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九卷：1853年论文和通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九卷收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3年3月至12月这一时期的论文和通讯，这些文章大部分都曾发表在美国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作这些文章的时期，正是欧洲各国政治极端反动的时期。革命民主主义的报刊在1848—1849年的革命失败以后全被禁止。马克思和恩格斯除了在当时的进步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文章，再没有其他的机会来联系群众和影响舆论。马克思从1851年8月起为该报撰稿。从那时起，在《论坛报》上写政论文章就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以私人关系请他写文章）的革命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

当时，马克思除了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稿，还为宪章派的报纸《人民报》写了一些文章，该报从1852年5月起开始出版，主编是厄·琼斯。此外，马克思为《论坛报》写的文章，也有个别篇章同时发表在《人民报》上，还有几篇曾部分转载在德文报纸《改革报》上，该报在约·魏德迈的积极参加下从1853年3月起在美国出版。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的政论文章是同他们的理论工作和他们的全部党的政治活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结合报刊工作来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重要问题，研究世界历史，其中包括各殖民地国家的历史、经济、社会制度以及欧洲各国的对外政策和外交。恩格斯则继续系统地研究军事科学，研究语言学问题、斯拉夫语言和东方语言。

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自己的科学研究成果给报纸写文章。同时，报刊工作也使他们密切注视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种种事件，为科学研究工作搜集事实和积累材料。例如，马克思为《论坛报》写的文章中所引用的经济方面的材料，有相当一部分后来被用在《资本论》中。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不仅自己特别注意理论研究，而且鼓励他们的拥护者利用革命战斗中的这个间歇时期，充实自己的理论知识，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马克思和恩格斯坚信反革命势力的胜利是暂时的，并竭力使无产阶级战士队伍树立这种信心。

虽然共产主义者同盟解散后已经没有任何无产阶级的国际组织，马克思和恩格斯仍然继续和各国工人运动的活动家保持联系，努力从思想上影响他们，帮助他们在反动的条件下进行艰苦的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竭力通过以前的共产主义同盟盟员约·魏德迈和阿·克路斯去影响美国的工人运动，通过厄·琼斯和革命的宪章运动的其他领袖去影响英国的工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和《人民报》写政论文章的机会，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弊病，揭露欧洲各国的反动制度，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论证无产阶级在各个国家的国内外政策的重大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和策略。

《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们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严重地阻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该报上宣传自己的观点。这种情况要求马克思和恩格斯写文章要特别灵活，要善于在一定的时候不用直接的方式，而用隐喻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同时又要在文章中始终贯彻与该报编辑部的路线截然不同的路线。早在1853年，该报编辑部不仅在观点上就已经和马克思根本不同，而且还对马克思采取了资产阶级报界常见的不礼貌态度以及报社主人和编辑部对撰稿人惯常采取的剥削者的态度。《论坛报》编辑部不经马克思的同意就把他寄去的文章不署姓名作为社论发表。马克思的许多文章根本就没有发表；编辑部把一些文章任意地分为几部分，随意地涂改，还添上他们自己的往往和马克思文章的内容和风格相矛盾的意见。编辑部的这种行为使马克思很恼怒，他不止一次地提出抗议。然而，当时工人刊物和革命民主主义刊物几乎连一个也没有，马克思不得不珍视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的机会。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时期的政论作品的内容极其丰富和多样化。他们在文章中阐述了工人运动中一切比较重要的现象，阐述了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斗争，阐述了各国的经济，以及欧洲、亚洲和美洲的重大政治事件和军事事件。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对当时的各种事件作了全面深刻的科学分析，并且作出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理论概括和政治结论。

从本卷所发表的著作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所注意的主要是以下这三类问题：（1）欧洲各国特别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的经济状况，以及与此有关的民主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运动的新高潮的前景；（2）资本主义列强的殖民主义政策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3）国际关系——与欧洲各国在近东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备战以及俄国和土耳其之间已经开始军事行动有关的国际关系问题。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这个时期的科学工作和政论工作的一个重要的新的特点，就是他们对亚洲殖民地国家和附属国家首先是印度和中国的历史命运发生了极大的兴趣。正是从这个时候起，他们开始在刊物上系统地发表文章阐述这些国家的情况，揭露资本主义国家的掠夺性的殖民主义政策。

