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1875-1883年作品汇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收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5年3月至1883年5月这一时期的著作。

列宁指出，巴黎公社失败后的世界历史时期“是资产阶级绝对统治和衰落的时代，是从进步的资产阶级变成反动的和最反动的财政资本的时代。这是新的阶级即现代民主派准备和慢慢聚集力量的时代”（见《列宁全集》第21卷第125页）。列宁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正确地估计了时局，正确地“了解了当时国际形势，了解了要慢慢开始社会革命的任务”（见《列宁全集》第24卷第64页）。

在第一国际完成了在国际舞台上团结无产阶级力量的伟大作用而停止活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当时的首要历史任务就是在各国建立群众性的社会主义的工人政党。在建立和巩固欧美第一批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依靠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和第一国际的活动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站在国际无产阶级斗争的中心，经常总结和宣传这一斗争的经验，从一切卓越的运动中吸取具体教训，突出最重要最迫切的东西。他们根据民族发展的具体特点，帮助每个国家的工人社会主义者正确地确定自己的行动路线，进行独立的、符合无产阶级阶级利益的政策。

马克思在这一时期所进行的科学理论工作是巨大的、多方面的。他十分紧张地继续为写作《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而从事研究工作，他研究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中一切最新的现象，分析了俄国有关土地问题的大量资料和美国蓬勃发展的资本主义的丰富材料，阅读了很多有关金融市场和银行的专门著作。此外，农业化学、地质学、生理学、物理学尤其是数学，也是他经常研究的对象。他还用很多时间研究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

同时马克思也没有停止《资本论》第一卷的工作，因为各国的一些社会党人在翻印这部著作，并对它的内容进行通俗的叙述。马克思做了大量的工作，对方兴未艾的工人运动在理论和政治方面提出的问题给以有充分根据的答复，在紧急关头支持这一或那一社会党同阶级敌人以及同党内机会主义者进行斗争。

在这几年，恩格斯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他继续撰写从1873年开始的一部重要的理论著作——《自然辩证法》。他在这部著作中从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总结了自然科学的各种成就，批判了资产阶级学者的那些唯心主义的、庸俗唯物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观点。在1876—1878年，恩格斯在马克思的支持和参加下创作了优秀的著作《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天才地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共产主义。恩格斯卓有成效地研究了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历史。从他写给欧美各国社会党领袖们的信件中，可以看出他对制定无产阶级政党的战略和策略原则作了非常伟大的贡献。他用了很多时间和精力通俗地说明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

本卷一开始就是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对革命理论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有重大的原则意义的两篇著作：马克思的名著《哥达纲领批判》和恩格斯于1875年3月18—28日就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哥达纲领给倍倍尔的信。这两篇纲领性著作列宁在许多著作中深刻地说明了它们的意义的基本思想，在当前这个历史时期，即苏联已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阶段、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国家正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时期，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苏联共产党及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著作中不断地汲取丰富的思想养料，在理论上武装自己，在实践中指导自己的活动。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写于1875年，标题是《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中，表述了一系列有关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根本问题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关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共产主义社会的两个阶段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完全的共产主义的基本特征的思想、关于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和工人阶级政党的思想。

这部经典著作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方面，比《共产党宣言》、《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法兰西内战》更进了一步。马克思根据各次革命的经验，根据无产阶级整个斗争的经验总结了他的国家学说，确定了一条重要原理：在历史上必然要有一个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特殊阶段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国家形式。马克思写道：“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见本卷第31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也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下，国家一定要消亡。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里国家制度”，指的是正在消亡的国家制度，即“那时有哪些同现代国家职能相类似的社会职能保留下来呢？”（见本卷第31页）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分析马克思所提出的关于“共产主义社会里国家制度”的原理时指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个原理意味着将来国家消亡过程的长期性，它取决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发展速度。至于“共产主义社会里国家制度”消亡的期限和具体形式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予以解决，因为当时还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材料。

