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格瓦拉神话是令人畏缩的。
这个神话的扮演者本尼西奥·德尔·托罗，属于另类优质型演员。2000年与索德伯格合作的《毒品网络》，为他赢得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切·格瓦拉》开拍时，本尼西奥感到手脚冰凉。索德伯格的一句话，其实是安慰所有对碰触这个神话持怀疑态度的人，“你不可能在一部电影里道尽一个人，尤其像切这样的人，那是不可能的”。
那张风靡全球的切的肖像照，格瓦拉神话的标志，出自摄影师柯达。1960年3月4日，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所称的美国中情局策划的“勒库布尔号事件”发生，轮船突然爆炸，100多名码头工人罹难。次日，哈瓦那举行大规模抗议示威，时任古巴《革命报》记者的柯达到现场拍摄。他通过一部莱卡相机的取景框观看现场，当格瓦拉的脸进入取景框时，他按下了快门。这幅作品的原件在柯达工作室的墙上一直挂到1967年，他将两幅放大照片送给了一位意大利左翼出版商菲尔特里内利。几周后，切去世，当年登上《时代》杂志封面。从此，每一个新左派的梦想都具体化为切的这张肖像照。
冷战前的情形是：萨特、波伏娃、格瓦拉三人会面，两位哲学家尊敬地看着革命偶像。冷战后的情形是：革命商标被商业劫持，切的脸被印在顶级秀场的斯沃琪表上。此去经年，年轻一代又战栗地发现：切，竟然是一个浪漫的、喜欢读波德莱尔、性感地抽着雪茄的时髦人物。在《纽约时报》的报道中，擒获15个人质的哥伦比亚特种兵，就穿着印有切的脸的T恤。事实上，柯达肖像照问世之前，没人见过切，没人知道他在哪儿。柯达肖像照是活着的切的最后一个形象，也是神话切的第一个形象，这无疑加深了他的神秘难解。因此，拍切的一个难题就在于：如何将切从T恤上拿走，放进一些更真实的东西。因此这部电影保留了研究的气息，给出了通过研究所了解的这个神话男人的一种印象。
开篇，切以一种摇滚明星的造型来到纽约，在联合国大会上达到其声名的巅峰；同时又以蒙太奇并置他迷失在古巴丛林中承受哮喘之苦。观众看到了相去甚远的两种形象，关于这个男人的复杂肖像，远非奉承。索德伯格的另一个办法是——“一个大生命，在小时刻[13]。”比如切去纽约，录制电视节目之前，化妆师问他要不要在脸上抹点粉，他说“不”，但当他看到其他人抹了粉，他说“好吧”。这是索德伯格从切的翻译那儿得来的故事，也正是他想寻找的那种故事，他甚至想拜访与切作战的人、与切一起战斗的人，来发现有价值的细节。这样的小时刻，意味着作为人而不是作为神话的切。无论你细心与否都不难发现，上下两集都避开了传统大场面，演员们看上去也没有带着某种在扮演历史中的重要角色的意识。整个事情以一种自然主义的方式发生，这也来自索德伯格的研究，他认为当时那些人并没有真正理解他们所做的事情的重要性，直到革命后期。(www.xing528.com)
拍摄的速度也支配了拍摄的方式。在一个紧张的日程表控制下，没时间去演，没时间做大量分析，一切发生得太快，枪炮在射，炸弹在炸，必须非常专注地保持拍摄安全。索德伯格不得已警告所有演员：“我没时间安顿大家，你们必须照顾好自己。”结果反而成就了电影里的状态。演员全都将自己与他人“绑”在一起，发生在切的士兵身上的事就发生在演员身上，这就是为什么感觉像真的，而不是演的。拍摄过程很艰苦，导演只能蹲在地上看监视器，演员不能洗澡、不能休息、臭气熏天，也恰好因为这样的艰难、痛苦、疲惫，扮演者本尼西奥反而更接近了丛林中的切的灵魂[14]。
在取景框内，几乎从来没有切的特写。无论何时都与其他形象放在一起，有时甚至退为次要角色，成为队伍中的普通一员。这也是索德伯格的研究成果：如果在镜头里孤立切，比如使用特写或聚焦单一个体，那其实恰好侵犯了切的精神，切追求的就是团结和平等。电影整体遵循一种反戏剧性的风格，没有紧张或悬疑，切没有被塑造为一个行动着的英雄，不像历史暗示给我们的那种样子——一个精力充沛、充满活力的领导者，反而在大部分时间里，他是一副静止沉思的样子，温和讲话，非常好学，休息时总拿着书，被慢性哮喘折磨但从不抱怨，对穷人和被虐待者给予慷慨的同情。
1967年，理查德·弗莱舍将切·格瓦拉的故事首次搬上大银幕。2004年，又有了展现切年轻时代游历南美的《摩托车日记》。比较那些影片，索德伯格的切是谦逊的、冷静的、审慎的，扮演者本尼西奥不仅在外形上神奇地肖似真人，表演也惊人地内敛。本尼西奥的硬汉眼睛，映射出理想主义的意志、坚决、果敢；这一为他赢得戛纳电影节影帝的表演，也会让追随者加固对切的忠诚[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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