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G数据来源及其价值对企业股东和利益相关方的影响

传统财务报表上的数字，反映的是企业营收、支出和盈利的情况，其中并没有企业ESG实践的信息。传统财务报表是从股东立场来看企业创造的价值，而未能反映企业ESG实践对利益相关方所带来的价值。因此，在获取检验企业价值假说所需的ESG数据上，传统财务报表既无法提供企业的ESG数据，也无法提供企业ESG影响力的货币价值。

更具体地，如下图所示，传统财务报表上的数字反映的是纵坐标轴上的股东价值，而股东以外之其他利益相关方的价值则未被反映，导致此图的横坐标轴缺失，而这却是ESG关注的核心。因此，如何能通过另一种形式的报告，呈现出企业的运营及产品和服务对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影响，并把这种影响直接纳入财务报表，则为当务之急（Serafeim等，2019）。

图1　企业对股东价值和其他利益相关方价值的看法

针对ESG数据及其货币价值的问题，多年来各界都在寻找解决方案，其中至少有三种努力。

第一种努力针对传统财务报表未纳入企业ESG信息的问题，主张在财务报表之外，单独以另一份报告披露之。推动方案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倡议企业发布可持续报告，以标准框架披露其ESG实践（Owen和O'Dwyer，2008）。具体努力落在披露准则的建立上，其中包括披露原则、分类标准等，而推动组织中最重要的是1997年成立的全球可持续报告倡议组织（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GRI）及2011年成立的可持续会计准则委员会（Sustainability Accounting Standard Board，SASB）。

第二种努力关乎ESG数据库的建立。可持续报告由企业发布，但数据库的信息来源不能仅限于此，还须纳入其他来源的信息，诸如政府对企业的奖惩信息、法庭对企业争讼的判决、媒体对企业的报道、行业分析师对企业的看法等。这类数据库可以是比较单纯的材料收集，也可以是相对复杂的ESG评级。

“相对复杂”是因为评级本身超越了材料收集，而蕴含对ESG相关概念的诠释及价值判断。特别是，评级包含如何建立评级框架，如何挑选各维度下的议题，如何赋予各议题权重等，其中必然涉及理念、解释、选择、排序等具有主观因素在内的流程，而评级机构本身的背景、特质、组织目的及客户对象等，都会对此造成影响（Eccles和Stroehle，2018；Christensen等，2020）。(www.xing528.com)

早期的ESG评级由怀抱理想的使命导向组织展开，其中以英国的EIRIS、法国的Vigeo及美国的KLD研究暨分析公司最知名。KLD于1988年推出的KLD数据库，以严谨客观著称，广为学者采用（Gond等，2017）。近十年来，随着ESG投资的主流化，ESG评级机构数量剧增。目前全球有六百多家，如MSCI、Sustainalytics、Vigeo-EIRIS、富时罗素等（MSCI，2020；Sustainalytics，2021；Vigo-EIRIS，2020；Fish等，2019）。但评级组织虽多，评级结果的相关性却很低，其背后原因与ESG评级的价值取向有关，本人已在其他几篇专文中做了解析，兹不赘述。

第三种努力更具突破性，致力于把企业ESG实践的影响力和财务报表相结合，并进行货币化的呈现。企业的影响力属于外部效应，有些为正（如创造的工作岗位），有些为负（如碳排放），而且有不同的度量单位。如何建立一个全面的会计框架，将它们货币化后和财务报表结合，以形成相同的度量单位（把企业创造的工作岗位及产生的碳排放量都转化为货币单位），这应该是比较理想的ESG数据。

事实上，这种努力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其中包括2011年推出的综合报告（integrated reporting），尝试跳脱出传统财务报表之以股东为中心的视角，更全面地呈现企业运营和ESG活动所产生的价值。当然，更重要的突破是由哈佛大学孵化的影响力加权报表（impactweighted accounting，IWA），将企业产品对消费者、社区、自然环境等利益相关者所产生的正负面影响货币化，最后并入企业的利润表（Serafeim和Trinh，2020；Rischbieth等，2021）。

除了以上提到的ESG数据外，检验企业价值假说还需要企业价值方面的数据。在此，学者会考虑广义的企业价值，而不仅限于股市价值。无论何种诠释，这方面数据一般不成问题，常用指标有企业的市值、ROE或ROA等盈利指标、收益、成本，以及托宾Q等。

总的来说，检验企业价值假说所面临的数据问题不在于企业价值相关数据，而在于ESG数据。这方面涉及会计框架对利益相关者的处理、ESG评级框架的建立、ESG的度量方法等。因其带有相当的价值判断，会受到组织特质、运营目标等内部因素的影响，也会受到时代背景、法律规章、文化思维模式等机构因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