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对传统模式的挑战：行政法的健康、环境风险规制回应

上述传统观念节制国家权力以避免人民受国家不当高权行为侵害的思想固然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否适合于工业化迅猛发展、新兴科技日新月异的当下社会，不无疑问。毕竟，现代社会中的风险，相当一部分属于欠缺直接证据或者尚未被充分证实，若囿于传统模式，将过度束缚政府手脚，而无法有效回应社会。而且，在古典工业时代，因技术应用所引发的健康、环境问题并未如今日常见。固守传统的克制国家权力发动的观点，对偶尔确证的危害进行干预，尚不存在问题。但是，在现代风险社会，一些潜在威胁对个体、自然的影响已经不再局限于一时一地，所涉及的又是严重或不可恢复的损害，要求危害被证实方采取措施，可能为时已晚。

与此同时，一个更加重要的事实是，正如贝克等人所揭示的，在现代社会，社会的整合机制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公众关心的议题已经逐渐从财富的分配转向风险的分配，他们对安全的欲求日益强烈，对于暴露于风险非常敏感，从而必然推动政府在威胁现实化之前介入来消减风险。公众的这些现实需求必然汇聚成监管政策上的压力，最终传递到法律体系内部，迫使法律改变这种保守的立场。

实际上，我们已经可以观察到传统行政法构造所依赖的警惕政府权力行使，维系自由空间的观念基础已经发生了相当的变化，毕竟过度自由主义的立场忽略了人民自主生活的权利需要政府为其预先创造并保障自由的社会条件，正是基于对这一缺陷的反省，现代宪法对于政府角色和基本权利功能的定位已经发生变化。如前所述，社会法治国理念下国家任务的扩张、对基本权利国家保护义务的强调都要求政府将干预界限提前。

可以说，在现代风险社会，风险具有持续性，而损害的发生是一种高度或然性的事件，取决于一系列非法律关系要素的不确定组合。因此，以往危险防卫模式界定的公民权利与国家职能的界限过于静态，无法整合公民的权利与国家公共职能之积极承担的合作，来面对动态化的风险社会。因此，需要使安全受到威胁的公民拥有对国家公共机构以及风险制造链条上的无数潜在制造者的 “积极功能”，这种权利超越了传统的违法与合法的边界，并且能够直接延伸到不具违法性的风险规避过程中。^[68]

与此同时，另外一个无法忽略的事实是，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时代，正常的科学争议折射到公众传媒领域，将可能造成风险的社会放大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并引发一定范围内的社会恐慌。因此，如果政府不建立至少是最低限度的监管框架，以缓和公众的情绪，那么将可能导致正常的科学质疑，演化为对相关技术的妖魔化和政治化，引发更大的恐慌。在转基因技术领域，便呈现此种趋势：(www.xing528.com)

2010年2月2日，乌有之乡网站刊登文章称，“多年食用转基因玉米导致广西大学生男性精子活力下降，影响生育能力”，但后来发现，该文引用了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某博士关于 《广西在校大学生性健康调查报告》 的结论，但该研究并未有任何关于结论与食用转基因玉米挂钩的分析，属于有意篡改，得出上述耸人听闻的结论；类似地，2010年9月21日，《国际先驱导报》 报道称，“山西、吉林等地因种植转基因玉米导致老鼠减少、母猪流产等异常现象”，但根据山西省、吉林省有关部门的核查，当地老鼠数量确有减少，这与吉林省榆树市和山西省晋中市分别连续多年统防统治、剧毒鼠药禁用使老鼠天敌数量增加，农户粮仓水泥地增多使老鼠不易打洞、奥运会期间太原市作为备用机场曾做过集中灭鼠等措施直接相关；关于山西省 “老鼠变小” 问题，据调查该地区常见有体型较大的褐家鼠和体型较小的家鼠，是两个不同的鼠种。关于 “母猪流产” 现象，与当地实际情况严重不符，属虚假报道。而且，报道所涉及的 “先玉335”也非转基因玉米。

这些耸人听闻的报道甚至导致有关 “阴谋论” 的流行，相当一些说法指责转基因技术受 “美国控制”，与肿瘤、不育有关，可能成为生物武器，是 “灭亡中国的阴谋”。这些阴谋论甚至引发了一些退休老干部的担忧，一位海军退休干部就在接受采访中表示，他对老战友转发来的这些信息深信不疑，忧虑得夜晚不能眠。^[69]

由此，转基因风险的社会放大以及阴谋论的流行，使转基因风险讨论已经超出科学的框架，带有意识形态对决的色彩。对于这种现象，政府也有必要建立基本监管体系来整合争论，维持社会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