马克思分析了欧洲各国的经济状况，在收入本卷的《战争问题。——英国的人口和商业报告书。——议会动态》、《政治动态。——欧洲缺粮》、《西方列强和土耳其。——经济危机的征兆》、《战争。——罢工。——生活费用上涨》以及其他许多文章中说明了工业生产（首先是英国的工业生产）、农业、国内和国际贸易、市场价格、外汇行市等等方面的情况。马克思通过许多实例考察了当时工商业周期的各个阶段，并且把他早在四十年代的经济学著作中提出的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周期性的原理具体化。马克思在文章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规律，驳斥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论家的谰言，这些人把资本主义描绘成建立在和谐基础上的、能使所有阶级繁荣昌盛并且符合自然规律的制度。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的全部秘密，“不过就在于把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独有的、适应当时物质生产水平的暂时的社会关系，变为永恒的、普遍的、不可动摇的规律，经济学家们称之为自然规律”（见本卷第280页）。马克思写道，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缺陷在于，它的代表人物的眼光“超不出当前时代的经济界限，因而不懂得这些界限本身具有局限性，它们是历史发展造成的，同样它们必然要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消失”（见本卷第280页）。

马克思在文章中尖锐地评述了以英国的自由贸易论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自由贸易论者用关于“自由”、“和谐”、“繁荣”等伪善辞句来掩盖对雇佣工人的残酷剥削。马克思揭穿了作为资本主义辩护士和工人阶级敌人的自由贸易论者的真面目。他揭穿了自由贸易论者所散播的贸易自由可以消除经济危机的幻想。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1853年底就已经明显地暴露出自由贸易论者关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可以不发生危机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当时，工商业中的繁荣阶段被停滞阶段所代替，许多生产部门开始出现危机现象。1857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危机，完全证实了马克思关于新的经济危机必然到来、资产阶级想消除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的一切企图都是白费气力这一观点的正确性。

同马克思的经济评论有密切联系的，是他的有关财政问题的文章，如《新的财政把戏或格莱斯顿和便士》、《内阁的成就》、《英镑、先令、便士，或阶级的预算和这个预算对谁有利》、《人民得肥皂，〈泰晤士报〉得贿赂。——联合内阁的预算》等文章。这些文章有一些是为宪章派的报纸《人民报》写的。马克思在这些文章中向工人读者揭示了资产阶级国家的经济政策的阶级性质，揭示了英国政府的财政措施和税收措施的真正本质。马克思认为格莱斯顿的预算是“阶级的预算，是由贵族执笔写出的资产阶级的预算”（见本卷第72页），资产阶级的财政制度和税收制度的复杂机构是压迫人民群众的工具。这些文章和阐述其他经济问题的文章，鲜明地描绘了英国劳动者的困苦处境、工人的绝对贫困化和相对贫困化以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表现为大规模阶级冲突的矛盾的日益尖锐。

马克思在文章中着重阐述了英国工人的罢工斗争和在罢工斗争中不断发展的职业联合组织——工联的活动。在《英国的繁荣。——罢工。——土耳其问题。——印度》、《俄国对土耳其的政策。——英国的工人运动》、《伦敦交易所的恐慌。——罢工》等文章中，马克思详细地引用了关于英国各工业区发生的罢工的消息，同时指出了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也参加这些罢工这个很有意义的新现象。他分析了罢工者的要求，揭露了工厂主和资产阶级当局对罢工工人所采取的蛮横行动，并且对罢工运动的性质和它对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作用作了评价。

马克思认为罢工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战争、即劳动和资本之间的战争的鲜明表现。马克思证明，罢工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是合乎规律的现象；罢工是制止工厂主的专横、保障工人的必要生存条件的手段。

