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双十：未被压灭的作家梦和办公室的故事

2002届高中　蔡怡琳

梦里又出现了那株桃花。

春光里，它的每一片叶子上都停驻了一轮太阳。粉嘟嘟的花瓣纤弱得几近透明，就像少女的心事。我小心翼翼地拈下一朵夹在书里，欢欣地朝教室跑去。那年我16岁，在双十中学读高一。那是我第一次见桃花，从此它植入了我的记忆。同时植入的，还有我和双十的故事。

上了高中后，课业难度的提高让我措手不及。我不算一个好学生，几大学科中除了语文还不赖以外，数学、英语频频告急。最夸张的一次，语文拿了全年级第一，数学倒数第一，可是老师们从未对我疾言厉色，只是好言好语地劝我让我在数学和英语上多用点儿心。

高中三年我换过三位数学老师，每一位老师都给我开过“小灶”。

高一的数学老师林劲松，兼我们的班主任，同学们都叫他“松哥”。那时候松哥很年轻，还没结婚，喜欢穿颜色鲜艳的格子上衣搭配西裤，理着寸头戴着无框眼镜，显得很精神。可惜极少见他笑，或者说是不对我们笑——据民间新闻社消息，有一日一位同学搭公交车偶遇林老师正和女朋友一起，两人有说有笑。这消息在那时绝对爆炸，涉及一座“冰山”的融化，让青春期的我们兴奋无比，以至于上课时我盯着毫无表情的松哥极力想象那画面，等回过神来才发现漏掉知识点若干，只能对着一黑板工整如方块字的数学符号（松哥的板书四平八稳，如他的方形脸）叹气。

下课后被“请”进办公室于我而言再正常不过。确切地说根本用不着“请”，我是语文课代表，经常在办公室和教室间往来穿梭。做亏心事的时候、考试考砸的时候，我向来把头埋作业堆里顺着墙根进，飞速夺门出。几次数学考试后，松哥精准锁定了我。一个周五下午，一个教育部正式宣布每周六早上不用上课的周五下午，全校都沉浸在一触即发的喜悦中，松哥在办公室喊住了我，朝我招招手。他摊开我那惨不忍睹的数学考卷，缓慢又诚恳地说：“你又没考好。我觉得你对数学有畏难情绪，如果你像喜欢语文一样喜欢数学就好了。我看了你的作文，你应该去名校的中文系深造，成为一个作家。可是你的数学如果再这样下去，恐怕在高考时会拉后腿。”他用指尖敲了敲桌子，“现在每周放假两天，你有什么打算？在数学上多花点儿时间？我给你规划一下，你可以用这多出来的半天来研究数学，不懂的可以给我打电话。”

20年后我已经不记得自己究竟有没有给他打电话，想必没有，因为后边还有许多次被松哥“请”去耳提面命。可那是人生中第一次有一位任课老师不计较我是“差生”，恳切地说我应该进名校，他的鼓励让我感受到来自成年世界的平等和理解，也让我更坚定了“作家梦”。

高二的数学老师张瑞炳，头发微卷皮肤白里透红，长得很像维吾尔族的小伙儿，感觉他戴个小花帽分分钟就能“打起手鼓唱起歌”。他脾气极好，我们从未见他发过火，大家亲切地称呼他“阿炳”。

对我等差生，阿炳向来不厌其烦、循循善诱，美妙的课间时光经常就在办公室度过。几何于我真是种一言难尽的学科，我希望自己有双透视眼，能完美地在物体中间加各种辅助线，看它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看出我的沮丧，阿炳放慢节奏，解题步骤一步一步讲得仔细。可是他越是耐心我越觉得自己蠢笨，脑袋里嗡嗡一片，当他停下来问我是否明白的时候，我茫然地点头。阿炳于是递过笔微笑：“那请蔡作家给我讲一遍。”分分钟露馅。

阿炳很认真地看向我：“不要怕给我添麻烦，学生本来就是来学知识的，不然要老师干吗？你似乎不大爱提问呀？不懂就问，别怕老师辛苦。”