列宁在论述国家的著作中，根据帝国主义时代和无产阶级革命在苏联胜利的时代的新的历史经验，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关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发展道路的学说。苏联共产党、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继续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工人阶级国家、关于国家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各主要阶段的任务和职能的学说。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根据科学的分析，确定了共产主义社会在初级阶段（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即社会主义）和充分发展阶段（高级阶段，即共产主义）的基本特征。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形态两个阶段的原理是马克思的天才预见。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根据他的再生产理论，科学地分析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和分配的重要特点。他驳斥了拉萨尔关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可以获得“不折不扣的”即全部的劳动产品的“思想”。马克思指出，由于经济上的必要，应该从社会总产品中扣除一部分用作社会基金，即用来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用来扩大生产、用作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等等。

马克思指出，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并根据集体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他强调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所实现的人们的平等，是指他们同生产资料的关系是相同的，即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和人对人的剥削，人们以同等的劳动得到同等的报酬。马克思揭穿了庸俗政治经济学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观念：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将实行社会产品分配的平均主义原则。马克思在批判这种观念时，从分析社会生产出发，认为分配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生产的基本条件和规律的结果。

马克思指出，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降生时忍受种种痛苦而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马克思估计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的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时还不能够废除按照每个社会成员所耗费的劳动量而不是按照人们的需要来分配社会产品的原则。“按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原则，这个原则是以已经达到的经济发展水平为依据的，同时考虑到人们还没有学会不需要任何法权规范而为社会劳动。

接着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作了天才的说明。他写道：“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见本卷第22—23页）

《哥达纲领批判》虽然是直接写给德国工人党的，但实际上它是整个国际工人运动的伟大斗争纲领。列宁谈到《哥达纲领批判》时说：“马克思的这些解释的伟大意义，就在于他在这里也始终应用了唯物主义辩证法，即发展学说，把共产主义看成是从资本主义中发展出来的。马克思没有经院式地臆造和‘虚构’种种定义，没有从事毫无意义的字面上的争论（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而是分析了可以表现共产主义在经济上成熟程度的两个阶段。”（见《列宁全集》第25卷第457页）

恩格斯1875年3月18—28日写给奥·倍倍尔的信同《哥达纲领批判》有直接的联系，这封信是为社会民主工党的全体领导者写的，它表达了两位无产阶级领袖对德国当时存在的工人组织（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合并问题的共同观点，他们都反对爱森纳赫派在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上向自己的思想敌人拉萨尔派让步。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建立统一的工人党是可能的，但是必须在一定的原则基础上实行合并，这就是说，拉萨尔派必须放弃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和宗派主义的教条，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作为合并后的党的共同纲领的基础。后来当马克思和恩格斯知道这个主要条件没有被遵守，并且为了“合并不惜任何代价”竟拟定了一个彻头彻尾机会主义的纲领草案时，他们就对这个草案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作了详尽的科学的剖析。

恩格斯的这封信有很大一部分批判了纲领草案中的一些论点，批判了从拉萨尔那里抄来的词句：所谓对工人阶级来说，其他一切阶级，因而也包括农民在内只是“反动的一帮”，批判了拉萨尔从马尔萨斯人口论中得出的“铁的工资规律”。纲领提出的唯一社会要求就是拉萨尔所主张的要“国家帮助”“生产合作社”。这就使人幻想无产阶级不必通过阶级斗争只要依靠德国反动的容克资产阶级国家的帮助就能获得解放。为哥达代表大会所准备的这个纲领，根本无视对无产阶级斗争胜利十分重要的问题，例如，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以及保持和发展这种团结的方式问题，组织工会以及工会同工人阶级政党的联系问题，对待罢工斗争的态度以及其他问题。

恩格斯尖锐地批评了与科学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所谓“自由国家”这种庸俗唯心主义的论点，所谓国家有超阶级性质的思想。因此他指出：夺得了政权的无产阶级需要利用它所建立的国家，“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就是说当共产主义社会获得胜利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见本卷第7页）。

恩格斯认为，粉碎了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巴黎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因为公社所镇压的不是大多数居民，而是占少数的剥削者，因为全体居民代替了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列宁对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中就国家问题所表述的思想作了很高的评价（见《列宁全集》第25卷第426—429页）。

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注意德国的工人运动，因为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无产阶级运动的中心已经转移到德国。他们经常帮助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给该党的领导人的信件中不断提出重要的实际的劝告和指示，要他们提防有碍党的健康发展的各种危险。

收入本卷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是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正确政治路线所进行的斗争有关的又一篇重要著作。这封信清楚地表明他们对机会主义采取不调和的态度。