特别重要的是马克思关于罢工的意义的结论，他认为罢工是激发劳动者的斗志、团结他们向剥削者作斗争的要素。这些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就已经提出的关于工人联盟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学校这一原理的直接发展。马克思认为，罢工的主要意义在于罢工对工人所起的精神上和政治上的影响，罢工能培养工人的无产阶级团结精神，促使他们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如果现代工业不是在周期性循环中经过停滞、繁荣、狂热发展、危机和极度低落这些彼此交替、各有相当时期的阶段，如果工资不是因这些阶段彼此交替而有高有低，如果厂主和工人之间不是进行着经常的、与工资和利润的这些波动密切联系着的战争，那末，大不列颠和全欧洲的工人阶级就会成为精神萎靡、智力落后、内心空虚、任人宰割的群众，这样的群众是不可能用自己的力量取得解放的，正如古希腊罗马的奴隶不能用自己的力量取得解放一样。”（见本卷第191页）

马克思在阐述英国工人运动的同时，进一步发展了他在《哲学的贫困》中提出的关于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统一、关于政治斗争对无产阶级摆脱资本主义奴隶制有决定性意义的思想。马克思在许多文章中着重指出，尽管经济斗争对于团结和教育工人有很大作用，可是只进行经济斗争是不够的，必须在全国范围内把无产阶级组织起来；他着重指出了工人阶级建立自己的群众性的政党并且开展夺取政权的斗争的重要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支持琼斯和宪章派的其他革命领袖，因为这些领袖要把英国无产阶级在全国范围内联合起来，要在新的基础上恢复宪章运动，把争取宪章的斗争和革命社会主义的宣传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英国工人争取人民宪章的斗争具有巨大的意义，因为人民宪章规定了在国内实现普选权。在英国的无产阶级已经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而统治阶级还没有强大的军事官僚机器的条件下，普选权能够成为确立无产阶级政治统治（这是实现革命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前提）的杠杆。，马克思在通讯中有时援引琼斯在工人群众大会上的演说，从这些演说中可以看出科学共产主义对这位杰出的英国无产阶级活动家所起的良好影响。

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密切注视欧洲大陆各国开始革命行动的迹象。马克思在文章中指出了德国、法国、意大利的人民群众都怀着隐蔽的不满情绪。

在《俄国的胜利。——英国和法国的地位》一文中，马克思指出了法国的政局在经济困难、物价高涨等等的影响下日益恶化。马克思着重指出，广大群众特别是相当多的农民对路易·波拿巴政府的各项措施深为不满，这证明第二帝国的反革命统治是不巩固的。在前面提到的《政治动态。——欧洲缺粮》这篇文章中，马克思指出意大利的教皇国、腊万纳和其他地方发生了一系列的抢粮风潮。马克思在1853年的文章中谈到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前途时，继续对马志尼及其拥护者进行批评，因为他们不考虑客观条件，坚持奉行他们从前的密谋性的策略。

马克思的抨击文章《高尚意识的骑士》也是为反对革命运动中的密谋性的策略、冒险主义和宗派主义而写的，这篇文章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中的《流亡中的大人物》和《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两篇文章在内容上是相衔接的。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继续揭露小资产阶级的假革命和泛泛空谈的作风，揭露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首领们醉心于在革命中玩弄蛊惑人心的把戏和密谋手段。这篇文章是专门揭露奥·维利希的，他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中以前的宗派主义集团的首脑之一，曾利用流亡者的民主主义刊物对无产阶级革命者进行诽谤和攻击。马克思的这篇文章（其中包括恩格斯的一封论维利希的信），以尖锐讽刺的笔法勾画了这个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空谈家、冒险主义策略的卫士的面貌。马克思用维利希的十分可笑的“革命”计划做例子，严厉谴责了密谋性策略的拥护者的通病：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不警于冷静地估计形势，政治上极端不稳定。这篇文章除了一些揭发性的材料外，还有许多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和1848—1849年革命以后国际工人运动史的重要材料。

马克思反对马志尼、维利希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活动家不顾客观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专在“革命的”冒险和密谋上打主意，他认为，在准备新的革命高潮方面，主要的因素是资本主义的经济矛盾的增长、新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必然发生以及与此相关的欧洲各国阶级斗争的尖锐化。马克思写道：“煽动家的词藻和权谋家的废话决不能使局面发生危机；日益迫近的经济灾难和社会动荡才是欧洲革命的可靠预兆。”（见本卷第349页）

