剧史料。例如本书所辑录的戏剧碑刻，在主持或参与宋元舞亭或戏台修建者的名单中，多处出现了“都维那头”、“维那头”或“维那”的名字^[23]，按“维那”是僧职，为统摄众僧的寺院三纲之一，故又可称“都维那头”、“维那头”。这不仅反映出佛教徒对戏剧活动的支持与参与，还可为宋金神庙戏台诞生于佛教建筑增添旁证。

杨榕《福建戏曲文献研究》第五章为“福建民间戏曲碑刻考略”，对于明清两代福建的戏剧碑刻予以分析考证，从各种剧场、戏台修建之碑到罚戏之碑、戏神信仰之碑等，搜罗相当完备，分析也比较到位^[24]。

专门将戏剧碑刻汇集成书者非常少见。不过，各地都选编出版了一些综合性的碑刻集，如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的《历代石刻史料汇编》（2000）、《辽金元石刻文献全编》（2003）、《明清石刻文献全编》（2003），中州古籍出版社的《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1990）、《清代工商业碑文集粹》（1997），三联书店的《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1959），苏州大学出版社的《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1998），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上海碑刻资料选辑》（1980），文物出版社的《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1986），四川大学出版社的《四川历代碑刻》（1990），厦门大学出版社的《晋江碑刻选》（2002），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的《温州历代碑刻集》（2002），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上海佛教碑刻文献集》（2004），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广东碑刻集》（2001），广西人民出版社的《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石刻碑文集》（1982），三秦出版社的《安康碑石》（1991）、《咸阳碑刻》（2003）、《户县碑刻》（2005），香港国际出版社的《新郑碑刻文集》（2004），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的《石刻史料新编》（1982），等等。认真阅读检索，应能从中发现不少戏剧史料。例如，著名的苏州老郎庙本来有从清雍正十二年（1734）至民国四年（1915）所立石碑二十二座，是研究清代苏州戏剧演出的重要史料，但碑石今已不存，其碑文收录于《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中。而张沛编著的《安康碑石》中与戏剧相关的至少有乾隆五十七年（1792）的《五郎关创建诸庙碑》、乾隆五十九年（1794）的《铁溪明王宫重修戏楼碑》、嘉庆二十年（1815）的《宁陕营建修马棚庙宇乐楼碑》、光绪元年（1875）的《修建蜀河口黄州会馆碑》、光绪三年的《重修吉祥庵乐楼碑》等五通，目前尚未见有人利用。

利用相关的工具书，可以使研究者省去不少时间。例如张江裁、许道龄编有《北平庙宇碑刻目录》（北京：国立北平研究院总办事处出版课，年代未详），杨殿珣编有《石刻题跋索引》（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徐自强等编有《北京图书馆藏北京石刻拓片目录》（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等等。此外，徐雪凡的《浙江的戏曲碑刻》^[25]介绍了浙江省戏剧碑刻的情况，读者可以“按图索骥”，从中发现有用的史料。

散见于各地的梨园会馆碑刻，往往记录戏班的戏神崇拜、戏班名称、播迁流动、上演剧目、班规行约、唱腔源流等等，值得重视。本书第四讲述及，程砚秋就是在西安的梨园庙碑刻上，发现乾隆以前和嘉庆以后西安戏班所供的祖师不同，才进而发现“两个秦腔”的。又，广州《外江梨园会馆碑记》的石碑共十一通，起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止于光绪十二年（1886）。已故中山大学冼玉清教授指出：“要研究十八世纪后半期长江以南四省的戏剧历史，不能不研究外江梨园会馆碑记。这些碑记的发现，为中国戏剧史提供第一手资料。”^[26]

此外，潮州开元路西平路交叉处田元帅庙，又名庆喜庵，1949年后因扩路致该庙被拆除，碑刻散失。碑文抄录如下：(https://www.xing528.com)

咸丰九年八月初二日，祖庙被狂风折毁，社里同众梨园子弟重做庙宇。十年，梨园会议：正音班每年每班银二元，西秦班每年每班银二元，潮音班每年每班银一元。期约银项两次收用。三月八日各班收来祖庙交和尚收入敬神。初二、十六进盒、清茶、银锭、香烛奉敬。六月廿四日圣寿致敬一天，酒礼、影戏一台奉敬。十二月廿四日做平安敬一天，酒礼、影戏一台送神。梨园子弟，永永万年，照此规约，遵守而行。如有违者，不是田府派下子孙。^[27]

这条材料，不仅说明咸丰时潮州剧坛正字戏、西秦戏、白字戏（潮音班）、影戏并存的情况，而且反映出各戏班均以“田元帅”为祖师的习俗。再从捐银数量看，白字戏低于西秦戏和正字戏，反映出当时白字戏演出收入较少的事实。而影戏专用于祭神演出，其功能与其他戏班有差异。

对于反映官方意识形态的碑文，有时应该“反过来”读。清道光九年（1829），湘北石门县官府下达十道禁令，次年刻于城郊夹山寺的石碑，其第九条云：

禁演唱花鼓夜戏，以端风（俗）也。城厢市镇乡村人烟稠密之处，查有不肖男女，遇花鼓戏班到境，呼朋引（类）……更有一等轻薄浪子，及各衙门丁役，争招寄拜干儿，制衣购帽，不惜囊金……^[28]

这本来是一条官方禁演花鼓戏的禁令，却让我们获知清道光前期花鼓戏在湘北一带大受欢迎的确凿信息。又，汪毅夫《闽南碑刻札记》一文^[29]从福建泉州通淮关岳庙右侧之三义庙左壁的石碑上抄录了一则嘉庆二十四年（1819）彰化生员林光夏撰写的碑文，甚有趣味。全文不长，今转录于下：

云游到此，特有数言传布人间，速进纸笔来。吾乃大汉关云长也，奉玉皇命巡察人间善恶。云游到此，适见汝辈戏演吾像，以供笑乐，不忍不教而诛。夫演戏祀神，将以敬神也。敬神而转以慢神，于心何安？吾居天阙，掌天曹，位列奎缠之舍，职分挂籍之司。眼见世人图予像、塑予形，朝朝崇祀，亦可谓知有礼者矣。然至酬愿供神，演唱之间每以予形为戏侮，不敬之罪，稍知礼义者忍为之乎？剧本多矣，何必戏演吾旧事。吾本日特来附乩，汝辈可以传布世人，互相劝戒，切勿以敬予者时而戏侮及余也。信予言者，积善获福无疆；慢予言者，侮辱必遭天谴。速将吾谕言，贴文衡殿通晓。

嘉庆二十一年岁丙子六月初七日下午，台郡宫后街鼎行演唱梨园，摘三国临江会一节。行中圣像前炉光发越，不知觉悟。已而上假托圣貌之人突然跃舞，就手中所执木剑乱砍装鲁子敬者。如真欲杀声势，随即颠仆，莫知其身，口授此语，令书以示。伏思，圣言本不可侮，况圣像乎。爰敬录之，以昭灵赫，以悟世人。

此碑文忠实记录了清嘉庆间闽台一带盛演关公戏的情况，反映出台海两岸在戏剧文化上的密切关系。看来，当地凡演关公戏，必挂关公像，此碑文的意图在于禁止演戏时挂关公像。至于“关圣显灵”附体之事是否可信，就难以考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