德国社会民主党队伍的迅速增长以及党在工人中的影响，成了德国容克资产阶级政府的严重障碍。为了消除这个障碍，得到地主和资产阶级支持的俾斯麦，于1878年底在帝国国会中通过了一项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社会民主党受到这一打击，一切合法活动都被迫停止了，实际上党本身已被宣布为非法。对于这个打击，党的领导是没有准备的。它惊慌失措，自己就通过了解散党组织和执行委员会的决定，而不是马上进行改组，转入秘密状态，着手秘密斗争来回击非常法。政府进行种种迫害而党的领导又没有立即表现出必要的坚定性和革命性，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机会主义便很快地滋长起来。一部分不坚定的分子采取了无政府主义的立场。另一部分在党内，特别是在国会党团内占据要位的党员，竟发表了露骨的取消主义的纲领，捧出赫希柏格、伯恩施坦和施拉姆作为自己的思想家。

在《通告信》中，两位无产阶级领袖首先揭露了右翼首领在苏黎世《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上的言论的投降主义实质，这些人在这份年鉴上宣扬露骨的机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不是采取坚决的政治上的反对立场，而是全面地和解；不是对政府和资产阶级作斗争，而是企图争取他们，说服他们；不是猛烈地反抗从上面来的迫害，而是逆来顺受，并且承认惩罚是罪有应得。”（见本卷第187页）两位无产阶级领袖尖锐地指出，在无产阶级政党内，这样的观点和行为是决不能容许的。为了尽力把机会主义者排除于党的领导之外，两位无产阶级的领袖宣称：“如果他们所想的正是他们所写的，那末他们就应当退出党，至少也应当辞去他们的职务”（见本卷第183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批评了社会民主党领导方面的调和主义立场，以无比的说服力揭穿了已经暴露出来的机会主义的阶级政治基础和思想基础。《通告信》非常有力而明确地论证了党的无产阶级路线、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党的立场以及他们的革命信念。他们写道：“至于我们，那末，根据我们的全部经历，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见本卷第189页）

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态度坚决，机会主义者退却了。工人群众真正的阶级本能，两位国际无产阶级领袖的批评、劝告和帮助，纠正了德国党内的状况，使它在非常法实行期间，在遭受种种迫害的条件下，能够加强自己的队伍，整顿党的组织，利用公开的和秘密的工作方式，并把两者结合起来，从而找到了深入群众的正确道路。

收入本卷的恩格斯的《卡尔·马克思》一文，通俗地介绍了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伟大创始人、国际无产阶级领袖的生平及其学术活动和政治活动。恩格斯这篇介绍马克思的文章有助于在德国工人中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

在恩格斯介绍德国工人运动的伟大活动家、他的忠实战友和朋友威廉·沃尔弗的这篇著作中，有一系列关于德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总结。他写这篇著作，是为了使德国工人和农民记住1848—1849年斗争的革命传统，是为了介绍《新莱茵报》怎样把被剥削的农民群众吸引到工人阶级方面来的光荣经验。

恩格斯写的《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普鲁士烧酒》一文也从思想上武装了年青的德国工人党。当时德国刚刚恢复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但它不是通过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主张的那条道路，不是自下而上地通过顺利开展的民主革命来实现的，而是自上而下地在普鲁士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即军国主义国家的领导下用“铁和血”来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下，恩格斯认为自己有义务向德国工人说明德意志帝国及其政府的阶级性和反动本性，说明这个政府的主子是“烧酒业的掌柜”这些容克们，是交易所的经纪人和大企业家。

收入本卷的恩格斯的两篇文章《德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俄国的状况》（为意大利的社会主义派报纸《人民报》而作）和《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载于英国的《劳动旗帜报》）表明，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领袖竭力向工人揭露资产阶级国家的真正实质及其统治者对捍卫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的仇视态度，竭力向工人宣传这个政党的胜利斗争以及所取得的经验，竭力争取其他国家的工人给以同情和支持。

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教育德国工人和各国无产者忠于整个国际工人运动的利益，经常把其他国家所发生的事件告诉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成员，特地亲自收集材料，撰写有关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文章，在党的各种刊物上发表。恩格斯同意大利的社会主义者保持经常的联系，曾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上发表了《意大利的情况》一文（见本卷第110页）。这篇文章叙述在意大利工人中开展了社会主义运动，克服了无政府主义者影响。在此以前，他曾向意大利的社会主义者报道德国党的胜利。本卷中恩格斯就1877年德国选举问题写给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恩·比尼亚米的信，曾在上意大利联合会工人代表大会上宣读，随后又在《人民报》上发表。1878年1月，恩格斯为这家报纸写了《德国、法国、美国和俄国的工人运动》一文。