马克思在分析未来欧洲革命的前提和前景的时候，还估计到一个新的重要因素。他反复强调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政策和殖民主义政策的对象的亚洲大陆各国的深刻变化对欧洲各国的革命化的影响。在东方国家，特别是在中国和印度，宗法制的封建关系由于这些国家被拖上资本主义的发展轨道而遭到破坏。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这种变革的革命后果具有重大的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怀着深切的同情注视这些国家中日益高涨的人民群众反对殖民主义者的解放斗争。1853年马克思就这个问题写了一系列专文，这些文章现在都已收入本卷。这些经过周密研究各种材料而写成的文章，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反对殖民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列强对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的野蛮压迫和剥削而进行不调和斗争的光辉典范。

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这篇内容深刻的文章中，马克思详细地考察了资本主义殖民国家首先是英国的掠夺政策对这个亚洲的最大国家的国内状况所产生的影响。马克思指出了英国的商品竞争对中国地方工业的破坏作用。他指出，英国人把鸦片输入中国，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使中国经济面临着完全枯竭的灾难；他指出，中国在第一次掠夺性的鸦片战争失败后由于被迫支付英国赔款而使捐税大大增加。所有这一切与中国国内的社会原因一起，在中国引起了一个广泛的反对本国封建主和外国侵略者的农民革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太平军起义。

马克思写道：“中国的连绵不断的起义已延续了十年之久，现在已经汇合成一个强大的革命，不管引起这些起义的社会原因是什么，也不管这些原因是通过宗教的、王朝的还是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推动了这次大爆炸的毫无疑问是英国的大炮，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见本卷第109—110页）

马克思指出，英国、法国和美国用武装力量直接支持反动的满清王朝镇压太平军的起义。他揭露了摧残东方各国人民解放运动的欧美资产阶级的刽子手行为。

马克思在深刻分析之后得出结论说，中国的革命将要影响英国，并通过英国影响全欧洲。中国的事变缩小了英国商品在中国的市场，而商品市场的缩小将加速工业危机的到来。马克思在强调中国革命的国际意义时写道：“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普遍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见本卷第114页）

马克思关于欧洲和东方的革命运动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结论，对于马克思主义者研究殖民地革命问题有极重要的意义。根据这个结论，列宁制定了关于殖民地人民群众的解放斗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最重要的后备军的学说。

本卷中还有马克思论印度的一些文章：《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东印度公司，它的历史和结果》、《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等。这些文章前后呼应，有深刻的科学分析，对英国殖民主义者作了有力的揭露，是马克思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极为出色的著作。(www.xing528.com)

在论印度的文章中，马克思通过这个幅员辽阔、物产丰富和文明悠久的国家被英国统治的例子，揭示了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落后的东方国家施行殖民主义统治制度的特征。他探讨了从原始资本积累时期起英国人对印度进行侵略和殖民主义奴役的各个重要阶段。马克思揭露了东印度公司的作用，指出它是征服印度的工具，它进行掠夺性的战争，利用当地王公之间的封建内讧，煽动部落的和种姓的纠纷，以实现其对印度领土的侵占。马克思指出，殖民主义者在印度的掠夺和侵略使英国本国土地贵族和金融巨头的寡头政治财富增加，势力加强。马克思有力地揭露了西蒂的商人、大地主和东印度公司的官员这一伙强盗怎样靠剥削被殖民主义者弄得贫困不堪的印度人民群众而大发横财。在《土耳其战争问题。——〈纽约论坛报〉在下院。——印度的管理》一文中，马克思指出了英国寡头政治建立的官僚管理制度的寄生性，在这种制度下，印度人民群众陷于完全无权的地位，任凭英国殖民主义当局摆布。马克思严厉抨击了英国统治阶级在印度实行的根本没有印度人民代表参加的所谓行政改革。马克思揭露了这些改革的阶级内容，指出引起这些改革的原因是英国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各阶层想限制东印度公司的垄断，直接进入印度市场，从印度的赋税中取得收入，以便在对印度人民的殖民主义剥削中增加自己的份额。

