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中的韵与无韵：章太炎国学讲义

文学中有韵、无韵二项，后者比前者多。我们现在先讨论无韵的文。在讨论文的派别之先，把文的分类讲一讲，并列表以清眉目：

我们普通讲文，大概指集部而言，那经、史、子，文非不佳，而不以文称。但上表所列文的分类中，以“传”而论，“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中“列传”已在集部以外，“本纪”“世家”⁽²³³⁾和“列传”是同性质的，也非集部所有，集部只有“家传”。以“论”而论、除了文人单篇的论文，也有在集部以外的。譬如：庄子《齐物论》，荀子《礼论》《乐论》，贾谊《过秦论》都是子部所有的。以“序”而论，也只单篇的，集中所已备；那连合的序，若《四库提要》，就非集部所有。至如“编年史”中《左传》《资治通鉴》之类和“名人年谱”，都是记事文，也非集部所能包了。

“传”是记述某人的一生或一事，我们所普通见到的。明人以为没曾做过史官，不应替人作“传”，我以为太拘了。史官所作，是卿相名人的“传”。那普通人的“传”，文人当然可以作的。“行述”“状”和“传”各不相同。“状”在古时只有几句考语⁽²³⁴⁾，用以呈诸考功之官，凭之以定谥法。自唐李翱以为“状”仅凭考语不能定谥法，乃定“状”亦须叙事，就与“传”相同。“行述”须叙事，形式与“传”虽相同而用处不同。

“碑”原非为个人而作，若秦“峄山碑”是记始皇的功绩，汉裴岑“纪功碑”是记破西域的事迹，差不多都是关于国家大事的。就以“庙碑”而论，虽为纪事，也不是纯为纪事的。只有墓上之碑，才是为个人而作。“碑”“碣”实质是一样的，只大小长短不同。唐五品以上可用“碑”，六品以下都用“碣”的。“表”和“碑”“碣”都不同，没有大小长短的区别，说到彼等的内质，“传”是纪事的，“状”是考语兼纪事的，“碑”是考语多，后附有韵的铭，间有纪事，也略而不详。宋以后“碑”和“传”只有首尾的不同了。“表”，宋后就没有“铭”，在汉时有“表记”“表颂”的不同，“表颂”是有“铭”的。汉以前没有“墓志”，西晋也很少，东晋以后才多起来。这也因汉人立碑过多，东晋下令禁碑，“墓志”藏在墓内，比较便当一些。北朝和唐并不禁碑，而墓志很流行：一、官品不及的，二、官品虽大曾经犯罪的，三、节省经费的，都以此为便。“墓志”的文章，大都敷衍交情，没有什么精彩。至很小的事，记述大都用“书事”或“记”等。

单篇论文，在西汉很少，就是《过秦论》也见贾子《新书》中的。东汉渐有短论，延笃《仁孝先后论》⁽²³⁵⁾可算是首创。晋人好谈名理，“论说”乃出。这种论文，须含陆士衡⁽²³⁶⁾《文赋》所说“精微流畅”那四字的精神。

“奏”，秦时所无，有之自汉始。汉时奏外尚有“封事”，是奏密事用的。“奏”，有的为国家大事，有的为个人的事，没有定规的。“议”，若西汉《石渠议》《盐铁论》《白虎通》，都是合集许多人而成的。后来，凡议典礼，大都用“议”的。

“书”，在古时已有，差不多用在私人的往还，但古人有“上书”，则和“奏记”差不多，也就是现今的“说帖”和“禀”⁽²³⁷⁾。至如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却又和“移文”一样了。

“序”，也是古所已有，如《序卦》《书序》《诗序》都是的，刘向《别录》和《四库提要》也是这一类。后人大概自著自作，或注释古书附加一“序”的。古人的“题词”和“序”相同，赵岐⁽²³⁸⁾注《孟子》，一“序”一“题词”，都用在前面。“跋”，大都在书后，体裁和序无不同之处。

纪事论议而外，尚有集部所无的，如：

（一）数典⁽²³⁹⁾之文：

甲、官制。如《周礼》《唐六典》《明清会典》之类。

乙、仪注。《仪礼》《唐开元礼》等皆是。

丙、刑法。如《汉律》《唐律》《明律》《清律》之类。

丁、乐律。如宋《律吕正义》、清《燕乐考原》等。

戊、书目。如刘向《别录》，刘歆《七略》，王俭、阮孝绪⁽²⁴⁰⁾《七志》《七录》，宋《崇文书目》，清《四库提要》之类。

（二）习艺之文：

甲、算术。如《九章算法》《圆法》之类。

乙、工程。如《周礼·考工记》，徐光启的《龙骨车》《玉衡车》之类。

丙、农事。如北魏《齐民要术》、元王桢《农书》、明徐光启《农政全书》之类。

丁、医书。如《素问》《灵枢》《伤寒论》《千金要方》之类。(www.xing528.com)

