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的必要性及意义

从根本上说，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的必要性，是由传统公共文化服务模式的局限所决定的，即以往完全由政府垄断公共文化服务的提供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性。

在计划经济时期，文化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由于文化建设所需的资源都依赖政府的有限投入，而各级政府财政的普遍困难和物质资源的极度稀缺，加上投入渠道的单一，使得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有所局限。

事实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建立在一定公共财政能力的基础之上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公共服务是政府主导的，更是预算制约的……所谓公共文化服务，是指在政府主导下，以税收和财政投入方式向社会整体提供文化产品及服务的过程和活动。”^[5]正是这种“预算硬约束”，使得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地区，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呈现出差异极大的发展状貌。

基于上述情况，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坚持和完善支持文化公益事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各类群众文化”，十六届五中全会更是提出了“加大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投入，逐步形成覆盖全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目标。自此以后，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及地方政府对文化的投入不断增大，有力地推动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但即便如此，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基本结构依然没变，即仍然依赖于政府一元主体的资源投入。

我国还处于转型期，地区发展不平衡，公共文化服务还必须主要依托政府投入，一旦政府财政收入不足而面临“预算硬约束”，公共文化投入便得不到有效保障。在此意义上，社会资本等非政府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治理，不仅呈现出历史的必然性和现实的紧迫性，而且具有多重的积极意义。(www.xing528.com)

首先，有利于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形成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多元共建格局。对于作为政府转型的目标——服务型政府而言，市场主体和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提供，不仅有助于政府缩减规模、提高效率、减轻财政压力，而且以其独特的组织优势，实现与政府政策、资金优势的互补，形成多元共建格局，从而有效弥补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主体过于单一的情况。

其次，有利于促进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制和机制的创新。要提高政府的回应性，必须做出更好的体制安排，积极引导非政府资源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由于市场和社会组织对文化市场信息较为敏感，对公共文化需求较为了解，在运作机制上具有灵活性和有效性，它们的参与将极大地促进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的体制、机制创新。

再次，有利于保障公民的文化权益和促进社会发展。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就现实而言是补充政府力量的不足，但从根本上说，是在为更大程度地满足公民文化需求、实现公民文化权利、提高公民文化福利水平创造条件，有利于公民的公益观念、志愿意识、参与热情的培育与提高，有利于社会、社区以“自组织”方式形成更强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发展能力，最终为提高我国社会发展的活力奠定基础。

最后，有利于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地区均衡化和城乡一体化。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发展，单依靠政府力量（包括文化专项资金或财政转移支付）显然不够，而必须一方面引导社会资本、市场组织进入公共文化投资领域以增加政府的投入，另一方面则要通过大力发展各种区域性、全国性的社会组织来加以解决。可以预见，社会资本的引入及社会组织的大量涌现，将极大地促进公共文化服务的地区均衡化和城乡一体化，推动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繁荣。^[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