马克思描述了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印度进行盗匪式管理的惊人情景。印度的英国统治者从东方统治者那里继承了财政部门和军事部门，并用这些管理部门来掠夺和压迫人民，却忽视第三个部门——甚至东方专制君主多少还有些重视的公共工程部门。因此，印度的农田水利完全荒废了。英国工业品的竞争迫使当地的手工业生产特别是手纺业和手织业破产，千百万印度居民束手待毙。田赋、盐税以及殖民主义者施行的一整套横征暴敛的财政制度，沉重地压在居民身上。英国人破坏了落后的宗法制的公社土地占有制，同时把印度社会和政治制度中许多阻碍国家进步发展的封建残余保留下来。英国人在孟加拉管区实施了柴明达尔制度，在马德拉斯管区和孟买管区实施了莱特瓦尔制度，这样就使印度土地制度中的各种奴役性租税以及地主、土地中介人、收税人对农民的各种资本主义以前的剥削形式保存下来，甚至加强了。马克思指出，在这两种制度下，“占印度居民十二分之十一的莱特农民都遭到了可怕的赤贫化”（见本卷第244页）。马克思的结论是：英国侵略者给印度带来的灾难，“与印度斯坦过去的一切灾难比较起来，……在程度上不知要深重多少倍”（见本卷第144页）。在这方面，马克思表述了一个深刻的思想：资本主义的剥削、掠夺的本质在殖民地表现得最为露骨。“当我们把自己的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因为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很有体面的样子，而一到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见本卷第251页）

马克思无情地指出，纯粹为发横财和进行殖民主义掠夺的英国殖民主义者不得不促使印度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产生。资本主义关系的出现给印度人民群众带来了特别深重的苦难，因为这些关系是在殖民主义者统治的条件下出现的，殖民主义者阻碍殖民地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他们只容许对自己有利的工业部门产生。但是，马克思指出，英国侵略者既然容许了资本主义生产在印度萌芽，并且用这种方式破坏了印度的宗法制的封建结构，就在无意中为这样一些力量的成长创造了前提，这些力量将来会打垮他们的统治，消灭他们对印度的殖民压迫。

马克思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考察英国对印度的殖民主义政策的性质和结果的问题，通过这个例子鲜明地揭示了整个资本主义时代的矛盾性和两重性。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统治的时期应当为新的社会主义社会造成物质基础。造成这些物质前提的代价，是在资产阶级残酷剥削下的人民群众遭到种种难以置信的牺性，全国的人民被资产阶级逼迫走着流血、污秽、贫困和屈辱的苦难道路。只有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后，“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象可怕的异教神像那样，只有用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见本卷第252页）。

马克思着重指出：印度的生产力因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生而得到发展这个事实本身并不会减轻印度人民群众的苦难，也不会改善他们的处境。要办到这一点，人民必须自己掌握生产力，成为自己国家的主人，消灭外国殖民统治。马克思写道：“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推翻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民是不会收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见本卷第250—251页）只有英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或者印度人民自己反对殖民主义统治的解放斗争，才能使印度获得解放——这就是马克思在论述印度状况的文章中所作出的革命结论。所有这些文章都充满着坚定的信心，相信将来印度总能摆脱殖民奴役，相信“这个巨大而诱人的国家”复兴的一天总会到来。

收入本卷的《印度问题。——爱尔兰的租佃权》一文，也是马克思反对殖民主义的一篇著作。马克思把爱尔兰看作是英国的第一个殖民地，他在这篇文章中揭示了英国大地主对爱尔兰农民的掠夺性的剥削方式。他着重指出，英国对爱尔兰的侵略和民族奴役使这个国家保留着半封建的关系，这种半封建的关系“使一个小小的特殊等级——贪婪的贵族得以对爱尔兰人民为所欲为，任意规定他们在什么条件下才能使用土地和靠土地生活”（见本卷第179页）。