戊、地志。如《禹贡》《周礼·职方志》《水经》《水道提纲》《乾隆府厅州县志》《方舆志略》之类。

以上各种，文都佳绝，也非集部所具的，所以我们目光不可专注在集部。文学的分类既如上述，我们再进一步讨论文学的派别：

经典之作，原非为文，诸子皆不以文称。《汉书·贾谊传》称贾谊“善属文”，文乃出。西汉一代，贾谊、董仲舒、太史公、枚乘⁽²⁴¹⁾、邹阳⁽²⁴²⁾、司马相如⁽²⁴³⁾、扬雄、刘向，称为“文人”，但考《汉书》所载赵充国的奏疏，都卓绝千古，却又不以“文人”称，这是什么缘故呢？想是西汉所称为“文人”，并非专指行文而言，必其人学问渊博，为人所推重，才可算文人的。东汉班彪著《王命论》⁽²⁴⁴⁾，班固著《两都赋》⁽²⁴⁵⁾，以及蔡邕、傅毅之流，是当时著称的文人。但东汉讲政治若崔实《政论》⁽²⁴⁶⁾，仲长统《昌言》⁽²⁴⁷⁾，说经若郑康成之流，行文高出诸文人上，又不以文名了。在西汉推尊文人，大概注目在淹博有学问一点，东汉推尊的文人，有些不能明白了。东、西汉文人在当时并无派别，后人也没曾有人替他们分成派别的。

三国时曹家父子三人（操、丕、植）文名甚高。操以《诏令》⁽²⁴⁸⁾名，丕以《典论》⁽²⁴⁹⁾名，植以《求自试表》⁽²⁵⁰⁾等称。人们所以推尊他们，还不以其文，大都是以诗推及其文的。徐干⁽²⁵¹⁾诗不十分好，《中论》⁽²⁵²⁾一书也不如仲长统所著而为当时所称。吴中以张昭⁽²⁵³⁾文名为最高，我们读他所著，也无可取，或者以道德而推及其文的。陆家父子（逊、抗、凯、云、机）都以文名，而以陆机为尤，他是开晋代文学之先的。晋代潘、陆虽并称，但人之尊潘终不如陆，《抱朴子》中有赞陆语⁽²⁵⁴⁾，《文中子》也极力推尊他⁽²⁵⁵⁾，唐太宗御笔赞也只有陆机、王羲之二人，可见人们对他的景仰了。自陆出，文体大变：两汉壮美的风气，到了他变成优美了；他的文，平易有风致，使人生快感的。晋代文学和汉代文学，有大不同之点。汉代厚重典雅，晋代华妙清妍，差不多可以说一是刚的，一是柔的。东晋好谈论而无以文名者，骈文也自此产生了。南北朝时傅季友（宋人）⁽²⁵⁶⁾骈体殊佳，但不能如陆机一般舒卷自如，后此任昉、沈约⁽²⁵⁷⁾辈每况斯下了。到了徐、庾⁽²⁵⁸⁾之流，去前人更远，对仗也日求精工，典故也堆叠起来，气象更是不雅淡了。至当时不以文名而文极佳的，如著《崇有论》的裴⁽²⁵⁹⁾，著《神灭论》的范缜⁽²⁶⁰⁾等，更如孔琳（宋）、萧子良（齐）、袁翻（北魏）的奏疏，干宝、袁宏、孙盛、习凿齿、范晔的史论，我们实在景仰得很。在南北朝，文家亦无派别，只北朝人好模仿南朝，因此有推尊任昉的有推尊沈约的等不同。北朝至周，文化大衰，到了隋代，更是文不成文了。

唐初文也没有可取，但轻清之气尚存，若杨炯⁽²⁶¹⁾辈是以骈兼散的。中唐以后，文体大变，变化推张燕公⁽²⁶²⁾、苏许公⁽²⁶³⁾为最先，他们行文不同于庾也不同于陆，大有仿司马相如的气象。在他们以前，周时有苏绰，曾拟《大诰》，也可说是他们的滥觞⁽²⁶⁴⁾。韩、柳的文，虽是别开生面，却也从燕、许出来，这是桐城派不肯说的。中唐萧颖士、李华的文，已渐趋于奇。德宗以后，独孤及⁽²⁶⁵⁾的行文，和韩文公更相近了。后此韩文公、柳宗元、刘禹锡、吕温⁽²⁶⁶⁾，都以文名。四人中以韩、柳二人最喜造词，他们是主张词必己出的。刘、吕也爱造词，不过不如韩、柳之甚。韩才气大，我们没见他的雕琢气；柳才小，就不能掩饰。韩之学生皇甫湿、张籍，也很欢喜造词。晚唐李翱别具气度，孙樵佶屈聱牙，和韩也有不同。骈体文，唐代推李义山⁽²⁶⁷⁾，渐变为后代的“四六体”，我们把他和陆机一比，真有天壤之分。唐人常称孟子、荀卿，也推尊贾谊、太史公，把晋人柔曼气度扫除净尽，返于汉代的“刚”了。

宋苏轼称韩文公“文起八代之衰”，人们很不佩服。他所说八代，也费端详。有的自隋上推合南朝四代及晋、汉为八代，这当然不合的；有的自隋上推合北朝三代及晋、汉、秦为八代，那是更不合了。因为司马迁、贾谊是唐人所极尊的，东坡何至如此糊涂？有的自隋上推合南朝四代、北朝三代为八代，这恰是情理上所有的。