恩格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的《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一文，从辩证唯物主义和无产阶级无神论的立场出发，科学地解决了基督教的起源和实质问题。

恩格斯的《一八七七年的欧洲工人》和马克思的《乔治·豪威耳先生的国际工人协会史》都是在1878年写的，这两篇文章评述了国际工人运动的状况，分析了欧美建立工人党的斗争过程，宣传了第一国际的传统。

恩格斯在文章中提到一些说明许多国家工人运动情况的基本事实，并指出，各地工人运动不仅在顺利地发展，而且在迅速地发展，尤其重要的是，运动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发展。工人们已经有了建立自己政党的愿望。无政府主义者连同他们宣扬的关于工人放弃政治斗争和不必参加资产阶级议会选举的教条都遭到了失败。各国的工人组织和社会主义者已经找到保持联系的途径和方法。

恩格斯详细地分析了法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对他们在国家的共同命运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在积极捍卫共和国不受君主势力侵害方面所表现的高度政治觉悟，给了极高的评价。恩格斯认为，法国农民的政治情绪开始转变，丢掉对波拿巴的幻想，奋起捍卫共和国，这是有重大意义的。恩格斯号召法国工人尽快建立自己的独立的阶级组织，号召法国农民同城市工人结成联盟。

恩格斯精辟地评述了1861年改革后的俄国状况，认为俄国所处的内外条件“非常特殊，并且孕育着不仅对俄国工人的未来而且对整个欧洲工人的未来都有极大意义的事件”（见本卷第155页）。恩格斯和马克思都认为，欧洲整个社会政治环境必然改变的前景是同推翻俄国专制制度以及俄国革命的胜利联系在一起的，他号召各国工人欢迎俄国人民未来的胜利，“把它看作是向他们的共同目标——劳动的普遍解放大大迈进了一步”（见本卷第158页）。

恩格斯指出，工人阶级政党在其建立的地方，在自己的活动中，一般都遵循第一国际根据无产阶级运动的实际需要所制定的伟大斗争计划。恩格斯写道，这个计划“能够灵活地适应每个国家和每个地方的各种不同的条件，然而在任何地方又都能保持自己的基本特点，从而保证目标一致，保证为达到工人阶级自己解放自己这一共同目标而采取的方法的总的一致”（见本卷第144页）。

马克思在《乔治·豪威耳先生的国际工人协会史》一文中首先指出，七十年代后半期欧美工人运动已经蓬勃发展，而且工人自己迅速建立了社会党。马克思认为，法国工人阶级在1871年资产阶级的血腥镇压和随之而来的极端残酷的反动统治之后，又重新积极参加政治生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另一件大事就是斯拉夫人、特别是波兰、捷克和俄国的斯拉夫人积极参加国际工人运动。马克思认为，这一时期工人运动的一个可贵的特点，就是各国工人阶级之间经常地、有效地直接来往，交流经验和思想，这是第一国际多年活动的结果，它使各国无产者懂得在斗争中互相援助和团结一致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在这位“岛国庸人”乔治·豪威耳（他是英国工联主义的活动家之一，是无产阶级运动的叛徒）看来，国际工人协会的活动失败了，国际已经“过时了”。马克思彻底粉碎了豪威耳这种伪造的论断，他在文章最后写道：“由此可见，国际并没有过时，而只是从诞生的初期转入了更高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它的初步希望已经部分地实现了。在可以写出国际历史的最后一章以前，国际一定还会在它向前发展的过程中经历许多变化。”（见本卷第169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关心法国工人运动和法国社会主义者。他们直接参加制定纲领性的文件，为正在创建的党规定政治路线。当刚刚成立的法国工人党的领导人于1880年到伦敦请求马克思和恩格斯帮助他们起草纲领时，就已经能同马克思和恩格斯详尽地讨论纲领的一切问题了，并从马克思那里得到了纲领的理论部分（见本卷第264页），或者象恩格斯所说的，得到了纲领的“共产主义的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69页）。法国工人党的纲领没有德国社会民主党哥达纲领中的机会主义弊病，它对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为了促进法国马克思主义工人党的建立和巩固，帮助它从思想上同无政府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堕落为宗派主义的空想主义者的社会主义划清界限，恩格斯写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1880年）。这部光辉的著作叙述了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理论基础，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原理。恩格斯追溯了哲学发展的基本阶段，表明了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准备过程，以及社会主义如何因马克思的两大发现——唯物史观的制定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创立而成为科学。

