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中旬，遵循已故议员乔·考克斯（Jo Cox）的意愿，英国首相特蕾莎·梅（Theresa May）任命特雷西·克劳奇（Tracey Crouch）为孤独大臣。通过设立这一大臣，英国政府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正视孤独的政府。不久，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上议院）议长瓦伦蒂娜·马特维延科（Valentina Matviyenko）提议在俄罗斯设立一个“孤独部门”，称“‘老年孤独’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与其说资金的投入，更重要的是大量的关注”7。显然，她的提议成为了耳旁风。讽刺的是，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的，英国的孤独发生率远低于俄罗斯。普遍来说，孤独发生率较低的国家更加正视孤独——多数有关孤独的研究都开展于北美、北欧和西欧，多数帮助孤独患者的慈善组织也是在这些国家。是因为他们重视才使这些国家的发生率较低吗？
英国等政府重视孤独，因为他们意识到了孤独不仅是痛苦的经历，也可能引发其他更加严重的疾病，应对孤独可大量减少治疗疾病的花费，从而节约纳税者的钱。遵循同样的逻辑，下一个重要的问题便是：什么引发了孤独？如前面所写，目前研究者们已经验证了多个诱因，包括高龄、鳏寡、离异、独居、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慢性疾病、残障、少数民族、移民等。实际上，为了解决孤独，这一清单应该帮助卫生健康专家锁定孤独个体，以便他们和慈善组织采取治疗措施。
在我看来，将上述方法的要点联系起来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孤独和疾病的联系仍模糊不清，因此需要细化和明确。一个人到底有多孤独才会患上某种疾病？如上文所述，健康卫生专家和医学研究者仍肩负重担——建立孤独和特定的疾病之间更精准的联系，科学验证这些关联是所有其他工作的基础。(www.xing528.com)
其次，仍不明确风险因素发生作用的机制。确定某一风险因素与一定程度的孤独之间具有实证支持的因果关系可能有些困难，但我们至少需要知道单一风险是否足够使人感到非常孤独，还是多重因素的共同结果，这些因素的组合在不同团体之间是否会产生不同效果。我已经着手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但结果显然不尽如人意。8最后，我们还需建立孤独档案——描述多重因子是如何共同作用的，以及制定一套应对策略。
再次，几乎上述所列的所有风险因素都是基于个人层面的人口统计、社会经济或健康相关属性，这有助于辨别哪类人群最易受到孤独的侵害。我试图提醒政府官员、健康专家、慈善组织和其他机构、人士，关注社会层面上孤独的一些影响因素，这些不尽完全的影响孤独的社会因素包括：社会经济不平等、贫穷、集体性或大规模冲突、大规模迁徙、抑制个体社交接触的文化或宗教规范、对制度和他人较低水平的广义信任等。从这些宏观问题来看，仅仅基于个体层面应对孤独的政策和实践显然不够、甚至有些肤浅——孤独存在于无数更高层次、更为根本的原因。另一方面，要求政府和其他机构在开展克服孤独的活动时，将解决这些社会性问题作为重要的一部分。这可能很困难，因为与之相比，孤独显得不那么严重和迫切，但我们需要明白，个人层面的孤独应对策略迟早会达到极限，这时必然要求解决这些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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