宋初承五代之乱，已无文可称；当时大都推重李义山，“四六体”渐盛，我们正可以说李义山是承前启后的人，以前是骈体，以后变成“四六”了。北宋初年，柳开⁽²⁶⁸⁾得韩昌黎集读之，行文自以为学韩，考之实际，和韩全无关系，但宋代文学，他实开其源。以后穆修、尹洙辈也和“四六”离异，习当时的平文（古文一名，当时所无），尹洙比较前人高一着。北宋文人以欧阳修，三苏、曾、王⁽²⁶⁹⁾为最著。欧阳本习“四六”，后来才走入此途，同时和他敌对，首推宋祁⁽²⁷⁰⁾。祁习韩文，著有《新唐书》，但才气不如韩。他和欧阳交情最深，而论文极不合。他的长兄宋郊，习燕、许之文，和他也不同。

明人称“唐宋八大家”⁽²⁷¹⁾，因此使一般人以为唐宋文体相同。实在唐文主刚，宋文主柔，极不相同。欧阳和韩，更格格不相入。韩喜造词，所以对于李观、樊宗师的文很同情。欧阳极反对造词，所以“天地轨，万物茁，圣人发”等句，要受他的“红勒帛”⁽²⁷²⁾。并且“黈纩塞耳，前旒蔽明”⁽²⁷³⁾二语，见于《大戴礼》，欧阳未曾读过，就不以为然，它无论矣。“三苏”以东坡为最博，洵、辙不过尔尔。王介甫⁽²⁷⁴⁾才高，读书多，造就也较多。曾子固⁽²⁷⁵⁾读书亦多，但所作《乐记》，只以大话笼罩，比《原道》还要空泛。有人把他比刘原甫⁽²⁷⁶⁾，一浮一实，拟于无伦了。宋人更称曾有经术气，更堪一笑！

南宋文调甚俗，开科举文之端。这项文东坡已有雏形，只未十分显露，后来相沿而下，为明初宋濂辈的“台阁体”。中间在元代虽有姚燧、虞集辈尚有可观，但较诸北宋已是一落千丈。

宋代不以文名而文佳者，如刘敞、司马光辈谨严厚重，比欧阳高一等，但时人终未加以青目，这也是可惜的。

明有“前七子”“后七子”之分。“前七子”（李梦阳等）恨“台阁体”；“后七子”（王世贞等）自谓学秦、汉，也很庸俗。他们学问都差于韩、苏，模拟不像，后人因此讥他们为伪体。归有光⁽²⁷⁷⁾出，和“后七子”中王世贞相抗敌，王到底不能不拜他的下风。归所学的是欧、曾二家，确能入其门庭，因此居伪体之上。正如孟子所说，“五谷不熟，不如荑稗”的了！

桐城派，是以归有光为鼻祖，归本为昆山人，后来因为方、姚⁽²⁷⁸⁾兴自桐城，乃自为一派，称文章正宗。归讲格律、气度甚精工，传到顾亭林有《救文》一篇，讲公式禁忌甚确，规模已定。清初汪琬学归氏甚精，可算是归氏的嫡传，但桐城派不引而入之，是纯为地域上的关系了。方苞出，步趋归有光，声势甚大，桐城之名以出。方行文甚谨严，姚姬传承他的后，才气甚高，也可与方并驾。但桐城派所称刘大櫆，殊无足取，他们竟以他是姚的先生，并且是桐城人，就凭意气收容了，因此引起“阳湖”⁽²⁷⁹⁾和他对抗。阳湖派以恽敬、张惠言为巨子。惠言本师事王灼，也是桐城派的弟子。他们疾恶桐城派独建旗帜，所以分裂的，可惜这派传流不能如桐城派的远而多。姚姬传弟子甚多，以管同、梅曾亮为最。梅精工过于方、姚，体态也好，惜不甚大方，只可当作词曲看。曾国藩本非桐城人，因为声名煊赫，桐城派强引而入之。他的著作，比前人都高一着。归、汪、方、姚都只能学欧、曾⁽²⁸⁰⁾。曾⁽²⁸¹⁾才有些和韩相仿佛，所以他自己也不肯说是桐城的。桐城派后裔吴汝纶的文，并非自桐城习来，乃自曾国藩处授得的。清代除桐城而外，汪中⁽²⁸²⁾的文也卓异出众，他的叙事文与姚相同，骈体文又直追陆机了。

我们平心论之，文实在不可分派。言其形式，原有不同，以言性情才力，各各都不相同，派别从何分起呢？我们所以推重桐城派，也因为学习他们的气度格律，明白他们的公式禁忌，或者免除那“台阁派”和“七子派”的习气罢了。

他们所告诉我们的方式和禁忌，就是：

（一）官名、地名应用现制。

（二）亲属名称应仍《仪礼·丧服》《尔雅·丧服》⁽²⁸³⁾之旧。

（三）不俗——忌用科举滥调。

（四）不古。

（五）不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