恩格斯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根本对立，指出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历史作用及其弱点，并说明了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前提。

恩格斯在这部著作的最后一章中证明，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才能解决。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把生产资料变成公共财产，因而使生产资料的社会性有充分发展的自由，使社会生产有可能按照预定的计划发展。人们掌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并自觉地运用这些规律来为社会及其全体成员谋福利，这就是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恩格斯说道：“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见本卷第247页）(www.xing528.com)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是恩格斯在向工人和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所作的非常重要的贡献。

马克思曾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的法文版专门写了导言。马克思在导言中称恩格斯是“现代社会主义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并介绍了恩格斯的生平及革命活动的主要事迹。马克思称《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见本卷第259、263页）。

收入本卷的马克思为法国社会党人草拟的《工人调查表》，共有一百个问题。这许多问题有助于全面地弄清城乡男女工人的生活和斗争的经济条件、体力条件、智力条件和道德条件。进行这样的调查，就能够确切地查明和揭露剥削工人阶级的种种形式和方法，从而使无产阶级政党能够根据十分确切的事实材料来领导工人运动。

《平等报》（法国工人党的机关报）编辑部请求马克思允许刊登他的《哲学的贫困》一书，马克思同意转载，并且为此专门写了一篇简短的引言，他指出《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可以“作为研究《资本论》……的入门”（见本卷第248页）。

恩格斯在法国的社会主义刊物上、特别是在法国工人中威信很高的对传播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起很大作用的《平等报》上发表文章，证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积极参加了法国的工人运动。恩格斯在《平等报》上发表的一篇论述德国的著作（《俾斯麦先生的社会主义》），撕下了俾斯麦的假面具。俾斯麦把他所推行的、只有利于统治阶级的措施——如实施关税率，把最重要的铁路变成帝国政府的财产——叫做“社会措施”。恩格斯的这篇著作揭穿了俾斯麦的蛊惑宣传，使年青的法国工人党受了一次很好的政治教育。这篇著作驳斥了某些人认为在保持家本资和地主的阶级统治的情况下也可以前进到社会主义的谬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同右倾机会主义的种种表现作斗争，认为它是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对工人阶级直接影响的结果。他们激烈反对歪曲无产阶级学说的革命原则的种种企图，同时还经常注意国际工人运动中存在的另一种危险——宗派主义以及同它相联系的、信奉脱离生活的教条和只需死记的教条的学理主义。教条主义总是妨碍创造性地运用和进一步发展革命理论，阻碍工人运动的顺利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批评得最多的是英美社会党人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表现。他们坚持不懈地号召英美社会党人接近工人群众和工人运动，根除自己组织中的宗派主义情绪。

收入本卷的恩格斯曾经在英国工联刊物《劳动旗帜报》上发表的十一篇文章（《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雇佣劳动制度》、《工联》、《工人党》等）是无产阶级领袖越过有机会主义思想的首领而直接面向工人群众的光辉范例。

这些文章的理论内容极其丰富，文体也十分明白易懂。恩格斯向英国工人说明，单有工会组织是不够的，工会组织的任务只是进行争取提高工资和缩短工作日的经济斗争。恩格斯揭示了马克思所创立的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实质，证明必须为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工人阶级的政权而斗争。他号召把工会变成群众的战斗组织，此外，还要建立领导这种组织的工人阶级的独立的政治组织——无产阶级政党。

在《必要的和多余的社会阶级》一文中，恩格斯号召英国工人要认识自己的伟大历史使命，要准备成为自己所创造的财富的主人，要亲自管理社会物质财富生产的整个过程。他写道：“我们现在的社会的经济发展，愈来愈导致积聚，导致生产的社会化，使生产成为不能再由单个资本家来管理的大企业……但是老板不能做的事情，工人……却能够做而且做得很成功。”恩格斯得出结论说；“由此，我们看到，我们不仅能够不要资本家阶级干预而把本国的大工业管理得很好，而且他们的干预愈来愈成为一种祸害了。”（见本卷第318页）