马克思论中国、印度、爱尔兰的文章，第一次为无产阶级在民族殖民地问题上的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些文章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论述这个问题的文章和书信所包含的基本思想，是列宁创造性地探讨帝国主义时代民族殖民地问题的出发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联系着革命民主主义运动、无产阶级运动以及民族解放战争的前途问题考察了国际关系的问题。本卷有相当大一部分文章都是阐述这些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最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熟悉国际政治的秘密，揭露统治阶级的外交阴谋及其侵略计划和侵略行为。他们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来教育工人阶级，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看作是能够积极抵制统治阶级的沙文主义政策和侵略政策的力量。他们指出，工人阶级在国际冲突中必须遵循自己的革命路线，这个路线就是要在欧洲全面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改革并为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准备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欧洲革命叫作“第六强国”，他们就是从这个“第六强国”的立场出发来对待任何国际问题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关于国际问题的论文中严厉抨击了欧洲国家的反动统治者在维也纳会议期间建立起来的整个国际关系体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这个体系阻碍了欧洲的进步发展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阻碍了政治上四分五裂的国家的民族统一。他们严厉谴责统治阶级在外交上使用挑唆某些民族反对另一些民族，恐吓和诈骗以及粗暴干涉小国内政的方法。

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最注意的是欧洲列强在近东的尖锐矛盾和它们为瓜分土耳其帝国的领地、夺取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统治权、争取在巴尔干和前亚细亚各国占优势所进行的斗争。这个所谓东方问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本卷很多篇文章中所研究的题目。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东方问题的看法，在恩格斯所写的《在土耳其的真正争论点》、《土耳其问题》、《欧洲土耳其前途如何？》这几篇有关东方问题的头几篇文章中已经作了叙述。恩格斯分析了近东和巴尔干被土耳其征服后在历史上形成的状况，揭示了欧洲各大国在土耳其领地的命运问题上互相竞争的经济原因、政治原因和军事原因，论证了革命无产阶级和欧洲民主派在东方问题上的立场。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东方问题象对待其他国际问题一样，是从革命利益出发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看法与西欧的许多外交家和政论家相反，例如，英国政论家戴·乌尔卡尔特主张保存反动的封建的奥斯曼帝国，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则认为当时的奥斯曼帝国是被土耳其征服的各民族取得历史进步的最大障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支持让这些民族独立的要求，主张在巴尔干建立一个独立的斯拉夫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使巴尔干半岛的被压迫民族从土耳其压迫下解放出来，是欧洲革命的重要任务之一。

在东方问题上，西欧各国政府用一种虚假的理论——在巴尔干半岛保持维也纳会议所确定的现状——来掩盖它们反对巴尔干半岛民族解放的态度。恩格斯揭露了西欧各国政府的政策，痛斥维持现状的人，说他们是“胆小怕事和因循守旧的外交界”，不愿用进步方法解决东方问题。“不，按老办法办事的外交界和各国政府永远也解决不了这个难题。土耳其问题，正如其他重大问题一样，要由欧洲革命来解决。把这一个乍看起来好象是不太相干的问题也归在这个伟大运动的合理范围以内决不是过于自信。从1789年起，革命的边界就一直在向远处扩展。它的边界已经达到了华沙、德布勒森、布加勒斯特；下一次革命的前哨应当是彼得堡和君士坦丁堡。俄国反革命的庞然大物应当在这两个最薄弱之点受到打击。”（见本卷第37—38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继续进行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正如1848—1849年事件所表明的，沙皇专制制度是革命的死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欧洲各国的反动势力也进行了斗争，因为这些反动势力利用沙皇政府这个工具来镇压革命运动，竭力要把它保存下来继续作为反动势力的堡垒。在收入本卷的一系列文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揭露了沙皇俄国的专制制度的警察统治、沙皇政府的侵略政策、沙皇政府的外交阴谋以及西欧的许多政治活动家对沙皇政府的姑息纵容态度。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揭穿了沙皇政府冒充巴尔干各民族的“朋友”和“保护人”的伪装。他们指出，沙皇政府力图利用巴尔干半岛各民族特别是南方斯拉夫人对俄国、对俄罗斯人民的同情来达到侵略和反革命的目的。俄国在历次对土耳其的战争中取得胜利，客观上有助于这些民族反对土耳其压迫的解放斗争，但是沙皇的反动政策必然会引起争取自由和民族独立的斯拉夫民族的反对。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沙皇政府是欧洲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是俄罗斯人民以及俄罗斯帝国各民族的压迫者。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沙皇政府势力的加强对欧洲的民主力量是一个很大的危险。列宁在1909年写道：“半世纪以前，俄国一直牢固地保持了世界宪兵的荣誉。我国专制政府在上一世纪作了不少的事情，来支持欧洲任何的反动派，甚至公开用武力镇压邻国的革命运动。只要回忆一下尼古拉一世出兵匈牙利和多次镇压波兰这些事件，就会懂得，为什么国际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领袖们从四十年代起一再对欧洲的工人和欧洲的民主派说，沙皇政府是整个文明世界的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