高二结束，阿炳不再教我们，全班愁云惨淡。因为我们迎来了传说中双十最严厉的数学老师——宋立强，绰号“凶神”。

“凶神”长得高，戴着副金丝框眼镜。也许是为学生们操心操得多了，凶神很瘦，这让他一对黑色的眉毛更显得剑拔弩张。第一次数学测验后，我就被“凶神”盯上了。(https://www.xing528.com)

他在办公室才坐下，“啪”一声巨响，桌子上的一次性杯子就被震倒了，水流了一桌，师生俩只好手忙脚乱找纸巾擦桌子。或许也恰恰是因为这杯水灭了些他的火气，他低吼一声：“你看你的试卷，不该错的错了多少？！你有什么话说？”

我的确没话说，那些题他都讲过。见我一言不发，“凶神”挥挥手：“回教室订正去！明天我再提问你。还有，错得越多其实收获就越大。”

据说，这是被请进办公室的人中待遇最好的，同学们说，也许因为语文老师时不时在办公室和同事们分享我的作文，“凶神”也是听众之一。

临近高考，“凶神”出的数学卷子越来越难，周六下午的最后一堂课，照理是数学测验。考试结束收完卷子，全班竟无一人起身。

“凶神”在讲台上理理卷子，一扫“哀鸿遍野”，用我们从未听过的温柔语气说：“我给你们讲个故事。一个科学家做了个试验，在屋里建了个水池，里边养满了鳄鱼，接着在池子上搭了一座独木桥。第一次试验，他蒙住志愿者的眼睛，牵着志愿者的手走过桥。志愿者配合度良好，轻松且顺利。第二次，他拿掉了蒙在志愿者眼睛上的布，仍旧要牵着志愿者的手过桥。志愿者一看底下全是张着血盆大口的鳄鱼，说什么也不愿意走过去。”停了停，他的语气恢复成平日上课的样子，“很多时候，数学在你们看来就是鳄鱼，心理障碍会阻挠你们前进的步伐。别怕，我是牵着你们手的人，相信我，跟着我的脚步，我们一起走向高考，战胜它！”

不知谁带头鼓起了掌，教室里渐渐掌声一片，我的眼眶一热：是啊，披荆斩棘的途中，一群优秀的老师一直和我们在一起。也许结果不是最重要的，经历才是。进入社会后，每每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也常想起这个故事为自己鼓劲。

和老师们有了同舟共济的情感后，学生们变得“没大没小”。有时做数学题做累了，我干脆用英语在作业上写些励志的句子交上去，第二天收到批改，是“凶神”一个大大的“加油”。

英语不怎么地的我同时也是英语老师林荔仙的“重点盯梢对象”，最高纪录，曾经一节课我被提问4次！她不无困惑地问我，为什么我语文学得好，英语却不尽如人意，都是语言呀。我指指自己的脑袋：“因为在这里，中西文化没有很好地交融，于是冲突了，就像冰与火。”

林老师一愣，提问我越发勤快。经过了一段天天“中彩”的经历，英语成绩终于稳步上升。我于是采下一朵娇艳欲滴的桃花，小心地做成书签夹到作业本里送给她。她在我的作业上写下一句话：“中西文化冲突，你这理由编得有创意，但我不信。我只相信，努力就会有进步。”句子后面画了个大大的笑脸。再往后，我时不时在作业里夹一些花花草草，每次都能博她一笑。那是我们师生间不为人知的小秘密。

高三那年，《中国作家》杂志社旗下的“男孩·女孩”丛书的编辑约稿，我出版了人生中第一本书《星星草》。当我把它作为毕业礼物送给老师们，他们脸上那由衷的欣喜和骄傲温暖了我少女时那颗如桃花般脆薄又善感的心。我自知幸运，进入双十，遇到这样一群老师。他们让我学会宽容、平等地待人，也让我学会自强不息和百折不挠。更感激的是，在课业非常繁重的年代，他们温柔且用心地呵护了一个少女的作家梦，令我在喜悦、困顿、迷茫、悲伤时都能以笔为路，以心点灯，在这个世界勇敢地走下去。

大二那年，我出版了自己的第二本书《第一朵玫瑰》，同年，加入省作家协会。直到今天我所做的工作，仍与文字息息相关。当赞誉和掌声一起向我涌来的时候，我总会回头寻找，那粉色时代中的一个个身影。他们从未离开，都还在双十看着我。

祝福双十，祝福我的每一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