在七十至八十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关心美国的发展。马克思特别注意美国经济异常迅速的发展，资本的空前积聚过程，以及掌握了工业、商业、地产、铁路和金融的大公司日益增长的力量。恩格斯也要欧洲社会党人注意美国资本空前迅速积聚的过程，他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还发表了一篇专门论述这个问题的论文（见本卷第337页）。

极其迅速进行的资本积聚过程，日益增长的“垄断势力”以及大公司的影响，使马克思和恩格斯深信：美国的工人阶级、劳动者必然要同这个强大而无情的势力发生面对面的冲突，要想术消灭大资本的权力而能改善自己的状况，那是一种妄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中指出了美国经济迅速发展的种种原因，并得出结论说，在这里，未来也将属于与神话般的资本积聚现象同时增长的、人数众多的美国无产阶级。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断积极地帮助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同时还继续进行他们的科学研究工作。《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遗稿》部分收入的《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文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用社会主义的漂亮辞句来投机的瓦格纳实际上是为德国资产阶级和容克效劳的学者。马克思在批判瓦格纳（政治经济学中的所谓社会法律学派的代表）的论断和结论时，在这篇评论中表述了价值理论的极重要的原理，解释并发展了《资本论》第一卷所阐述的有关部分。

马克思在这篇评论中作了一系列的概括，概括了他对商品、对商品“二重存在”的基础即生产该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所作的分析，这种劳动是一种“有用劳动，即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的具体形式，和抽象劳动，作为劳动力消耗的劳动，不管它用何种‘有用的’方式消耗”（见本卷第414页）。马克思对照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谈到使用价值在他的分析中起什么作用，他指出，在他的分析中，使用价值“始终只是在这样一种场合才予以注意，即这种研究是从分析一定的经济结构得出的，而不是从空谈‘使用价值’和‘价值’这些概念和词得出的”（见本卷第414页）。

马克思以上这些话有力地回答了伪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资产阶级学者和修正主义者，他们顽固地重复自己的老“调”，硬说马克思创立了一种与资本主义现实相矛盾的“抽象”体系。马克思在《评阿·瓦格纳的书》一文中无可辩驳地证明，他所研究的并不是某种纯粹抽象的、纯粹逻辑上的过程，而是现实经济情况及其在思维中的反映。

本卷载有恩格斯的三篇手稿。其中一篇（《对一页〈公社史〉的意见》）论述了巴黎公社前夕的法国历史，十分有根据地分析了普法战争中的军事事变和梯也尔于1870年秋天同普鲁士人缔结叛卖性的停战协定的谈判。

《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和《法兰克时代》这两篇手稿是一个鲜明的例子，说明恩格斯在研究问题时对研究对象了解得多么全面，对历史材料分析得多么深刻。

恩格斯在《法兰克时代》一文中，说明了产生上地私有制的条件是怎样造成的，地产的集中过程是怎样进行的，大封建地主阶级和依附于他们的农民阶级是怎样产生的，国家权力是怎样形成的，以及法兰克人的国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恩格斯非常注意语言学和语文学。他深邃地研究了语言学的基本问题，对当时各语言学流派的情况十分了解，他仔细研究了这方面的书籍，特别是有关日耳曼语、罗曼语和斯拉夫语的比较语法问题的书籍，并对语言学进行了专门的探讨。恩格斯论述法兰克方言的著作，是把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语言学的典范。

恩格斯于1882年发表的《马尔克》一文是同他研究古日耳曼人的历史有直接联系。关于这篇著作，恩格斯写信告诉倍倍尔：“这是几年来我研究德国历史的第一个成果，我感到十分高兴的是，我能够首先把它献给工人，而不是献给书呆子和其他‘有教养者’。”（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416页）恩格斯在《马尔克》这篇言简意赅的文章里，分析了日耳曼的土地关系发展的一般道路和农民的命运。