从十九世纪后三十多年起，俄国的革命运动使这种情况渐渐有了变化。沙皇政府在本国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打击下愈是不稳定，就愈没有力量去反对欧洲的自由。”（见《列宁全集》第15卷第428页）

本卷中有许多文章专门分析了英国在东方问题上的立场。这些文章是：《乌尔卡尔特。——贝姆。——土耳其问题在上院》、《土耳其问题在下院》、《四国协定。——英国与战争》以及其他许多文章。这些文章都无情地批判了英国政府的对外政策，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着重指出的，这种政策的出发点是资产阶级贵族寡头的狭隘私利。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英国内阁的对外政策仍然体现着资产阶级贵族的英国从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作战的时候起在欧洲所起的那种反革命作用，这种作用在1848—1849年就已很明显地表现出来，当时，英国资产阶级同沙皇和其他反动势力结成联盟，极力扼杀革命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着重指出，英国的统治集团非常害怕在东方问题上与俄国冲突，因为他们担心这种冲突会转变成欧洲整个大陆的革命，这样就很容易在大不列颠的人民群众中也引起反应。英国的全部外交都反映了这种情况。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尖锐地揭发了英国统治阶级外交的传统特点：两面三刀、借刀杀人、在欧洲的多次危机中恶意挑拨、对同盟国背信弃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力求用他们反对英国当权的寡头政治的言论来促进英国进步民主力量为打倒寡头统治和改变大不列颠的对内对外政策而斗争。马克思的一组揭露性文章《帕麦斯顿勋爵》，就是为这个目的而写的。这些文章发表在《人民报》上，《纽约每日论坛报》也发表了一部分。这一组文章中有几篇还在英国以单行本形式出版。

《帕麦斯顿勋爵》是马克思仔细研究了许多外交文件、议会辩论记录和报刊以后而写的辉煌的抨击性著作。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用十分准确和幽默机智的笔法，勾画了寡头政治的最著名的代表、资产阶级贵族英国的最突出的国家活动家之一帕麦斯顿的肖像。在马克思对帕麦斯顿的评论中，包含着对英国的整个政府制度、对英国官方的整个政治路线的评价。马克思揭露了这一套制度的阶级根源，说明帕麦斯顿式的英国国家活动家最关心的是怎样使“大地主和金融巨头们的天空”一直晴朗无云。马克思以帕麦斯顿对爱尔兰问题以及对意大利、匈牙利和波兰的民族运动的态度为例，彻底揭露了用蛊惑人心的自由主义词句和对专制制度受害者的虚假同情作掩盖的英国政策的反革命性质。帕麦斯顿在口头上拥护“宪制”，而在英国本国则首先倡议施行警察措施，反对任何进步改革，在欧洲——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则支持反动的君主政府，并且讨好法国波拿巴集团。帕麦斯顿政策的特点是：奸诈、圆滑、虚伪和无耻，正如马克思着重指出的，这种政策是极端反人民的。