恩格斯在论述马尔克的这篇著作中再一次证明，马克思和他所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要顺利发展和取得胜利就必须实现工农联盟的思想是正确的。他在这篇著作中宣传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即不仅在工业中而且在农业中过渡到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生产都是不可避免的和必要的。恩格斯在《马尔克》一文中指出，只有过渡到集体所有制，才能保证农业生产者（农民）能够组织并顺利发展大经济，利用大经济的一切优越性（使用机器，采用科学上和技术上的成就等），从而为建设共产主义新社会作出创造性的贡献。

收入本卷的许多著作都以不同方式提到了俄国，估计到俄国的状况和作用，以及国内日益增长的革命运动。俄国成了日益发展的全欧事件的链条中不可分割的一个环节，它正处在伟大的革命转变的前夜。1878年1月，恩格斯在《德国、法国、美国和俄国的工人运动》一文中对意大利的社会主义者写道：“俄国这个国家，在最近的将来会起最重要的作用。”（见本卷第133页）一年以后，他又指出：“几年以来，我都要求欧洲的社会党人注意俄国的状况，在俄国，有决定意义的事件正在成熟。”（见本卷第171页）

在专门论述俄国和写给俄国读者的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一般理论见解和政治见解，是惊人的丰富，这是他们清楚了解俄国现实生活中具体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的结果。

七十年代的俄国正处在由落后的半封建制度向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过渡的转变时期，这是社会对抗蓬勃发展、革命力量不断增长的时期。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指出的，俄国当时处在极其伟大的革命的前夜，这个革命的结果必定具有深刻的国际意义，这首先意味着为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从七十年代最初时起，马克思就着手对有关俄国土地占有制和整个土地关系的原始材料进行专门的研究。对俄国经济、特别是对农业生产的分析，在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的准备材料中占着重要的地位。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的序言中写道：“由于俄国的土地所有制和对农业生产者的剥削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因此在地租这一篇中，俄国应该起在第一卷研究工业雇佣劳动时英国所起的那种作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1页）

马克思通过他和俄国的社会政治活动家们在社会、文学和友谊方面的广泛联系，获得了大量的俄文书籍、各种文件和杂志论文。很多极其宝贵的各种各样的资料，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他们同俄国革命者、同俄国科学界和文化界的代表人物的直接来往得到的。同俄国新闻记者的广泛通信也使马克思和恩格斯更加了解俄国。从洛帕廷、拉甫罗夫、德米特里耶娃-托马诺夫斯卡娅、丹尼尔逊、卡布鲁柯娃、柯瓦列夫斯基、普列汉诺夫、查苏利奇等人的信件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到很多极宝贵的资料。

马克思根据俄国的材料研究了俄国土地所有制和地租问题，随即又进一步熟悉有关俄国和俄国人民的生活和发展的种种材料。通过俄国优秀的社会经济著作和卓越的文学艺术作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一生中对俄国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所以他们就能看到，俄国人民的革命自觉性是怎样提高的，对剥削者的反抗是怎样不断增长的，反对沙皇制度、反对政治压迫和社会压迫的人民斗争是怎样发展起来的。恩格斯可以有充分理由说，他不知道有哪一个人能象马克思那样清楚地“了解俄国的国内事务和国外事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516页）。

在本卷发表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1877年11月）中，马克思谈到俄国“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明显趋势，谈到俄国在1861年以后的时期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同时他驳斥了民粹主义者米海洛夫斯基在《卡尔·马克思在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一文中所强加给他的观点，说什么他和俄国自由派一样，也认为俄国必须立即消灭农村公社，以便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

马克思坚决反对把他的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理论变成“万能钥匙”，似乎用它可以决定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命运，而不问其历史环境如何。为了回答俄国是否要越过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这一问题，马克思要求人们首先对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材料进行全面的研究和分析，并估计到俄国所处的历史环境。马克思在1877年曾设想，推翻沙皇制度已为时不远。俄国革命会给西欧无产阶级的胜利创造有利的环境，而西欧的无产阶级又会帮助俄国越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马克思的这种设想同民粹派的不发展大工业而只依靠公社就能直接跳到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幻想，是毫无相同之处的。

本卷发表的马克思1881年写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另一封信也谈到这个问题。马克思认为，俄国的人民革命只有得到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才能肃清从各方面排挤俄国农村公社的“破坏性影响”。马克思主义认为，在某种相应的历史情况下，某些民族是可以走上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的；上述两个文件中提出的这一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理论意义和巨大的历史现实意义，已为实际生活、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革命实践所证实。

1881年2月16日查苏利奇写信给马克思，谈到《资本论》在俄国社会党人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命运的争论中所起的作用，并且代表自己的同志即俄国“革命的社会党人”请求马克思谈一下他对这个问题、特别是对公社问题的看法。马克思在接到这封信（以及“民意党”执行委员会从彼得堡寄来的另一封同样的请求信）之前，曾下很大功夫研究俄国的社会经济关系、俄国农村公社和内部制度的状况。在接到这些请求以后，他又进行了大量工作来综合以前研究过的材料。

从《遗稿》部分所载的马克思给查苏利奇回信的几个初稿可以看出，他在作出最后的比较简要的回答之前，对于每一个说法都进行了仔细的推敲。他在事先拟好的几种复信中表述了一系列的原理，涉及的问题有：原始形式的集体生产的性质，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可能性和条件，农村公社解体的根源及其在俄国“得救”的条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危机，农民受剥削的各种形式，土壤贫瘠和土地肥力递减的种种原因，“农业中大规模组织合作劳动”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以及有利于在俄国实行土地“机器耕种”和合作劳动形式的各种情况。

对于广大读者和各国共产党来说，马克思给查苏利奇的几个复信初稿中所包含的思想，不仅具有重大的科学意义，而且在政治上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本卷发表的《关于俄国一八六一年改革和改革后的发展的札记》一文，在现有的马克思论述俄国的大量手稿材料中占特殊的地位。从札记的内容可以看出，马克思在写这篇《札记》（1881—1882年）之前，就已经着手对他所研究的俄国社会经济发展情况进行总结，对他所积累的材料进行分类和综合。《关于改革的札记》一文与马克思笔记中其他有关俄国的材料不同，这篇札记整个说来，是马克思自己对问题的叙述，而其他一些材料大部分是他所研究过的资料的摘录以及对这些摘录的评语，也有些材料是他的读书提要和自己的见解。

《关于改革的札记》一文是马克思对我国进行深入研究的明确结论，它体现了作者晚年的创作活动，表明了无产阶级伟大领袖对俄国人民及其状况和斗争的态度。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写给1881年3月举行的斯拉夫人大会的信中指出，亚历山大二世被刺是日益迫近的俄国革命的征兆之一。那时他们已经预见，不断发展的俄国革命一定会继承巴黎公社的事业，因此他们欢迎即将到来的“俄国公社”（见本卷第270页）。

两位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在1882年1月21日写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的序言中称俄国是“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队伍”。用列宁的话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俄国革命及其伟大的世界意义充满了极其乐观的信心”（见《列宁全集》第12卷第360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国际革命运动顺利发展的观点，对波兰问题进行了研究。本卷所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几个文件，特别是《致日内瓦一八三〇年波兰革命五十周年纪念大会》，都是谈论波兰问题的。

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与世长辞了。本卷所发表的恩格斯的几篇文章——《马克思墓前悼词草稿》、《卡尔·马克思的葬仪》、《卡尔·马克思的逝世》——都是为纪念这位国际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和领袖而写的。这些文章对马克思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革命活动的世界历史意义做了经典性的评价，这些文章还包括各国对马克思逝世的反应，以及恩格斯对他的伟大战友和朋友死后遗留下的遗稿的初次报道。

马克思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功绩在于，他在历史上第一次创立了真正科学的社会发展理论，用科学的分析证明了资本主义崩溃和共产主义胜利的必然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无产阶级的科学的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而为共产主义奠立了理论基石。恩格斯指出，马克思把科学看成“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见本卷第372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创立了科学的共产主义，而且把它同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联系起来，从而把理论变成了对社会进行革命改造的强大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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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收入了全集第一版没有收入的七篇文章。其中有马克思的《关于〈哲学的贫困〉》和《关于俄国一八六一年改革和改革后的发展的札记》，恩格斯的《德国、法国、美国和俄国的工人运动》、《德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俄国的状况》、《两个模范地方议会》、《品特是怎样造谣的》以及恩格斯在一八六三年波兰起义纪念会上的演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有三篇文章是第一次用俄文发表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各篇文章的标题从原文或生前发表时所用的标题，凡是原文没有标题而由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上的，则在标题前加一星花。