马克思在这一抨击性著作以及《帕麦斯顿辞职》一文中说明，帕麦斯顿和英国当权的政治寡头的其他代表人物在东方问题上所采取的也是这种背信弃义和两面三刀的手法，他们在东方问题上的政策也有反革命的趋向。不过应该看到，马克思关于帕麦斯顿是英国统治阶级利益的典型代表这一评论虽然十分准确，但是却不免在某种程度上夸大了这位英国大臣的活动的某些方面。马克思极力强调俄国沙皇政府和英国寡头政治共同的反革命意图，但是在他的这一抨击性著作中稍许夸大了帕麦斯顿看沙皇专制政府的眼色行事这一点。帕麦斯顿和英国寡头政治的其他代表人物在东方问题上的立场，不仅仅取决于害怕革命，希望利用专制制度来对付革命，而且也取决于英国统治阶级对近东抱着侵略野心，他们想夺取高加索，想削弱沙皇俄国来加强自己，这种计划在引起克里木战争方面起了不小的作用。

马克思抨击帕麦斯顿的文章利用了乌尔卡尔特的材料，当时的某些资产阶级报纸和后来的许多资产阶级文人曾利用这一点来胡说马克思和乌尔卡尔特在东方问题上的立场一样。但是，散见于本卷各篇文章中的马克思批判乌尔卡尔特立场的意见，就已经证明了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本不同意乌尔卡尔特，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笔下，乌尔卡尔特的观点是反动的。但是这并不妨碍马克思利用乌尔卡尔特言论中所引的某些事实以及乌尔卡尔特派所办的反对党的报刊来揭露英国政府。

马克思在《伦敦的报刊。——拿破仑在土耳其问题上的政策》一文和其他一些文章中，揭示了波拿巴法国在东方危机时期的立场的真正背景。马克思揭露路易·波拿巴在导致克里木战争的东方冲突中追求冒险家的目的和皇帝瘾，并着重指出，对于路易·波拿巴来说，对外冒险是维持反动波拿巴专政的手段，对外冒险可以使当时欧洲各国统治者承认他这个法国王位篡夺者是“可敬的”君主。

马克思和恩格斯针对着为了侵略把人民拖入战争的统治阶级的政策，提出了这样的思想：进行反对沙皇政府的真正的革命战争使欧洲实现民主改革，解放波兰人、匈牙利人、南方斯拉夫人和其他被压迫民族，使德国和意大利通过革命民主道路取得民族统一。他们指出，这样的战争会使法国、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反革命统治崩溃，归根到底会促使现代社会最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取得政权。

本卷还收入了恩格斯在俄国和土耳其军事行动开始后所写的一系列军事评论。在这些评论（《多瑙河战争》、《神圣的战争》）中，恩格斯分析了高加索战场和巴尔干战场上军事行动的条件、交战双方的兵力对比、双方军队的最初几次战役。这里应该看到：恩格斯的文章是在事件发生后立刻写的，没有时间和可能去全面核对来自战场的消息。例如，在恩格斯的《土耳其战争的进程》一文中，他对西诺普海战的估计就受了片面的、不客观的消息的影响。由于报道不确切，在恩格斯所写的《俄军在土耳其》、《双方军队在土耳其的调动》这些文章中，关于多瑙河上的俄军人数就采用了夸大了的数字。恩格斯很快就看出这一点，并且在后几篇文章中（见本卷第530—532、585—587页）对这些数字作了重要的订正，改变了自己对军事行动的某些估计和预测。

在收入本卷以及第十卷和第十一卷的恩格斯论克里木战争的一系列文章中，有关于战略和战术问题的很有价值的结论；这些文章很有意义，特别对于军事专家和军事历史学家很有意义。恩格斯在论克里木战争的文章中进一步解决了他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根据历史唯物主义从理论上概括当代战争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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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收入了全集第一版没有收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十三篇文章，这些文章是第一次用俄文发表的。全集第一版收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许多文章，都不是完整的，而是按照题目性质编在一起，有时还漏掉几段；在本版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文章都按当时在报纸上发表的形式刊印。

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信中多次提到的，《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随意增删他们的文章，特别是那些去掉署名作为社论发表的文章。本卷在编译过程中，发现某些文章中有编辑部添加的文字。本版中己把编辑部所作的增补放在有关的注释中。《纽约每日论坛报》和其他报纸上显然印错了的引文、人地名、数字和日期等，本卷已经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过的原始资料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档案馆的材料加以核对和订正。各篇文章的标题与当时报纸上发表的标题一致。凡是原文没有标题而由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上的，则在标题前加一星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